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是中国复兴的关键一跳

引子

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作为一个国家战略，已然登台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近期，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明确航天科技、中国石油、国家电网、中国三峡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移动、中航集团、中国建筑、中国中车集团、中广核等10家中央企业为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

多年来，我国中央企业及部分地方国有企业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和实力。

但正如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指出：“一批大企业不仅规模达到了世界级水平，而且在技术、管理、国际化水平等各方面也在努力走向世界前列，具备了培育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基础和条件。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国有企业同世界一流企业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无论在管理、技术、核心竞争力上，还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一句话：我们有差距要追赶。

国务院国资委把世界一流企业的核心特质归结为三个三：

第一个三，三个领军。做到三个领军就是要成为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军企业，成为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的领军企业，成为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

第二个三，三个领先。做到三个领先就是要在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领先，在净资产收益率、资本保值增值率等关键绩效指标上领先，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品质上领先。

第三个三，三个典范。做到三个典范就是要成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典范，成为履行社会责任的典范，成为全球知名品牌形象的典范

这三个三，跳脱了世界五百强式陈腐话语，也摆脱了用一堆复杂的财务指标去度量企业，但却没有追求直接面向灵魂发问。

一、风云突变，天降大任

中国企业在成为世界第二的时候，也随之进入了无人区，这时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推动和实践这一伟大的实际课题，不是培育拔尖企业的必须，更是在无人区引领中国企业跋山涉水，走出因无模式，无路径，无参照，以及因更多国家，经济体和贸易组织视中国为竞争者导致的的无人区不适症，中国企业必须加大自主创新，自主发展力量，更好的适应无人区，在无人区中走出中国道路2.0版。

这时候，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不光是在中国这个大船上找出标杆，派出几个探路者到天际线去替举国找路子，探未来。这些马前卒，先行者作为榜样还会带出一种更磅礴的发自中国经济深处的力量，从而众志成城。

我们不是在平地上，悠闲从容的打造世界一流，是在复杂环境中，约束条件下，环境友善度降低的大背景下，一边调整与世界各国关系，一边打造中国道路与模式的一系列动态调整中，探寻在这种复杂背景下的前无古人的世界一流企业打造之路

在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第十轮刚结束，第十一轮即将开始时，特朗普在推特翻脸，要在5月10日对中国增加关税。消息一出，国内外股市一片震荡，足以证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摩擦能够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

享受过人口红利，闷声发展数十年的中国，随着公开数据的不断披露，实力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也逐渐被西方视为“中国威胁”。在这样的外界环境下，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处置方式。

1.中国全球关系重新塑造

一是我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将成为决定性的力量。我国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优质产品与服务、支撑平台与应用工具，直接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二是我国首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得到众多国家的认同，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等载体，我国将在引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作出创造性的巨大的贡献。

三是我国在世界重大难题解决和关键领域发展上将成为排头兵。依据我国制度的独特优势和自身经验，在未来发展中，我国将在世界许多重大共性难题的解决上、在关键领域的发展上体现出比较优势和创新活力，从而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中国突破原有国际分工格局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我国正持续不断的挑战国际分工的原有格局。在航空航天、高端制造、信息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已经打破欧美原有的产业领导者地位，我国企业正逐步向价值链高端聚集。

近年来，美、欧经济体“再工业化”、工业4.0等国家战略的确定也彰示着我国企业与欧美企业的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由成本竞争逐步向技术、管理、经营模式等全方位的竞争，我国企业正处在重塑国际分工的关键时期。国家之间的竞争逐步演变为一流企业为核心的经济生态之间的竞争。

3.关键技术、重点领域进口限制不断增强

美国具有在“出口管理条例”清单中逐步提升中国机构、部门数量的可能性，乃至于禁止中国公司投资美国科技公司，以阻止中国在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电动汽车、新材料、生物工程、传感与激光、船舶与海事设备等高科技域的技术进步。此外，欧盟对华高技术出口的限制，长期未实现显著放宽；这将导致国内资本在发达国家部分领先产业的布局持续受限，进而影响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进程。

4.国际金融秩序在震荡中重塑

一是人民币助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美元霸权地位出现松动，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凸显，我国及我省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将享受本币带来的红利。

二是国际金融治理变革拉开序幕。亚投行的启动打开了美元霸权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缺口，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新兴经济体话语权，也为破解亚洲高储蓄难题提供了新方案。

三是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对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形成冲击。美联储已开展渐进式缩表和持续加息相关计划，但金融市场正处于脆弱平衡状态，全球主要经济体调控政策将在巩固复苏和预防通胀中反复徘徊，预期分歧、利差扩大则会进一步加剧全球金融市场风险，给我国及我省企业金融市场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5.全球新兴科技突飞猛进

全球新兴科技研发与应用都进入井喷期，新兴科技已形成一种新经济形式，也对其他经济带来了重大的改变，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技术变革周期频度越来越高，产业重构颠覆性越来越强，产业洗牌力度越来越大。

二是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初露头角。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会促进资源集聚、创新加速和相关技术的扩散应用，并且能够引导预期和投资，成为我国及我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三是新技术发展改变了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值。各经济体在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形成原产地印象，构建了各经济体或企业的资源禀赋优势。

四是科技对全球经济带来革命性改变。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的新经济模式蓬勃发展，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以数据和技术为驱动的金融科技正在重塑整个金融行业的生态格局，为我国企业带来新生命、新曙光。

在这样一个风云激荡大背景下，各种潜伏，孕育已久的矛盾叠加纠缠，之前友好友善的环境出现了翻脸，警惕，乃至遏制中国，至少要让中国的发展不舒服，给中国发展添堵，添恶心。

越是如此。越需要定力，越需要办好自己的事。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更要深化，要带领各界共同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的新路子。

要摆脱路径依赖，要在新的友善度降低的环境下，走出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其中，作为探索新路子中承担多种独特角色的世界一流企业生态群（由世界一流企业，区域及行业领军企业，独角兽，瞪羚企业，创新小微企业等多个层层构成的一个金字塔形群体）承担着特殊任务和角色。

在这个生态群中，作为领头羊的世界一流企业，该如何认识这个追求，该形成怎样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该如何去培育一个有利于世界一流企业出现和发展的环境，该怎么去推动这项工作，该做怎样的舆论环境和公共产品去服务他们的发展，就成了一个紧迫而现实的挑战。

二、艰难跋涉的探路者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GDP由世界排名第十五位上升至第二，中国速度、中国创新、中国制造、中国力量、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创造、中国标准，中国的字眼在世界范围内绽放着红色的光芒。但回望这段激昂历史，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在大多数时间里都在追赶，都在学习，都在走发达国家走过的经济发展、企业创新、科技研发之路。

但时至今日，作为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作为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模式已经走进“无人区”，开始由跟随式发展逐渐转变为探索式创新发展。不再有人给予方向上的指引、模式上的经验，中国必须自己创新一套全新的发展模式，在“无人区”特立独行，一边突破，一边试错。世界一流企业，便是中国在这一摸索进程中所提出的“中国概念”、“中国创新”。

在旧有的市场与模式中，老牌国际一流企业不可能让出已经占据的位置与份额，中国企业又不可能通过传统意义上的肉搏战、阵地战，来竞争原有世界一流企业的位置。对中国企业而言，此类肉搏、强攻、艰苦的斗争，既是性价比不合理的策略，又会使得中国企业在竞争中被老牌资本主义企业带到沟里，被引导至旧模式、旧路径、旧主张、旧价值观。

在尚未行进至“无人区”的时候，中国一直被限制在西方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所制定的游戏规则中，为了打破这种禁锢，高层创造了若干更前瞻、更具时代责任的主张，比如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中国要从经济总量的世界第二要走向“质”“量”结合的世界第一，不仅要从GDP总量上追求更高更强，更要在综合国力、国际地位、投入产出比、人民幸福指数等方面走向世界前列乃至世界第一。这就要求中国要有一批能够打开中国品牌、支撑中国主张、证明中国四个自信的典型代表。

履行这些主张、肩负这些任务的基层主体不是人而是中国企业，且必须是在公司治理、战略规划、组织运作、绩效评价、生态链打造、资源获取等方面迥然不同的、有着更大先进性和突破性的新型组织。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国企党建工作会上指出，国企要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在中国企业肩负如此宏大的任务后，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规划就油然而生了。

倘若在更高的层次上讲，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也是中国与各国构筑新型国家关系的必须。尽管中国发展速度足够快，但在现代国际社会上，我们依然是相对落后的参与者，发展时间晚、起步基础低，优质资源、开放市场、知识产权、科创人才、贸易节点、金融工具都被发达国家及以发达国家为依托的跨国公司所控制，换言之，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掌握了话语权，掌握了最关键最重要的资源。

国际社会从来不是公平的，在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主导下，中国想获得平等的发展权，要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与中国贡献、责任相当的资源与机会都是不可能的。这时候中国就要对原有世界规则进行积极地优化和完善，积极争取中国应有的发展权和规则制定权，而想要参与国际规则优化与重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优化国际治理，就必须要有一批中国企业来承担以上责任，把中国主张承担起来、落实下去。世界一流企业就是中国向世界展现自己实力的大旗，是从微观上承担这些任务的责任主体。

在过去的改革发展路上，中国通过庞大的人口数量、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积极的有为政府和积极进取的改革开放动作，压缩式地推进了大国崛起的进程，但同时，在科技、人力资源、话语权等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难以短时间突破的硬性壁垒、强大阻力、刚性瓶颈，中国必须组织足够大的力量来进行靶向关联式突破。这些突破，一方面需要较长时间、较大密度、较为完整的计划，另一方面，也需要足够的实力、财力、创新能力来支撑这些突破。

结合世界一流企业特征与标准分析，华彩认为培育世界一流企业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发展理念、全球化生态链建设、全球高端要素配置、全球运营管理等方面。

（1）新时期发展理念需突破

（2）全球生态链建设待加强

（3）转型急需的高端要素需配置

（4）转型导向的产业升级待加速

（5）高水平资本运营能力需提升

（6）新发展阶段也伴随变革挑战

这些挑战，即是中国上台阶的必然阻力，也是横在中国旧路子上的若干拦路虎。我们用老路子去闯这些关卡，阻力和摩擦会越来越大。这时候，恐怕必须要走新路子，谋新模式了。

为了走出新路子，新模式，我们必须打造一些在关键问题，核心矛盾，重大挑战上做出较大创新和突破的榜样或标杆，来引领无人区创新，来鼓劲，来探索，来找方向，找模式。

这些模范和标杆的培育，已经迫在眉睫。

三、回首过去，问题丛生

过去我们也曾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但其中出了什么问题？

在之前，各行业各领域，中国企业争做世界500强，主动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持续推进创新升级，继续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持续做强做优做大，向加入世界一流企业阵营迈出坚实步伐。

中国企业500强实现营业收入71.7万亿元，突破70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11.2%，增速提高3.6个百分点。中国企业500强共投入研发费用8951亿元，增长21.6%；拥有专利95.6万件，较上年增加29.6%。

整体看来，现有对世界一流企业的评价标准多着眼于销售额、市值、信用等级、质量等相对简单的层面，未能全面衡量企业发展的各方面因素。而中国所提出的世界一流企业之路，是新时期重大扭转和重大突破，必须坚决扭转之前的若干迷思，悖论和逻辑冲突。

截至目前，现存的97家中央企业经过近十几年的持续改革，已取得骄人成绩，在世界五百强以及中国五百强中，各地区省属、市属国企也已经展现出独有的优势与实力，体现了令国际社会印象深刻的特征优势，种种佳绩已有太多人夸赞，本文不再锦上添花，但结合前文，笔者想要用世界一流企业的眼光来看，目前的中国企业，是何发展状态？又将走向何方？

迄今为止大多数的大型国企已经拥有了与大型跨国企业类似的规模，且大多已经展现出产业链条长、营收与财务表现较优等优势。尤其是央企，普遍形成了相对国际化的格局，其国际收入越来越高，国际化经营质量越来越优秀。

据统计，央企在2018年的外媒相关报道量高达6.6万余篇，海外社交媒体整体开通率高达47.9%，央企总部集团脸书账号粉丝总量超千万。据2017年数据，中央企业境外资产规模已超过6万亿元，分布在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参股、投资或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合作共建了1576个项目。

但对大多数央企而言，这样的成绩虽比以往优秀，但与国内的规模相比，反差极大。在国内行业领军度高，在国际上话语权旁落，反差极大。而对于大多数地方国企而言，走出去的战略部署做的还不够，或者说还没有做到格局高、视野广、范围大、规划强的地步。

首先，目前的国企走出去战略，基本都是基于中国优势进行外溢，将中国大量的成功项目经验，进行横向延展化，这与当今全球一流企业的认知是有差异的。基于国内经验的国际化战略，导致与国际竞争有关的国际规则制定权、话语权较弱或旁落，对战略性资源与产品的定价权不足，在国际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及核心技术把控方面尚有较大的改进空间。依托中国优势、中国资源的国际化推进固然有助于国企的走出去战略，但是缺失了当地化、差异化，反倒在国际化进程与树立国际化形象进程中滞步不前。

其次，国企的组织与制度创新能力有较高提升空间。依托于国内总部，将海外市场作为事业部，任命专职副总裁来管理，仍以中国业务为核心，依然是大部分国企组织管理的现状。事业部式的海外市场管理模式在规模较小时尚可，但在海外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的情况下，严重阻滞着这些企业朝着世界一流企业的方向发展。更不要说在组织管理边界的明确、组织要素的开放、企业运行制度的创新等方面，既受体制机制约束，本身也有创新不足的嫌疑。

再次，经营理念与发展哲学普遍落后。国企虽在国际上进行广泛布局，但国际视野不足，狭隘于国内业务市场，对业内前沿问题关注不足，对技术突破性认识不足。公司治理、绩效评价、管理层激励等世界一流企业的标准化特质，尚未成为国企发展的重要制度支撑及动力。内控的严谨性、风险管理的动态性以及针对不确定性的全覆盖性管理仍然是国企发展的较大的软肋，并购及并购后整合仍然是国企需要打赢新时期的重大战役。

从次，国企的创新工作鲜有世界级亮点。基于中国国情特色的企业文化普遍是国企的优势，这种优势比较适合国内运作及旧常态，在新常态和国际化大背景下，在互联网化智能化的冲击下，这种文化优势也有些被边缘化。建设体系性的基础科研机构，开放性地获取全球科技因素，积极将科技及金融、商业模式等创新因子融入到组织内部，使组织产生综合又具备活力竞争力，仍然是国企接下来要打的攻坚战。

科学的绩效评价仍然是国企打造世界一流企业路上的拦路虎。如何解决做强做优做大之间的辩证关系，如何把国企的社会责任、行业领导、变革推动、全球经营、国家责任落实与财务收益指标平衡起来，如何把保值增值的单向考核国企多层次战略功能结合在一起，仍是此次改革的重大难题。

话语权是国际竞争中的关键要素。如何推动融入、优化乃至创新原有的贸易体系、金融体系、产业链乃至生态链体系并构建国企自身在其中的话语权与优势，是此轮极具讨论意义的关键问题。

四、高格局的顶层设计迫在眉睫

1.高格局顶层设计可以打破很多悖论，引导系统形成系统智慧。

在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过程中，各地由于地理位置、行业生态、政策环境等方面均有所不同，那么应该按照何等原则进行世界一流企业扶持呢？应该形成一个顶层设计。

突出特色，靶向塑造。各地基于本地区的工业结构特征，如轻重工业优势差异、制造业突出、互联网情结重等，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找到并强化地区路线图与地区定位，远交欧洲，近联亚洲，布局自贸区。同时要结合原有地区发展规划打造相应的政策网络。

聚焦资源，重点突破。坚持全地区产业一盘棋和国有企业分类指导相结合，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针对地区产业结构的现实情况，聚焦世界一流企业培育发展方向，确定少数重点培育企业，促进地区优势或高潜力产业等对全地区产业有广谱带动力的战新产业推进深度发展，同时统筹各种资源的聚焦注入，力争实现率先突破。

多措并举，综合培育。大力促进并购，加大混改深度与力度，大力促进企业内生改革与创新三手齐抓：打造地区国企民企联合的并购基金，多种方法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地区直属集团本级公司层面混改，力争把多个地区直属集团通过混改改造为具备较大产业带动力的强势产业链乃至生态链；大力促进企业内生改革与创新也是一个重要动力，立体推进。

发挥优势，深度开放。清醒认识地区未来战略性机遇和政策潜力等地区发展红利，以更大的力度深度推进全面开放，对外对内开放，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抢点自贸经济并发现新价值增长极，非经济圈地区要进一步多维多层主动对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区域经济圈，谋求核心领域的主导地位；积极促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中央企业及海外企业的多触点交流与合作，打造优势互补、共享共担的新格局。

2.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是以点带面的杠杆解。

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是我们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一招，是我们改革发展举措工具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全世界而言，中国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意义深远。这一战略举措提醒了全世界，在现有的世界格局下，国家的崛起不是在原有规则用市场方式来竞争，而是在适应世界的同时积极改造世界，在优化现有贸易体系的过程中积极改造和升级，在满足国际贸易需求的过程中最大化地推动人民生活方式变得更美好、更福祉化。

中国高层领导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国家崛起过程中，事实上是国家品牌、人文理念、管理思想、治国理念全方位宣传和逐渐被认可的过程，而这种全方位宣传与认可，依靠国家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中国适应世界及世界适应中国等一系列的世界关系重塑，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同时最大程度维护与各国间的友好关系，既需要我们在国家战略上进行宏观操控，也需要中国的世界一流企业来完成微观意义上的调度与组织。

在十八大提出、十九大明确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建嵌入公司治理等种种举措，都显示着，中国正在尝试打造一种全新的高外部型组织，这种企业能不能做好做强做优做大，能否实现世界五百强的跨越，能否打造一批规模大、影响力大、带动力大、创新力大、对原有的旧模式冲击大、对新模式新价值的支撑大的世界一流企业及其群落，绝大多数人都在等待，都在观望，都在期待。如果中国能在这方面取得进步，其意义不亚于上一轮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中国先是富起来，如今要强起来，应有世界一流企业在其中的背书。

世界一流企业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其本身。在任何国家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过程中，都是先打造行业一流，随之孕育以行业领军企业、独角兽、瞪羚、创新小微等企业为主的生态经济群落，构成一个以世界一流企业为尖、创新型小微企业为底的金字塔结构。世界一流企业生态群落的整体崛起，对国家振兴具有非常大的意义。言之，国家绝不是一个人在作战，需要若干世界一流企业及其群落来支撑、助阵。

打造世界一流企业还能够倒逼行业去除垄断、促进企业开放、形成社会容错氛围、鼓励企业家冒险，形成对新思维、新模式的友好宽容风气，促进风险投资机构的踊跃、鼓励，激起创新者的崛起与担当，让创新者和改革者有足够的获得感，

不仅如此，促进世界一流企业还是个开放的过程，通过混改、并购、合作、建立生态圈等多种方式，用消费升级、改革红利、中国模式、大国崛起的关键时间与窗口期来，让国企、民企、外资和各种混合所有制企业搭中国顺风车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来享受中国发展红利。只要客观上能促进中国美好，推动中国发展，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都可以将之称为世界一流企业。

3.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优势在我们这边。

倘若用最简单的话来讲描述我国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一片沃土，华彩认为无外乎以下四点：

一是中国消费。中国强大的内需仍然是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最重要的依靠，也是所有想在中国成为世界一流的企业的关键资源。

二是雄厚基础。国企现有的发展基础、企业规模及在过往改革中的成绩是其打造世界五百强的基础和信心来源。

三是国家外交。中国与世界正在构筑新型关系，中国积极开放的外交政策，为世界一流企业的打造提供了较大的外部空间和发展拉力。

四是改革浪潮。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智能化革命和区域规划革命，城市发展革命或五位一体革命建设，是中国企业进行开放、创新的最大动力。

五、风景这边独好

中国具备独有而高养分的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条件。中国企业想要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既享受着诸多助力，又面对着艰难险阻，细分来，无外乎以下几类。

1.环境条件

一带一路：中国企业正走在一条大发展、大改革、大希望的高速公路上，而这条改革之路又和“一带一路”的国家开放战略互为支撑。“一带一路”让民企、国企，特别是大型央企，从聚焦国内转向放眼世界，从国内发育转向世界竞争，并为他们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竞争，提供了最稳妥的发展环境。因为“一带一路”，所以很多企业开始走出去；因为“一带一路”，所以很多企业在走出国门最脆弱的时候没有被竞争和压力击垮；因为“一带一路”，很多企业得以在本就拥挤的国际市场中抢占一部分地盘。

新常态：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一方面，我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渐趋稳定，对于目标国际市场的企业而言，拥有稳定的大本营，保持充足的现金流，可以拿出更多的勇气与创新来进行海外市场探索与创新变革；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结构正在迎来新的变化，“新旧动能转换”、“三去一降一补”等措施，为大型企业进行转略规划转型提供了环境动力。

2.体制机制条件

国资国企改革：此轮国资国企改革自2015年掀开大幕，历时四年，从“分类监管”到“管资本”，从“世界一流”到“双百行动”，从“混合所有制”到“两类公司”，从“工资总额”到“业绩考核”，从“证券化”到“全域国资经营”。改革助力国有企业的高速发展，帮助着相关行业的迅速提高，此时的具备充沛活力的改革机制，让国企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不再拥有政策瓶颈。

授权放权，“放活”“管好”：《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方案》不久前出台，明确了授权“谁来授、授给谁”，确保了“授得准、接得住、管得好、党建强”。权责边界进一步明晰，让国企经营得以进一步市场化，也不再“压力山大”；“授权放权”与正在逐渐完善的选人用人、激励机制相得益彰，自主化的决策优势愈发凸显。

3.管理基础

在此轮国资国企改革的前段时间，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已经建立了完备的现代企业制度，基于企业自身情况打造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与管控模式，引入了职业经理人作为运营官，引入了市场化的选聘机制来充实人才资源，而党建融入公司治理更为国企做强做优做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4.要素条件

科创要素供给是充分的。改革创新让高校与机构的科研成果得以更顺畅地向生产力进行转化，高新区的打造让创新资源的集聚速度与流转速度加快，跨区域的创新平台让创新人才和中小科创企业可以各尽其才。

开放要素供给是充分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落地，各区域自贸区火热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海外社交媒体平台运营逐渐活跃，海外社会责任承担更加有力。

5. 企业家条件

中国有为政府的支撑。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肩负着重大决策、危机应对等多方面的责任。政府及国资监管机构已经明确权责清单、建立监管机制，对于企业家基于充分的信任和支持，给了企业家在法治框架内最大限度的经营自由和决策自主权。

持续内需的支撑。尽管目前来看，GDP增速放缓，但仍高于绝大多数国家。基于14亿人口的庞大体量和不断迭代的消费需求，对于试图创新创业，开辟新市场、新方向、新动能的企业家来说，中国持续内需可以提供最具有活力与升级的孕育盘。

越来越宽容友善的社会条件。随着时代更迭与政府引导，如今的中国社会在面对失败时勇于承认，又能在承认之后鼓起信心面对下一次机遇与探索。对于新模式，中国社会敢于尝试；对于新机会，中国社会敢于拼搏。对企业家而言，如今的社会条件既是创业的摇篮，又是发展壮大最好的土壤。

六、全方位铺开，立体资源投入

在竞争烈度越来越高，产业壁垒越来越高，世界头部企业普遍警惕中国追赶和竞争的今天，用过去那种自然发展，个别企业试错的被动已经难以培育世界一流企业了，尤其是具备行业引领能力，资源控制能力，关键要素控制能力和战略性要素定价权的世界一流企业不可能靠消极态度等待出来，恐怕只有一个办法，认真的，全资源动员能力的去自觉，积极的打造，恐怕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企业。

细看现有世界一流企业试点的改革现状，可以有所收获。

国家能源：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上市公司为基本形式，成熟一家推进一家，通过市场化手段，依法依规引入社会资本。

三峡集团：推进子企业综合改革，对子企业加快实施股权多元化改造，对具备条件的子企业实施混改试点。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家外部战略投资者。

中广核：并购常州金沃、河北中联银杉、厦门瑞胜发、江阴爱科森、苏州博繁新材料等5个重点项目，并通过大连国际借壳上市，实现了在核技术应用领域的产业布局和资本市场的布局。

中石油：以3家企业为试点实施综合改革，吐哈油田持续推进工程技术业务专业化重组，昆仑能源推进天然气终端业务建设，渤海装备要牢牢把握好“制造+服务”的业务转型。

国家电网：扩大混改试点领域，推进装备制造企业分板块整体上市，而金融领域的混改也将从英大信托扩展到全部业务。

航天科技：在民用领域深化改革，完成航天工程、康拓红外、乐凯新材三家公司上市，九院资产整体上市和十一院无人机业务重组上市。

中航集团：以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公司为平台，整合中航集团范围内航空货运物流资源与业务，大力引进民营资本，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中移动：通过抓好深化改革落地，探索建立符合发展趋势要求的新体系、新模式，进一步增强体制机制活力。

中国中车：在新兴产业投资领域加大改革力度，混改试点由中车产业投资公司和宁波中城新能源产业投资管理公司各占45%股权，员工持股10%。

中国建筑：通过资产证券化和企业上市，2019年中国建筑将把深化改革摆在中心地位，强化顶层设计，推进试点先行，提升管控效能，加快改革推进步伐。

总结一下，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措施，笔者认为可以细分为四个层面：政府、资本、社会、企业。

1.政府

政府在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推进中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既是政策的制定者、方向的指引者，又是企业“走出去”的保驾护航者。一方面，政府要继续与若干国家构筑开放互惠的关系，既带来外交环境的优化也带给企业充足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政府要继续合理强化政府作为，不局限于推动国资国企改革，还要推动社会改革、公共产品改革、法治进程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家科学治理，用政府作为来推动营商环境变革与优化，以期获取更多资源，融入更多动力。

搭建一流企业梯队，明晰企业发展方向。按照已迈入世界一流企业、有潜力迈入世界一流的准世界一流企业以及需长期培养突破的种子企业三类划分企业梯队，囊括独角兽等企业，帮助企业明确自身定位，发现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差距，为企业发展指引方向。

除此之外，政府还应持续推动开发，继续推进城市化变革。一方面能够持续刺激内需与购买力，另一方面能够提供空间助力产业集聚，让世界一流产业带来的生态群落“野蛮生长”。只有通过做好梯队建设、搭建平台联盟、推动结构调整、优化配套机制、提升科创服务、完善发展环境等系列举措，才能为国企的战略引领能力建设、全球资源配置水平提高、发展理念创新转变等提供强有力支持。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建设全球并购联盟，顶层引导资本运作。组建全球并购联盟，积极引入央企、其他省份大型企业、国际一流企业等，实现全球并购信息与资源共享。专注于地方企业“走出去、引进来”的内在需求，作为连接上市公司、优质项目、专业机构之间的桥梁，着力打造特色的并购联合体撮合及服务机制。设立世界一流企业发展引导基金，建立新旧动能转换“十强”产业基金与世界一流企业发展引导基金工作协调机制。

推动国际人才集聚，强化多维机制支撑。提升境外人才吸引力，打造比肩西湖大学的区域大学，开辟常态化的世界一流人才引进渠道，发挥专业服务机构的作用；支持省属企业在国(境)外设立研发中心、分支机构、孵化载体，就地吸引使用人才。多样化人才培养方式，推进金融科技国际化挂职锻炼。创新人才激励模式，建立健全世界一流经营突破悬赏机制。

完善科创服务体系，优化科技激励机制。大力提升区域科创服务水平，增加一批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完善创新服务网络；鼓励科技金融服务产品创新，健全科技金融中介服务体系。优化地区科技人才、科技企业激励机制，鼓励各地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打造旨在推进创新生态建设的地区版基金或奖项；扩大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实施范围，将国有科技型中小企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所出资的各级未上市科技子企业、转制院所企业投资的科技企业纳入激励对象范围，对于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不再设定研发费用和研发人员指标条件。

当然，政府还应在金融、科创等方面起到引领作用。通过财政部、证监会和人民银行的积极引导，建立积极和法制化的资本市场；通过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改革与创新，为企业提供充沛的科创资源。

2.资本

资本可以为世界一流企业的打造提供最有力的支撑。此处资本主要指银行、保险、证券、信托、期货、金融租赁、公募基金等资本市场组成部分。

作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金融机构应当思考，在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过程中，如何积极有为地进行金融服务。如小贷担保、保理、融资租赁、质押、供应链金融等，应在促进产业链金融、生态链金融、建设金融的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又能让机构自身在此过程当中获得成长。

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市场应推动科技金融的有效发展。通过风险投资、科技贷款、科技担保、科技抵押等手段，营造符合科研成果全生命周期的全方位金融服务环境，包括知识产权交易、科技项目融资、科研经费与机构改革等。

最后，应大力推动与智能化、数字化相结合的互联网金融发展，在世界一流企业的产业链化、生态系统化过程中发挥促进优化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以股市、期市、债市、票市等为主要组成的成熟资本市场是主力军，但也应培育由科创板、中小板、新三板、各地场外交易平台、产权交易所等组成的社会整体证券化服务系统，或者可称之为全域证券化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既要管理好金融风险，又要促进好各地金融活性的充分释放。

3.社会

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整个社会的理念。我们既应该鼓励理念创新企业家和非常规企业家的诞生，又应该鼓励怪、奇、偏、新的商业模式在社会上的发展和存在，更应该鼓励怪、奇、偏、新的组织和制度的存在与合法化经营。

社会舆论环境对企业、单位乃至个人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失败、亏损、破产的企业、企业家、模式和行业应有适度宽容的舆论环境。鼓励社会出现众筹、共享、外包、创客等多种方式来适应和推动世界一流企业的诞生。鼓励非盈利或公益性组织、个人和机构积极推动或参与企业创新、组织创新、模式创新。

不断优化培育企业家的环境，充分发挥经济部门、科技部门、金融机构、商会协会职能优势，强化载体疏导，不断丰富和完善搭建各类活动平台、沟通平台、提升平台，切实为企业家提供交流沟通机会；完善企业家保护机制，设立企业家保护政策实施追踪机制。协助企业联络对接世界一流企业，提供组团实地考察机会；组织召开世界一流企业交流大会，邀请世界一流企业管理者与高端人才进行主题演讲，为企业家提供思想开放沟通平台。

最后，鼓励社会出现服务于创新、推动科技传播的若干模式，比如说科技成果经纪人、科学家工作室以及实验室的法人化、公司化运作，既有助于更进一步推进“双创”，也有利于企业在互联网、物联网形态下的各种创新。

4.企业

企业是世界一流企业打造过程中的真正主体，既承担着实际任务的具体操作，又需要基于自身情况进行科学的战略规划。中国世界一流企业与准世界一流企业通过在国际化战略引领性、国际化管控能力、全球资本运作水平、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公司治理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全面建设全球化生态链，高效配置全球高端资源，持续提升世界一流水平或有效突破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短板瓶颈。

企业需要明确一流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优化世界一流的对标机制，建立动态对标体系。加强跨国管理能力，增强国际化战略的全局性、引领性与适应性，建立国际化管控体系，在跨国治理、跨国控制、跨国协同、跨国风险管理等多个领域培养符合世界一流企业的综合管理能力。通过实地考察、全球信息搜集、国际论坛会议交流等方式，不断完善对标体系，持续优化世界一流企业对标工作，注重总结最佳管理实践。

企业还需要建立健全注重制衡与效率的治理结构，强化专业科学决策。在现有的三会一层基础上，增设与国际化、信息化关联度更密切的专门委员会；在职业经理人的选任上，扩大人选范围至同行业世界500强；完善决策机制，聘请智库专家参与企业决策论证，多维度建设符合世界一流企业标准的科学决策机制。

远眺行业未来，主动前置布局，构建长期战略。一方面，企业要从自我下手，构筑领先型技术创新路径，合理增加研发机构设立数量，抢占国际性的技术高地。另一方面，企业要从外部着眼，加强国际技术资源获取，参与产业国际标准研究与制定，主动建立全球技术联盟以实现技术转移与资源共享。

变革企业文化，打破旧平衡，创造新平衡。在深化企业安全、环保、质量、法治、廉洁等专项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将跨文化管理及文化融合纳入文化体系建设的总体规划，加强全球并购后文化整合能力，提升多国本土文化融合水平，建立领先的全球价值观，形成世界一流的企业文化品牌。

提升多维商业模式创新力，拓展高效发展空间。围绕创新链和价值链开展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促进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互动，以跨界思维推动新型商业模式再创新。装备制造企业可积极开展精细化管理等现代制造模式，建立供应链协作、虚拟企业等高效企业合作模式，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提升企业创新价值及所处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层次。

加强产业相关者分工协作，提高产业组织能力。企业从产业相关者向产业组织者转变，由开放竞争转变为相对竞合，由产业链割裂转变为产业链协同，由单独研发转变为联合研发，由独自布局转变为共同布局。充分提升国有企业在重点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引领作用与示范作用，与省内外、国内外的产业相关者更有效地分工协作，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提高企业资本运作水平，扩大要素运用范围。充分利用全球各类资本市场，依法合规开展以财产权利、不动产财产或财产权益为基础资产的资产证券化业务，积极对接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探索香港及其他海外资本要素市场，科学组合运用全球低成本资金，多元化融资渠道，保障世界一流企业培育所需资金。

搭建数字化经济创新平台，掌握数据要素资源。将互联网+和数字化转型提升到战略性高度，深耕数据经济，提升管理信息化、运营智能化水平；通过与世界领先的科技公司等合作，通过大数据技术获取信息，打造信息收集、分析、处理中心，完善数字化创新平台体系，积极开发数字化创新应用和服务。

构建智慧化循环经济模式，创新绿色发展道路。升级重化工业的同时还需保住青山绿水，必须伴随着循环经济模式的探索，并与中国智造结合，走出一条智慧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也需通过推动再制造、新材料新工艺、循环经济园区等举措，主动担当世界一流企业保护全球环境、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使命。

对于种子类企业（尤其是独角兽企业），进一步通过以下举措实现突破：

一是前瞻布局AR、生命健康、新兴金融、高科技新材料产业链、机器人及高端装备等面向未来的战略新兴产业，挖掘新的利润增长极，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二是通过并购进一步完善企业海外战略布局，一方面不断扩大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深化业务领域，满足多层次的客户需求，实现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三是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领域开展跨区域跨国别的技术交流与合作，积极抢占技术高地和发展先机，钻研新技术应用，对标国际标准，推动自身研发能力的持续提升。四是利用外部资源、资金，推动与风险投资、私募基金等资本结合，接轨国际资本市场，完善多层次创新金融体系，充分实现风险投资价值最大化。

七、脚踏实地，面向未来

第一，应从“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维度进行展开“世界一流企业建设。

第二，体现客户化，传媒化思维。将发展思路和战略进行国际和“客户”角度诠释，使其在国际经济市场上具有很强的认知度。

第三，重塑国际战略：以资源再定义再开拓丰富之前单纯的的资源获取、以贸易伙伴打造和规则制定权丰富之前的商品定价权、以开放，互惠和产业链影响力来丰富之前的资源配置能力、加大“中国软实力”走出去力度，推动中国教育、中国服务、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创新走出去。

第四，跳脱发展舒适区，加大创新投入。跳脱金融+地产的利润舒适区，突出靶向与倒计时式的一系列突破——如突破“瓶颈”，突破核心科技约束，突破关键壁垒约束，突破规则与产业链压迫。

第五，突破西方式三驾马车型竞争力模式——关键科技+品牌+产业链控制力，构建中国企业独有的新三驾马车——产业链（乃至生态圈）开放创新+新生活方式缔造（新价值观+新主张+新理念+新文化）+重构领导。

第六，示范企业要形成“顶层设计”和“路线图”，制定战略规划，优化产业布局、组织架构和管理运营体系，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在部分细分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在整体上取得显著成效。

第七，总体看，针对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改革放权力度大，举措也都可操作落地。围绕主业开展多元产业布局、积极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度激励科技创新人才、探索工资总额自主编制、超额利润单列等方面的重点举措有望推出。这将促进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整体水平的提升，也将为非试点企业发挥导向性作用。

第八，世界一流企业绝对不是简单规划就能做到的事情，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整个进程中，企业、政府、社会要共同努力，要形成务实管用的政策支持体系和综合服务环境。中央企业与地方国企，要以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制度为统揽，在法人治理结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混合所有制、股权收益权激励等方面积极有力改革，不断自身活力、竞争力、影响力得到有效的加强。国有资本和各类社会资本一定要在竞争领域高度融合，各展所长，特别是历年评出中国500强企业要成为集中抱团、相互促进，解决各类问题、各种困难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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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白万纲

配图来自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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