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道》导演李骏：相比悬疑，我更关注人性在极致时刻的表现
“电视剧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比如怎样调动演员身上最美的东西让其在更长的篇幅中发挥到最好，怎么使用不同的叙事方式，怎么把控不同的叙事节奏……电视剧给了我很多机会去做这些尝试、锻炼。”
作为北京电影学院85级的毕业生，李骏导演经过十几年电视剧拍摄历练，近年开始重新找回“电影导演”的身份。如果说《惊天大逆转》（2016）是一部好莱坞式的类型片，那么新片《长安道》则尝试对类型片做出突破，把重点从解谜叙事转向对人物内心的挖掘。
李骏导演最早在广西电影制片厂就职时，就拍摄了一部令人惊艳的电影《沧海有情人》 (1997)。期间同时套拍了一部8集电视剧《情陷上海滩》（二者全部使用胶片拍摄），因各方面精良的制作，被认为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行业水平。
之后每部电视剧的拍摄，他都会给自己一个“研究课题”，比如：
“我拍《零距离》（2004）的时候，全程都用斯坦尼康，我敢说我可能会成为中国最会使用斯坦尼康的导演。因为我用一个20集的长度去使用斯坦尼康，去摸索这个机器的运动方式跟演员的运动之间形成怎样的关系，才是最好的韵律，才是最有效的，而不是为技术而技术。”
“拍《中国式结婚》（2005）的时候，我也尝试过不使用任何一个移动镜头，永远都是在固定的状态下，只靠演员的内部调度，而不用任何镜头来辅助表演。在那样的方式下，需要导演像排话剧一样去给演员做所有内部节奏的调控。”
“在《和平饭店》里，我给自己下了死套，让整个十天的故事全部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然后剧情要不停地反转，而且逻辑还必须得合扣。”
这些课题的探讨也给他带来了很多回馈，让他渐渐找到跟观众之间达成更好沟通的桥梁，于是他想重新回到电影里去逐步“释放这些的思考，检验这些思考”。
他最新的电影《长安道》改编自海岩的同名小说，由范伟、宋洋、焦俊艳和陈数主演，讲述了一个由一桩国宝失窃案带出的情感悬疑故事。影片涉及了中产阶级的情感裂变、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与隐秘的劣根性，显然超出了一部悬疑类型片所具有的局限。
“我倒不是说特别喜欢拍悬疑片，只是类似这样的故事，会让人物接近一个更为极致的情感世界。而我比较喜欢看的是，人性在极致时刻的表现。”李骏说。
在影片即将上映之际，拍电影网Pmovie专访了李骏导演，向他了解这部电影的幕后故事。
从解谜小说到人物故事
Pmovie：您为什么选择改编海岩老师的小说《长安道》？改编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李骏：我最早看到这本小说是在2014年，觉得有一些东西打动了我，当时跟海岩老师也有过沟通交流。
这个故事的版权其实曾辗转经过三个导演之手，就在我拍完《惊天大逆转》之后，海润的刘总问我有没有兴趣拍《长安道》，我说有，就接下来了。然后专门跟海岩老师见了个面，向他了解他对剧本的构想，包括案件的真实背景，这之后我就开始了改编工作。
海岩老师的小说整体结构、人物关系是比较电视剧化的，那么如何把具有很长前史的人物关系放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呈现，这可能是我们改编工作中的一个重点。这是技术上的，那在方向上，我们其实做了七种不同版本的改编。
我们也有过纯商业片的角度，就是非常好莱坞化的，纯粹的破案、警匪类型片。尝试完之后，我觉得这个路线缺点什么，好像小说本身曾经让我触动的东西就不见了。我个人认为最让我触动的是一位父亲会“杀死”自己女儿这一点，而我想做的就是考虑这个人物在现实情境中的真实性。
所以最后我们放弃了纯商业类型电影的方向，这有些冒险，但我还是想回到初心，毕竟最打动我的东西还是比较重要的。现在呈现的是这样一个非常“剧情”，或者说是从人物的角度出发的一部电影，也可以说它是一部非常作者向的电影，因为这里边有我个人的表达。
这个故事原本的结构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用一个线性的叙事方式来拍，因为它最高潮的部分实际上在线性发展的中段就结束了，最高潮就是关于女儿的死。所以我们必须使用非线性的结构来叙事。其实我也理解，非线性叙事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是有一定障碍的，那么怎样才让观众更顺畅地理解呢？于是我们决定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人物身上。也就是说我们放弃了电影的更多技术手段，而把力量集中在人物的表达上，这可能是我们这次改编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点。
Pmovie：关于女儿的死因，您会不会担心，如果观众提前知道了谜底，会降低对这部电影的观感？
李骏：我觉得其实不会。实际上这部电影不是在打悬疑牌，我们要探究的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原本海岩老师写的万教授是一个惯犯，是十恶不赦的黑暗大boss，我们把他改编成了一个真实生活里的普通教授。他所有的出发点都是爱，所面临的困境也都是真实生活里的困境。人的罪恶就是一瞬间一闪念的东西，但这一闪念背后勾连的却是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以及知识分子对自我的认知。
《长安道》中焦俊艳饰演的赵红雨
我不是那么在意所谓的剧透，虽然这个故事随着案件的展开有一个解谜的过程，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依然是那几个人物。
Pmovie：也就是说，您对原著小说的改编，重点方向是把故事更生活化，塑造更有现实意义的人物，以及不去依赖这种“解谜叙事”给观众带来的快感？
李骏：对。
检讨知识分子的“自我至上”
Pmovie：范伟老师饰演的万正纲，呈现了一个中年知识分子的危机，面临许多摇摆或困惑，为了在公众面前演说自己的学术成果，做出了很多妥协，甚至成为了一个“渣男”。您认为这个人物的心境在当下的社会中是不是具有某种代表性？
李骏：我自己的背景曾经跟万正纲的背景是很相近的。我们的教育背景都是形而上的，在学习阶段接受的理念，都是像万正纲所说的“钱不重要”。
我们成长的时期是有很多梦想，甚至有很多热血的。但是当我们步入婚姻，为人父母，承担着各种社会角色责任时，却是生活在一个形而下的环境里。在这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改变中，必然带来人的改变。
但是人的改变其实是很撕裂的，因为有一样东西多多少少是放不下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成为知识分子？其实最简单的一个说法是，当我们放弃掉了很多别人用来获取社会其他价值的时间和精力，我们获取的是什么？获取的是知识。那么知识在现实世界里真的有意义吗？有用吗？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承担家庭、社会责任，所以每天都会有这方面的灵魂拷问。
其实知识分子心里始终坚持的是，我读的这些书，或者说付出的这些时间精力应该是有价值的。但是别忘了在所有的价值里，其实刚才我在说的是“我”，“我”是摆在第一位的。所以万教授最后也选择了把“我”摆在第一位，这是在那一瞬间，他逃不掉的。中国历史一直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教育以及对精英的培养，都是以如何成就一个“我”为中心，我们一直以来的教育就是培养一种“自私”。
其实检讨知识分子的这种心理是很痛的，但我认为是有价值的。不仅是说知识分子，坦率的讲就是在检讨中产阶级，中国式的中产阶级在培养新一代时也是如此。我们所有的家庭都在跟孩子们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要比别人更加优秀，比的是什么？比到最后比的就是“自私”。
Pmovie：所以您总体的判断是，中产阶级或者知识分子群体是有一定的虚伪性的，但是他们自己不愿意承认，或者没法面对，或者像范伟老师演的万正钢这个角色，他可能一直意识不到自己在这方面的问题？
李骏：对，如果不是发生了某个严重的事件，他可能永远不会意识到吧。但那样极端的事件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常有，所以他很多东西都是埋在人性的最深处，但遇到合适的土壤终究会生根发芽。
生活如戏的人一般演不好戏
Pmovie：范伟老师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是自带喜感的，您邀请他饰演这样一个悬疑故事中的腹黑角色，会不会有顾虑？在表演方面，您跟范伟老师是如何讨论的？怎么把这个角色的特点表现出来？
李骏：从一个导演的角度看范伟老师戏的时候，你能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员，能感受到他的塑造角色的能力。
职业导演跟普通观众的区别就在于，观众可能只会去接受电影角色已然形成的结果，所以大家觉得范伟是一个喜剧演员，但是对于一个导演来讲，是可以理解演员这个职业特点的，能看到演员的可塑性。
事实上越是好的演员，越希望去尝试扮演一些不同于自身的角色。范伟老师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他的力量全部都在他的人物表现里了，而不在生活里，有时候好演员就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生活如戏的人一般都演不好戏，这是我这么多年跟很多优秀的演员合作之后的发现。把生活过得跟戏一样的人一般都演不好戏，凡是那些生活里看着非常平淡的演员，恰恰把能量都放在了人物塑造上。
邀请范伟老师出演万教授，首先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因为当下的大学教授其实已然没有过去那种文人学士的风流倜傥，比如胡适那一代人的特质。万正纲就是生活里看起来很普通的人，但当他作为一名教授处在他的知识领域里时，那一瞬间你会看到他的光彩。对于这个角色特点，范伟老师演得非常好。
电影里有这样一段戏，范伟老师饰演的万正纲说，当他写作的时候，他会想象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帝王…… 当他在说那这段词的时候，我坐在监视器后面，涌出一种无法形容的感觉，我觉得他真的演出了真正的知识分子骨髓里的那种骄傲、幻想和自我麻痹。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员。
Pmovie：另一位演员在片子中的表演也很亮眼，就是女主之一焦俊艳。她在影片里其实是“一式两角”，一个是堕落少女，一个是刑事警察，表演难度是比较大的。您跟她是怎么沟通这个角色的？她在片场有哪些有意思的发挥创造？
李骏：小焦也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好演员在生活里其实很少表达什么，或者跟导演说很多自己的想法。在这一点上她跟陈数老师也挺像的，都是不太会在现场跟我说“导演啊，我是这么想的……，我是那么想的……”，她们都没有。
在做准备时，我告诉她一些镜头调度，跟她相互应合。在那个过程里，甚至有时候不知道她听懂了没有，因为她没有特别多的反馈，但是一走起戏来，一旦进入情境的时候，她真的瞬间会让人觉得，哇，演得太真了。我觉得可能，她特别愿意调动自己的真情实感吧。
对小焦来讲，也许技巧上还不是最成熟的，可能还没有达到像范老师他们那么成熟，但最好的一点就是她特别真。那种真诚，那种信念感，能帮助她完成这两种人物形象的演绎。
另外有意思的是，她演的两个人物形象其实身体里有一样东西是一脉相承的，就是那个女孩子的率真，不管是堕落少女还是警察，那种爽朗的性格其实是骨子里一直存在的。
表演就像跳舞，导演要先营造一个“场”
Pmovie：影片开头聚餐的段落让人印象深刻，几个演员有一种“飙戏”的感觉。导演在拍这种群戏时，如何让多个演员一起达到最好的表演状态？
李骏：表演很有意思，因为每个演员的表演特点都不一样，有时候也能看到好像大家不在一个场里似的，相互有些不协调的东西。那怎样在一场戏里面，让他们处在同一种的语境下，就是导演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导演要营造一种“场”，通过调度和对节奏的掌握，来实现演员表演的和谐。因为表演就像跳舞，非常像一种探戈，就是你进我退，我进你退，既要相互攻击又要相互给予，这非常有意思。而导演首先要对全盘的节奏做一个想象，然后再跟你的演员们一起探讨这个节奏，让他们心里清晰明白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节奏，谁在进攻进攻进攻，然后谁在撤退撤退撤退，然后谁突然“啪”了一下之后，节奏完全被打乱，然后谁又重新拉回来……你需要在一场戏之前做好设计调度，而节奏就埋在这里边了。
有时候节奏差了半秒，或者某个度差了一点儿，我就会觉得平衡不对了。导演在这个时刻就是演员的镜子，因为演员自己在那个时刻不太能感知到，而导演作为镜子就要提醒他们，对不起这个地方可能差了一点点。
就像你刚才说的聚餐那场戏，我印象很深的是关于林涛的戏份。他一直是一个旁观者，但他明白所有人的小心思，他跟林白玉在同一战线，但他又要讨好万正纲，当林白玉因为万正纲小小的反击将发作时，他要打破这个僵局，要打破原来那个节奏。
《长安道》
那段表演我印象中是这样的，我一直说不行，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我后来说一定要用那个度，就是声音要瞬间压住所有林白玉可能要发生的冲突。那个声音要破掉，是要有一点失控的感觉，必须要这样，否则压不住。
那林白玉一定会蹿起来说“你他妈说什么呢？”这种感觉，理论上必然会有这样的反应。
导演要把控演员表演的度，完成整体的节奏感。类似这样，就是一些非常技术细节的东西。
Pmovie：这是前期拍摄阶段，那后期剪辑过程中应该也会对演员的表演节奏做很多调控吧？
李骏：当然，我们开玩笑说戏不是演出来的，而是剪出来的。剪辑很重要，这次的剪辑师也是我上部影片《惊天大逆转》的剪辑师，是韩国顶尖的剪辑师（Changju Kim，在韩美国人），像《雪国列车》那些（大片）都是他剪的，拿过很多奖。
我们这次定下的剪辑方式，甚至有点类似于电视剧式的剪辑方式，镜头相对剪得很碎，对表演的干预很多。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一个人的表情剪出三个镜头，分出一点一点细节的时候，这个过程就在放大演员的心理活动。
电影里很多时候会留一个稍长一点的镜头，让观众慢慢去感受，但是对不起，因为这个戏我刚才说所有的力量都在这些人物身上，我希望观众能够更清晰地感受到这个人物，而不是有一点猜或者看不懂。
所以在剪辑原则上，我们宁可更为细碎，也要去突出演员所有的表演细节，就是把它们放大出来，让观众看得更清晰。
空间设计暗示人物关系
Pmovie：片中父女曾经住过的老房子和林白玉的豪宅有着很大的差别，这种空间的对比和转换似乎也起到了推动影片情节和情感发展的作用，这方面您是如何设计的？
李骏：这个空间的对比本身体现的就是，一个人在社会地位和物质条件上对另一个人的歧视。而且如果你有留意的话，你会发现林白玉的房子其实整体的布置是偏女性化的，是白色基调的，卧室里那些花墙纸等装饰，都是偏优雅的。唯独万教授的书房是有一点凌乱的，更像知识分子化的深色沉重的布置，也就是说只有这一方土地是属于万教授的，而整座房子主宰其实是林白玉。
而且有一场戏是在万教授的书房，林白玉穿着睡衣。那个床是一个单人的简易小床，其实是在暗示他们已经分开在生活。万教授更多的时间就生活在这个书房里，他们之间可能已经没有了夫妻生活。
这种空间的悬殊也就是说明，万教授虽然是个教授，但其所处的环境和一个节目主持人所处的环境是有巨大差距的。
那么万教授当年抛弃掉的生活里，有没有他留恋的东西呢？他有句台词是说，有时候他会把老房子打扫得很干净，自己一个人去那里写点东西。这很有意思，一方面他作为一个教授，要保持某种内心的独立或者想象；另一方面他也不会舍弃他已然获得的更好的物质生活。
Pmovie：老房子比较有意思的是，全片最温暖和最残酷的两个极端部分都发生在那里。
李骏：对，我们刻意要把最后高潮的场景放在老房子里。所以我们看到小时候那些最温情、美好的记忆，和最后那一瞬间的人性狰狞都发生在这个空间里。
重新审视历史的“真相”
Pmovie：影片涉及很多历史、考古、文物的相关内容，可能要面临一些专业问题，您在拍摄前主要是如何进行准备的？
李骏：作为导演自然要对这段故事的历史背景有充分的了解。
首先我们到陕西历史博物馆邀请了一个历史顾问，就是当初协助侦破这个真实案件的研究员石小群，然后在陕西收集了所有相关资料，对所有相关领域的问题都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为了还原武惠妃的石椁，我们应该是做了1:1的拷贝。
大家看到最后万正钢那段关于武惠妃到底是怎么死的演讲，其实我写这个的时候，看了很多历史资料，发现各有各的说法，但对武惠妃的正面评价却很少。在调研、改编的过程中，我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中国的历史都喜欢把责任推到女人身上。
所有历史最后的罪责基本上都怪在女人身上，所谓“红颜祸水”，这是非常有趣的。男人永远不承担责任，男人的锅最后都让女人来背，而实际上所有女人的罪责，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都来自男人的操纵。
武惠妃害死太子，最后唐玄宗却把她册封为贞顺皇后，这当中一定有隐情。我不相信没有男人在背后的指使、支撑和暗示，这个女人会真正干政，会那个时期做出杀太子的行为。
我个人看了越多这样的故事，就越觉得这一切的背后都是男人在指使的。包括后来的杨玉环，其实再次验证，不管男人有多爱女人，最后牺牲的还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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