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昕亭丨“积极废人”：青年共享的精神危机源自压力凸显的世代裂痕丨中国社会心态关键词系列⑩·“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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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废人”：青年共享的精神危机源自压力凸显的世代裂痕
刘昕亭 |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本文近期将刊载于《探索与争鸣》，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原题《电子犬儒主体的痛快享乐与亚文化的抵抗式和解》
文末附精选留言赠书活动，欢迎读者留言讨论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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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革的锻造与锤炼，中国社会变迁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幅度之深、速度之快，令人感到史无前例。它加速着社会一切有形之物的旋转，也挤压着无形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思想文化领域留下深刻印迹。社会生活与社会成员的心态产生互动关系，展现了当代中国的多样面貌。《探索与争鸣》长期以来关注社会心态问题，先后组织多项专题研究。在此，我们以“关键词”的形式，围绕在当代中国影响广泛的社会心态概念进行分析，期待在一个未来未定的时代，共同把握社会情绪的动态信号，深刻洞悉社会心态的运行机理。本公众号将陆续推出相关文章，敬请关注。本期推出的关键词是“丧”。本文提出的“痛快文化”，指以“丧”“ 佛系”“ 积极废人”等犬儒倾向为代表的文化表意，如套用伯明翰文化研究的抵抗政治来解释这些文化现象，多有隔阂。青年文化的自我犬儒化，并非能动性的抵抗政治，而是享受这一抵抗的痛快文化，是资本主义新神经剥削下青年主体的调适与忍耐。对数码一代的文化解读，需要新的理论范式探索。
抵抗还是接纳：从丧文化看伯明翰亚文化研究范式的有限性
当下中国层出不穷的新语词、新符号和新表征，有趣地显示为一种数字文化的激增。它们或者产生于网络贴吧（如“屌丝”等），或者通过网络进行意义生产（如“丧”“ 佛系”等），或者被赛博空间赋予不同的意义（如粉丝文化等）。本文针对近年流行的“丧”“ 积极废人”等展开分析，试图捕捉当代青年电子犬儒文化的一些特点，并勾勒这一新的主体状态和欲望模式。恰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既有的代际鸿沟和反抗收编范式，都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失效。
2017 年“丧”潮来袭。“丧文化”甫一登场，就带有鲜明的网络亚文化色彩，以各式表情包为先导，流行音乐（“丧歌”）、文字语录（“丧逼体”）乃至“丧茶”等商业产品的成功营销，都在诉说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不是拼搏进取的“燃文化”，也不是摇滚乐的反叛呐喊，而是在“葛优瘫”的表情包大战里，诉说我不太高兴的小颓废。眼下“积极废人”正在以“丧逼”2.0 版本强化这一沮丧快感，他们爱给自己立flag，但永远做不到，他们心态积极向上，但行动却宛如废物，他们往往会在间歇性享乐后恐慌，时常为自己的懒惰自责。
这一“丧”和“积极废人”的创意生产，似乎非常贴合经典伯明翰亚文化研究的抵抗者人设。首先，丧文化是文化研究意义上标准的“文本盗猎”（textual poachers）行动。丧的典型表述的“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还相信这句话”“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有些人就生在罗马”等，将耳熟能详的励志格言猎取为语义反转的嘲讽与调侃。以“丧界四大天王”为代表（“悲伤蛙”“长腿咸鱼”“马男波杰克”“鲍比希尔”），除去较有争议入选的“懒蛋蛋”，这些表情包本身跟“丧”并无直接联系，其起源正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文化工业的整一化生产，经过网友们（文化研究强调的“积极受众”）自娱自乐的涂鸦，彻底脱离原作获得新的语义编码，从小圈子的“内部梗”跻身为流行符号表征。其次，丧表达了明确的抵抗诉求，以颇具主动性、创造性的回应，大胆解构了主流“成功学”的自相矛盾，直指勤奋工作背后的荒谬与虚无。于是《我爱我家》中葛优饰演的季春生，这个仪表邋遢、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自怨自艾的“社会废物”获得了职场青年的由衷共鸣。一个根本不想荣膺甲等的“咸鱼”（谐音“闲”），彻底改写了周星驰那句“做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的时代精神。无论是丧文化的调侃嘲讽，还是丧营销对快乐消费者的颠覆，其朝向文化工业和勤勉价值观的抵抗色彩，是相当容易辨识的。诞生于20 世纪中叶青年亚文化高峰期的抵抗－收编（resistance-incorporation）理论、粉丝研究（fans studies）、文本盗猎等理论书写，都可在此获得大显阐释身手的用武之地。
悲伤蛙表情包
学界亦多将丧和随后出现的佛系等，视为“以话语创造、意义争夺为核心的温和式反抗”。有趣的是，就在学者们大多将丧、废柴等解读为青年主体的抵抗表述之时，这些“积极废人”们又表达了与既存秩序的羞赧和解。如果说丧文化以各种创意表情包轰炸，碎裂了励志/ 成功学的流畅叙事，那么“我是个丧逼”等宣言，则再度确认并认可了主导价值的评判标准。
首先，这一丧或积极废人对主导意识形态的拒绝，症候性地体现为一种犬儒式嘲讽。即这一拒绝与抵抗并不指向新的另类的人生道路，而是识破骗术的沾沾自喜，是看到华美袍子底下虱子的洋洋得意，是一种在消费文化中陶醉于自己在说不的“抵抗性幻觉”。各类表情包写满文不对题、声画不协、颠三倒四的破坏感；“丧逼体”以一种前后转折的反语修辞，狠狠嘲弄了立志格言的荒谬自欺。“丧逼”们俨然21 世纪最出色的意识形态分析家，戳破表象，切中肯綮，大胆叫出了“皇帝并没有穿衣服”。
在此基础上，“丧文化”以一种看似抵抗的方式，达成了对既存现实的高度接纳，这一接纳吊诡体现为对于不成功/ 不高兴自我的坦然与宽容。面对那些鼓舞人心的flag，积极废人们狡黠地选择承认失败，承认自己不行，承认自己的脆弱，这一积极主动地确认失败，同时意味着失败不足以构成对主体的羞辱和心理创伤，因为“我早已经是一个废人了”。这正是“丧抵抗”最有意味之处。它以颇具创意性的文化再生产活动，对奋进拼搏的成功故事进行“瘫”作一团的反击。但是作为主体清晰明确的能动性表达，作为个体对主导意识形态的抵抗，却只能表现为颓废与自嘲的含混混合，既为身体的疲倦感到灰心，亦对一事无成报以赧然一笑。
正是在积极废人们的丧着、佛着里，我们看到一种脆弱忧郁的颓废，一种故作姿态的自我放纵；与其说这是温柔的抵抗，不如说是忧伤的诘问。它以身体瘫、精神佛为特征，表达着一种精疲力竭却一无所成的无奈，同时又戏谑逗趣地调侃这一碌碌无为。从中国台湾的“22k”直至大陆的“屌丝”声浪，这种“弱小/ 可怜/ 又无助”的幼齿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中国各个阶层的青年世代所分享。
“岌岌可危阶级”的代际显现：积极废人们的困境
90 后世代的青年文化，处于与父辈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语境中。尽管它有一种突出的代际显影，但其文化内涵与意义生产，其抵抗诉求与批判对象，乃是与一个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的结构性转换紧密相关。“岌岌可危阶级”（precariat）的出现，连同中国近20 年来房地产经济的持续走高，催生了以代际显现的废柴青年的生存困境与文化困境。这意味着今天的审美代沟，不再是现代性线性时间意义上普遍存在的代际差异，即90 后一代的审美趣味，与60 、70 和80 世代彼此之间的代际差异并不完全相同。笼统的世代意识可能会导致对今天大众文化审美断裂的简单化处理。再度以丧文化作为分析对象，丧逼、佛系、积极废人连同更早登场的屌丝们，紧密联系着一个变动中的政治经济结构。
首先，就社会结构来说，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丧（包括之后的佛系）突出显示了青年世代的发展困境和心理焦虑。这不仅是一个被笼统归于“阶级固化”的结构问题，更是一个以青年贫困凸显的世代裂痕。中国房价在最近10 年的跨越性攀升，意味着晚一步跨入城市的年轻后来者，正在面临更加残酷的对有限资源的激烈竞争。青年世代的“宝宝们”不约而同地抵达一个丧志共识：无论如何苦拼苦干，也无法追赶一线城市房价的狂飙脚步。这一被命之为“中产之殇”的现实，对90 后乃至00 后的“准中产”或“中产后备军”来说，尤为痛彻。在努力不一定更好、不努力一定变糟的激烈竞争中，青年人渐次识别出一种奋斗的无意义感和荒谬感。事实上自2008 年美国次级贷危机以来，全球化携裹下的世界人民尤其是青年世代，都处在水深火热的涤荡中：高房价、高失业率、不稳定就业、负债累累、药物依赖……世代危机不断加剧。这正是马男波杰克作为萨特“存在主义虚无主义”的继承人风靡全球的原因。只是它既不为当下所谓社会“中流砥柱”的60 后们所理解，也难以和曾经充分享受过“天之骄子”待遇的70 后分享。
“岌岌可危阶级”的命名正显示了这一新的就业和职场变化。在高等教育持续扩张和结构性就业难题下，稳定就业、职场晋升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灵活性劳动代替了职业抱负，浮动合同取代了长久保障，青年人不再像父辈们那样拥有一份值得奉献一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就工作强度和压力而言，白领的职业生涯越来越像庞大公司流水线上的一个装配工人，大量重复、枯燥、可替代的工作，同时在福利收入和社会地位上宣告了对白领阶层的降维打击。“后福特”“后工业”“消费社会”等抽象理论名词所回应的正是如下现实；传统蓝领工人不再享有高保障和稳福利的长期工作，而都市写字楼里的白领们则开始“蓝领化”和“下流化”。疲倦却无所得、忙而无目标的职场倦怠，是压垮“丧逼们”的最后一丝绝望。正是在压迫性的剥削劳动、重复的肢体动作和丧失个人主权的意义上，“丧尸”成为岌岌可危世代劳动状态的最佳代言，他们以“社畜”的自我降维命名，抱团在社交网络的“社畜茶水间”里吐槽互助。随着80 后进入职场升迁瓶颈期，“退休预备员”特指年轻但是盼望赶快退休，尽快领取退休工资的职场失意者们。
就在岌岌可危阶级表达对社畜、丧逼等新符号身份的“下流化”认同的时候，主流价值推崇的却是一种“自我经营主体”（entrepreneur-of-the-self），即每一个人都应该像经营企业一样运营自己的人生：“成为一个自我企业，就是管理自己的就业能力、评估自己的债务状况、遏制工资和收入的下降。”如果这个理论概念过于枯燥抽象，那么当下中国中产阶级的范本人生即所谓的“财务自由”或“高净值人群”，则清晰地铭写着这一新的主体询唤。根据当下充斥在朋友圈、微博等自媒体中的对于“人生赢家”的想象性设定——你，应该在高中阶段完成读书升学的自我投资增殖，成功在高考厮杀中闯入北上广一线城市，然后在千禧之交果敢举债，于诸多一线城市购买一套甚至多套房产；接下来你要投资股票、基金和各种理财产品，在资本的汪洋大海中锻炼风险控制、资产避险的能力，并在上证指数的最高点毫不恋战地清仓归隐……此刻，当大多数人如丧尸般在鬼影重重的种植园里挥汗如雨的时候，你正云淡风轻地在北京东二环的公寓里，饶有兴致地捧读一本有关颓废主义的哲学著作。经济窘困和物质贫乏，现在不再是一个社会问题乃至经济问题，而被改写为一个投资失败的财富故事，一个历久弥新的成王败寇的市场果报。
如果说“丧”“佛系”和“积极废人”们仍然在抵抗，那么他们抵抗的其实是这一主体设定对失败者的羞辱；而他们唯一可能的“抵抗”方式，就是面对高净值人群自弃宣称，我本就是一个闲鱼/ 我早已经是一个丧逼了。以主动自贬的嘲讽，回应社会现实的挤压，完成自我和解与现实接纳。这些调侃/ 反转性的文字说明，或瘫、或佛的讽刺性挪用甚至涂鸦式破坏，捣毁了自我经营主体，最终生产出一种犬儒式自满、嘲讽式旁观的夸张情绪。与其说这是一种抵抗文化，不如说是年轻的岌岌可危阶级对结构性困境的调适与忍耐。这正是意大利媒介理论家贝拉迪在新的电子世代身上发现的“自我蔑视与犬儒主义，携手共进”的新文化表征。
电子犬儒主体：痛快文化的新快感模式
以丧、积极废人为例，既有针对亚文化的两种主导范式，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效。前者过度强调亚文化的抵抗色彩，忽略了这一以批判面目出现的抵抗文化的妥协色调；后者笼统归结为代际差异，掩盖了作为数码原住民的青年一代文化表意的新变奏。探索电子世代的主体表征与欲望模式，正在成为当下理论生产的新方向。
2013 年风靡全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齐泽克抵达韩国首尔，与巴丢共同发起“共产主义假设”（Communist hypothesis）大会。这位生于1949 年的来自前东欧的思想家，在首尔街头——他自认的20 世纪政治遗迹的现场，听到的不是高昂的国际歌，而是绵延不绝的“江南Style”（GangnamStyle）：“世界各地的闪电小怪们现在都在模仿这首歌。许多观众在这首歌中发掘了一种令人厌恶的吸引力，即‘喜欢去痛恨它’，或者更确切说，他们享受地发现这首歌很恶心（disgusting），以至于反复戏弄来延长他们的恶心——这种淫秽痛快（obscene jouissance）的愚蠢的强制性质，恰是真正的艺术应该给予我们的解脱。”
丧、佛系和积极废人等青年文化里的欲望模式，已经重塑为齐泽克所描述的“享受地发现它很恶心”的痛快政治，而非经典亚文化的抵抗政治。恰是在享受恶心的痛快文化中，批判和抵抗自身成为欲望对象。痛快（jouissance, enjoyment）是一个被打上深刻拉康派精神分析烙印的词汇。在不同于弗洛伊德“快乐（pleasure）原则”的基础上，拉康发明了一个与纯粹的自发快乐不同的，被社会化或政治性建构的痛快。痛快超越了简单的快乐，在拉康的论述中，主体总是尝试逾越施加在自己身上的诸多禁令，但其结果不是更多的快乐，而是痛苦。拉康对于痛快的界定就是这种痛却快乐着的暧昧状态，即痛苦的快乐（painful pleasure）。
痛快文化意味着抵抗也可以产生快感，批判也能制造享乐。痛快就是一种通过不断撕裂伤口才能抵达的快感过程。刺痛、批判乃至承认无能，现在不仅指向痛苦，更生成一种甜蜜，一种忍受痛苦抵达极乐的新欲望模式。于是丧、积极废人们以主动投降、消极颓废完成了自我确认，宣告了一种新的痛快文化和主体状态：越是清醒地意识到现实的残酷，越是理性地认知岌岌可危阶级的困境，这一刺痛就越能运营起持续的主体快感；越是体认到了废人的惨淡现状，越是深刻认识个人的无能为力，越是能够彻底躺平任由生活碾压，并且积极享受这个疼痛的过程。这一通过调侃失败达成的自我和解，这一放弃做更好自己的“自我弃疗”，抵达了自我唾弃的批判快感。
这就是赛博空间和赛博文化生产的电子犬儒主体。经过斯洛特戴克、齐泽克等人阐发的后现代犬儒主义与传统（古希腊）犬儒主义完全不同，它不再是愤世嫉妒地与世俗利益保持反讽距离的批判性力量，而是一种“犬儒理性”的意识形态运作。一方面它对抗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犬儒主义自身正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这种犬儒主义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一种不正常的‘否定之否定’。”犬儒理性窥破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破绽与密码，但是犬儒主体并不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真正的秘密，即“丧逼”们没有认清的，不是拼搏奋进的虚无与无力，而是积极沉湎其中，假装自己在拒绝抵抗式和解。
电子文化独特的媒介属性，催生和加剧了犬儒主体的这一讽刺与夸张运作。与传统“讽刺的产生通常需要在常规话语实践中使用口头对比，只能在相关文化背景下熟悉其意义才能获得理解”不同，电子文化中的“讽刺是各种形式的数字化交流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一讽刺意义是通过赛博文化特有的表情符号、重复等关联性被生产出来的，并伴随着视觉化、视频化等媒介转型而加剧。例如在“你是一个好人”的文字赞美之后，一个吐舌头的表情包随之赋予了前述文字相反的挑衅意味。就此，赛博空间为后现代犬儒主体的创意批判提供了广阔的驰骋空间。表情包“就是一个‘强调框架’，它以视觉方式突出了讽刺的特征”。现在齐泽克这样的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惊讶地看着世界各地的闪电小怪们扭着骑马舞，而且不得不承认全球范围内的互联网熟手（internet-savvy）能够娴熟拿捏犬儒腔调。这造成了年轻世代特有文化的假象，似乎只是更适应新媒介的青年人独创的表述方式，就此掩盖了青年在当前职场和房价困境下催生的犬儒文化。而经典亚文化研究仍然将其视为抵抗文化，忽视了其中的享乐满足与妥协接纳。
丧主体、积极废人们是互联网时代的享乐主体，它与主流意识形态批判性地保持嘲讽距离，以一种犬儒姿态达成自我和解，也制造着对于刺痛的持续快感享受。痛并快乐着，丧却兴奋着，是这一犬儒电子主体极为吊诡的存在状态。正是为了维持这一自我贬抑快感，电子犬儒主体会持续发明屌丝、废柴、丧逼等一系列时尚语词。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是转瞬即逝的，而拉康的痛快体验则是绵绵无期的。流行文化四处涌动着话语泡沫，但是这一隐匿在不断变化的符号身份之下的主体状态，在这个晦暗不明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将会持续下去。
积极废人：新青年主体状态
“丧”“ 积极废人”成为数码一代批判式和解的典型文化表征，不仅因为它的互联网起源和传播方式，它以不断分裂再生产的网络表情包作为有效的文化表述，更在于积极的嘲讽心态与废弃的疲惫身体，是互联网时代电子犬儒主体状态的最佳隐喻：一个瘫着的身体和一个极度活跃的头脑，这个头脑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地识破诡计，却始终保持着身体的无能状态，以逗趣的表情包表达内心的焦虑与愤懑。也恰是在青年人葛优瘫/ 咸鱼躺的调试中，以一定程度的个体退化回应现代文明加速的方式，从弗洛伊德时代延续至今。积极废人们的抵抗性和解、肥宅们的犬儒式批判及其痛快的享乐，并非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而是对贝拉迪所命名的资本主义新的“神经剥削系统”的调节与适应。
意大利理论家贝拉迪在21 世纪接续了弗洛伊德的理论旗帜，并对其核心论述进行了数码化升级。他指出，当科技网络在速度与形式上腾空跃起时，人类仍然被困于一个需要基本代谢的碳水化合物肉体，并没有在心理乃至生理上同步于自己所发明的虚拟现实世界，没有在接收速度与接收能力上与时俱进。超长的上网时间、变化莫测的网络身份、信息厌食症……人类有限的注意力、心理能量与敏感度，在一个酷睿处理器不断升级的时代，正在遭受残酷的剥夺与耗竭。为了应付海量高速的信息空间，主体不得不反复调试以重新架构自己的感知与知觉系统，神经系统正在痉挛，大脑已经严重超载，电子犬儒主体以葛优瘫的自我调整发出喘息的咆哮，以极度的身体瘫痪应付超速互联网电击，这正是积极废人之“废”。
其“积极”在于，逡巡于赛博空间的电子犬儒主体，以刺痛的快感、抵抗性幻觉享受这一电击过程，进入歇斯底里的表情包生产亢奋。世界范围内“表情包文化”的兴起，正呼应着犬儒主体强烈而刺痛的情感表达需求。这是一个通过说不，通过刺痛，通过激烈的情绪表达，来宣泄不满、抚慰脆弱的享乐。当下年轻世代所表现出的脆弱、敏感和纤弱的精神气质，与他们表达强烈情绪的表情包轰炸，构成了有趣的错位与反讽。正是在一个全新的数码文化和数字资本主义的语境中，所谓的丧文化、佛系文化、积极废人们，都不是经典亚文化研究鼓吹的抵抗政治，而是对超速互联网电击的一个适应且享用过程。
青年是一个现代产物，直到法国大革命后才成为一个社会学概念。正是在现代性展开的线性时间维度上，代沟成为现代社会的独有问题。由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相较于西方现代性的特殊性，使得其经济转型和文化突变常常自我铭写为一种代际裂痕。无论是80 年代的牛仔裤蛤蟆镜，还是90 年代二次元文化的兴起，都裂解为一种亚文化的特定风格（styles）表意。今天赛博文化正在成为真正的主流文化，赛博文化的主体，也不再是伯明翰文化研究描绘的工人阶级少年的边缘（sub-）文化，如果仍然坚持亚文化作为边缘的抵抗政治，坚持对青年主体能动性范式的肯认，恐怕会错过真正的问题。当代青年文化这一“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即突出感受为断裂的审美代沟。这恰是数字时代的新文化症候，是全球经济、政治、文化转型所塑造的新主体状态，它既是全球范围内岌岌可危阶级的中国版，又正在生成一种对惨痛现状进行自我享乐的新欲望坐标。
数字文化正在生成新的电子犬儒主体，“肥宅”“丧”和“佛系”均可视为这一新主体的符号表征。痛快作为年轻赛博世代新欲望模式的文化症候，加速着一种脆弱疲惫的“进步病”。青年主体正在以预先且自觉承认失败和无能的方式，安度数字时代的神经剥削潮汐，在闪烁的电脑屏幕上留下了一连串犬儒主义脚印和语词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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