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开方秘密：用药如用兵，药不在多而在精，量不在大而在恰中病机

编者按

现在好中医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难找到，往往有不讲中药材性味归经、配伍，按照西医看病的方式开中药，成了开中药的西医。那么好中医应该是怎样的呢？国医大师路志正这么说。

▲路志正首届国医大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主任医师。1920年生于河北省藁城市的一个中医世家，善用脾胃学说治疑难杂病，被称为“杂病圣手”。最早认定中医对乙脑治疗的成果，首创穴位编码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09年被评为首届“国医大师”。

路志正曾说，用药不在多而在精，量不在大而在恰中病机，要抓主证。你看，最近有人拿一张方子给我看，居然开了70多种中药，神乎其神，仔细研究，配伍乱七八糟，那种方子我们叫“驴马方”，驴马吃了都受不了，何况是人？要警惕这些“大方派”。

坚持“白天看病，晚上读书”，尤其是医案

我1920年12月出生在河北冀中平原的小村庄。伯父路益修先生，是当地的名医，对我影响很大。我14岁的时候，伯父开办了一所民间的中医学校，叫河北中医专科学校。我当时已经会背诵《千家诗》、《医学三字经》、《汤头歌诀》，考中了高级小学，但因为交不起八九块大洋的学费而辍学在家。听到伯父办医校，我就去学习。

虽然学校规模不大，只有3间房子，但伯父请来了清末秀才陈宣泽先生专门教授古文，又请山西盐城名医孟正己先生教专业课。孟先生经验丰富，指定的学习书目有《素问》、《灵枢经》、《图注难经脉诀》、《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备要》等，都是成为大医必读的书籍。陈先生教授《易经》和《古文观止》等古文典籍，古人有“易与医通”或者叫“医源于易”，说的就是这种文化同源关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兵很快来到了华北平原，学校无法继续办下去了。伯父开了一个“施诊所”，和孟先生边教学生，边行医济世。我就跟着他们出诊抄方子，手指都磨脱了一层皮。对老师辨证思路及治疗特点有所认识，逐渐能够独立思考。

我到现在还记得，伯父曾冶一个赵姓患者，头身汗出如雨，心慌气促，四肢冰凉，脉细如丝，属于书本上的“厥逆”之证。伯父认为患者汗出过多，而汗为心之液，大汗不仅伤阴，而且还会“阴损及阳”，形成“大汗亡阳”之证。就用大剂量的人参、附子，进行急救，说这种方法叫做“益气回阳”，或叫“急救回阳”。把药煮开锅之后，随煎随饮，而不是慢慢煎好之后再喝。经过我们师徒紧急治疗，3小时之后，患者的汗逐渐收敛，四肢厥冷的情况慢慢消失。

1939年之后，我开始独立应诊。一开始也有些信心不足，但坚持“白天看病，晚上读书”，尤其是阅读一些医案，如喻嘉言《寓意草》、《柳选四家医案》、《临证指南医案》等，从前人验案中得到启发。古人说“读书不若读案”，的确有一定道理。

弘医之道：顶住压力，推广白虎汤治乙脑

建国后，我到北京进修西医知识，结业后进入卫生部工作，经常到全国各地出差，查证、总结、推广中医学术经验。

1954年，石家庄市传染病院的郭可明先生，依据中医温病学理论，采用解毒、清热、养阴等法，选用白虎汤重加生石膏、清瘟败毒饮及安宫牛黄丸等方剂，治疗乙脑，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材料报到卫生部，我与另外两个人一起前往调查，我坚持这个好疗效是按照中医温病学的方法取得的，他们的看法不同。为了慎重，卫生部派工作组进行调查，终于确信并推广了郭可明的经验。不久，北京也爆发乙脑，郭可明的经验初期效果不错，到8、9月份之后突然“失灵”了。我们专门请了蒲辅周和赵心波等名老中医参与。根据北京当时热中带湿的特点，在白虎汤中加了苍术，病人的病情很快得以控制。

1955年，毛主席发现血吸虫病的危害，几次召开会议要消灭血吸虫病。我参加卫生部防治专家组，提出“西医杀虫，中医治水”的防治原则，先用中医药治疗腹水，再用锑剂杀虫，充分发挥中西医各自的专长，“送瘟神”也有中医的贡献。 

药不在多而在精，要警惕这些“大方派”

我一直都没有脱离临床，就喜欢当医生，给病人解决痛苦。广安门医院是当时全国最有名的中医院，专家云集。我与赵金铎先生一道创办了中医内科教研室，在中医病历书写、查房、会诊、病历讨论、收治急性病、疑难病等方面突出了中医诊疗特色，做到能中不西，针药并施，汤丸结合，灵活多变。后来，我编写了《中医内科急症》一书，形成了专著。

当时很多同道都在搞活血化瘀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活血化瘀有些过于泛滥，只要一提心脏病就只知道活血化瘀，其他的治疗法则、方法都被忽视了。我就遇见了这样一位心律失常的病人，刚出院就复发了，又回来看病。我就按湿热阻滞胃肠辨证治疗，患者很快就恢复了。所以，我决定通过调理脾胃治疗冠心病，带领研究生开展有关课题研究，冠心病也可以肾论治、从肝论治，所以就提出来肾心病、肝心病、脾心病，不仅仅是见心脏病就活血，或者只知道有一个肺心病了。

独树一帜，认为“北方亦多湿”

长期以来，中医认为湿病多发南方，北方多燥病。

中医认为病有六因，“风、寒、暑、湿、燥、火”。“湿病”即由“湿”引致，如风湿病、心脏病、脾胃病、肠胃病、妇科病、前列腺炎等均可归于其中。

天暑下逼，氤瘟蒸腾，雾露雨淋，是天之湿；处卑湿之地，江河湖海之滨，是地之湿；暴饮暴食，过嗜茶酒，恣食生冷，是人之湿。天地之湿伤人，多为外湿，而饮食所伤，多为内湿。湿邪伤人最广，引发百病。且湿性粘滞，湿病常起病缓慢，病后缠绵不易除去，西医难治，中医调理有优势。

调理脾胃治百病。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水源，气机升降的枢纽。人以胃气为本，故调脾胃可治病。现代人的膳食结构、生活条件、生活方式都变化了，深入研究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痛风等病的发病机理，脾胃损伤往往是其发病的关键。“调中央以通达四旁”，调理脾胃，气机通畅，胃气来复，诸病皆除。 

用药“轻灵活泼”，不在多而在精

中西医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各有所长。在临床中参考现代医学检查数据是必要的，但治疗时，仍要根据中医理论进行辨证论治，不要被西医病名束缚了自己的思路。

“用药如用兵”，按君臣佐使，“组方遣药，轻灵活泼”，药不在多而在精，量不在大而在恰中病机，要抓主证。你看，最近有人拿一张方子给我看，居然开了70多种中药，神乎其神，仔细研究，配伍乱七八糟，那种方子我们叫“驴马方”，驴马吃了都受不了，何况是人？要警惕这些“大方派”。

曾有一个东北小儿持续发烧，西医用大剂量抗生素未果，还怀疑可能是血液病。家长带他来京，先用中医“凉药”清热解毒法治疗未见效。我使用“热药”，三服药高烧立退。因为患儿是“真寒假热”。

疑难病往往病症怪异，病因多端，病机复杂，西医多无有效办法。中医贵在可辨证论治，内外合用，针药并施，食药配合，身心同治。如治疗痹病，每以汤液配合熏洗，针灸取效；慢性肾炎，常配合扁鹊三豆饮，水煎代茶，药食同用等，往往有显效。 

在古汉语和中医历代经典著作上下功夫

1981年11月，由中华全国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任应秋教授主持，召开了在京的部分中医教授座谈会。我们建议中央应该检查中医药工作，总结经验教训，把中医药管理工作从卫生部分离出来，成立“中医药总局”，直接隶属国务院领导，各个省市也相应成立专管中医药的机构。这个座谈会的《纪要》上报中央，发挥了较大的影响力。1986年，国务院决定成立直属的国家中医管理局。

2003年非典爆发，中医药却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我们心急如焚。我和吕炳奎先生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信，建议发挥中医善治瘟疫的优势，运用中医药防治非典。5月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主持召开“在京中医专家座谈会”，我就坐在她的身边，说了你们广东中医治疗非典的好经验，呼吁让中医介入临床治疗。吴仪采纳了我们的意见，中医终于进入北京抗击非典的主战场，小汤山医院也喝上了中药。

中医治疗急症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抗击非典中出现的中医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说明中医教育改革刻不容缓。目前不少中医学院毕业出来的学生不会用中医看病，中医院的很多医师首先考虑的是用西药，然后再配合中药。

为什么呢？据了解，学生在中医学院学5年，中医和西医课程的比例说是7：3，但学生用在西医上的时间不少于50%。除去一年的临床实习和寒暑假，真正用在中医上的功夫不到2年。

我们建议，人事评定部门加速构建按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制定的学术评估体系，卫生教育部门要鼓励我们的中医院校的学生和在职中医师在古汉语和中医历代经典著作上下功夫，才能在临床上充分发挥中医的优势和特色，成为中医的后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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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轶事

首创穴位编码法促针灸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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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在卫生部中医司技术指导科工作期间，路志正积极推广针灸疗法，挖掘民间医术绝活，如北京“捏脊冯”，四平“易筋经拍打疗法”等，还与名中医董德懋先生一起创办了《北京中医》（《中医杂志》前身）。

1964年，他参加卫生部组织的《中国针灸学概要》的编写工作，首创穴位编码法，为针灸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并被译成日、俄、英三种文字。1975年以后，该书作为北京、上海、南京“国际针灸培训班”的教材，为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了大批针灸医生。

路志正治疗急症也有一手。一名患者因瓦斯爆炸，头肿如斗，路志正依据温疫理论，按大头瘟辨治，不久获痊愈。包钢一位被钢水喷射全身而灼伤的职工，皮肤严重烧伤，持续高烧40℃，神志模糊。路志正以中医湿病和外科理论，控制了患者的败血症感染和休克，经过18天抢救成功。

凡来找路志正求医者，他总是一视同仁。对生活拮据者，他尽量少用贵重药，以减轻其家庭负担。

来源：“中医思维+”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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