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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人 | 不要相信记忆,它总会被美化

云也退 云也退 2023-02-17


路易斯·塞普尔维达:

不要相信记忆,它总会被美化






年轻时不是左派的人心灵有病——有的人信服这话,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现在很健全,而另一些人,则是为了保持年轻。


路易斯·塞普尔维达,1949年出生的智利人,收到了命运送上的一件烫手的礼物。从1968年开始,智利进入到一场狂放的民主化运动中,他们举手欢呼萨尔瓦多·阿连德被民选为总统,然而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将军政变推翻了阿连德,随后就是严酷的大搜捕和大迫害。

 

当年轻与革命相遇,心则被破灭的理想磨成金石。塞普尔维达是选择不屈的人之一。军政府当权后,他被抓住,软禁在家,但他设法逃了出去,加入地下运动组织,然后又被逮捕。这下就是严惩了。他被判三十监禁。


 

两年之后,靠着国际大赦组织的介入,塞普尔维达出狱,但代价是必须长期流亡在外。他去到了邻国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个国家,和智利一样,有着十分相似的政治史、经济结构和社会问题,因此也经常被塞普尔维达写到。他又先后在乌拉圭、巴西、巴拉圭暂住,最后来到厄瓜多尔,靠的是厄瓜多尔大诗人豪尔赫·恩里克·阿多恩的一纸邀请。

 

他的叛逆心没有被旅行消蚀,反而磨得尖锐。拉美各国有着共同的被殖民史,原住民惨遭屠杀;到了近现代,外来资本掠夺自然资源,有时甚至控制经济命脉,社会则是两极分化严重,腐败和毒品贸易横行。塞普尔维达在厄瓜多尔的丛林里认识了一些印第安人,同时对丛林生态受到怎样的破坏有了第一手认识;此外,他仍然寄希望于政治革命,在1979年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发动的革命中,他也是一分子。



他把经历和关怀同小说、游记等掺杂在一起。在他眼里,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社会方面,拉美的现实仅仅是赢家和输家的关系。印第安土著、技术工人、原始森林等等都是输家。在20世纪末出版的散文游记《失落的南方》中,塞普尔维达着重写了那些城市里的“赢家”:“私营主、现代化推手和赢家们既有权力又有钱,他们的卫星和摄像头让他们确信自己能控制一切,”完全无视低收入人群的抱怨。他们通过上升获得了确定性,他们的利己主义达到了“吝啬美学”的高度。

 

他一直讽刺地把那些赢家称为“人类社会的新英雄”,他们占据了科技的力量,用铝合金及玻璃建起了“蛮横的圆顶建筑”,走进这建筑的人,都是“被摄像头监视的妓院的客人”,他们来享受的不是女人,只是一些烟酒不沾的硅胶娃娃;他们亮出了他们芝加哥学校的学历证明,而不是“骄傲的伤疤”。塞普尔维达认为,这正是民主运动失败后,被新自由主义统治的拉美的现实,在智利和阿根廷则尤其如此。


 

左派情怀在他来到欧洲后也没有消退。在德国当记者时,塞普尔维达同绿色和平组织有了联系,他登上他们的船,到处去考察环境。不过,他毕竟是把家安在了汉堡,享受了将近十年的相对安定的个人时光,并陆续有了三个儿子,晚上,他一边哄孩子睡觉,一边看着家里养的一只大猫,逐渐构思出了他最有名的一本童书:《教海鸥飞翔的猫》。

 

塞普尔维达的小说也多少有些童话味。他赖以成名的那本小说,是1988年的《读爱情故事的老人》,它使用了他在厄瓜多尔丛林与印第安人交往的素材,抒写出对森林和土著文化的情感和对那种过于确定的、冷酷无情的现代化进程的愤懑。他的另一本童书《蜗牛的故事》写一只总觉得自己爬得太慢的蜗牛,它被它安于现状的同胞们嘲笑、排挤,于是远走他方,然而在同胞遭难时,它又赶了回去。这个故事既有典型的儿童幻想色彩,又把作者自己不弃乡土的决念寄托其间。


 

左派青年们在流亡中黯淡下去,但是,他们为之奋斗过的社会在回归“正常化”之后,另一个战场,即集体记忆的战场,却出现了。昔日的失败者,争相提笔为话语权而战,然而,塞普尔维达在述说1968—1973年间的往事可并非只为重温和拔高。对于“记忆”,他的理解简直太清醒了。在2011年出版的小说《我们往日的阴影》中,有个昔日的左派斗士卡乔·萨利纳斯,他深情回忆起牺牲同志的面孔,但又说,对他这样的失败者来说,最黄金的人生记忆是保存一条“雾堤”里的,暧昧不明。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做到客观,我们都会慢慢美化那些记忆——塞普尔维达说。“不要相信记忆,因为它总是站在我们的一边。它把丑变美,把苦变甜,在那些本来只有阴影的地方投下光芒。记忆总会成为虚构。”

 

然而,正是靠了像他这样的文化人的写作,对历史的推敲,对弥合社会裂痕的诉求,一直没有智利这个国家的公共话语中消失。智利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其在爱尔兰、南非等有着类似撕裂经历的国家都引起了反响和效仿。


 

童年时的塞普尔维达,每年夏末都要随全家从圣地亚哥坐火车去阿根廷,购置冬衣和其他物品。火车途中攀上安第斯山,他们会在海拔将近四千米的地方下车,通过一个边检站。那里的花岗岩上刻着让他颤抖的句子:“智利—阿根廷兄弟情长,直至此山毁灭”。每次回程时,也总是一辆老旧的蒸汽火车把他接走。他在《失落的南方》里写道:“我不在意自己是否勇敢的男人,但我知道自己并不怕死”——因为他觉得,死就是那辆从不晃点的火车。

 

4月16日,塞普尔维达因感染新冠肺炎在西班牙去世,终年70岁。



本文系原创

首发《财新》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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