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 安康大水灾 ∣ 洪灾亲历 安康人不堪回首的那一夜
1983 安康大水灾
②
【口述】
“我找到一个农家小院,听到都是哭声。进门一看,我爸在那里。我那个时候又是眼泪,又是激动。我说,爸,你干什么去了,你是去哪里了啊。一家人见面,又哭了一场。
“洪水退去以后,安康人,朋友之间、同志之间、家庭之间,见面都是问,你家还好吧。见了以后都是哭,都是双眼流泪。这样的灾难能存活下来,非常幸运。都在互相祝贺对方还在。就算受了点伤,人还在,就是很不错的。那时候的愿望,就是能活下来。”
1983年8月5日清晨,安康大桥路马坎,积水仍未退去。头戴防毒面具的解放军战士在橡皮筏上探寻尸体,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不知从什么地方被洪水冲到此处
吴定国 摄
洪灾亲历
安康人不堪回首的那一夜
「堤坝没从我们站的那块决口。如果那样,我们肯定就都不在了」
陈启全
原安康县建筑公司工人
安康汉江大桥抢险突击队成员
突击队的任务是守城门,也就是守住大桥门。害怕洪水涌进安康城,我们要在那里堵洪水。当时城门有墙板挡着,但水的涌劲、冲劲很大,所以里头还要用沙袋堆。我不记得当时江面上的水浪是个啥情况,那时光知道埋头装沙子、运沙袋、堵洪水,顾不得去看堤外的水。
7月31日下午。西堤。紧张上闸门情景
后来河水涨上了大桥,平堤了。我们就跑到堤上,往上垒沙袋,垒得很快,可水涨得更快,洪水就翻过堤,漂到城里面了。
在洪水来前上闸门
要说我们最后撤离那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堤坝上有水,我们就站在那上面,只是没从我们站在的那块决口。如果那样,我们肯定就都不在了。突击队有60人,是最后一批撤离的。当时水已经从其他地方涌进城了,没救了,你再堵也堵不住了,不撤走这些人的命都保不住了。
突击队选的都是会游泳的,撤退时有个叫高锦华的,发现俩小孩,就跳下水救上来了。当时情况很危急,都没顾得上看他是咋救的,就喊要注意安全啊。高锦华后来得了个一等功。
1983年8月1日中午,安康县交通局机动船驶进县政府机关前院营救群众转移的情景
「播音的内容很紧急,一号命令,二号命令,我们也急得不得了,播音就是声嘶力竭,一声紧似一声,心里揪着」
戎美玲
时任安康县广播站播音员
水灾那天另外一个女播音员正在外地出差,男播音员去拍洪水的片子,家里值班就我一个。保姆也忙着逃水,小孩给我送来了。我带着小孩一遍遍播,来了紧急命令就播。从中午12点开始待命,随时播音,一直开着扩大机,让机器预热。播音间隙时不时跑到阳台上看一下,到处都是架子车、自行车,拉着东西,朝南边高处撤。到下午四五点,水就涌进街了。
后来正播音呢,电停了,就赶紧跑去发电,继续播,结果发电机后来也被淹了,我们才停。
1983年7月31日下午。公安干警冒雨帮助被淹群众转移
胡武功 摄
那时播音的内容很紧急,一号命令,二号命令,我们也急得不得了,播音就是声嘶力竭的,一声紧似一声,心里面揪着。
那时候对汉江多大流量涨到哪儿,3万立方米每秒流量能淹到哪儿没个概念。反正紧急命令一来,我们就播。后来张县长也来了,专员也来了,他们直接播,发布撤离命令。当时我就更意识到特别紧急了,他们发布命令时,我就给录音了,然后反复播。张县长离开广播站时,水已经淹到膝盖了,他又回机关去了。
那一天是我工作中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做了这个工作,无形中充满着一种敬畏,有使命感责任感。
8月1日早晨,播音员戎美玲在安康县广播站楼顶哺喂孩子
胡武功 摄
后来我们被困在广播站楼上,成了个孤岛,周围全是洪水。我心里觉得没办法了,但又跟这么多同事都在一块,心里反而很坦然了。到夜里就听说这么大的洪水,几百年一次,就叫我们这一代人遇上了,就镇静了,也不怕了。
这一天我们喊了半天了,播了半天,现在咱这个机房也淹了,也没办法了,很无助。
人和大自然抗争,大自然是那么无情。就站在楼上看街上,两米之下就是水,一会儿流过去一个人,一会流过去一个人,觉得挺痛心的。他们怎么没撤离,觉得有一种无奈的感觉。
1983年8月1日清早,被洪水淹没的安康红卫中学门前的受灾群众
「说起杜世英的名字,安康人很少有不知道的。她是妇产科主任,很多人是她接生,来到这个世上的」
赵亚秦
时任安康卫校教师
水灾那年我20岁,7月30号我刚从外地回到安康。31号那天本来我母亲休班,因为她是妇产科主任,就去上班。当天医院把病人往安全地带转移,整个白天我母亲就在医院,负责转移病人。天快黑时,病人转移完了,我母亲才回家。
这时候医院也开始组织家属转移。我外婆80多岁了,我就把母亲和外婆送上医院转移的车辆。我看着车往安全地带开走了,就很放心。我决定留守在家里。
城区群众自救
当时河堤决口,水冲过来那种震撼,现在能从特技电影里看到,我可是亲身经历。那个水,确实是排山倒海一样冲过来的。当时,我在家属楼里,听到巨大的水冲击声,加上人的惨叫声。那种木板断裂,整个房间门窗碎裂的声音,听过了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们家当时住二楼,水进来以后我就跑上五楼,又从窗户钻进楼顶的天台。
等到第二天,水退了一些,有人从卫校回来,我就问看到我母亲没,他们都说没有。我感觉出事了。第三天,我找到母亲和外婆的遗体,两人相距不到两米远。
我父亲、我哥当时都在外地出差,那时通讯不像现在这样,根本联系不上。家里就我一个人。突然失去亲人,不管有多悲痛,必定从这一天起,内心要比一般人强大,毕竟独自承受了一般人没有遭遇过的东西。
我母亲在她同事、学生眼里,是个非常好的人。在安康,只要说起杜世英的名字,50岁以下的人可能知道的少,70岁以上的人可能很少有不知道的。她是妇产科主任,很多人是她接生,来到这个世上的。
洪水过后,造成灭顶之灾的西堤到处是漂浮物
「我妹妹那时已经不行了,说,你把我嫂子照顾好。妹妹说这话,最能体现兄妹情谊,每次想到,我都要流泪」
申小荣
时任安康县汉剧团职工
大水那天,大家都在汉剧团抢救财产,一直干到下午。那天雨非常大,剧团那里是低洼地带,剧场低的地方水已经有一米六深了。
搬完剧场的财物,我去了父亲的单位外贸局,我家人都汇集到这了,父母、哥、嫂、妹、姐夫,还有我和媳妇。父亲指挥我们给外贸局抢搬了六台罗马牌电视机,搬到二楼去。
那时大概有晚上七点多了。没过多久东堤就决口了,外贸局的楼是砖木结构,水眼看着到了二楼,连十分钟都没有,二楼平台上积水已经一米多了,我们就都站在栏杆上。我母亲、我妹妹、我媳妇都抓着我的脖子,使劲向上跳,挣扎着往上跳。我是一米七四高,站在栏杆上。洪水继续涨,我们几乎都要喝到水了。
解放军在洪水中搜救灾民
邱永锡 摄
我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原来是我姐夫翻上楼顶了,我就也爬到楼上,就这几分钟,水就涨上来了。我又下去,对姐夫说,赶紧把皮带放下去,把母亲救上来。他把皮带给我,我一拉皮带就断了。我说这不行,快把衣服脱掉,拧成绳子。我姐夫过去当过兵,他当时穿的黄军装,很结实,就把军装打成结了以后把我母亲、嫂子和我哥拉了上来。我哥又和他一起把我妹妹、我媳妇拉了上来。我妹妹那时已经不行了,说,哥,我腿抽筋,往下坠了,你把我嫂子照顾好。我妹妹说这话,最能体现兄妹情谊,每次想到,我都要流泪。
那次一共救上来21个人,最大的一个老太太,82岁,最小的6岁。在那里遇难了9人。最后一个被救的是外贸局一个老干部,他怀里抱着孙子,已经死了。老头喝水把肚子喝涨了,我姐夫有战地救援经验,把他腿提起来让他吐水,可那孩子不行了,后来我们含着泪把孩子扔掉了。
脱险群众被转移到安康新城一家代销店门前
我母亲这时问,你爸怎么不见了。我们都不敢给她说,当时我们想父亲可能遇难了,就给我妈说,我爸在一个大棚子上站着,水上漂着,漂走了。
坚持到凌晨大概四五点,听见机器隆隆的声音,慢慢看清楚是一艘快艇,我们就喊救命,原来是解放军战士,他们把所有老人和女同志都救走了,留下我、我哥和我姐夫。他们说,男同志别急,先救妇女儿童和老人。一船的人都给他们说好话,说,你们要把这三个人救上来,我们这些人的命都是他们仨救的。后来,他们把一船人拉到现在邮政大厦那里,又回来接了我们。我又冻又饿,受了惊吓,腿就抽筋了,胃痉挛。
当时,邮电局聚集了东堤决口后被救上来的上千人。邮电局职工用从食堂里抢出来的面粉,在烧炭火盆上烤饼,每个小孩、每个老人都领一个烧饼。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非常感激他们。
8月1号中午,洪水开始向西边退去。我们想赶快去找父亲。当时邮电局门口是一个非常大的深坑,水有三米多深,我们过不去。直到晚上,我们才通过朋友找了个木筏划出去,找到西关一个农家小院,进到院子听到的都是哭声。进门一看,我爸在那里。我那个时候又是眼泪,又是激动。我说,爸,你干什么去了,你是去哪里了啊。一家人见面,又哭了一场。
洪水退去以后,安康人,朋友之间、同志之间、家庭之间,见面都是问,你家还好吧。见了以后都是哭,都是双眼流泪。这样的灾难能存活下来,非常幸运。都在互相祝贺对方还在。就算受了点伤,人还在,就是很不错的。那时候的愿望,就是能活下来。
扶老携幼转移
「大桥路西边是菜地,水有齐腰深,后来水一退,老远就看到了她,在地上躺着。看到了我就走不动了」
李念勤
时任安康县人武部参谋
水灾发生那天下午,大概四点多,武装部开了个紧急会议,部署防洪抢险,因为武装部是个军事单位,有好多武器弹药,不能进水。我当时分管内勤,其中一项是通讯联络,会后我到军分区去领了两部电台,还有一台步话机。
回来就六点半了,已经很紧急了。武装部的人都上四楼了,枪支和其他装备搬走了上千件,还有四五百万发弹药还在仓库里。我们当时就绑木筏,把二楼的对讲机、电喇叭等器材,搬到四楼。
我爱人当时跟着在武装部住的一位老红军一块撤离,好多人都上了车,我还在楼上忙,她跑过来说,听说水已经进城了,我说你跟着这个车一起撤吧。把她送到大门口,我回来往楼上跑,正跑着水就撵来了。后来听说那个车在大桥路出事了,把人都冲到西堤下面,直到8月2号12点多才把她的遗体找到。
那时大桥路西边都是菜地,水有齐腰深,后来水一退,老远就看到了她,在地上躺着。看到了我就走不动了。其他几个同事找了个门板,当时到处是漂的门板,放到门板上抬走了。结果火葬场来不及火化了,找了一块地给埋了。
我两个女儿,大的当时不到8岁,二姑娘5岁多。那天下午说要涨水,高音喇叭播报警报,我老岳父用架子车拉东西的时候把俩娃一块拉到新城了,新城的地势高一些,娃们逃了这一灾。
1983年7月31日下午4时左右,民警帮助群众转移
邱永锡 摄
「10个县的防疫站站长带人,去重点疫情地区喷洒药物。部队也派来医疗队,西安医科大学、第四军医大学都派了医疗队,人心就比较安定了」
耿庆义
时任安康地区卫生局局长
水灾的时候,安康吉河一个农民背上南瓜来看我,他听说我已经淹死了。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讲,我都不相信,像耿大夫这么好的人能叫水淹死!
耿庆义在救灾现场
水灾发生时,我到街道上一看,已经全乱了。当时地区医院已经动员叫往外搬。我们搬到了卫校,那个地方相对高一些。当晚全城一片漆黑。第二天天一亮,看到全城没倒的房顶全部站着人。我们先绑了一个筏子,顶多能上两个人筏子就要翻,就这还是救了一些人。
我家那时就像个接待站,谁来了就下一锅面。8月2号中午太阳很大的时候,油库突然爆炸,以为又是地震来了,城里头的人一片慌乱。我当时正在地区医院的门口接伤员,马上就送来烧伤的人。那个时候情况突然,所以整个医院也是混乱的,整个指挥系统也是很混乱的,到2号下午、3号早晨,慢慢地在军分区开始有了指挥系统。
1983年8月1日早晨的安康城
胡武功 摄
2号我到医院去,积水还能达到大腿上。我进了楼,三楼走道里就见到了尸体。当时树上挂的都有尸体,惨不忍睹。地区医院正好是个低洼地,停留下很多尸体。我们地区医院有5个同志遇难了。
当时的防疫措施很及时,行动迅速。10个县的防疫站都是站长带着人,到地区防疫站报到,然后去重点疫情地区进行喷洒药物。当时的漂白粉很难搞到,都是由西安运来的。那时病人不是很多,医生也有限,省卫生厅专门组织了指导队,由各个医院派出。部队也派去医疗队,还有当时的西安医科大学、第四军医大学都派了医疗队到安康,这时人心就比较安定了。经过喷洒药物,掩埋尸体,对于灾后没有发生疫情起到了一定作用。
城区水毁一角。飞机正在播撒消毒剂
吴定国 摄
「给娃起名字时,我想到了“秒”字:孩子是在水灾时出生的,争分夺秒;洪水来了,跑出来逃水,都是争分夺秒」
邹定珍
安康大桥路油山庙巷居民
我是7月30号住院,第二天早上9点多生了女儿。娃刚出生,广播就说要涨水了。我问医生和家人,他们怕我担心,都说没事,水不会来。结果到了中午12点,医生让我们搬回家。
我家的位置比城里高一些,刚到家,大概下午5点多,听说西堤垮了,我婆婆和母亲就拉着我,我抱着娃,跑到物资局三楼躲。晚上,楼上人很多。我在物资局住到娃满月才回家。本来想早点回,指挥部说让我满月后再走,洪水退去潮气还大。
1983年8月1日中午。安康城区的淹没情形
给娃起名字时,我和她爸商量了几天都没想好。后来想到“秒”字:孩子是在遭受水灾时出生的,争分夺秒;洪水来了,从医院回到家里,再从家里跑出来,都是争分夺秒。
水灾使我失去了我姥姥、我公公,还有我姑姑的儿子。现在女儿马秒30岁了,从小我就教育她,你能度过这一关,是你的福气,当时国家对你非常关心。她上小学四年级时,说想当护士,后来上了初中,我让她考高中,她不上,要去上卫校,还问我,你不是经常说,让我长大以后做一个国家需要的人嘛。现在她在中医院穿着白大褂上班,她的愿望达到了,我很高兴。
东关南正街的救命树
张东风 摄
本文整理自张培祥先生主编的
《安康“7·31”洪灾记忆》
图片亦来自此书及安康市档案馆
摄影 邱永锡 吴定国 丁慎忠 胡武功 朱群茂 张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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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看 1983 安康大水灾 第3篇
沉浮 ∣ 一份批评官员「溃不成军」的内参
副总理怒不可遏,当即宣布「地委书记就地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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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文图均为记录者木闻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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