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在别处，书写时代留下的刻痕

今年初，作家袁凌出版了散文集《在别处》。从小说集《世界》到非虚构作品《寂静的孩子》等，袁凌一直通过聚焦个体生活境遇，折射整个时代和社会的生存状况。这一次，他将视角转向了自己。

“70后”袁凌生长于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的一个村庄，他经历过物质的匮乏、家庭的分崩离析，目睹了城镇化过程中遽变的乡村，体会过“北漂”的焦灼与孤独，也在蓦然回首时发现已无“家乡”可归。袁凌同时是一位前调查记者、非虚构作者，在多年的工作中，走访了许多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在新作中，他以真实细腻的笔触书写了自己这些年的生命记忆与情感，呈现时代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时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留下刻痕，这种刻痕比人性的变幻、情绪的起伏、情感的爱恨都更加真实。因为这些刻痕只能出现在那个年代的那种场景下，然后逐渐形成今天的我们。没有过去的我们，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希望能通过我的记录，唤起有相同记忆的人的一种共通感。”袁凌说。

张垚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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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袁凌活在一种愧疚与失败相交织的感情中。这种复杂的感情既关乎“乡愁”也关乎文学理想。

2005年，袁凌时任某门户网站新闻中心副总监，主流意义上的成功人生近在咫尺。但从小就怀揣文学梦想的他，却感到负罪与不安，“在文学方面我有自己想要达到的高度，如果没有达到，在别的方面越成功，越让我觉得难受。”

也正是本世纪初的那几年，传统乡村在城镇化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袁凌一直有着浓厚的家乡情结，这不仅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念旧的人，另一方面也出于他对母亲的愧疚。袁凌的母亲是一个普通农民，为袁凌付出了很多。袁凌总是想在成年之后能够孝敬母亲，然而在跨进大学门槛的前几天，母亲去世了。他将对母亲的情感投射到了乡土之上。

《在别处》

作者: 袁凌 
天地出版社

因此，袁凌自述回乡时看到打山打洞、断壁残垣、清澈的河流修了直排厕所，“那个感觉真的是死了一样。”他迫切地感到自己需要在场、需要写作。

袁凌辞去工作，回到家乡，打算扎根乡土写作，这也因为他推崇陶渊明式的中国古典美学理想，生活与文字的统一，“我觉得文学不是一种修辞，它应该是一种行为伦理。人的生活和文字应该合一，不应该是一种分裂的状态。”袁凌说。

但袁凌的回归终究是失败了。一方面，作为现实根基的乡村已经在习俗、物质各个层面发生了变化，故乡已不再是记忆中的“桃花源”，另一方面，袁凌也面临生活的困境，“因为没有生活费，我当时的写作又发表不了，没有什么名气，找不到出路。周围的人眼光也都不理解你，觉得你上过大学，跑回来待着干什么。后来自己的心理压力也比较大，我也不够坚定，最后就离开了家乡。其实我是一种很失败的感觉。”

又一次离开家乡，对故乡的情结更沉重地压在了袁凌的心上，让他喘不过气。这些年，袁凌把文字当作自己安生立命的根基，通过写作纾解自己漂泊中的乡愁。从《我们的命是这么土》到新作《在别处》，袁凌坦言，感到对家乡的歉疚和负罪感终于得到了缓解。

“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只能把我的乡愁或者说和家乡的联系一次一次写出来，自己好像有了一种交代，好像还了一个‘债’，我总算给家乡写了点什么。”在书写家乡的过程中，袁凌也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这就好像一种心理咨询，通过文字的回溯，也梳理了自己长期以来积淀的心理模式，看透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现在这个样子，我将来会到哪里去。知道了来路与归途之后，很多东西就算你改变不了现状，也比单纯痛苦迷茫好。”

《世界》

作者: 袁凌 
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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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凭借《青苔不会消失》《生死课》《寂静的孩子》等非虚构作品，袁凌获得了更多读者的关注与认可，也获得了一些非虚构领域的奖项。

在《寂静的孩子》一书中，袁凌将视线转向那些留守、随迁、失学、单亲的城乡儿童，记录了他们在困顿的境遇中艰难挣扎却顽强成长的生存境况。为了完成这本书，在四年的时间里，袁凌走访了内蒙古、新疆、贵州、四川等十余个偏远省份的近百位受公益计划救助的孩子。

《寂静的孩子》

作者: 袁凌 
中信出版集团

袁凌和摄影记者一般会在一个孩子家里住四五天，给对方四五百块钱。长途跋涉、环境艰苦自不必说。没有厕所、住的是硬板床，往往吃饱已经很不容易，更不要谈食物如何了。有一次，睡在一个彝族家庭的阁楼，夜晚下了暴雨，雨水顺着屋顶流淌进来，袁凌摸出斗篷盖在头上过了一夜。

除了生活中的不适，让袁凌倍感压力的还有如何真正走近采访对象，取得他们的信任，“要注意如何与他们对话，要一直注意他们的表现，保持一个关注度，还是相当累的。各方面有很大的压力。”内忧外患，在甘肃走访的时候，袁凌的血压一度升到180多，胃病、甲状腺切除也接踵而至。

尽管走着走着，袁凌愈发觉得“身体这个机器不太好用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这出于一种责任感，也出于一种生命的紧迫感，“当时做记者也是这样的，你做一个事情还是应该把它做完。再加上我总觉得人生无非就是过程，任何人都是短短几十年，你能够有个事做，然后做完了，我还是觉得挺不容易的。生命不一定是时间长就好，我现在也有这种时间急迫的感觉，希望赶紧做些什么。就好像欠了一笔账，没有还清，你会有很大的负担。”

作家袁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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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小说、非虚构，变的是体裁，不变的是袁凌对普通个体生活的关切。在《在别处》中，袁凌书写了很多已经被遗忘的日常生活的细节，在火车站害怕被拐走的惶恐、在超载的面包车上惴惴不安……在袁凌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所谓的“大问题”，有的是这些真实的个体生活。

“所谓的‘大问题’，都是似是而非的，很难把握。我现在去看那些家族史什么的，都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的认识，实际上还处于很迷茫的状态。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里，你可以活得很明白、很细致，但一旦放到更大的范围里，你根本把握不住什么东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卑微的个体才有它的独特意义。我就把一个人的命运，以及他对我的意义平等地记录下来，这就是我现在的写作态度。”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袁凌赞同米兰·昆德拉的说法，历史不是于大的地方参与生活，是于细节处参与生活。在《可笑的爱情》中，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约会，因为男孩穿了一条老式的内裤，而导致约会的失败，这也是男孩一辈子失败的开始。“历史在那一刻强制性地介入了他的生活，侵犯了他。”袁凌说。

时代就是这样无声无息地参与了我们的生活，所以在袁凌看来，时代与人应该是相互记录的关系。“时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留下刻痕，这种刻痕比人性的变幻、情绪的起伏、情感的爱恨都更加真实。因为这些刻痕只能出现在那个年代的那种场景下，然后逐渐形成今天的我们。没有过去的我们，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希望能通过我的记录，唤起有相同记忆的人的一种共通感。”

对 话

  非虚构是一种精神

读品：为什么近几年创作的精力更多放在非虚构写作上？

袁凌：这与我个人的天赋和职业经历都有关系。我是想象力缺乏，感受力丰富的那种人，所以写作倾向于在真实的细节上打开文学空间，而不是去虚构情节、人物、对话。天然地，我可能更适合去写非虚构。然后我做了13年调查记者，记者这个职业就是强调对现实的关切和真实感，反映在我的文字里就会越来越强调语言的节制和真实的东西，而当代小说好像特别需要很多情绪和泡沫的东西。这两方面造成我比较适合写非虚构。实际上，我也不是只能写非虚构文体，我认为非虚构是一种精神，它贯彻到所有文体中去，所以我也写小说、诗歌，我希望能够用非虚构把所有文学的文体打通。

读品：这几年，非虚构作品越来越多，非虚构文体受到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你如何看待国内当下的非虚构写作？如何评价自己的非虚构写作？

袁凌：现在的非虚构有好几部分。一部分是特稿，它是一个“外来产品”，用一种把日常生活陌生化的视角来观察日常生活。另一部分是题材式的非虚构写作，比如梁鸿的“梁庄”系列、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三和大神”，这些是以文学性为辅、以题材性为主的非虚构写作，社会意义更大。

我的非虚构写作其实文学意义大于社会意义、题材意义。尤其《在别处》这样的写作，它比较私人，谈不上有多大的典型的社会意义，它的文学意义会比较强。同时，从个人的经历中也能折射这个社会、时代的一些变化、脉络和印记，因此也有一定社会意义。这个社会意义是在文学的前提下表达出来的，而且这种表达不是陌生化的表达。从我们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的人，从我们日常的感受出发，从我们的记忆出发，以我们自己的眼光来回顾和关注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借用外来的观念和眼光来进行一种剖析，进行一种陌生化、看起来“零度”实际上是“上帝视角”的、把中国发生的事看作一种象征、寓言的方式来写，所以我的写作更多是一种本土的、“内生化”的写作，这也是我的一种方向。

读品：走访的过程中一定会经历情感震动的时刻，你在书中都描写得很克制。实际的走访过程中，如何处理现实带来的震撼？

袁凌：心里可能非常地震动，有很多感触，但是你不会表达出来，尽量地接纳下内心的震动，慢慢地把它熔构成型，最后化为文字。就像水库一样，我们不能是一泻无余，而是先把雨水积蓄起来。你把水堵起来，暗地里有非常大的水压，但是看起来是平静的，通过闸门释放出来的，它才能够发电。所以我们的文字看起来是平静的，但是你能够感觉到平静下面的惊心动魄。我觉得最好的文字可能就是内敛而有力量的文字。

读品：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袁凌：可能我是有某种悲观。但这是认识论层面上的一种悲观，而不是对生命的消极。鲁迅也很悲观啊，但是他是很积极的。因为我们可能认识到了这个生命的本质的一种悲剧性，或者说一种沉重，一种不可解决，反而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可以去认真生活。在认识到人的有限性的前提下，去做我们能做的一些事。

本期人物

袁凌  1973年生于陕西，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作品先后入选新浪十大好书、华文十大好书、《南方都市报》十大好书、两届豆瓣年度作品等。已出版诗集《石头凭什么呼吸》，非虚构作品《寂静的孩子》《青苔不会消失》《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生死课》等，同时在多家杂志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思想随笔数十万字。

编辑：张垚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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