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言实录 | 梁鹤年先生课堂拾锦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读书心得（二十九）
“民主”辨析
本篇主要比较西方和中国“民主”理念的异同。
“民主”可能是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同时，西方国家垄断所谓“民主”国家的标准，他们给中国贴上“非民主”标签。但是，按照中国“民主”标准，中国才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1]。为何中国和西方对于“民主”的理解存在如此之大的差异？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民主”的内涵上来。
民主的英文是democracy，其词源是希腊文demos（人民或公民）和kratein（统治），意为人民统治，即人民是政治的主人。“民”是雅典民主的关键：人民是自己的主人，不但是议事、表决，更重要的动议、提案都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力和义务[2]。但是，雅典民主所谓的“民”指公民，即是年满20岁的雅典男性，不包括女性、儿童和奴隶。在雅典全盛时期，公民总数约4万人，他们的妻儿约有5万人，以及4万左右的外邦人和35万左右的奴隶[3]。雅典的民主也是奴隶制上的民主。雅典的民主通过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来实现。雅典人认为抽签最民主、最平等。抽签在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的运作中至关重要。雅典民主的特点是完全的（所有政治的事由众人决定，没有例外）；绝对的（人民表决是终决，绝不能改）；真正的（人民直接、亲自参与，不设代表）[2]412。由此可见，雅典的民主没有选举，不搞代议制，也没有政党。所以，古希腊雅典的democracy与当今西方国家政客所推销democracy有着根本区别。
在古希腊文明衰落后，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在西方文明中延续下去。公元前4世纪末，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先后被马其顿吞并，古希腊的各个城邦成为马其顿帝国的一部分。在罗马共和国兴起后，古希腊城邦归属于古罗马。虽然古罗马吸收并借鉴了古希腊文明，但古罗马采取了一套与雅典民主制度完全不同的共和制度来统治其辽阔的疆域。古罗马的政体更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推崇的混合政体，包含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从罗马共和国消亡直到18世纪这1000多年间，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些特征如议会或选举制度逐渐出现。例如冰岛的Althing，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Thing of all Swedes，爱尔兰的Tuath，斯拉夫国家的Veche和Wiec，波兰的Sejm，中世纪意大利、瑞士、佛拉芒和汉萨同盟的城邦以及英国，都出现过某种形式的议会；在6世纪以前，以信徒的拥戴程度遴选基督教会的主教，由红衣主教团选举教宗，行会选举会长，某些议会和城邦里也有选举制度[3]13。近现代西方“民主”起源于中世纪英国的议会制度。1215年《大宪章》的签署则是英国议会制度的起点。《大宪章》【拉丁语：Magna Carta，英语：The Great Charter】在13世纪历经三次修订、五次重大重申，至1225年的修订版本最终定型。《大宪章》的目的在于限制王室的税权（必须先咨询贵族，取得贵族同意）和法权（不得侵犯人身，不得侵犯私产）[2]89。在《大宪章》之后，对民主的论述先后出现在1689年的《权利法案》，洛克、卢梭的理论，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以及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这些理论和宣言主要重心在自由，民主是陪衬和工具[2]416。到18世纪末，代议制民主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制度。现代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一般分为三方面的机制：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行政与立法的关系。“民主”中的“民”从主人变为选民。人民是名义上的国家主人，人民代表才是真正的主人[2]418。人民代表是所谓的社会精英，他们包括政客、官员，以及半官方和非官方的机构。精英们通过操纵民主的范围来谋求自身利益[2]418。西方的民主不再单独使用，以自由为限定，称之为“自由民主”。西方近现代的“自由民主”是精英的民主、虚像的民主[2]411。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既需要民主，又害怕民主，他们把法治和人权作为牵制民主的武器[2]416。由此可见，西方近现代的民主与雅典民主的内涵完全不同。
“民主”一词在中国近现代与西方近现代的democracy类似，与雅典的democracy不同。不过，“民主”并非来自西方，而早已埋藏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中国古代“民主”一词出自《尚书·周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珍有夏……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诞作民主，罔可念听[4]。《多方》是在周人夺取商王朝政权后，论证自身合法性的一篇诰文。商纣王认为王权是上天赋予的，帝王是天子，与民无关。周公提出“民主”与“天子”意义相似。特别是在“天惟时求民主”，意为帝王并非天生注定为“民主”，而是从民中被天选择而来，而天的选择又以民的选择作为依据，从而授之以天命[5]，成为帝王，也就是“民之主”。周公的演绎不仅建立了“天”与“民”的逻辑关系，而且“天”与“民”共同成为帝王合法性的来源。其次，在孟子的理论中，“民”的地位超过了“主”。在《孟子》的《尽心章句下》中，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6]。并且，在《尚书》“民主”的演绎下，只要是有“大德”的“民”就能成为“主”。“天求民主”意味着大德者居之[5]。总之，中国古代“民主”理念逐渐融入了中国民本思想中，成为该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世纪以来，中国被迫卷入了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西方政治学理念传入中国。西方的democracy也被翻译为中文。1863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 P. Matin, 1827-1916）开始翻译美国国际法学家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 1785-1848）的《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1836），中文版命名为《万国公法》，于1864年（同治三年）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资助下，由其所创办的教会学校崇实馆刊印发行[7]。《万国公法》是中国近代第一次系统翻译、引入西方政治和法律术语。其中，“民主”一词被用于翻译republic（民主之国），与monarchic（君主之国）相对。显然，把republic（共和）翻译为“民主”并不准确，但这是中国“民主”一词第一次用于解释西方政治学名词。1872年，王芝在《海客日谭》一书中，将democracy一词翻译为“民主”，这是可考的“民主”第一次单独成词。后来“民主”在现代汉语中的译法广泛流传，还是归因于日语平文式罗马字minshu[8]375。1895年，严复在《直报》上发表的《原强》中有“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叙述，其中“民主”就是democracy的意译。不过，在democracy的译法上，严复并不确定，在其所译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中，democracy被译为“庶建”。严复解释说：“庶建乃真民主，以通国全体之民，操其无上主权者。”《法意》的西译名表中也记载：“庶建democracy，本书中又作民主”[9]。进入20世纪，中国新兴知识分子在翻译和使用democracy时，或多或少地赋予了其新的意义。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他在书中把democracy音译为德莫克拉西。他认为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也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道德学术和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0]。德莫克拉西，简称为德先生，而“德”字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键。“德”把democracy与中国古代“民主”理念联系起来，同时，也在democracy中加入了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同年，青年毛泽东在1919年《湘江评论》的创刊号上，把democracy翻译为“平民主义”。他提出：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上的强权，文学上的强权，政治上的强权，社会上的强权，教育上的强权，经济上的强权，思想上的强权，国际上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们打倒[11]。“平民主义”作为democracy一词的中译，在五四运动时期很流行，“平民”或“庶民”意为“所有人”，从而在democracy中加入了平等的内涵。Democracy被理解为一种冲破强权的解放运动，变成了所谓的“平民不受官僚的欺压、劳动者不受资本家的虐待、女子不受男子的支配、学生不受教职员的压制”等等[12]。李大钊的作品不再对democracy进行翻译，而是直接使用英文。并且，他把democracy与中国传统政治观“天下大同”联系起来。李大钊在1918年为朋友所著《国体与青年》一书的跋中提出：我们要求democracy，不是单求一没有君主的国体就算了事，必要把那受屈枉的个性，都解放了；把那逞强的势力，都摧除了；把那不正当的制度，都改正了；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才算贯彻了democracy的真义[13]。1919年，李大钊在《晨报》发表的《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认为：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democracy的意义，就是人类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机会均等[14]。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对democracy（民主）的翻译和理解从简单的直译转变为对其改造和加工。Democracy（民主）也逐渐脱离了西方近现代的语境，在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心态下，获得了中国式的意义和内涵。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中国的民主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总之，中国的民主与中国古代传统“民主”理念一脉相承，既胜过古希腊雅典式的democracy，也超越西方现代的democracy。
参考文献
[1] 韩震. 中国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EB/OL]. 《求是》网络版. (2018-12)[2020-10-30]. http://www.qstheory.cn/2018-12/26/c_1123905480.htm.
[2]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411.
[3] 王绍光. 民主四讲[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8: 4.
[4] 尚书·周书·多方[EB/OL]. 维基网上文库. [2020-10-30]. https://zh.m.wikisource.org/wiki/%E5%B0%9A%E6%9B%B8/%E5%A4%9A%E6%96%B9.
[5] 林国敬. 《尚书》“民主”解义[J]. 原道, 2018(2): 89-100.
[6] 孟子. 尽心章句下[EB/OL].孟子集注.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2020-10-30]. https://ctext.org/si-shu-zhang-ju-ji-zhu/jin-xin-zhang-ju-xia/zhs.
[7] 何勤华. 法律翻译在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完整实践——以1864年《万国公法》的翻译为中心[J]. 比较法研究, 2014(2):190-200.
[8] 刘禾.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M]. 宋伟杰, 等,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2.
[9] 刘远举. 德谟克拉西，150年中国人译不好的德先生[EB/OL]. 独家网. (2014-05-05)[2020-10-30]. http://www.dooo.cc/2014/05/28677.shtml.
[10] 陈独秀.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EB/OL].维基文库. (1919-01-15)[2020-10-30]. https://zh.m.wikisource.org/zh/%E3%80%8A%E6%96%B0%E9%9D%92%E5%B9%B4%E3%80%8B%E7%BD%AA%E6%A1%88%E4%B9%8B%E7%AD%94%E8%BE%A9%E4%B9%A6.
[11] 毛泽东.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J]. 湘江评论, 1919(1). （重印于：毛泽东早期文稿[M]. 湖南出版社, 1990: 293.）
[12] 顾昕. 从“平民主义”到“劳农专政”——五四激进思潮中的民粹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19-1922年）[J]. 当代中国研究, 1999(2). [2020-10-30]. https://www.modernchinastudies.org/us/issues/past-issues/65-mcs-1999-issue-2/494--1919-1922-.html.
[13] 李大钊. 《国体与青年》跋[M] // 李大钊文集(上), 人民出版社, 1984: 604.
西方民主通过大选换人换党，虽然灵活，但缺乏连续性。在西方，长期发展规划很难实现，因为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执政期限只有4~8年。选举过后换人换党，原来的规划或者政策也会被搁置甚至废除。另外，执政者热衷于追求短期效应，往往置国家长远利益而不顾。全民普选比拼的是财力和造势能力，甚至非理性感觉都成为影响选举的重要因素，候选人的政治能力反而不重要了。这不，美国民主大选就选出了特朗普这种毫无理性逻辑和原则可言的政治怪物。国会议员们在每次国会投票时都非常重视金主们的利益，涉及国家和民众利益的立法也被各种利益集团所控制。对于以利益集团马首是瞻的民主而言，芸芸众生又与我何干，而众生还一直沉浸在虚伪的自由民主中不能自拔。因此，西方民主服从的是资本而非人民利益，从此次疫情在美国的持续蔓延可见一斑。
本章主要阐释了为何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思想的背景下，西方现代社会对民主理念最精彩的演绎，即“是人民的、由人民的、为人民的政府”难以实现。从结构上看，本章可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西方民主理念的演变，即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思想定义民主，演变到以美国式民主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定义民主；二是美国式民主是工具性民主，其本质是保护个人自由，与社会平等之间具有天然张力。
笔者理解，西方以亚里士多德思想为代表的“古典民主”与美国式民主思想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有着本质区别（表1）。其中，最重要的差异是对于民主理念的假设从不具有道德价值的古典民主理念，转向民主理念具有道德意义的美国式民主。具体而言，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探讨立足于“谁应该当主人”，他认为政府的目的或政体的好坏，取决于是否追求整体福利——追求整体福利的一人统治（君主政制）、少数人统治（英杰政制）、多数人统治（由适度财富的公民主持的群体政制）是“好”；仅追求个人福利的一人统治（暴君政制）、少数人统治（追求有钱人利益的寡头政制）、多数人统治（由穷人主持的民主政制）是“坏”[1]414。
表1 西方古典与现代政体及其“民主”理念比较
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还十分强调统治者的德行，这种德行是由自然之法而不是国家宪法决定的，而且只有“适度”（just）的财富才更能与德行结合。因此，过度追求财富或财富匮乏的统治者（寡头或民主政制）不会比拥有适度财富的统治者（英杰或群体政制）更好[2]242。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基于财富或经济地位对寡头与民主政制的区分，意味着富人不考虑穷人利益而统治时即寡头政制，穷人不考虑富人利益而统治时即民主政制，两种政制都容易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倾向，从而影响社会安稳[1]415。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只是政体的形式之一，不具道德意义，甚至不能称为“好的”政治。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认为“好”政府追求整体利益，而“坏”政府追求统治者自身利益[3]67。这种价值判断，源于亚里士多德对于“政治”理念本身或者说“政治”目的的理解。他认为人受理性驱动，天然地追求聚居以实现自存和共存（共存有利于实现更好的自存）[3]59-60。而“政治”即处理人类之事（包括个人与整体关系）的智慧（philosophy of human affairs），因此人类天生是政治动物。好的政治是能够使个人和团体生活得更高贵（即更理性和更幸福），那么理想国家追求为个体和国家整体提供积极理性的生活，最终实现和谐之治。
与之对比，美国式民主以“民主”本身是“好”为出发点，将其看作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将民主范围大小看作衡量民主好坏的标准，将投票权看作实践民主的具体手段。实际上，这种民主源于美国独立建国的历史动机，即反抗英国殖民统治、通过建立民主制度保障个人的经济自由。因此，美国式民主的实质是自由主义的工具，并没有涉及社会整体利益或社会平等的实现问题[1]415。笔者认为，当讨论这种美国式民主时，有几个隐含的假设值得思考：人民想做“主人”还是“受益人”？[1]417动议、提案、投决都由人民支配的古代雅典民主，与人民投票、精英代议的美国式民主相比，“民主”的过程和结果一样吗？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民主，与社会平等的关系如何，追求的是起码公平还是最高公平？
雅典民主与西方现代的自由民主
雅典民主是完全、绝对、真正的民主。西方的自由民主是精英民主、虚像民主。自由主义以民主为工具去争取更大的个人自由，但又恐惧民主会约束个人自由，遂产生一种不自然和不安稳的妥协。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总是设法支配民主。
本章介绍民主，这个我们平日里经常说起的词，但真正深究起来，发现我并不清楚它的来历和意义。本章从雅典的民主制度开始，先是详细介绍了民主的起源，雅典的民主是“完全的、绝对的、真正的”，但它是有前提的，前提是“留为己用”，对别人却很不民主。这在雅典侵略小国米洛斯（Milos）的誓师檄文中表露无遗。雅典之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民主的评价都不高，他俩关注的是“谁应该当主人？”现今，西方的主流思路是，民主政权才是唯一合法政权。
本章从几个角度分析了民主与自由的关系，从民主就是自由的工具的角度分析，现代民主的进化过程中，最突出的就是扩大民主。民主政制的开山祖师爷克莱塞尼斯就是以答应群众分享权力去发动群众夺到政权。在现代，精英们以煽动众人的民主行动去替他们夺取权力，籍此去实现他们的个人追求，包括破坏真正的民主。希特勒如是，很多以代表人民利益为己任的精英都如是[1]。
精英，是一个追求政治权力的阶级。他们发明了多党政治（起码两党），轮流执政。多党政治有民主的面貌（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轮流的治理和被治理”），又迎合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与政治多元化），自然地垄断了政治制度的市场。精英们实质上把持和支配政治，其背后真正的主人是资本。因此在精英民主中，人民由主人变成了选民[1]。
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本质。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代议民主取代直接民主，那些精英成为代议民主的“主”，精英们通过代议制度把持和支配了民主去推行自由主义，特别是他们自己或所属群体的自由。但在这种政制里，多党制度、法前平等、官员问责的重重把关、处处制衡都是因为害怕真正的民主会损害个人自由。与雅典的完全的、绝对的、真正的民主相比，现代精英民主也是完全的——所有政事由民主程序决定，没有例外；也是绝对的——民主决定是终决，但不是真正的。人民不是直接、亲自参与政事。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作者：邱燕，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
编辑 | 顾春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