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齊勇：抗日戰爭中的錢穆先生和《國史大綱》

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不久，北大文學院遷至南嶽。10月，錢穆與湯用彤、賀麟等由海路至香港，經廣州、長沙抵南嶽。……學校旋遷昆明，乃結隊經桂林、南寧，過鎮南關轉赴昆明，旋南至蒙自。同事陳夢家曾選讀錢穆通史課，力促通史教科書正式出版，以應時代、青年之需。時文學院復遷昆明，錢穆則借住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一別墅，後移居寺中，撰著《國史大綱》。

通史課程，前在北平講授四年，遷來昆明後又兩度講授。每週四、六晚間開講，二百餘座的大教室擠得滿滿的，來自校內外的學生或席地，或依壁，或據窗臺，或倚窗外，盛況又過北平時代。國人民族意識高漲，加上錢穆學養深厚、史識卓拔，才思敏捷，擅長講演天才，感染力強，故講者聽者易引起共鳴，極一時之盛。錢穆於1939年暑假攜《國史大綱》書稿至香港交商務印書館。當時規定，書籍著作要經政府審查後方可出版。錢穆這類書，要經審查並依指示修改後呈請再審查，才能付梓。錢穆堅持己見，最後幾經周折才於1940年6月按原稿出版。是書引論被學林推重爲“近世大文章”。

引論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政治、社會、學術思想，有其獨立發展之系統，與西方文化發展過程不同。他主張吸收、融合世界各國文化新精神以求變求新，但必同時致力於發掘中國文化系統的獨特性，對中國文化的生命力抱有無比堅定的信心。他致力於重建中華人文精神，重建中國人對中華民族的感情和對中國歷史的尊重，堅信中國文化調整和更新的動力與前景必來自先民所貽的文化系統的內部，希冀“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作爲“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錢穆痛切警告：國人懶於探尋國史真諦，而一意據他人之說，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自食其惡果。全書八編四十六章，共五十餘萬言，以民族文化意識貫通全書。……

總之，《國史大綱》頗多創見獨識，不勝枚舉。是書出版後，風行全國，成爲各大學通用的歷史教科書，極大地鼓舞了廣大青年學子，激發了他們抗日救亡的熱忱。

岩泉下寺

錢先生著《國史大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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