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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丨黄培：致敬我的母亲郑晏
作者简历
青年时期的作者
黄培，1952年出生，大学就读北京经济学院统计系，高级统计师。曾任国家统计局调研员，《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编辑部主任，为国务院领导提供统计信息咨询。现已退休。
尊前慈母在，孩儿不觉寒。我在花甲之年还能享受母亲耄耋之年的爱，受到许多亲朋好友的羡慕。母亲郑晏（1923-2018年）在清华大学从事教育工作近50年，在我的印象中，从小至今，她对我们的爱，更像是老师对学生的爱，没有溺爱、偏爱和宠爱，更多的是关爱、慈爱和挚爱，通过身体力行和言传身教，教育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面对困难和挫折……我们三个子女也在她的培养教育下，通过个人努力和不懈奋斗，逐步成长为各自工作岗位上的专家，在参与将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建功立业，事业有成。
2013年母亲90岁生日
我的母亲郑晏，1923年生人，祖籍福建长乐，出生于书香世家。她的祖父郑叔忱是清光绪十六年进士，授庶吉士，曾长期供职于清代翰林院，后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教务长。她的祖母陆嘉坤曾任天津北洋高等女子学堂总教习。她的父亲郑天挺为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先后历任北京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教授，南开大学副校长和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历史组组长。母亲在清华大学工作将近50年，除那场运动高等教育停办几年外，一直在教务处从事教学管理，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认认真真，人称清华教务工作的活字典，深受全校师生和学校领导的尊敬和爱戴。
母亲解放前夕毕业于辅仁大学，当年参加人民政府举办的华北大学毕业生培训班学习，分配到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工作。那时父亲在清华大学土木系教书，姐姐和我尚在幼年，考虑到我们家的实际困难，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教授亲自出面，要求学校将母亲从劳动部调入清华大学。母亲有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经历，有公共服务管理经验和社会管理经验，为了进一步提高学校的教学管理水平，学校领导把她安排在教务处教学研究科工作，从此她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2年末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刚刚结束，清华由综合性大学调整为工科性大学，学校工作重点是将过去沿袭欧美国家的旧教育体制，逐步改为苏联五年制的新教育体制，教学管理工作成为学校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与此同时，为配合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到来，国家开始有计划地培养又红又专的各类工科人才，编制和修订新教学计划成为学校组织教学过程的首要环节。蒋南翔校长亲自挂帅，母亲承担了大量教学研究工作，并参与了教育部组织的考核教师工作量和管理教学计划等多项教育改革工作。
母亲在劳动部从事的是就业安置工作，在清华从事的是教学管理工作，放弃熟悉的社会学专业改行从事教学管理工作。领导担心她有想法，而母亲毫无怨言地服从组织安排，干一行、爱一行，一切从零开始，认真学习各项教育方针和教务政策，虚心向老同志请教，刻苦钻研专业知识，遇到问题善于动脑，很快就将教务管理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做得又快又好。邢家鲤担任教务处长以后，不但严格管理，还提出了更高要求，即“职员不仅做好本职工作，还能够完成其他科室的工作，相互协作，大兵团作战”。在这种高标准、严要求下，母亲逐步成长为“一专多能”的教务行家里手。一位曾在蒋南翔时期担任过领导干部的老同志告诉我：“当年在清华众多职员中，被蒋南翔校长尊称为‘先生'的职员只有四人，郑晏便在其中。”这是校领导对母亲的尊重和对她工作的肯定。
在20世纪50年代的清华职员中，母亲的文化程度属于高的，她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善于用脑筋思考问题，工作中坚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认真做好工作细节和工作程序的分解，包括遇到疑难问题怎么解决，这种工作方法在那个年代是少见的，所以领导喜欢把最困难、最艰巨、最有开拓、最有挑战的工作交给她完成。从1963年起清华拟在全校专业课中推广“英语授课”的教学实验活动，母亲从到堂听课、课后征求学生意见、组织旁听教师开座谈会、向授课教师反馈意见、向广大教师推广英语授课经验等一系列工作，使清华“英语授课”的教学活动走在全国教育改革的前列。
教务工作繁琐而庞杂，面对大量事务性的工作，母亲除了任劳任怨和踏实肯干外，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杂而不烦，忙而不拖，效率高，无差错”。这四项工作要求使母亲工作效率特别高，教务处同事形容母亲工作时的状态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各项工作管理的井井有条。学校行政机关多次请母亲介绍工作经验，母亲总结为“六多”，即多听、多看、多学、多跑、多说、多动脑筋，这些经验得到广泛的推广。由于母亲业绩突出，“文革”前17年多次被评为学校的先进工作者，成为清华大学教职工中职员代表的佼佼者。
母亲的命运与清华大学的命运休戚相关。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清华成为“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典型”单位，教学和科研等工作秩序受到严重的破坏。在全国“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清华有上千人受到工宣队“人人排队、层层摸底”的政治迫害。接踵而来的更大灾难是：3000多名教职工被送到血吸虫的重灾区～江西鲤鱼洲的试验农场接受“再教育”，实行奴化式的劳动改造。母亲也在其中，不久还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批判，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和折磨。在蒙受不白之冤长达两年半的屈辱岁月里，母亲以“历史一定会还自己一个清白”的坚强信念和坚定意志，捱过了艰难时刻。随着国家政治大环境的改变，工宣队向母亲宣布“查无实据”，分配到校医院担任总务和会计工作。
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清华大学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教学和科研的建设之中。为了尽快恢复被“四人帮”破坏的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时任校长刘达亲自签署调令把母亲调回教务处。从此母亲放弃了在清华校医院很有起色的总会计工作，甘心回到教务处重新当了一名普通职员。重返她所钟爱的教学管理岗位，母亲一如既往的勤奋工作，由于她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不久又被清华大学树立为学习的榜样。
1982年母亲荣获清华大学先进工作者勋章
20世纪80年代清华大学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逐步恢复了理科、经济、管理和文科类等学科，全面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许多大学到清华学习先进的教学、教改经验，全国高教系统也经常在清华组织召开教研经验交流会，介绍先进经验和组织会务工作的任务总是落在母亲身上。那时母亲已近退休年龄，还像年轻人一样经常加班加点，甚至一些小事，诸如外地客人想买什么北京土特产，她都一一记在心上，能办到的尽量办到、办好，这在国家商品供应极度匮乏的年代是非常不容易的，受到全国高校同仁们的一致好评。
“眼里有活”是母亲工作几十年的特点，她经常是哪里忙就出现在哪里，哪项工作没人做，她就主动承担。她看到教务处领导工作忙，没有时间按时向学校上报每周《信息通报》，就主动向处长申请承担了这项任务。每年她捕捉到的教学信息总是排在全校信息量的首位，被学校领导采纳的也最多，有时上午报送的信息，下午学校领导开会就引用了，极有参考价值。如《信息通报》出刊200期的时候，她报送的159条信息被学校选用149条，选用率达到93%；出刊300期的时候，她被评为优秀信息员，在全校信息员大会上介绍经验。母亲爱岗敬业的精神多次受到时任清华党委书记方惠坚的表扬，被评为全校的先进工作者，在全校大会上介绍经验，模范事迹刊登在校刊和学校宣传栏的显著位置，成为全校教职工学习的榜样。
母亲退休后老骥伏枥，作为教学管理专家继续在教务处工作，返聘时间长达15年。她记忆力极好，全校各院系、各专业1000多门公共课程以及各门课之间的关系全记在脑子里。理工科课程编排讲究科学性与关联性，知识点的讲授必须循序渐进，哪门课应该先讲，哪门课应该后讲，不能出现差错。那时清华为追赶国际教育的发展趋势新增了多门新型学科的课程，母亲为使编制的教学计划科学合理，亲自到教学一线去听课，教师及教务人员均评价说“郑晏编制的教学计划总是清清楚楚，从没有出过差错”。随着计算机应用技术的飞速发展，清华大学教学课程安排由人工改为计算机，在程序员编写程序之前，母亲将自己几十年的工作经验传授给他，之后计算机编排的教学安排表格与母亲人工排出来的表格完全相同，这个结果让年轻同事赞叹不已，说母亲的脑子堪比计算机。
母亲直到75岁才告老还家，曾被清华大学授予“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的称号。几年前某个春节，时任清华党委书记陈希特地到家里拜年并慰问母亲，赠送了慰问品和大花篮，感谢母亲为清华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感谢母亲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的不平凡成绩。
2018年春节前夕，中国民主建国会海淀区支部和清华支部的领导共同慰问了母亲，他们说：经中央民建档案查询，母亲是目前全国年龄最大、入党最早的民建党员。母亲几十年来坚持爱国主义，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将平凡人生献给祖国教育事业的事迹令大家敬佩。
母亲一生心胸豁达、淡薄名利、默默奉献。她在清华工作了一辈子，获得过无数次表彰和奖励，但行政职务始终为职员，连科长都没晋升过。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清华提拔干部一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非中共党员不能提拔为干部，母亲因此不能提升职务。同事们为此打抱不平，认为凭着母亲的文化程度、思想觉悟、工作能力和突出业绩，早该晋升职务了。我也曾问过母亲为什么不申请个高级职称，她认为自己条件不够，而且认为提拔干部和评定职称是领导考虑的事情，自己需要做的就是努力工作，为学校教务工作做出更大的成绩。
前几年我翻出母亲在清华大学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发言，最后一段话令我特别感动，她是这样写的：“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为党的教育管理工作贡献我的一生，为教学一线的工作铺路搭桥，很幸福，也很光荣。我干了一辈子职员，没有任何‘长’字头衔，只要工作有成绩，我就心满意足了，为党的教育事业奋斗一生是我的理想。”
母亲与许多清华老知识分子一样，尽管受过“文革”磨难，但是从未动摇对党的信念，满怀对祖国的忠诚和对事业的执着，为祖国、为教育努力工作，不求名，不求利，默默奉献，不求索取，这就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和奉献精神。
我对母亲的初步了解，源于我小学四五年级对清华大学老建筑的“探险”活动，那时我接触了许多清华的教职工，从他们嘴里，我更多地了解了母亲。
清华大学所在地清华园（熙春园）原为清康熙帝皇三子胤祉园林，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为圆明园属园，后被荒废。1909年清朝政府选中此地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了留美预备学校，修缮了工字厅，建造了二校门、清华学堂等一批建筑，1911年更名为“清华学堂”开始招生。1914年美国建筑师对清华校园再次规划，建成了图书馆、大礼堂等一批建筑，那些红砖拱顶的西式建筑与古色古香的中式园林建筑形成鲜明对照，对到了“厌死狗”年龄的我们充满了吸引力。
我与几个同学选定清华早期建筑作为“探险”目标，周六下午没课的时候几乎走遍了每个教室和实验室。如在水利馆看水流运动的教学实验，爬窗户进入科学馆布满灰尘的地下室观看实验设备，在体育馆混在大学生中间练体操，跑进大礼堂后台观看大学生排练节目……我们还去过当时难得进入的核物理实验室和电子计算机房，观看各种科学试验，包括原子弹爆炸的模拟演练……
平日清华校园并不对外开放，我们这些“探险”活动多多少少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最后都有大人出来干涉，问是谁家的孩子。我回答父亲的名字，大多数情况下，人家不做评论，只是把我们赶走。如果我回答母亲的名字，他们大都会微笑地说：“你长得真像你妈妈，你妈妈特别能干，人缘特别好，曾经帮助过我们……”探险活动的细节我早已淡忘，但是叔叔、阿姨们对母亲的评价，却深深地留在脑海里。一起玩的同学都羡慕我有一个这样的母亲，我也为有这样的母亲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下定决心要向母亲学习，长大做个受大家尊敬和爱戴的人。
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间，在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王淑华的指引下开始写日记，其中也记录了母亲教我写日记的内容。我1965年5月9日的日记这样写到：“今天妈妈和爸爸都给我讲了怎么学习。妈妈说：‘你做作文和写日记总在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圈子里，不是上课不听讲，就是不举手回答问题。写日记是为作文服务的，如果老写这些内容，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听从了妈妈的话，将自己的日记范围从个人扩大到班级和学校，较详细地记录了50多年前我在清华附小的学习和课外活动情况，内容涉及老师教书育人、班级逸闻趣事、学校课外活动和少先队活动等。在清华附小庆祝百年诞辰的前夕，我为校友回忆录《世纪情愫》投稿，将自己的小学日记整理成“流金岁月”的故事，再现了清华附小的百年风采，受到学校编委会和校友们的好评。
翻看我的小学日记，还有母亲根据我的性格和情趣，用榜样的力量激励我学习的内容。我1965年5月26日的日记这样写到：“今天我虽然没做成算术，也没写成作文，但是我上了一堂顶好、顶好的政治课，妈妈给我传达了荣高堂（中国乒乓球队团长）的报告。……庄则栋在单打决赛中，遇到了三次打败了他的日本选手高桥浩，他并没有畏惧，以小老虎的精神，最后终于取得世界单打冠军。庄则栋每天写三篇日记：一篇集训日记，一篇学习毛主席著作日记，一篇思想日记。别小看这三篇日记，每篇他都花费了许多心血，在打球、研究技术、学习“毛选”、跑步锻炼之外，每篇日记长达1000字。可我呢？每天只写一篇日记，有时300字，有时500字……”我小学日记内容丰富多彩，是与母亲因势利导、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分不开的。
母亲不但重视对我“为学”的培养、更注重对我“为人”的教育，我现在还记得她通过“推子风波”教育我如何为人处世的。我初中考入北大附中后被选为班长，不久班委会决定用班费买个理发推子为男生理发，以增加班集体的凝聚力。那时我是住校生，与高中友谊班的5个师姐住在一个寝室，周日当我打开寝室储物柜准备拿钱买推子的时候，发现推子钱不翼而飞，立刻傻了眼。当时一把推子的价格相当于一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对13岁的我来说无疑是个天价，我哪里来那么多钱呀。无奈，我只好回家向母亲讲明原因，要了钱买了推子交给了班委会。
班里的同学十分同情我的遭遇，纷纷捐款将推子钱还给了我，当我满怀喜悦地把钱还给母亲的时候，遭到了母亲严厉的批评。母亲说：“你担任了班长就要勇于承担责任。你个人钱被偷，怎么能够让大家共同承担经济损失？刚开学不久，每个同学都交了学费，你们班同学又交了班费，时隔不久又组织同学捐款，哪个家庭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拿出那么多的钱？作为班长，考虑问题不能只从个人角度出发，要从全班同学的角度出发，想他人之所想。”坚决让我退回了捐款。
此事并未完结，数月后同宿舍的师姐们告诉我，是张学姐偷拿了我的钱，并且鼓动我找她赔钱。我犹豫不决去问母亲。母亲说：“没有当场抓住偷钱的人，就不能让人家赔钱。她今后人生的道路还很长，要为她的前途着想。得饶人处且饶人。”最后还叮嘱我：“对待同学要豁达宽厚，不要斤斤计较。”这句话后来成为我一生待人处事的原则。
有位名人说过：母亲对我的爱之伟大，让我不得不用我的努力工作去验证这种爱是值得的。长大以后，我与母亲从事完全不同的工作，但是母亲也在工作方法和工作经验上帮助我、指导我、教育我。我从内蒙兵团回到北京以后，被分配到海淀汽车四场供应科担任会计，负责管理十几万元的汽车物资。那时企业天天搞“批林批孔”，生产秩序混乱，物资盘点严重亏损，领导指示我尽快建立一套物资管理制度，争取扭转物资亏损的局面。当时我文化程度初中，实际只念了一年书，哪里懂什么物资管理呀？正在我一筹莫展，四处求教时，母亲告诉我说：“企业管理我不懂，但是我们校医院的药物管理制度齐全，你不妨学习借鉴一下”。我茅塞顿开，马上去参观学习，回来后建立、健全了我场的物资管理制度，严格了物资出入库手续，追回了多年外单位的物资欠款，使物资管理工作走上了正轨。
至今我还记得进入国家统计局前母亲的叮嘱：“在政府部门工作，第一是工作要积极主动、眼中有活，别人不愿做的事情，自己要主动去做。第二是工作中不能挑肥拣瘦，不要认为自己是大学生，就不愿意做那些琐碎的、不起眼的基础性工作，只想做那些出名利的重要的工作。如果你连最简单的基础性工作都做不好，领导怎么能把艰巨的、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呢？”我牢记母亲的教诲，到国家机关以后，工作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中央领导和社会大众开展统计信息咨询服务，每年编辑各类年鉴资料书10多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统计事业。2011年国家统计局通报表彰全国统计系统百名优秀统计编辑，我也榜上有名，这是国家统计局30年来首次表彰优秀统计编辑，我感到无限的光荣和自豪。我为自己继承了母亲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勤奋好学的工作精神感到骄傲和满意。
说到家庭温馨和母爱甘甜之前，先介绍一下我少年时期的生长环境，因为我的家庭教育与周围的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
“文革”前的清华园可以用“盈满书香”来形容。那时清华大学不但是培养又红又专的“工程师摇篮”，而且非常注重对学生的人格培养与素质教育，校园里充满了生机盎然和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如水木清华，荷塘月色，西山紫气，三秋红叶……生活中不仅有优美静谧的自然环境，文化中还有清新俊逸的人文氛围，我就是在这种自然美好、融洽和谐的环境中长大的。
父母和谐美满的婚姻生活为我们姐弟成长营造了宽松的环境。在家庭教育中，他们将清华园传统的“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带入到我们的启蒙教育中，将清华教授家庭推崇的育人理念“人品、治学、向上”融入到对我们的培养当中，他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为人正直、要做学问、奋发向上”。我们从小就知道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内涵，从小就树立了科学强国的理想。现在回想起来，父母那种阳光的、健康的、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的家庭教育，与现在的竞争、奋斗、出人头地的家庭教育是截然不同的。
“文革”前清华校园里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每周都上映新电影，包括故事片、动画片、科教片……母亲总是让我们先睹为快。每逢节假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乐团、中国木偶剧团等国家级剧团轮流到清华大礼堂进行专场演出，母亲总是想办法买到各种演出票，让父亲带我们去欣赏。我看过话剧《茶馆》《吝啬鬼》《蔡文姬》《以革命的名义》，歌剧《货郎与小姐》，大型木偶剧《彼得和狼》，多次听过中央乐团演奏的交响音乐会。为培养我们的读书习惯，父母给我们买各种各样的图书，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海底两万里》《鲁滨逊漂流记》《十万个为什么》《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文化熏陶使我们的想象插上了翅膀。
为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父母分工合作，冬天母亲带我们到荷花池的溜冰场滑冰，夏天父亲带我们到颐和园划船、游泳。为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母亲带我们去动物园观察动物的千姿百态，父亲带我们参观天坛、故宫、自然博物馆、天文馆。虽然父母经常要加班或者参加政治学习，家务劳动也非常繁重，但是只要有空余时间，他们就带我们去接触大自然，享受大自然，为的是开阔我们的视野，活跃我们的思维，拓宽我们的知识面，提高我们的素质，培养我们的气质。
我们家向来民主开明，许多家庭大事父母常与我们商量，但是家里也有严格的家规，不能违反。诸如不许说脏话、不许抽烟、不许打牌、不许夜不归宿。“文革”初期红卫平造反，“国骂”成为社会流行语言，我长期住校也沾染了说话骂人的坏习惯，回到家里遭到母亲的严厉批评，她希望我们在任何社会环境下，都要“心存敬畏、行己知耻”，成长为一个有礼貌、有修养、言谈举止落落大方的人。
1968年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美丽的清华园成为硝烟弥漫的战场，政见不同的两派红卫兵兵戎相见，真枪实弹交火百天，使清新俊逸的清华校园变得面目全非、满目疮痍，许多同学的父母都参加了两派组织。而父母坚守着“知识分子要有独立的人格和学术品行，独立思考表现为一种不迎合于世俗”的道德理性，只是在家读书。我曾问父母为什么不参加其中一个组织？他们淡淡地一笑，用无言来回答我，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上山下乡远离父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无论遇到什么社会环境变化，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随波逐流，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信念，保持着善良的人品和健全的人格。良好的家庭教育、融洽的家庭环境、温馨的家庭生活，使我们姐弟三人走入社会后，始终能够融入社会、理解社会，保持乐观的善待自己、善待人生的世界观。
母亲始终认为，保证家庭的生活质量是她作为家庭主妇的职责。在我们长身体的时候，恰好遇到了三年苦难时期，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极度匮乏，我家许多邻居都因营养不良浑身浮肿。那时家里收入并不富裕，母亲为了让正在长身体的我们身体健康，有足够的营养，不但把父亲的牛奶（教授配给）分给我们三个孩子喝，还四处奔波寻找能吃的东西，诸如骑车去海淀万泉河的屠宰场买猪下水，到高价市场上买食品。每到吃饭的时候，也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我们吃着父亲熏制的猪肝、煲猪蹄汤等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叙述自己的所见所闻，父母偶尔插话加以评论，我们许多看法和见解就是在那个场合得到提高的。
父亲是广东人，喜欢吃、善于烹饪，做饭的任务主要由他承担。母亲则主要负责采购和烹调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这个习惯延续了几十年。每逢节假日家庭团聚，母亲都事必躬亲，到照澜院采购，享受节日当天忙碌而快乐的烹饪过程。看到母亲那么辛苦和操劳，我曾提议以后家庭团聚改在饭馆吃饭，母亲坚决反对。她认为在家里吃饭是维系家庭温馨生活、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下一代建立家庭观念的重要基础。她说生活节奏再快，自制美味佳肴永远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父母兼顾事业和家庭的生活观念，积极乐观的生活姿态，为了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的美好形象，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姐弟三人和我们的下一代。
1970年全家人在南昌八一广场
母亲热爱生活，讲究生活品质，在清华园里以着装得体著称。就是90多岁了，凡是外出吃饭或者参加聚会，一定要事先准备着装，穿什么衣服、穿什么鞋、带什么帽子、配什么提包和头巾，十分有讲究。即便平日出门买菜、散步也都要换上熨烫平整的衣服，显出不凡的气质和文化修养。父亲活着的时候，她经常修饰老爸，每周都要亲自为他熨烫衣服和裤子，所以街坊四邻和同事总是称赞父亲穿着讲究、体面、有品位。
妈妈心灵手巧，年轻时常用自己的审美情趣来打扮我们，不辞辛劳地给我们编织形色各异的毛衣，还仿照清华园里朋友的时尚服装给我们设计衣服和裙子。“文革”前母亲给我设计了一条棕色裙裤，“破四旧”时被同学认定为“奇装异服”勒令不许再穿。“文革”后期母亲给我设计过一款蓝色的列宁装，很恰当地展示了我苗条的身材和青春的活力，在那个百万人都穿草绿军装的年代格外显眼。
妈妈喜欢干净，人又勤快，每到周日，全家5口人的衣服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她都要洗涤干净，床单也是一尘不染，室内卫生每周都要打扫一遍，地板要拖两遍才满意。这次她生病离开家前，呼吸已经非常困难了，她还要求我们给她换衣服、戴帽子和纱巾。作为大家闺秀，十年浩劫也没能改变她追求生活品质的美德。
母亲为人热情，是个助人为乐的热心肠，朋友同事家里有什么急事、难事找到她，她总是毫不犹豫地予以帮助，即使是长期失去联系的人也是如此。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一位其貌不扬、衣着不整的老者敲开了我家的大门，母亲与他聊了很久，临走时还给了老人一些钱，那时家里生活并不宽裕。
母亲看见我十分好奇，就向我解释说：抗战胜利以后，外公（时任北大秘书长和史学系主任）从昆明回到北平主持北大的复校工作，学校分配给外公一辆黄包车和一位车夫，这位老人就是外公那时的车夫。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外公从北京大学调到天津南开大学工作，与这位车夫失去了联系。现在车夫家生活遇到困难，希望母亲提供帮助，母亲二话没说就给了资助。
我还记得在国家物资极其困乏的年代，一旦教务处某个同事家里有困难或者粮食不够吃，母亲就把我们穿小的衣服、家里富裕的粮票和布票送给他们，多次帮助同事解决了燃眉之急。母亲是教务处的工会主席，组织职工郊游，发电影票，照顾生病的单身同事，帮助没有住处的同事解决房子……只要是有利于群众的公益事业，无论大事、小事、杂事、难事，她都努力付出自己的爱心。退休以后每年教务处老同志聚会，母亲还要帮助张罗，直到90岁以后听了我们劝告才不张罗了。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把自己的温暖和友情带给同事和朋友的人。
母亲有江南人的血统，长得柔弱清秀，但是性格坚韧，意志坚强。母亲坚毅的性格源于她少年时期遭受的苦难。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到昆明建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身在北平的外公要负责北大教职工和学生的撤离工作。日本鬼子要抓外公，他匆匆丢下五个孩子，只身一人离开北平，辗转去了昆明。
那年外婆刚刚去世，最小的弟弟年仅3岁，13岁的母亲即当爹又当娘，带着三个弟弟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生活了八年。汉奸保长的孩子仗势欺负他们，他们为了生存忍气吞声。亲戚们怕惹事尽量躲着他们，母亲无依无靠，大事小事都要自己做主。由于连年战争，外公给他们的生活费无法按时寄到，母亲带着弟弟们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熬到了抗战的胜利。
艰辛的生活锻炼了母亲坚强的性格和坚韧的意志。所以从小时候起，母亲就有意培养我们树立自尊和自信的品格，培养我们独立的生活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她要求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作业自己检查，自己到食堂吃饭，与同学发生矛盾自己解决，自己乘公交车进城看望舅舅等。
在母亲的培养教育下，我逐步学会了解决困难的方式方法，独立自主的精神也很强。我自己有了孩子以后，也继承了母亲的教育方式，没有过分的娇惯和溺爱，鼓励孩子自尊、自信和自立，现在我的孩子已经成长为一名敢于承担社会责任和工作重担的金融业律师。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1969年4月我上山下乡，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戌边，我们团位于巴盟的乌拉特中后联合旗，离蒙古国边境200多公里。由于是临时突击组建的新单位，生活设施简陋，我们到连队后住在羊圈里。寒冷的天气，艰苦的生活条件，繁重的劳动，加上部队男领导不知道女孩子在每月特殊时期不该下到齐腰深的水里打草，几年下来，许多女孩子都病倒了，我也如此，内蒙古兵团二师医院要将我退回北京。
那时北京接受病退知青的工作由街道办事处操办，可是清华大学没有设立街道办事处，只有街道居委会，因此从陕西、山西、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地病退回来的清华子弟没有接收单位，迟迟不能办理病退手续。母亲了解到这个情况，联合了几位清华知青的家长，不断向清华有关部门反映，最后清华大学出面才解决了接收病退知青的问题，也为其他病退知青回到北京铺平了道路。
我回北京后，母亲带我四处求医，找过许多专家看病，每晚还给我熬中药，在她的精心调养下，我的身体慢慢康复，我感谢母亲为我所做的一切。
母亲的婚姻美满幸福，她与父亲相亲相爱，相敬如宾，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也是我梦中追求的婚姻生活。但是我与母亲不同的是，结婚以后夫妻之间多了一个婆婆。我与先生结婚30多年，其中与婆婆共同生活了30年，比与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还长。我婆婆是满族正黄旗人，原清朝皇室后裔，生活中保留了许多过去的传统习惯，我称之为清规戒律。
我结婚的时候母亲告诫我：“家庭生活要想幸福，首先要处理好婆媳关系，遇事多与婆婆交流思想，有不同意见当面谈清。”还叮嘱我说：“年轻人待人处事要大度，不要与老人斤斤计较，不要为金钱闹矛盾。”我按照母亲的嘱咐处理婆媳关系，安全度过了婆媳磨合期，彼此关系越来越好。我在职时工作特别忙，经常加班加点不能按时回家，是婆婆帮助我照看孩子。
母亲告诉我要知恩图报。所以每次我出差出国，都不会忘记给婆婆买东西。婆婆曾经三次住院，每次住院我都是白天上班晚上陪住，在医院给婆婆喂饭、擦身子、洗脚，邻床的病人都以为我是婆婆的女儿，其实我们婆媳关系比母女还亲。
母亲也很尊重亲家的家规。结婚时婆婆规定，在中国的传统节日大年三十和中秋节，儿媳妇要在婆婆家过，母亲就把自己家团聚的日子推后一天，这个规矩一直保留至婆婆95岁去世。结婚以后的30多年我从没有与母亲在一起度过除夕夜。母亲的爱就是这样，像涓涓的细流，浸润在平凡的生活之中，点点滴滴融化在儿女的心头。
母亲退休后才开始享受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快乐生活、内心富有，坚持读报、生活自理，是母亲退休后的生活写照。母亲75岁退休后参加了清华大学老年合唱团，是那种积极参加练唱，演出不上台的团员。她兴致勃勃地唱了10年。85岁以后母亲没有放松与社会的沟通，坚持每天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看《北京晚报》《老年报》《读者文摘》《中华医学》等报刊杂志，所以她对国家大事、北京新闻、老年政策……都了如指掌。
母亲坚持自己生活方式，自己的事情自己做，90岁之前不雇佣保姆，自己做饭打扫卫生，去照澜院商店买东西，去校医院取药，爬四层楼的速度比我还快……她继承了她父亲记忆力极好的基因，到94岁时与他人聊天，还思路敏捷，谈吐清楚，根本不像是耄耋之年的老人。
2013年母亲90岁生日全家人祝贺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纪念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一位剧作家曾对母亲进行采访，计划写一个反映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教授及其家庭的电视剧本，请母亲讲述她父亲郑天挺在抗战期间的抗日活动以及子女在北平的生活情况。后来这个剧本胎死腹中，母亲就自己动手写，又因摔伤改成口述。由我执笔写了6稿，每校母亲都认真修改，最后形成了1.5万字的文章《回忆抗战期间在北平的生活》。
2018年系列纪录片《西南联大-2》采访母亲的镜头
2017年国立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北京大学校友会网、互联网“众读”和澎湃新闻分别刊登了母亲的文章。云南省委宣传部与中央新影集团联合拍摄五集纪录片《西南联大》，总导演徐蓓特意拜访了49位在昆明，在西南联大生活和体验过的人。其中包括母亲。之后摄制组转告我：“你母亲讲述的故事引人入胜。”2018年11月该片在全国公演，社会反响热烈，豆瓣指数达到9.3，称赞它“激动、震撼、泪目”。遗憾的是母亲生前没有看到这部纪录片，但是她讲述的故事，已经记载在西南联大的史册上。
2018年春节母亲与我们在圆明园
高尔基说：“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母爱善良如茶，香浓甘冽；母爱宽容如海，辽阔博大；母爱坚强如山，厚重稳健；母爱柔情如玉，温润优雅。虽然母亲去天堂与父亲相聚去了，但是她那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传统高尚的家教美德和关爱他人的品质素养，永远是我们心中唱不完的赞歌。
黄培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