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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张亦峥：猎狗跑不过逃命的狗
作者简历
张亦峥，1950年代初期生于北京。1960年代后期赴山西、黑龙江插队。1970年代末期开始小说写作，两三年止。1980年代初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参与两本省刊和两本国家期刊的创刊、策划、采编及终审工作直到退休。原题
插队纪事五则
那时光，中条山北麓一带的山民是不吃鱼的。山脚流着一条唤作“涑水”的河里就出鱼。只是山民把鱼看作是神神，神神怎么能用来填充老农民的肚皮呢？
我插队的地方还在北面十多里的塬上。塬是黄土高原特有的地貌。当流水把一块高原的四周切割成深沟险壑的时候，这块高原就变成了塬。塬上没水，塬的周围只有沟壑。雨天，山洪排山倒海般从沟壑里滚过，可雨歇了，刚刚还滔天的大浪，转眼间就没了踪影。没水，自然无鱼。
可是，我们想吃鱼。尤其是当我们吃光从北京带回来的油煎咸带鱼后，就更想尝尝久违了鲜鱼的滋味。因为，一年能回上一次北京就很不错了，所以鲜鱼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道难以抗拒的美味。
于是，同来的二力就说，我们何不去摸它几尾解解馋？塬下的涑水就出鱼！
我们就去了塬下的涑水。那鱼真是没人扰过，见人不惊不闪，轻轻轻松松，就摸了十多尾白鲢和白鲦，用柳条穿了，拎回了窑洞。
那在家里等着的两个女知青，把鳞细细刮了，把肚子掏空洗净，就打算淋上酱油红烧。二力却说，这两样鱼若是清蒸，味道更佳，就扯了两截大葱，没寻着花椒，就顺手撸了一把房东家的花椒树叶。那时节，树上还没结出花椒来，只能这般将就。又撒上点儿盐末，就放到火上清蒸。
等到鱼香飘出时，在院外闲坐的房东水雨老汉闻得了，就翕动着鼻翼踱进院，问煮得是甚？恁香。二力就说是从北京带回来的小猪肉。水雨老汉就像是中了定身法，死活挪不动脚窝，坚定不移地等着我们邀他共享锅中物。二力就车转身，剥了一块鱼脊上的肉，吹吹，就杵到他嘴巴里。老汉一抿，就咽下肚，说好爷爷呀，是甚？恁香！二力就掀了锅，让他自己看。他就大惊道：罪过嘛，这神神也吃得？我们就笑，说你都咽到肚子里了，还管他作甚！那水雨老汉就一不作二不休，和我们一道把这十多条鱼吞了个精光，还意犹未尽。
从此，我们常去摸鱼。只是那十多里旱道着实让我们泼烦了许多回。二力就说，何不在咱村西沟的水库里撒点鱼苖，那一汪水闲着也是闲着。
可鱼苖要到外省买，就得去找大队头头。我们就把那头头弄来喝酒。先给他喂了几口从北京带回的腊肉，待他有了几分醉意后，就给他上了清蒸白鲢。那头头筷子一入口就问是什么的干活？我们就齐声回说是神神的干活。他就定睛细看，就有了愠色，就说吃神神，阎罗老子是放不过的。二力就说，所以您得将功赎罪。头头问咋个赎？二力就说，您多多养些神神崽崽，或许那阎罗老子还能让您从地狱底下，上来那么一两层。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您也就断断没了指望。那头头却打起了官腔，说这么大的事要革委会开会研究哩。
谁知这一研究，就是好几年没了消息。倒是我们以后再捉鱼时，二力专拣那大肚子有籽的鱼，往水库里扔过几回。该死该活随它去。
后来，我们就都离开了村子。
20年后，我去太原开会，顺便回了一趟村里。水雨老汉已经很老了，但精神不坏。他拉着我的手，非留我吃饭。饭菜都是他儿子奎娃做的。其中有一道菜就是清蒸鲢鱼。有意思的是，鱼上也铺了几片花椒叶。白鱼绿叶，绝对是二力手艺的翻版。
我说，你家不是有花椒吗？放花椒叶干吗？
水雨老汉说，当年你娃放的不就是花椒叶吗？
我说，当年是没有花椒，才放叶子凑合。
水雨老汉说，还是放叶子正经，像你们做的。
我说，现在村里也吃鱼了？哪儿来的鱼呢？
水雨老汉说，水库里捉的。
我心说，这倒是二力的功绩呢，可惜他这回没来。
来了，该多好。
那年月，我们肚子里没有油水。常常一半个月见不到半点荤腥。我们小队三男二女，最初每天四人出工，留一人造饭。这可就难为了留下造饭的那位了。尽管想尽种种改良伙食的旁门左道，还是力不从心。到头来一直难脱玉米饼子、蒸馍加咸菜疙瘩的巢臼。尤其是到了青黄不接的二三月，就更为造饭犯愁了。
所以，当我们中的二力说出：世界上不会有人比我们更懂得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时，赢来大家一致的苦笑。谁都不愿意看到累了一晌的哥们儿姐们儿掀开锅盖的眼神，可又有什么办法？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别说我们没钱，就是有钱，那年头也鲜有老农春夏之交杀猪卖肉。就是横水街上有人杀猪，为割上那么一条子半条子腰条，跑上几十里旱道到家，那肉也臭上几个来回了。如是，我们只能用精神会餐的方式填充我们那渴望油脂的肚皮。只可惜餐来餐去，那肚皮不再上当，便越发的鼓不起来。
大概是受我暴吹清蒸鲫鱼的启发，一日轮到二力造饭时，他跟我说，我们何不弄它几尾鱼来清炖。我说，哪里弄鱼？他说，五里外有个小水库，我们可以去钓小狗日的呀。我说能钓着吗？他说，这晋南人是不吃鱼的，没人钓，那鱼傻得很，给个食儿就上勾。
也许是我们的钓具过于简陋（就是缝衣针窝个勾），再不就是水库里压根就没鱼，一半个时辰，连个鱼影也没见着。就在我们就要打道回府时，二力怒吼一声：招家伙！就把那“鱼竿”掉转头，朝着一蓬杂草打去，接着大步上前，猛跺一脚。惊得我片刻才回过神细看，却是条三四尺长的菜禾蛇在甩着身子，那蛇头已经让二力跺在了泥里。
没钓到鱼，却捉了条蛇。为了证明蛇比鱼更有营养价值，二力又跟我大侃红卫兵大串联时，他如何在广州的粤菜馆里大啖蛇羹，”那味道，真他爹的鲜“，直说得我口水和汗水一起的往外流。于是我问他：这蛇如此鲜美，是不是你我二人独吞更妙？若是五人享用，怕是狼多肉少不是？二力却坚定地认为，还是五人有福共享好。我说，若是共享，就会有个问题。二力奇怪地看着我，等着我往下说。我说，咱三个男的好说，闭上眼睛就当是吃脂肪、蛋白质和维生素。可那两个千金，你说是蛇，还不吓出个好歹？二力愣了，想了想说，也是，这玩意儿冷嗖嗖，阴森森，吓人。我说，干脆，咱俩拢把火，把丫烤吃算了。二力又想了想，说，还是有福同享的好。给小丫挺的换个名，不就得了。吃到肚里谁他妈知道是什么？
烹调向来是二力的强项。就像是给小孩儿脱衣服，眨眼间，二力就褪去了蛇皮，掂量着那根肉棍，志得意满，说，瞧瞧，少说也有一斤肉。我想去掂量掂量，二力推开我的手，操起菜刀，咣咣咣就剁成了一堆寸八长的肉段。寻了个砂锅，放上几根小葱，几粒花椒就放在炉火上煨。那几个男女还没下工，一股挑逗人肠胃奇香就已经弥漫在我们的小院子里。
这道菜端上来时，大家连赞叹的话都顾不上说了，只顾闷头剔那蛇段。二力竟把那骨头也格崩崩嚼碎吞下。那三个人只顾吃，竟没一个问问，这是啥肉。我当初的顾忌真是多余。直到那锅里的汤也喝了干净，那个叫文燕的女知青才带着无限的回味说：什么玩意儿？从哪儿弄的？真他妈香！我脱口而出：是鸡脖儿。文燕忽然睁圆了眼睛：那鸡头、鸡腿去了哪里？我看着二力，二力从容不迫：哪儿来的鸡头鸡腿，你能吃到鸡脖就偷着乐吧。文燕却执拗地自言自语：这么多鸡脖应该有很多鸡头鸡腿的。她那眼神就好象我跟二力把鸡头鸡腿都偷吃了似的。
20多年后，我在北京见到文燕。她已经是什么总经理了。她说宣武门那开了一家很大的海鲜馆子，一定要请我坐坐。我说，我知道龙潭湖那儿有个小馆，专卖鸡脖，挺地道的。她一下拍起手来，眼睛都放起光来，那光就像当年吃完鸡脖时审视我的目光一样，一下就回到了二十年前。嘴里叨唠着：鸡脖好，鸡脖好。
酱鸡脖上来时，我们慢慢嚼着鸡脖儿上的肉丝，细细品味。
好一会儿。文燕说是不错，“可是我还是觉着没有你和二力鼓捣的鲜。“我说，你抬举我们了。她说不是，还是你们弄的鲜。
我心说，那还用说！那是什么肉，这是什么肉？可嘴上却说：是吗？真的没有那时的鸡脖鲜香吗？
那一年雨水不好，地里的西瓜却憋得又大又沙，又脆又甜。于是我们更想吃西瓜。
队里请了山东“盲流”来的爷俩来摆弄那二十亩瓜地。那当爹的五十大多，把那瓜伺候得要个头有个头，要瓤子有瓤子;那当儿的二十三四，虎背熊腰，拎一杆火炮，天一下黑，有人没人先轰三炮，这三炮就把那想偷瓜的贼娃子震得没了踪影。这瓜地便相安无事。
白天，我和二力跑了一回瓜地。那老山东在地里寻了老半天，才寻了个裂开大嘴的歪瓜，说别看模样不俊，保甜，便捉了刀，剖开，咔咔地剁了几牙。我等便甩开腮帮子，裂开嘴那么一抹，那甜汁真恨不得粘掉了牙。
三下五除二，放屁的功夫，这十来斤的瓜便干掉。再朝老山东要。那老山东就拧歪了眉，那小山东就瞪圆了眼，就张开了那杆火炮的机头。看得出这爷俩不怵打横的。我们就知趣地撤了。
有句话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二力咬牙切齿说：非摸他几个瓜，报这跌份之仇。
几天后的一个雨夜，二力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今儿雨大，偷瓜的好时辰。我们就一脸水，一身泥，跟头把式蹿到瓜地。那瓜棚里，闪着两点红红的火星，是那爷俩在吸烟。
还没死觉，二力说，当心点儿。
我俩猫着腰，专捡那个大的搬。谁知只搬了两个瓜，二力就让瓜蔓弹了个嘴啃泥，糟糕的是，在嘴啃泥前还“哎呦”了一声。显然那小山东听了个真真切切，因为他不仅骂了声贼娃了休逃，还通地放了一炮。
还有句话叫：猎狗再快跑不过逃命的狗。所以小山东没撵上我们，别看我们一人还背了个足有二十斤的大西瓜。回到我们的窑洞，气儿还没喘匀，就把瓜剁了。因为窑洞里还有三个急等着吃瓜的知青呢。于是，窑里只听见一片刷刷刷地啃瓜声。
就在这时，刚啃了一口的二力大叫一声。说牙没了。就点了油灯一照，一颗门牙果然就短了半截。想必是刚刚啃泥时，啃在了什么东西上硌掉的。
大家笑起来，二力就骂起来，大家就劝二力先别吃了，感染了可不是闹着玩的。二力就说，老子豁出小命，枪林弹雨中背来的瓜怎能不吃了呢？该死该活随他去。就把那瓜吞得更加惊天动地。
两个瓜，五个人，不过两根烟的功夫就啃了个精光。就有人说，是不是要挖个坑把瓜皮埋了，免得惹事生非。二力就说，扔院外算球，那爷俩凭什么就说是我们偷吃了他的瓜呢？也懒得挖坑，就把一堆瓜皮扔到了院外。
第二天，我们还没起来，就听那小山东挨门挨户地骂人偷了他的瓜，居然也没放过我们知青院，还嘭嘭嘭地凿我窑门。我开开门，说你瞎凿什么凿？这儿又没人偷你的瓜。那小山东却四处寻摸，迟迟不愿离去，仿佛认定这贼娃就出在这儿了。
那二力实在忍不住了，掀开蒙在头上的被子，跳起来：我说你小子有完没完了？告诉你丫挺的，这儿没人偷你的瓜。快滚！
那小山东先是一愣，接着却裂开嘴乐了，说：就是你干的。
二力说：凭什么说是我干的？
小山东说：凭这。随手就扬起一个小棍儿。
那小棍上插着几块瓜皮，每块瓜皮上都留有一道道红棱棱。正是二力少了的半颗牙所致。
那白白的瓜皮上凸起的红棱棱，煞是鲜亮耀眼。
一九七二年左右吧，我们都虚弱得很。何故？连着好几年，没什么有营养价值的东西吃。
于是，二力说，我们干嘛干不弄只羊养着呢，这样，天天都能喝羊奶呢。
羊奶？这玩意儿能喝吗？还不得把人膻死。大家一致反对。二力就急不可耐，现身说法。说他本人就是喝羊奶长大的，说他妈生他的时候没奶，想给他弄点牛奶喝，乡下没奶牛，就买了只羊，每天给他挤奶喝。也不知道他妈什么时候还跑到乡下去过？所以，他的提议有点令人生疑。后来，二力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碗奶状的东西，让我们轮流品尝。我们一致认为味道还不错。二力说，这玩意儿就是羊奶。膻吗？说膻可就昧良心了。这样，二力的提议终于被通过。
预算一只奶羊30元钱。可那时30元够我们一年挣的。但为了能有点营养，我们还是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所谓胜利，就是弄一只奶羊来。
我把那件足有一斤半的纯澳毛毛衣拿到集上，卖了三元钱。这是我们那时最值钱的物件了；二力俩人偷偷背了队里的两篓麦秸，卖了一块半；两个女同胞跑到山里，乒乒乓乓，给养路队敲了一个多月的石料，拿回来六块多。二力说，瞧瞧，我们现在有一条半羊腿了，就这么干，开春准能牵只大奶羊回来哩。
开春，没能牵只肥肥的大奶羊回来。只牵回个屁股比锥子尖，脊梁比菜刀快，病病殃殃，有气无力，脏兮兮的怪物回来。特别是那关键部位，两个奶子像两条干瘪的空口袋，有点小风就飘来荡去，谁也不会相信这东西里能榨出羊奶来。
二力却不嫌弃，打桶水来，拿个鞋刷子蘸上水，给那怪物从头到脚刷了个遍。那认真劲，就像是拾掇好容易才嫁出去的丑丫头。一通梳妆过后，才稍稍露出点儿羊的模样来。二力说，其实是个大美人儿呢。你们都瞧好了，用不了多久，咱就能让它变成刚下了崽的婆娘般肥硕。
果然，那大美人儿被我们伺候的日渐丰满，特别是那两个奶子已经肿胀起来，用手托一托，沉甸甸的。
麦子收净的那天，二力试着挤了挤，天啊！竟挤出了一碗奶，傍晚再挤，又是一碗。第二天清晨，那奶便像小孩憋急的尿，石油井喷般喷射，还吱吱的响。我粗粗一算，一天至少能产五六斤鲜羊奶。
于是，每天至少要喝两回奶。二力说，这奶越挤越多，你别舍不得挤，那样倒会憋回去呢。于是，我们就只管挤，只管喝。其实，这羊奶也真不膻，倒有点甜丝丝的味儿。到了后来，奶多得喝不完了，我们就用它和面，蒸馍或者贴饼子。每天都吃奶糕奶馍奶饼子。二力说，什么时候，再弄块牛肉，炖上锅土豆，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
过了半个月，我们那很有些菜色的脸，终于变得红扑扑的了，气色也光光亮亮，谁见了都说，这几个北京娃咋就恁富态了呢。
忽然有一天，二力的小腿肿胀起来，我的嘴上都是大泡，另一个脚背上光亮亮地肿起多高。而那两个女同胞脸上也长出一片通红的疙瘩来。我们集体去了公社卫生站。
赤脚大夫一看说，羊奶是大热性，五黄六月喝，找死！用小刀在火上燎了燎，脚背上一划，果然就淌出许多黑水来。赤脚大夫说这就是毒。毒性出来了，就没事了。回去可别再喝了。
嘛？别再喝了？我们面面相觑：没羊奶时盼着有羊奶喝，羊奶多得喝不完时，却不能再喝了。
一出卫生站，二力就狠狠吐了口痰，接着，就把那个不大好意思写在纸上的单音节动词，当叹词用了。
第一次吃那种叫“鼓角”的东西，是我在绛县插队的第二年春上。
一天后晌，房东娘俩儿从塬下走亲戚回来，喜兴兴的奎娃把一节焦乎乎的东西杵给我，说是“鼓角”，美得很哩。我掰一块嚼嚼，喷香，稣爽，斤斤道道，有酥饼般的香酥，又有刀削面的咬头。还是头一次吃，就记住了这玩意儿的味道。
奎娃妈说，“鼓角”要用鸡蛋和面，和面时就在里面撒了盐精，能干的媳妇用一个鸡蛋青就能和好一斤面，那面硬得和石头差不多。然后，揉捏成或套圈状或棒棰状，就放在麦秸烧成的余烬中焐。要是晚上焐上，要等到天明才能烧成。因此，它外焦里筋。更有那讲究些的人家，鼓角进灶坑烧造前，还要让它在芝麻堆里打个滚，全沾上了芝麻，这种“鼓角”就更有味道了。
绛县在晋南，不过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边远贫穷的小县。在那时，在那里，能见到“鼓角”这东西，是个不寻常的大事情。谁屋里有啥喜事，来了啥贵客，抑或有什么人要出远门，才肯烧上几只“鼓角”。带上它，别说十天半月，就是三五个月，它也不会变质。因为水分早就烘干了。所以，吃起来又香又扛饿，走多远的路也不觉着肚饥。
看我吃的这么香，奎娃妈说，等你娃回北京探家时，大嫫也给你烧一个，带回去给屋里老人尝尝。
可是，等到冬天我回家探亲时，奎娃嫫没给我烧“鼓角”。奎娃家早就断顿了，拿什么给我烧“鼓角”呢？只能盼着来年能有个好点儿的收成。
第二年开春，麦子长得茁壮喜人。到泼麦时，饿了一冬一春的村民无不笑逐颜开。奎娃嫫说，收了麦，不知娃你回不回北京？回，大嫫就给你烧个大“鼓角”带回去。其实，在这之前，我早就把她的许诺忘记了。她这么一提，又勾得我肚子里馋虫直叫唤。
麦子上场了，碌碌在上面欢快地转，接着就是扬场，就是金灿灿的麦粒装进了各家的毛裢。
奎娃嫫又问我，回，还是不回？我说回。她就说，今晚大嫫就给你烧个大“鼓角”带回去。
可是，又没烧成。就在那天后晌，一帮子民兵呼啦啦闯进来。平时乡里乡亲的，怎么说就变，变得凶神恶煞一般呢？他们粗声大嗓说，奎娃爹当饲养员时，偷吃了好些喂牲口的黑豆和麦麸。如今案发了，人已经送了公社。可那粮食不能白偷，按大队的规矩偷一罚十，刚分的麦还不够退赔的呢。于是，搬的搬，扛的扛，那几个毛裢动都没动就又进了队里的库房。奎娃嫫只有呼天抢地的份儿。可天却不灵，地也无声，让我心酸不平，却又无能为力，不敢替天替地替奎娃嫫做一回主。
也巧，第二天县知青办来了个什么干部来检查知青的安置工作。听说有个偷饲料的坏分子家里还住着知青，就找到我说，明儿你就搬走，队里给你另号下一家，是三代贫农。你们队这些人哪，怎么能让知青住在四类分子屋里呢？一点儿不讲阶级阵线。
我说，其实，他们一家待我挺好的。干吗非要搬家呢？
干部说，非搬不可。这是个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你个人作为知识青年的前途问题，同时也是组织对你的评判根据。这可来不得半点含糊。
我意识到县干部的话已经很有些份量了。说白了就是：你不搬家，不光是你自己的事，更是给组织的工作抹了把黑。下场自不必说，你给组织找了麻烦，你能指望组织不给你找别扭吗？
第二天我搬家时，奎娃一声不吭，帮我收拾行李。还把他家里的一个篓装在车上。那是因为，我给队里的头牯泼（割）草挣工分，总借用他家的这个篓。奎娃嫫寻了个破推车，把我那些破烂儿，一件一件往车上装。装好车，只说了声“走吧”，就车转身进了他家破败的土坯屋子。我真想说声，我不走了。可话到了嘴边儿，硬是又给咽了回去。我怕人说我跟四类分子划不清界线，给上面报告。将来招工什么的会受影响，给我剔出去了，就得真在这里待一辈子了。
过了几个月，奎娃爹给放回来。不再像原先那样见了我们知青，总爱打个招呼，吃了吗喝了吗？嘘寒问暖，笑眯眯的了。事实上才不到四十岁，就已经未老先衰了。就是从这时起，只要有个风吹草动，什么清理阶级队伍，什么批林批孔，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站在大队戏台上挨斗的人当中，就有了他一号。这样，我和他们一家就离得更远了。就是走路碰上，他们也会老远就绕道躲开，实在没躲过去，我们就都半张着嘴，不知说什么。
渐渐，我就几乎忘记了这户人家，也忘了那个叫作“鼓角”的东西，要不是两年后，我离村那天发生的事。
那是个冬天的早上。天灰蒙蒙的，飘着细碎的清雪。只有两个没有出路，只能硬挺的知青送我。
我们一出村，就见一个瘦小的身影瑟缩在雪雾里。走近才辨出是奎娃。奎娃从袄里掏出个物件，双手捧给我。那是一个圆圆的，焐得焦黄的“鼓角”。奎娃挤出点儿笑模样：我嫫说，一个“鼓角”让你娃等了这些年。夜个黑了，就烧下了，刚取出，还热着呢。
果然，那“鼓角”热乎乎的。不知是一晚的灶灰，还是奎娃的体温使然。
张亦峥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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