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 | 张济祥：一个空军工程兵的16年军旅生涯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作者摄于陕西榆林

张济祥，1949年出生于江苏扬州。小学中学分别就读于扬师附小和扬州中学。1968年插队原兴化县林潭公社。1969年应征入伍，先后在广州空军工程兵总队一大队、总队政治部、广州空军后勤政治部服役。1985年转业至扬州市司法局工作，直至退休。

原题

我的十六年军旅生涯

——从大西北到五羊城

作者：张济祥

1968年底，我和另外三名扬州中学插队兴化林潭公社的知青应征入伍。四人中，我是68届高中毕业生，其余三人分别是67届、66届高中毕业生，是我的学长。

1969年2月18日，大年初二，我们告别家人去新兵集中地点——兴化中学报到。到了这里才知道，除我们四人外，临近的陶庄公社也有两名插队知青入伍，也是我们的校友。兴化县城因新兵集中很是热闹，不少新兵全家人都前来送行，新兵中还有集中前刚举办婚礼的新郎官。

我们领到了全新的被子，换上军装，脱下的衣服则托人捎回家里。接着，全体新兵前往镇江火车站，乘上一列闷罐车一路向北驶去。这时我才知道，我们部队属于广州军区空军工程兵总队，由于中苏边境吃紧，为加强“三北”建设，目前在内蒙古担负施工任务。列车走走停停，到了兵站全体下车吃饭，放松一下，其余活动睡觉都在车上。

经过长途行驶，3月2日凌晨，列车缓缓停在了内蒙古土默特左旗的别克齐空军基地。部队营房坐落在一片戈壁滩上，不远处是大青山，据说山的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不过下车后四周黑黝黝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分兵后，我来到施工第一大队，三位学长都去了机械运输大队。新兵连的生活紧张而又不乏有趣的事。我们每月能领到六元的津贴费，除了牙膏肥皂之类，也无需买其它东西，同时那里也没多少东西可买。

不少新兵第一次离家，有的之前连县城都没有去过，到部队后天天给家里写信，好在寄信不用邮票。结果发出的信又全都回来了，原来是把收信和寄信人地址的位置写颠倒了。

新兵连的伙食是一大难题，因为新兵吃得多，买米面的开支大增，购买副食品的伙食费就少了，大家肚里没什么油水，也就吃得更多。而天天面对用大米和黄米一起煮成的“二米饭”，又让不少人感到难以下咽。于是，只要听说哪个连队改善伙食，许多人就偷偷通过老乡去蹭饭，部队干部们很是头疼。

新兵们都怕夜里站岗，尽管有“四皮”即皮大衣、皮帽、皮鞋、皮手套，但还是冻得只想跳脚，而且周围漆黑一片，心里不停地打鼓。

更可怕的是夜里紧急集合，急促的哨音一响，要摸黑在几分钟内穿衣打背包持枪全副武装，冲出去集合，经常洋相百出。我们都偷着学习各种快捷的打背包的方法，但这样打的背包经不起长途奔跑，不小心就会散落一地。

新兵训练除了队列，打靶和投弹是不可少的科目。实弹射击时，每人三种姿势九发子弹，我卧姿和跪姿成绩很差，而立姿有依托时，枪的准星好像定在了靶子中心，打了三个10环，结果挨了一顿批，说我能够打好而没认真打。投手榴弹时，新兵被带到一块高地上的一个土堆后面，把拉环套在小拇指上，手榴弹向沟里一扔，就被命令趴下，我真后悔当时没有抬头看一下手榴弹爆炸时是什么样子。

部队驻内蒙古时，有一天接到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命令，后来才知道是林彪擅自下达的第一号令。我们接到的指令是，加强戒备，防止苏联军队夜里空降机场。那天晚上，我们都穿着大衣抱着枪，靠在打好的背包上，彻夜未眠。

由于驻地偏僻，交通不便，加上在连队也很少机会外出，我在内蒙古几个月，除了领略戈壁滩上的大漠孤烟，连县城也没去过，更无缘欣赏到大草原上的“风吹草低见牛羊”。

新兵训练结束了，我戴上了红五星、红领章，成为一大队三连二排的战士。接着，总队大部队开往青海，我们一大队单独执行新机场的施工任务，来到山西省五寨县小河头镇马军营村。五寨后来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导弹发射基地，而那时我们的驻地周围是一片人烟稀少的黄土地。

转场后首要的任务是建营房。老兵带新兵边干边学，两边立起结实的木杆，靠近木杆放上施工用的跳板，中间填满黄土，再使劲夯实。随着跳板一层层加高，形成了厚厚的土墙，屋顶铺上毛竹、油毛毡、芦席并涂上厚厚的泥巴，每两间屋子之间砌上火墙，干打垒的营房就落成了，冬暖夏凉，很适合北方的气候。安好家，部队立即投入施工。

连队分成立模、后仓、搅拌、运料、震动、磨面等小组。我参加运料，用推车接住搅拌机吐出的混凝土，推过长长的跳板，倒进围成正六边形的模板里，劳动强度很大。我们每天早出晚归，中午吃在工地，伴随我们劳动和吃饭的经常是大风和遮天蔽日的灰沙。

除了施工，晚饭后和其他业余时间，连队还要组织篮球比赛等各种集体活动。因为部队的带兵之道是“干部怕集中，战士怕分散”。干部们总是想方设法多组织集体活动，让战士们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熄灯，整天像高速运转的陀螺停不下来，熄灯号一响，累得倒头便睡，没有时间去闹思想情绪，部队就容易管理了。

由于劳动量大，每天的消耗非常多，大家胃的容量也变得出奇地大，我也是如此。连队每周一次改善伙食，“二米饭”变成了大米饭，炊事班用来煮饭的米要比平时多出一倍。有趣的是一次吃蒸包子，连长下令炊事班，一定得让大家吃饱。这下可苦了炊事员，几笼包子刚抬出来就被拿光了，大家继续等，炊事员赶紧做，那天开饭两个多小时，我共消灭11个包子，创一生中吃包子最高纪录。

那时我的体重也达到高峰，穿着棉衣和大头鞋，有150多斤。逢节假日，连队有时会组织包饺子比赛。炊事班准备好馅、面粉，各班领回去自己包。徐州兵、山东兵包饺子最利索，木棍、瓶子都可用来擀饺皮，一人擀可满足七八个人包。各班包好后拿到炊事班去下锅，劳动成果自己享用，连队干部加以评判。

连队生活紧张、艰苦，处处讲求整齐划一、令行禁止。那时我们部队地处偏僻，基本与社会隔绝，特别是基层连队可说是风清气正，干部和战士、老兵和新兵之间关系很和睦，没听说有干部体罚战士、老兵欺负新兵的事。战士们多来自农村，文化程度大都不高，但踏实肯干，待人朴实、热情、真诚。

那时还在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活动。大家特别是新兵上进心都比较强，空余时间争着打扫卫生、帮厨、做好事。军队是一所大学校，最能得到锻炼的还是在基层。我在这里也得到多方面的锻炼，除了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施工，还常为连队写一些新闻报道、经验总结等文字材料，协助干部组织学习，那也是我在部队精神上最愉快的一段时光。那一年的8月份，我被吸收加入共产党。

冬季到了，部队不能施工，转入整训。五寨位于山西北部，在严冬到来之前，连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储备过冬食物。在挖好的地窖里，堆放着大白菜、土豆、萝卜等便于储存的蔬菜，烧煤则直接派车去煤矿拉回来。连队还四处采购，除了鸡，还买回来马、牛甚至毛驴等所能采购到的东西，宰杀以后肉用烟熏过，也挂在地窖里。常说搞好连队伙食能抵半个指导员，有了这些，就不怕即将到来的冰天雪地了。

炊事班还养了几头肥猪，其中有一头胖得走路都有些困难，整天趴在那里养尊处优。后来发现它的脊背上溃烂了一大块，原来竟是被老鼠咬的，猪却无可奈何，疼得直哼哼。连队派人把猪圈翻了个底朝天，挖出的老鼠足有半桶多，算是为猪除害了。

当时文革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们每天的必修课是早请示、晚汇报，吃饭前整队唱语录歌。有时夜里最高指示发表，部队立即集合拉出去游行庆祝。看电影也总是几个样板戏，在露天拉上银幕，几个放映点之间跑片。一次夜里《智取威虎山》片子到了，连队半夜集合，大家身着“四皮”，冒着严寒看了一场电影。后来，上面指示不再早请示、晚汇报了，我们都有一种得到解脱的感觉。

五寨工程完工后，我们于1970年11月份转场到陕西榆林地区镇川堡。由于转场比较急，部队还没有营房，我们只好暂住在老乡家里，我也第一次见识了陕北的窑洞以及窑洞里的火炕，还有那广为流传的顺口溜：米脂的女子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

当地的石板可是一宝，不但用它来垒窑洞，连窑洞里的桌子、柜子等都是石板砌的。和当下有男孩的家庭把买婚房作为头等大事一样，当地的男青年也要早早筹备石料，以便在结婚前盖好窑洞作为婚房，当然也不是家家都能盖得起新窑洞作婚房的。

在寒冷的北方晚上睡炕是一种享受。不过，因掌握不好火候，我们也常常热得睡不好觉。为了烧炕安全，在出操或施工时各排都会留人值班，但初期还是出了不少意外。特别是用从煤矿拉来的大块的煤烧炕，有些战士只顾加煤增添火力，火苗从炕上的漏缝窜出，烧坏不少被子。有次夜里，烟道下面一块作挡板用的石板倒下了，烟灰从洞里钻出来。早上起床，许多人成了大花脸，被子上沾了一层黑灰。

镇川堡靠近毛乌素沙漠，年年闹旱灾，只是各年份轻重不同。那里水土流失很严重，被雨水冲出一道道很深的沟壑，地里肥水都保不住，完全是广种薄收、靠天吃饭。有次部队派人到地方请求支援一些糠或麸皮等作为猪饲料，才得知当地正严重缺粮，国务院调拨的救济粮因交通困难一时难以运到，粮库里的糠都当作救济粮发下去了，有些人不得不挖草根充饥。就连部队养的猪也成了当地的稀罕物，因为老乡们没见过长这么大的“军猪”。当地老乡过年才舍得杀的年猪也只有六七十斤。

我们大队的任务主要是建机场跑道。因为是地面作业，所以不会发生塌方等事故，但有一次却发生了意外。那天，几十名战士挤在一辆大卡车上去工地，车转弯时速度比较快，外侧车厢板被压垮，车上一多半人像下饺子一样瞬间被甩出车外，洒了一路。伤员被紧急送往医院，除了一些人骨折、脑震荡，一名战士检查发现肝脏严重破裂，幸亏西安来的医生正在当地巡回医疗，及时手术，才保住性命。那名战士后来评为伤残复员休养去了。那天晚上开饭时，大家都吃得很少。

在山西五寨特别是陕北镇川堡的那些日子，当地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老乡们贫困的生活状况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至于后来头脑中常常浮现出那里“荒山尽秃头，黄沙滚滚流，十年九不收”的景象。

几年前，一位和我同一连队的吉林籍战友又重回五寨小河头机场，重回陕北镇川堡高粱屯我们曾经住过的老乡家。他来看望我时说，当年修建的机场仍然完好正在使用，马军营村原来住在山坡上的老乡已集体搬迁到平地上的新房居住，也不再饮用黄泥坑的水，而是接通了自来水。现在那里的老乡能吃饱肚子也富起来了，用他们的话说“可富可富了”。

1970年末，总队在青海格尔木召开年度总结表彰会，我也被选派参加，于是有了难得的青海之行。我们先是乘汽车，中途停留延安，瞻仰了革命圣地，后改乘火车，到达西宁。从西宁沿青藏公路到格尔木有800多公里，大客车需要两天，这段旅程对每个人来说都不轻松。路上，坐在我前面一排的一名干部上车时还说他从不晕车，后经一路颠簸，突然吐了出来，液体都喷在前排人的大衣后背上，惹得全车人先是惊愕继而哄堂大笑。

途中，我们也饱览了青海高原的独特风光。汽车翻过高峻陡峭的日月山，沿着宽阔壮美的青海湖一路奔驰，接着是望不到尽头的戈壁和盐碱地。青海多盐湖和盐碱地，盐碱铺就的道路的表面白花花一片，又硬又光滑，绵延几十上百公里。这里的盐湖机场的跑道也是盐碱压成的，可以起降小型飞机，十分坚硬。

晚上，我们在兵站住宿。这条路是从西宁到格尔木再翻越唐古拉山进藏的必经之路，沿途荒无人烟，设兵站主要接待部队运输车辆。兵站兵和汽车兵生活都长年伴随着苦累和寂寞，他们也常互相调侃，说汽车兵是“油门一踏，西宁拉萨”，兵站兵是“炉火一捅，饭菜成功”。

西宁还像个省会的样子，我们参观了这儿的寺庙，品尝了膻味扑鼻的羊肉汤。这里猪肉很少，被叫做“大肉”。而格尔木是青海第二大城市，看起来远不如家乡的乡镇，主要就一条土路，街上冷冷清清。也难怪，青海面积比江苏大得多，而当时总人口只有200多万，大概不及江苏一个市。

总队营地不在格尔木县城，而是坐落在一片戈壁滩上。我在这里和几位知青战友重新相逢，一有空就聚在一起，常常在荒漠戈壁上漫步，谈笑风生。

知青战友相聚格尔木

部队在格尔木的生活很艰苦，供给全部从西宁运来，吃肉靠罐头，各伙房附近空罐头盒都堆得像小山似的。青海湖里鱼很多，但是据说湖水里含有放射性物质，不宜食用。这里最缺少的是水果蔬菜，从西宁拉来的苹果有时两人分一个；最不缺的是盐，部队周围很多盐湖，中间是水，四周是厚厚的结晶，有的盐湖的盐可以直接食用，连队派车带上镐头去挖，就能拉来成车的食盐。后来总队离开青海回湖南衡阳时，成麻袋的食盐装了一车皮。

戈壁滩上经常风沙肆虐，狂风一起，天昏地暗，从营房出去后很容易辨不清回来的方向。这里海拔比较高，走路稍快一些就会气喘，初到时感觉更加明显。部队夏天施工时，战士们白天还得戴上面罩，因为大个的蚊子咬人非常厉害。

在营区附近，我还见到许多穿着旧棉军服，不戴领章帽徽的青年，那是隶属兰州军区的农建师战士，目前正配属我们总队施工。农建师人员多是来自天津等大城市的知青，每排编四个班，两个男班两个女班。随着年龄增长，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婚姻问题。知青们在原籍很难找到对象，部队条件所限，也不允许内部搭配结婚。当然，这并不能阻止男女间交往恋爱，到了傍晚，在戈壁滩上低洼处，常可看到一对对青年男女。据说曾有当地军人外出时遇见怀抱孩子的妇女，请求帮助抱一下孩子，自己去厕所，然后就不见踪影。孩子包袱里留有纸条：妈妈是知青，爸爸没良心，实在没办法，送给亲人解放军。

在格尔木的日子很快过去了，我们又乘车回西宁，这次是由两位司机师傅轮流开，中途不住宿。在宽阔平坦的荒漠上开车很容易打瞌睡，我们就轮流值班，给司机师傅递烟、陪说话。那是我连续乘车最长的一次，20多个小时后才抵达西宁。

1971年9月，在镇川堡工程基本完成之际，我被任命为一大队三连排长，衣服也从两个兜变成四个兜。那时部队院校还未恢复，部队都是从战士中直接提干。然而在提干后不久，我受到了当兵期间的唯一一次处分。那是指导员回去探亲，托我保管一下手枪。我当兵后还很少摸过手枪，难免有点好奇，一天拿起枪，拉了一下枪栓，不经意间碰到了扳机，子弹啪地在前面的地上弹了出去，再向前就有一名战士在那儿，那天如果枪口再抬高一点后果不堪设想，那次教训我终身难忘。

1971年的下半年，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情：中美同时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要访华。这年11月份，我们大队完成镇川堡施工任务后，被紧急调往杭州笕桥机场。尼克松访华期间，专机将要在这里降落，我们的任务是把机场原有跑道加长加厚，适合起降大型飞机。

从西北荒漠来到江南天堂，每天眼前铺天盖地的黄色变成了赏心悦目的绿色，大家尽管面临艰巨任务，还是抑制不住兴奋。连队开饭了，取代“二米饭”的是每餐大米饭，既香又糯。开始，有些人经不住诱惑把碗里的饭堆得高高的，最后实在吃不下就偷偷倒掉，猪食桶里出现了成碗的大米饭，影响很坏，经几次严厉批评才有好转。

施工开始了，我们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简单洗漱一下就开饭，然后开往工地。晚上直到天黑，给打好的混凝土找平磨面的人还在工地忙碌着。为加快工程进度，我们每个连队都有一个陆军连队帮助施工。不同军种的连队在一起各有特点，很有意思。工程兵的优势是能吃能干，大家吃饭用的都是偌大的饭盆，夜里睡得迷迷糊糊地刚起床，也能吃下一大盆饭，上了工地生龙活虎。

陆军野战连队战士吃饭用的是适宜拉练用的小搪瓷碗，饭量小，尤其早起吃不下饭。施工中搅拌、运料、震动等都是力气活，他们干不了多长时间就饿得不行了。

虽然天气越来越冷，整个机场工地到处是机器轰鸣，人来车往，热火朝天。不长时间，跑道建好了，候机楼装饰一新，通往机场的道路也扩宽了，两旁种上了高大的阔叶树，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原来这么大的树也可以移栽成活。

在杭州期间，正是“九一三”事件发生不久，驻杭空军部队头头也上了贼船。我们部队的后勤人员出去采购，当地有些群众看见是穿蓝裤子的空军，以为是上了“贼船”的部队，不愿卖东西给他们，后经地方同志解释，说是这支部队是中央军委派来执行任务的，才帮助解了围。

期间还发生过一件有惊无险的事情。我们连队当时集中住在空五军的大礼堂里，那几年不少地方被地震弄得人心惶惶。一天夜里，忽听有人梦中喊了一声：地震了，许多人来不及穿衣服跑了出来，原来是虚惊一场，幸而没有发生拥挤踩踏事故。

笕桥机场工程完工了，全总队也完成了支援“三北”的任务，我们与在青海的大部队以及后来去东北施工的二大队先后转场到湖南衡阳，那是总队的大本营，留守人员和家属区都在衡阳市一处叫西山的地方。我们1972年2月到衡阳后，临时借住在衡阳六中的学校礼堂。在这里，我们首先尝到的是湖南的辣味。冬天，这里农户家家窗外挂着一串串辣椒和腊肉，做菜时即使炒青菜也要放一把辣椒，“没有辣椒不算菜”。连队炊事班也入乡随俗，做出的每样菜里都能见到辣椒，我们也慢慢适应了这里的辣味。在这几年里，我随着部队走南闯北，见识了南甜北咸中辣西酸各种口味，也磨练出了杂食的本领和习惯。

1972年5月，我被调到总队政治部宣传科。总队机关位于衡阳西山，在这里我和几位学长又能经常见面，我们办公室和宿舍都离得很近。衡阳工厂比较多，感觉城里不少地方灰蒙蒙的，污染很严重，气候冬冷夏热。在盛夏酷暑季节，我们索性把床铺搬到楼顶的平台上，晚上一起仰望星空，谈天说地，度过了一段快意的时光。我们四人曾经是学友、插友，后来又成为亲密战友，这种友情至今已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仍一直保持着。开始是四个人聚会，后来是四个家庭经常聚会，现在又通过网络单独建了微信群，联系更加密切了。

作者摄于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时

1975年2月，我奉命到广州空军后勤部政治部报到。后勤部机关座落在广州市越秀山下，营区后面一条小路直通越秀公园，广州的标志五羊石像就矗立在公园里。在这里，我度过了军旅生涯的后10年时间。

机关越大，工作就越是按部就班，越是单调，让我感兴趣的是，部里经常组织工作组下部队。后勤部直属部队主要是仓库、医院、工厂、运输部队等，分布在“两广一湖”的广州、韶关、增城、衡阳、桂林等地，使我在下部队之余，也能领略到桂林、阳朔的“山峰秀、岩洞奇、江水清、石头美”以及岭南、粤北等美景。

记得韶关有一军械仓库设在山脚下，山上树木郁郁葱葱。秋天，成群的白鹭来这里栖息繁殖。夜晚来到林子里，借着手电筒的光亮，常能找到一种叫竹鸡的鸟，八九十来只并排站在树枝上，若打掉其中一只，其余的会自动向中间靠近，直到剩下最后一只，煞是有趣。

军区空军在黑龙江讷河有一农场，每年都将收获的农产品运送到南方来供应部队。一年夏天，我们几人随后勤部首长前往农场，先是到北京，然后取道齐齐哈尔到达讷河。这里靠近黑龙江的西北端，夏季昼长夜短，早上三点钟天就亮了，晚上十点多钟才天黑。

这里也聚集了各军区部队的农场，肥沃的黑土地一望无际，主要种植小麦、大豆、马铃薯等，有的还种上成千上万亩向日葵，十分壮观。生产也是高度机械化的，农场里大型拖拉机、康拜因联合收割机等应有尽有，使我们见识了农业机械化大生产的规模和高效。

讷河之行结束了，我请假回家一趟，独自先是到大连，在这里乘海轮南下。那时票很好买，也很便宜，我买好一张三等舱船票，还抽空到老虎滩公园等景点游览了一番。俗话说海上无风三尺浪，而我这次海上之行却感到航行很平稳，也很舒适。轮船中途在青岛短暂停留，然后到达上海，我在这里转车回到扬州。

在广州期间，大部分时间的工作和生活变得很有规律，没有了连队那么多的拘束，这使我们住集体宿舍的单身汉们充分享受到生活的自由和乐趣。为了使悠闲的生活不至于变得懒散，我和同一宿舍的几个同事坚持早起锻炼，中午适当午睡，晚上相约散步。每天天刚蒙蒙亮，宿舍里就有人大呼小叫地催大家起来到公园里去跑步，往往是我们锻炼一两个小时回来，其他宿舍还有不少人没有起床。

由于每天跑步回来总是一身汗，那时我也养成了晨练后冲凉也就是洗冷水澡的习惯，即使是冬季也不间断。我先用湿毛巾把全身擦一遍，再用冷水冲洗，洗完后迅速用干毛巾擦干，穿好衣服，每次洗完后都感觉全身舒坦。记得有一次临时到衡阳出差，早晨跑步回来窗外已飘起雪花，我仍然坚持用冷水冲了一遍。冬天洗冷水澡听起来很可怕，我那时的体会是，从夏天开始，坚持不间断，使身体由适应至习惯，也就不难做到。

后来一段时间，我和一位兴化老乡对游泳发生了兴趣，于是每天早晨都一起去游泳，游完后肚子都感到特别饿，早饭也就吃得很多。不过，我们没有能坚持冬泳，而且冬季游泳池也不开放。我在部队10多年，从没有住过医院，也很少生病，这大半要归功于一直坚持锻炼，作息有规律。

1976年，共和国经历了建国后最悲伤、最多灾多难同时也最惊心动魄的一年。从元月到9月，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先后去世，举国哀悼；动乱中的国家会向何处去？人们陷入深深的忧虑。7月28日，一场8.2级的大地震毁掉了梦中的唐山，夺去20多万人生命，震动了全国，也震惊了全世界。而“四人帮”的末日疯狂并于10月6日最终覆灭又使国人悲极而喜，国家和我们个人的命运都迎来转机。

也是在这一年，毛主席逝世后，中央决定保存遗体并修建毛主席纪念堂。1977年5、6月间，我到北京参加在军政大学举办的全军毛选第五卷辅导员培训班，期间参加了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劳动，这时整个建筑已初见雏形。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是全党全国的一件大事，天安门广场也由此成为全国最繁忙的工地，北京各大单位纷纷要求前去参加劳动。

工地负责人介绍，由于来的单位太多，只好安排他们用钢丝刷在工地上刷钢筋，尽管那些钢筋已经刷了很多遍。对我们解放军算是照顾当然也是信任，参加运送材料，从而可以进到纪念堂的内部。不过当时里面竖满了脚手架，无法看到纪念堂内部结构。

这次培训班期间，我们也受到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的接见，并一起合影。

1979年2月，中越爆发了边境战争。我们军区空军调动大批飞行和后勤保障部队到广西前线。我没去广西，在广州也能感受到紧张的战争气氛，各种通知、命令不停向下传达，一份份战情通报跟踪着前方战事的进展。我们每天最关心的就是集中听取战情简报，了解前线情况。

在整个边境作战中，我方战机并没有越境直接参加战斗，而是在边境我方一侧上空不间断警戒飞行，防止越南飞机袭击我地面部队。越南虽有苏联援助的先进战机，但数量少，总体空中力量弱，在我国“杀鸡用牛刀”的强大压力下，空军终究没敢出动。战事历经一个月，我方宣布取得作战胜利，部队撤回国内，军区空军部队也圆满完成参战任务。

由于和家庭长期分居，深感不便，1985年，我申请转业地方工作，此时军队正酝酿百万大裁军，申请很快得到批准。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十多年来，我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这所大学校，也使自己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这是我人生中一段难忘而宝贵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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