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张亘：资产阶级与种族视野:普鲁斯特的犹太意识与阶级身份

摘要：普鲁斯特的大资产阶级身份与他的文学书写形成相互勾连的种族、阶层和诠释体系。在该体系中, 犹太情结是普鲁斯特的主体意识和对真相的提问方式, 叙事者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所传递的政治旨趣、多疑立场, 与文本里的反犹元素和犹太意识并存。本文将“资产阶级”和“种族视野”两个批评术语相勾连, 解读《追忆逝水年华》文本中复杂多面的种族意识, 将文学话语同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结合起来, 抽取出种族身份与主体阶级属性的关联, 思考资产阶级的背景如何诉诸普鲁斯特的种族经验和政治旨趣。

关键词：普鲁斯特; 种族视野; 资产阶级; 犹太意识

作者简介：张亘,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法国文学专业博士, 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国文学。

来源：《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

普鲁斯特的鸿篇叙事以其里程碑的地位和意义指示和导引了法国文学批评的未来走向, 他也许是法语作家里被研究最多的人, 类似于英语世界里的莎士比亚。一边是稀有和卓尔不群的写作维度, 一边是密集多产不遗余力的评论阐释, 如同所有跻身最伟大作者行列的作家一样, 普鲁斯特的创作深度让批评的动力永远有着可持续性推进的空间, 同时也很少留下未被涉足的地域。犹太情结是普鲁斯特研究者着墨颇多的界域, 同时也是普鲁斯特的主体意识和对真相的提问方式, 是叙事者针对主体所进行的观察和检验。对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分析, 见于少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论述, 但是将之与种族视野相比较的研究要鲜见得多。笔者试图探讨的是如何将“资产阶级”和“种族视野”这两个批评术语相连接, 以学界少有的进路来理解《追忆逝水年华》文本中纠结多面的种族意识, 将文学话语同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希冀合理阐释作者有关犹太身份的叙事、表象和指涉体系, 抽取出种族身份与主体阶级属性的关联, 探求资产阶级的背景如何诉诸普鲁斯特的种族经验和政治旨趣。

一、资产阶级身份与书写

普鲁斯特的书写是否可以被定位为资产阶级书写?这是一个首先需要讨论的问题, “资产阶级书写”的概念在学界中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存在。在国内, “小资产阶级书写”在第一次文代会之后和新中国建立前夕受到批判 (1) ;在西方, “四个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书写将《圣经》变成了文字和数字力量” (2) 。后者笼统地以政治经济制度定性资本主义时代的创作, 前一种情况倒是明显地在以一种创作风格为假想敌, 同时也离不开创作者的身份问题——他们往往是属于知识分子这个可疑的、摇摆不定的群体。

瓦尔特·本雅明在普鲁斯特的鸿篇巨制里“看到的不仅是‘非意愿记忆’作为一种文学实验如何使个人生活得到拯救, 更是资产阶级时代及其私生活如何在一种比这种生活本身更致密、更专注、更绵延不绝的形式中暴露出这个时代自己无法认识的‘颓败历史的具体性’。在本雅明看来, 十九世纪与之窃窃私语的不是阿纳托利·法朗士, 而是年轻的普鲁斯特。而这个看似随波逐流的病怏怏的阔少若无其事地捕获了这个颓败时代最惊人的秘密……他所展现的‘复得的时间’却揭示了无情的阶级关系和政治经济学秘密” (3) 。本雅明的左派语境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旨趣决定了他的批判性视角, 他与弗朗兹·赫赛尔 (Franz Hessel) 一起合作翻译了七卷本《追忆逝水年华》几乎一半的内容, 这也让他的评论有感而发, 渗透着感性的经验, 绕过了庸俗、教条、公式化的解读。他“对普鲁斯特的世界有着亲密的理解, 与之的关系不免会让人想起诠释者与神圣文本之间的关系” (4) 。以寓言批评模式撼动二十世纪文学评论界的本雅明, 将波德莱尔、普鲁斯特都和资产阶级的颓败结合到一起, 他的理论战略究竟是立足于文本还是将批评视为自我的写作?“当对象在忧郁的注视的笼罩下变成寓言, 当生命从中涌出, 那对象本身就落在后面, 死去了……他自己则沉入其中, 在里面寓居。” (5) 从本雅明的视角看, 当普鲁斯特的书写是资产阶级书写时, 意味着三个层面:第一, 叙事者在描述资本主义时代所特有的生活;第二, 叙事者不一定是在维护自己所生活的政体或是制度, 他有可能是在鞭挞资本主义社会的世俗日常;第三, “病怏怏的阔少”本身属于资产阶级, 虽然本雅明并未点明, 但很难想象一个抨击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写作能被定位为资产阶级写作。

跳出本雅明的诗意和才情, 但仍然依据本雅明的思路, 我们首先将目光投向普鲁斯特的现实身份。《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出生在巴黎的十六区, 这是以资产阶级属性和生活方式而闻名的城区。直至今日, 巴黎十六区在法兰西国民的集体想象中仍然是富人区的象征。普鲁斯特的父亲是一名医学教师, 母亲让娜·威尔 (Jeanne Weil) 则是富有的投资家之女。小普鲁斯特就读的中学是著名的孔多塞高中 (Lycée Condorcet) , 这所创立于1803年的中学是巴黎的四大历史名校之一, 也是巴黎排名最靠前的中学之一。整个十九世纪, 孔多塞中学一直是资产阶级家庭所眷顾的名校, 孱弱的普鲁斯特虽然病体多磨, 却是学校的优等生。他的高等教育则在著名的巴黎政治学院完成。他是有着私人司机和秘书的上流社会人士。

叙事者和作者的分离是现代小说的标志之一, 普鲁斯特的自传体书写所导引出的现代性叙事巨著却并不彰显这一特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进程是普鲁斯特生命世界里所经历的创伤性事件, 在他的叙事中留下了印记:“一瞬间, 街道完全黑了下来。有时, 只有一架敌机低空掠过, 照亮了要投弹的区域。我再也找不到路在何方。” (6) 小说中的“我”和普鲁斯特本人体验的双重复合也发生在叙事者和作者的阶层身份上, 从声色犬马转型到幽居创作的马塞尔是巴黎的富有资产阶级, 他的寓所里装饰着巨大的三角钢琴、绒绣挂毯、金色木质的长沙发、精美的书籍和装银餐具的大箱子, 还有一幅年轻的花花公子的肖像画。

资产阶级作者和资产阶级叙事者的同一身份如同双重封印, 然而, 探讨《追忆逝水年华》的阶级属性, 我们也可以思考书写本身的特质。不过, 要从阶级角度去理解文本风格, 可能会有陷入政治独裁、文化禁锢和意识形态泥沼的巨大危险, 因此, 需要结合时代背景与文本语境谨慎处理。以“小资产阶级”这一突入文学意识形态批评领域的概念为例, 它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喜获用武之地。在东欧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某一阶段, 小资产阶级话语是文学批评火力网之下的明确标靶, 无论它是羞怯表露还是隐含遮掩, 出自官方和正统立场的攻击总是乐于掘地三尺地将之暴露在读者雪亮的眼睛之下, 对其进行无情的解剖和揭露, 以期达到教育大众、净化精神和修正文学发展方向的目的。普鲁斯特的创作症状从某个角度上讲是可以写进小资产阶级病历的:“多愁善感, 抑郁寡欢, 温情主义, 动不动就伤感, 在回忆之中打发日子。这显然是一种多情而纤弱的性格。” (7) 但是, 从本质上来说, 小资产阶级话语批评是诞生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内部的文学范畴, 它有的放矢, 射向的更多是在阵营之内扰乱文学秩序的革命意志薄弱分子, 批判的是他们的骑墙位置和模糊的阶级诉求。《追忆逝水年华》的叙事则在阶级话语的层面上表现出许多暧昧的景致, 它不是类似杨沫时《青春之歌》或王蒙时《恋爱的季节》那样囿于阶级对垒大时代下人物的多舛命运, 马塞尔本人从社会财富和地位而言也肯定不是“小资产阶级”这一术语能够包容的。

在马克思著作的翻译史上, bourgeoisie, petty bourgeoisie和middle class, 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语义错综重叠, 由舶来的日语转译为汉语后又增加了国情的变数。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一员, 本雅明不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战场的坚定参与者, 他是书斋里的革命家, 不愿去量化钻研各种资产阶级成分之间的差异和针对策略, 生产资料的占有、消费力的衡量指标、权力关系和社会地位等等不是他所纠结的层面。当本雅明用寓言批评去分析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时, 他将机械主义、工具文明、城市文化和个人的体验视为所有个体囿于其中的现象学视野, 于是, 所有人都陷入了资本主义历史进程带来的冲击和焦虑之中, 至于这个人是哪种资产阶级并不重要。不过, 徜徉在二十世纪巴黎拱廊街的这位德国批评家喜爱观察的似乎更多的是街上密集人流里的小资产阶级。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是本雅明的力作之一, 与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最渊博的文学批评家之一” (8) 谈到普鲁斯特时一样, 资本主义同样是这本向波德莱尔致敬的著作里的关键词。波德莱尔是本雅明“宠爱的诗人” (9) , 与普鲁斯特的生存状况迥然有别的是, 波德莱尔的生活时有拮据, 他并非一直都能够无所顾忌地挥霍和花天酒地, 尽管他似乎也从来没有节俭度日的打算。这位《恶之花》的作者曾经被归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被考察:“为反抗而反抗, 为革命而革命, 这是一种将革命非政治化、非道德化或者说将政治审美化的态度, 它与波德莱尔在二月革命时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如出一辙, 本雅明由此发现了在诗人那里政治和艺术的同一。” (10) 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期的小资产阶级与二十世纪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小资产阶级有着一以贯之的地方, 他们始终追逐浪漫和耽于幻想, 波德莱尔在1848年加入抢劫商店的人群, 兴奋地呼吸着暴动的氛围, 在骚乱中找到乱世英雄的感觉。作为波希米亚文人, 他在文字里制造幻象, 现实的秩序在诗歌里解体, 迷乱、暧昧和蛊惑是字里行间涌动的漩流。

从题目而言, 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让我们想起中国语境里的小资产阶级话语:感伤和无名的忧愁;同时, 讽刺、挖苦、鞭挞和抨击又如同不绝的恨意从城市的下水道里往上翻涌。“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 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 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 自然是用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 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 (11) 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都是资产阶级, 但此资产阶级不同于彼资产阶级, 马克思是这样描述那个时代类似于波德莱尔的巴黎职业密谋家的:“他们对黑色燕尾服 (habits noirs) 即代表运动这一方面的多少有些教养人士的憎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 而是纯粹平民的。” (12) 被憎恶的黑衣人士就是普鲁斯特这样的阶层。

雷蒙·威廉斯对于bourgeois (资产者、资产阶级分子) 是如此解释的:“这个词的基本定义是:生活稳定、没有负债的可靠‘居民、市民’ (citizen) 。” (13) 普鲁斯特远不止于此。威廉斯认为, 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新定义是根据bourgeois这个词的早期用法而来的——范围涵盖了生活稳定、没有负债的可靠居民及与日俱增的中产阶级 (由商人、企业家及雇主所组成) ” (14) 。他在同一个条目里有一个小小的补充:“贵族对bourgeois (资产阶级) 的平庸表示轻蔑。尤其在十八世纪时, 这种轻蔑的态度在哲学家及学术界人士身上表露无遗。他们看不起这种‘中产’阶级的狭隘 (即使是稳定) 生活及浅薄见识。” (15) 某种程度上, 《追忆逝水年华》的文本是贵族和“中产阶级”书写的杂糅交融。普鲁斯特的优雅长句与连篇累牍, 承托起的是一场喧闹熙攘、华而不实的沙龙闲谈。

从《在斯万家那边》伊始, “这位斯万先生, 作为斯万老先生的儿子, 完全‘有资格’受到‘上层资产阶级的淑女名媛们’的款待……他为自己穿了一身夜礼服而连连致歉……他方才是同一位王妃‘共进晚餐’的” (recherche I:36) 。“我”所生活的圈子是人物努力认识的现实, 人物与他的圈子一起凌驾于社会结构的上端, 《在少女身旁》里的大使、外交官、构成职能生活部分的晚宴、固有的优雅生活如同水晶灯的璀璨光华, 照耀着社交沙龙来往人群的格调和谈吐。这已经不再是用小资产阶级或是中产阶级的词汇能够厘定的世界。大资产阶级掌握着财富和社会的经济命脉, 高坐在金字塔分层结构的云端俯视众生。在封建社会, 资产阶级是介于贵族和下层劳苦大众之间的社会构成, 而在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叶, 普鲁斯特所跻身的大资产阶级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贵, 他们追求仪式感、钟爱繁文缛节, 喜欢曲折多解和隐晦双关, 在普鲁斯特的句法里, 我们能够重新发现十七世纪贵族在拼写和词汇上的某些矫揉造作的风格。

二、政治旨趣与犹太情结

1898年的德雷福斯事件冲击了整个法国的各个阶层和领域, 文学界同样席卷其中, 并且立于冲突的最前端。除了埃米尔·左拉和莫里斯·巴雷斯两位对此事件针锋相对的文学巨擘之外, 德雷福斯事件的另一位重量级亲历者是普鲁斯特, 他的文学地位在当时还没有如日中天。普鲁斯特的母亲与被错误指控通敌的犹太军官德雷福斯一样, 是出生于阿尔萨斯地区的犹太人, 在德雷福斯事件伊始, 作家就站在了捍卫德雷福斯的阵营。这是否是出于种族因素而自然做出的选择?复杂叙事的缔造者从来也不会给出如此直接简单的答案。

《让·桑德伊》是普鲁斯特从未完成的自传体叙事, 年轻的普鲁斯特在书中为法庭上的被告站台。在《让·桑德伊》里, 叙事者既感谢那些帮助犹太人“理解”反犹主义的人, 也感谢那些帮助德雷福斯支持者“理解”判定左拉有罪的陪审团的人。这样的人其实也就是后来《追忆逝水年华》里的叙事者, 是普鲁斯特的主体自身。

究竟德雷福斯事件的真相为何?作为历史后来人的我们似乎已经有了答案, 但是, 位于那个时代冲突错综复杂交汇点上的普鲁斯特并不明了, 他支持犹太军官并不意味着他坚信被告的清白。不了解《追忆逝水年华》的众多人物面对这一世纪性审判的多样化立场, 就不会明了叙事者隐藏在《让·桑德伊》整整三章的字里行间的矛盾心理和逡巡犹疑。不了解普鲁斯特的犹太身份背景和他对母亲的复杂情感, 也许就无法体察犹太教、同性恋和乱伦主题在文本里相互缠绕的显影历程。在《德雷福斯事件的真相》一章, 普鲁斯特指出, 整个事件极其错综难解, 是间谍战和反间谍战的交错角力。“无论法国人如何贪婪地渴求, 他们永远不会解开谜团。” (recherche I:224) 《我控诉》的审慎分析和理据陈述里涌动的反叛精神和抗争激情来自左拉的坚信、对真相的把握和积极参与的决心;普鲁斯特行文出现的长句缱绻、复数主语在单一语句里的并置, 就如同传奇小说借助时代跨度和人物繁杂维系读者悬念, 既是观点的呈现, 也是视角的多变, 既是事件的讲述, 也是真相的延异。这样的语句风格倾向于排除决断和坚毅的宣言, 倾向于让读者在人物立场的变化和复调中鸟瞰全局和管窥谜团, 政治的答案不会透彻地显形, 永远如皮影戏或是走马灯一般幻变。

普鲁斯特在一定意义上是个神秘主义者。理性的局限和意识的不可捕捉就如同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 修订与变化时有发生。普鲁斯特所发掘的是意识的广袤疆域, 是意识那难以探测的纵深, 是意识的多变和自我拯救的可能性。的确, 在探寻自我救赎的回溯之路上, 普鲁斯特所求助的更多是非理性的记忆, 是在某一个时刻不由自主涌现的或是迸发出的过往印迹。普鲁斯特的非理性过往也许正是他矛盾政治立场的解释之一, 种族身份的意识不断在时间的川流中泛起涟漪, 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惰性气体而波澜不惊。当政治和种族相遇在回忆的交叉路口, 两者的模棱和徘徊在相互传染。

如果说生活与作品之间的距离感是普鲁斯特代表作的主题之一, 那么在整部著作里, 作者总是乐于将自己的矛盾性呈献给读者。于是, 作为犹太人和德雷福斯支持者的普鲁斯特同时又每天阅读反犹报纸, 并从中寻找到美学快感。作者和叙事者虽是两分, 但我们还是可以说叙事中的人物是一个忧郁善感的犹太人, 他是生活中现实的某种复现。作品里叙事话语的结构显然是为了让叙事者从形式上获得超然脱离的位置, 于是, 有关犹太人的话语或者是由犹太人, 或者是由反犹份子发出, 叙事者本人并不表明立场。叙事者面对种族问题的态度和《让·桑德伊》异曲同工, 这是作者有意的模糊化处理, 给读者造成的阅读效果可能是情感的不适或是判断的不确定性。整部《追忆逝水年华》包含许多反犹元素, 这些绝不是可以用讽刺来解释的, 失去价值判断参照的读者在阅读上会失去安全感。

我们在普鲁斯特的手稿里找不到什么写作方案、提纲或是指导规划, 只有一些笔记类的东西。一切都差不多成型, 作者起笔就是叙事。在62本手稿里的“我”与作者本人的媒体化形象总是有些格格不入的地方, 尤其是在作家普鲁斯特对于犹太人问题的看法层面。写于1908年的《反圣伯夫》草稿里有一个片段是种族叙事的幽灵如何游荡的例子:

妈妈想到了她最喜欢的艾斯黛尔, 她羞涩地 (16) 哼唱着, 仿佛害怕有一个过高或是冒失的音会让她以为就在身边的神曲远离:“他平复下来, 他决定原谅”, 这是雷纳尔多·汉恩为艾斯黛尔所写的神圣歌咏……妈妈像在拉辛面前排练的圣希尔 (17) 的年轻女孩一样, 羞涩地排练一段咏唱的曲调。还有 (18) 她那犹太面孔的美丽线条, (长长的黑眼睛) (19) 完全染上基督教的柔情和冉森教派的勇气, 使得艾斯黛尔, 在这一家庭的画面里, 几乎像是来自修道院一般……我的父亲不敢鼓掌。妈妈悄然地瞧了一眼, 激动地体验着幸福感。(20)

普鲁斯特的母亲去世于1905年, 这也是普鲁斯特之后走向记忆型小说的关键。普鲁斯特的母亲是犹太人, 她所吟唱的《艾斯黛尔》 (Esther) 是拉辛为路易十四的情妇曼特浓夫人所创作的悲剧。整部《艾斯黛尔》的剧情就是种族叙事, 女主人公艾斯黛尔是犹太人, 受波斯国王宠爱, 她得知国王听信奸臣谗言, 决定几天后处死王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 便决心挽救自己的种族, 她邀请国王到自己与养父家赴宴, 告知国王自己也是犹太人, 并且申辩犹太种族并没有阴谋推翻君主, 最终说服国王改变了主意。雷纳尔多·汉恩 (Reynaldo Hahn) 是移民到法国的委内瑞拉人, 著名的作曲家, 也是普鲁斯特的同性恋情人, 他的父亲是德裔犹太人企业家。

在这个片段里, 母亲的形象在普鲁斯特的回忆叙事中与艾斯黛尔认同。但犹太身份很快又被基督教与冉森教派的文化色彩冲淡——圣希尔王家学校是贯彻曼特浓夫人宗教教育理念的封闭场所, “不要接受多样化的书籍。《新约》、《追随》 (L’Imitation) 、格列纳德 (21) 、罗德里格斯 (22) 、圣弗朗索瓦·德·萨勒 (23) 和其他几个人, 这对于一个人的一生已经足够” (24) 。犹 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关联密不可分, 相互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宗教史的重要部分, 《旧约》是它们的共同源头, 从保罗二世起的几位教皇都造访了罗马的犹太教堂, 标志着宗教对话在当代的重启。但是从中世纪开始, 两者的冲突是主线。1283年, 法国国王菲利普三世借用了父亲圣路易的条规:“我们授权并即刻命令你们施行过往对于犹太人颁布的法规:他们需要与基督教徒明显区分, 方法是在胸部和肩部分别佩戴环形绒带……在我们的王国里, 他们不能呆在小城市, 混在普通基督徒里, 他们应该局限在大城市, 局限在他们长期以来居住的街 区。” (25) 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 (普鲁斯特的创作年代) , 直至二次大战结束之前, 犹太教与天主教的对立与矛盾是犹太族裔遭到排挤迫害的根由与表现之一。

在犹太身份是否应该被突出这一点上, 可以观察到叙事者的犹豫与退却, 种族身份的显影与消退始终在纠结与角力。在“犹太面孔的美丽线条”之后, 随即是“长长的黑眼睛”的挣扎犹疑, 被加上, 又被划去, 黑色眼睛是那个时代犹太人的种族表征之一:“人们明白犹太人通常有着大大的黑眼睛、细长的鼻子、修长的手指、明显的脊柱弯曲度。” (26)

法国律师、记者和作家尤尔班·戈耶 (Urbain Gohier) 与普鲁斯特一样是德雷福斯的支持者, 他之所以支持德雷福斯是因为他对军队持排斥立场, 但是他又是排犹人士。他对普鲁斯特的身后评价甚为尖刻:

他是《“法国”行动》 (27) 的宠儿之一, 他在雪铁龙、本斯特恩 (Bernstein) (28) 、鲍尔 (29) 和罗斯柴尔德的时讯小报里是被关注的对象, 我却从中总是嗅到了犹太人。我没有错!

……普鲁斯特的母亲和外祖父母, 他们的确也是犹太人, 即使有表象的掩饰。普鲁斯特在他的书中, 不是出于怯弱, 而是出于文学的谨慎, 将他们塑造成基督徒…………当他的犹太外祖父看到外孙带回家一个他认为是犹太人的新朋友时, 他会低声哼唱犹太的曲调:“哦, 我们祖辈的主!”或是“以色列, 挣脱你的锁链。” (30)

戈耶的评论出自反犹立场, 他的解读落脚在普鲁斯特的犹太族裔认同之上, 将《追忆逝水年华》视作叙事者掩饰其种族叙事的迷雾。普鲁斯特的犹太根源在其身前并不是广为人知, 戈耶也只是从犹太作家安德烈·斯皮尔 (André Spire) 那儿才大吃一惊地获知, 普鲁斯特也是属于他所憎恶的种族。以此为依据, 他在自己的文章里奋力解析了普鲁斯特自传小说里令人难以理解的谜团:叙事者呈现的是一个犹太家庭, 斯万的角色是在帮助家庭实现身份认同。(31) 这种解释是否能够为评论家们普遍接受, 就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三、阶级身份与种族意识

作家投向社会的批判话语与作家本人的意识形态并非一定是对应的关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强烈地表达了对金钱的憎恨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感。恩格斯在他著名的给玛·哈克奈斯的信中称赞巴尔扎克违反了自己的正统政治立场, 取得了“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32) 批评与认同是资产阶级或者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对自我生活世界所可能秉持的态度, 两重性让普鲁斯特在种族问题上的言说流露出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普鲁斯特究竟是反资本主义的还是秉持资本主义立场的?回答这个问题取决于立足在哪个视域。当卢卡奇提出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这一概念的时候, 浪漫主义被看作一种世界观, 是社会集团特有的一种共同精神结构, 这种结构与主体的气质、性格、爱好、品位等个人脾性相关, 是位列自我心理层面的元素。意识形态则与政治立场密切相连, 内向或是外向, 羞涩或是进取, 精神结构并不决定个体意识形态的变换;意识形态的决定因素更多是个人的利益取向,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阶级和社会群体的利益是个人认识、评价和决策的依据, 左右了个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取向。

普鲁斯特的意识形态和他的世界观是有可能背道而驰的, 他的意识形态有着正统、保守甚至是反动的一面, 而他的世界观却能够让他在书写中娓娓道来地言说资本主义世纪的华灯初上之下所拖曳的平庸、肤浅与俗陋。在物化的世纪之交, 在金钱和商品交换主导一切的实用生活里, 自我受到物质的威胁, 个人被孤独感所笼罩, “每个让我们痛苦的人, 我们都可以把他与一个神相连接, 他只是神的碎片似的反射, 是神的最后阶段, 对于神 (观念) 的沉思会立刻让我们在遭受痛苦之后感受欢乐” (recherche III: 728) , 希望在想象中和社会之外寻找自我所丧失的部分, 或是重整已经碎裂的自我。当人的生活方式已经被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所冲击, 即使生活在别墅和庄园的深宅之中, 也无从躲避和幸免, 人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异化时代的洪流, 成了在自己家园里迷失的陌生人, “于是, 一股新的光芒在我的内里生成, 比这种光芒更耀眼的也许是让我发现艺术作品是唯一找回逝去时间的方式的光芒。我明白了, 所有这些文学作品的素材就是我过往的生活” (recherche III: 728) 。普鲁斯特的精神结构使得叙事者“对那阴晦的白天和必将如期来临的明日愁眉不展”, 他“战栗颤抖, 专注于自我内在所发生的奇妙感觉” (recherche I: 57) , 唯有这种快感才能让生活的变迁、灾难和短暂如过眼云烟, 才能泰然处之。

批评家可以从感伤心理与低迷精神的视角将普鲁斯特阐述为资产阶级文化的旁观者与破解者, 但这并不是对普鲁斯特的定性, 它显现的是《追忆逝水年华》文本的庞大和复杂多面。当批评转向另一个视域, 即普鲁斯特的意识形态时, 我们看到, 首先, 普鲁斯特终其一生都执着于维护军队的秩序捍卫者地位:“身着便装的军人如同装扮成凡人的神。” (recherche I:224) 叙事者也是贵族社会和上流沙龙的常客与欣赏者:“在某个祖上参加过十字军东征的人的沙龙里感到愉悦, 这是虚荣。智力与此毫不相关。但是, 某个人祖父的名字是阿尔弗雷德·维尼或是夏多布里昂, 或者 (对于我的确是无法抵挡的诱惑, 我承认) 他家族的徽章位于亚米安圣母大教堂的大玫瑰之中, 参加他的沙龙感到愉悦, 这可是智力原罪开始的地方。” (recherche I:209) 在整部巨幅叙事的经纬纵横之中, 普鲁斯特的回忆与思绪再现的可能是上流沙龙和发达资产阶级的颓败, 但是这种颓败不能遮掩叙事者的自尊和自傲。密致细微的文字铺满连续绵延的页面, 密不透风的话语从叙事者笔下徐徐不断地流出, 叙事者的从容淡定散发出造物主驾驭人物和放眼文本的气势, 很难说这是一位抨击人士在痛苦彷徨中的冷眼旁观。

马克思曾经这样批评他那个时代的德国哲学:“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 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 (33) 德国哲学的批判是一种没有离开哲学领域的抽象的思想批判, 在他们看来, 现实世界的统治者是宗教、观念、思想和概念, 一切都是意识的产物, 因此敌人是意识, 需要与之斗争的是意识这个无所不在的对手。于是, 词句反对词句的斗争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没有触及现实世界。马克思的剖析也许过于犀利:黑格尔哲学也许是观念批判, 但是, 它对于现实历史的影响是无可辩驳的, 德意志国家的民族思想、军国主义, 直至后来法西斯战争的强权征服, 这些都和德国哲学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渊源。不过,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评可以让我们在现实和想象之间凭借政治的敏感性嗅到可疑的差异。

在普鲁斯特的世界里, 在《追忆逝水年华》所流淌的话语长河里, 就像马拉美所说的, 文学当然是“虚构”、“光荣的谎言”和“真正的人类创造” (34) , 叙事者合理合法地在用语句来重构世界。这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么?的确是。耽于溯流洄游的普鲁斯特在沉思中神飞, 追忆流逝在时间隧道里的碎片拼图。在想象中捕捉记忆片段的叙事者将现实世界中的种族元素重新排列组合, 犹太意识的体验、苦痛、记忆、遗忘和压抑在阶级意识的现实制约和功利性谋划下走样和变形。这是一个现实作用于想象的世界。借用马克思针砭德国哲学的模式, 如果说“普鲁斯特社会批判的爆炸力量”让“布尔乔亚在笑声中土崩瓦解” (35) , 这仍然是词句反对词句的叙事。

身为犹太后裔的普鲁斯特在历史境况和集体经验的背景下选择以暧昧的方式创造性地表述种族冲突, 从阶级关系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解释, 这是因为大资产阶级或是贵族属性始终是普鲁斯特作品的社会学主题。“普鲁斯特对那些进入贵族圈子所必须具备的训练从不厌倦……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第一个提醒我们注意普鲁斯特笔下人物的植物性存在方式。这些人物都深深地植根于各自的社会生态环境, 随着贵族趣味这颗太阳的位置的移动而移动……并同各自命运的丛林纠缠在一起而不能自拔。” (36) 所谓的贵族生活并不是指普鲁斯特对中世纪的时光恋栈, 虽然在贡布雷的教堂、雕像和彩窗似乎呈现出一个想象的中世纪景色。贵族生活更多意味的是一个生活层次, 是只有大资产阶级或是克莱尔芒-托莱尔公主、圣西门公爵这样的人能够共享的阶层、生活圈和品位。叙事者的阶层身份让他的种族话语和政治旨趣在文学表述中的落点发生变异, 毕竟普鲁斯特属于利益既得者集团, 他在集体记忆中的受迫害者意识不可避免地会被中和与冲淡。

跨越两个世纪的普鲁斯特因为他的里程碑式巨作而地位卓然, 因为他的精神探索, 他与乔伊斯、弗洛伊德这些名字一起成为二十世纪初时代思想的典型代表。我们对作者种族话语的定位并不意味着褒贬的价值判断, 在种族语境里的普鲁斯特, 更多的是作为历史和阶层的产物留在诗意、优雅和具有独特法兰西气质的话语里。我们没有理由以阶级理论和政治迫切性来给出普鲁斯特的立场坐标, 但却可以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组合起一个种族、阶级和诠释的批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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