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陈小慰：中国文学翻译“走出去”:修辞形势及因应之策

摘    要：

针对中国文学通过翻译“走出去”的研究现状,运用修辞形势理论,结合多元价值观,从“为什么要走出去”/“为什么译”这一根本问题出发,在对“走出去”翻译意欲改善的缺失(最终目的及特定目的)、受众及局限因素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遵循“有效性”原则、多元化的译本选择和翻译方法的因势选用等几方面探讨了对相关修辞形势的因应之策。

关键词：

中国文学翻译; 修辞形势; 多元价值观; 因应之策;

作者简介： 陈小慰，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英语语言文学博士，新西兰奥塔哥大学联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及修辞与翻译。

中国文学翻译“走出去”:

修辞形势及因应之策

0. 引言

中国文学通过翻译“走出去”是近年来的热点研究论题。根据学者研究(李琴、王和平 2018:134-141),从2007年出现第一篇相关研究论文到2016 年近10年中,仅CSSCI 源刊发表的相关文献就达284篇之多。而更近的2017年至2018年7月间,与“中国文学外译”“中国文学翻译”“中国文学走出去”等主题相关的期刊文章又有59篇(2018年9月查询结果),这足以体现翻译学界对该论题的高度关注。通过浏览我们发现,论题中除了对“走出去”现状、传播效果、出版路径、译介模式等外围因素开展追溯、综述和反思性研究外,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翻译行为本体,尤其是原作选择和翻译过程中中国文化元素的翻译取向、翻译途径和策略等问题,始终是学者们的主要关注所在。这自然是“走出去”翻译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复杂因素使然。而随着中国文学翻译作品逐步走向多元化,翻译景观发生了巨大变化,相关问题愈显突出。一方面,官方支持的严肃典籍和当代文学作品翻译依然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持续开展,与此同时,对于译作成效和许多相关问题的认识依然存在争议。例如,评价某个译本好坏的依据是什么?“原汁原味”是否等同于异化?如何使自己的文化形象不被曲解?考虑受众感受是否一定意味着丢失自己的文化?是否等同于低俗化?是否有底线?等等。另一方面,大众喜爱的民间网络文学翻译异军突起,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取得了骄人成绩。但是否便可因此断言它们就代表了走出去的方向,所有文学作品翻译都应仿效其后?本文试图围绕中国文学通过翻译“走出去”的修辞形势,从“为什么要走出去”/“为什么译”的根本问题出发,结合多元价值观,探讨因应之策,希望能对以上问题带来些许新认识。

1.关于修辞形势和多元价值观

作为重要的人文研究学科和社会实践活动,当代修辞学关注如何在社会互动中通过以语言为主的象征手段影响他人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促进合作。罗埃德·比彻(Lloyd Bitzer)提出的“修辞形势”(The Rhetorical Situation)是其重要思想之一。根据比彻(Bitzer 1968:4-10,1998:218-223;陈小慰 2010b:78-79)的观点,修辞是改变现实的一种方式,修辞话语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受到某个状况或形势所触动。“修辞形势”指“自然场景中人物、事件、物体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迫切需要话语加以改善的缺失”。修辞形势由三个基本成分组成:一是“缺失”(exigence),指“当前存在的一种迫切需要,一种亟待补救的缺憾,一个亟待克服的障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个亟待更正的偏离常规之举”。这种缺失唯有依靠修辞话语才有望得到解决。二是“受众”(audience),指这样一批人群:一方面,他们能够被修辞话语所影响和打动,与此同时,又能对改变现实的进程进行干预。三是“修辞局限”(rhetorical constraints),指一系列的人物、事件、物体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常见的修辞局限包括信仰(beliefs)、态度(attitudes)、文献记载(documents)、事实(facts)、传统(traditions)、形象(images)、兴趣(interests)、动机(motives)等等。它们能够制约改变缺失所需的决定和行为,因而成为修辞形势的一部分。任何言说,只要是旨在特定语境下对特定受众产生某种影响,便成为一种受修辞形势驱使而产生的修辞话语。它要求修辞者做出“适切的反应”(fitting response),通过“话语的手段”使受众在思想及行为上有效参与到相关形势当中而成为改变现实的干预力量,而不仅仅只是做出反应。比彻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当代著名论辩学家凡·爱默伦(Frans H. van-Eemeron)就曾评价:“正因为比彻提出的这一观点,才使越来越多的修辞理论家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分析应该充分考虑话语发生的场景。”(van-Eemeron 2015:63)

正是由于修辞过程中存在着种种复杂因素,当代修辞研究特别推崇多元价值观,尊重多样性的存在,倡导不同价值判断的独立存在及相互并存,强调努力寻找适用于不同情境的解决方案,认为这一切有益于合理的妥协与新知的产生(Perelman & Olbrechts-Tyteca 1969: 285;Perelman 1979: 67; Manell 1994: 30)。

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修辞实践(旨在运用象征话语有效影响译语受众,实现翻译目的),与上述论述紧密相关。

2.“走出去”的修辞形势

2.1 缺失

就中国文学“走出去”需要改善的缺失而言,我们可以从宏观层面(“走出去”翻译的最终目的)和微观层面(具体作品的特定翻译目的)两个层面加以审视。

宏观层面的“缺失”与中国文学“为什么要走出去”“为什么译”的根本问题直接相关,它涉及翻译的指导思想,决定“译什么”或“怎么译”的问题,也即翻译政策、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文学是文化的重要体现。中国文学通过翻译“走出去”是肩负国家使命的社会文化活动,其需要改善的根本性“缺失”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和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魅力,并最终实现融入世界文明、为丰富世界文明做出中国贡献的目标。这一借助翻译行为加以改善的根本“缺失”抑或最终目的决定了中国文学通过翻译“走出去”的指导思想:维护自己的文化,尊重对方的文化,积极寻找进行说服、讨论或沟通的有效方式,达到互信和共识。

在微观层面上,需要通过具体翻译行为改善的“缺失”(具体作品的特定翻译目的)显而易见。“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于翻译和翻译作品的事实性歧视,以及历史形成的对中国根深蒂固的无知、误解与偏见,造成中国文学‘走出去’行之不畅、国外普通大众读者对中国文学知之甚少的局面。”(胡安江 2017:78)因此,“走出去”的翻译同时还肩负着改善这一缺失、唤起读者阅读兴趣,“改变构成目标受众的常识、常态的那些见解、态度和行为”(刘亚猛 2004: 253)的任务。

2.2 受众

作为翻译“走出去”修辞形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自主行动力的译语受众(往往表现为隐性)既是翻译的作用对象,又能对翻译过程实施干预,对“缺失”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改善起着关键性作用。谢天振曾在多项研究中指出,文化的“译入”(incoming translation)和“译出”(outgoing translation)有两点应该引起重视:一个是“时间差”(time gap)问题,另一个是“语言差”(language gap)问题。所谓时间差,指的是中国人译介、学习西方的文化与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开始产生兴趣的历史不同;而“语言差”指的是中国人学习和掌握西方语言和西方文化,与西方人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难度不同。(谢天振 2011,2013: 52-53,2018:6)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总结出一个“差”,就是 “受众接受心理差”。从清末民初起,中国人就兴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众多读者更是虔心怀抱向西方学习先进思想文化的心态,对译入作品如饥似渴,其接受心态大多是师从效法、高山仰止。这一心理直至今天依然存在。而来自发达国家的西方受众对他国文化并没有普遍性的强烈需求。对此,谢天振(2011,2018:7)也有很好的相关论述:近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已经发展成当今世界的强势文化,多数西方读者满足于自身的文化而对他者文化缺乏兴趣和热情。不可否认,欧美文化强势国家的读者对中国文化怀抱善意、感兴趣者有之,但带有歧视性、选择性,甚至一无所知、完全无感的态度也是现实存在的。因此,需要充分了解受众的预期和局限,在满足其预期、化解其局限的同时,通过策略性方法的使用,诱导其产生有利于弥补“缺失”的新知并使之逐渐深入其心,实现翻译的预期目的。

2.3 修辞局限

语言文化、社会历史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具体“言说”场合构成的各种复杂因素,是中国文学通过翻译“走出去”面临的修辞形势中的主要局限。“切不可想当然地将异域受众的文学趣味、美学价值、诗学原则或意识形态取向普世化。”(刘亚猛、朱纯深 2015: 7)“走出去”的过程要基于特定的翻译目的,考虑各种复杂因素和关系,因势而动,积极诱导受众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和好感,在心理上“使听者按照修辞意图采取相应行为,至少在听者心目中营造一种只要时机恰当就愿意采取某个行动的意愿”(Perelman & Olbrechts-Tyteca 1969:19、45)。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理解他们的立场,从他们的视角看待事物并与他们的观点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共识”。(Tindale 2015: 17)说到底,与受众建立认同,是为了争取获得受众对我们话语的更好认同。

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往往会让我们得出与惯常思维不一样甚至截然不同的对事物的看法。例如,2017年“国际翻译日”的主题文章曾经提到,为了有效进入全球市场,产品和服务的翻译往往需要体现对译语文化的了解和敏感,而不是强加源语的文化内容。文章同时指出,这种称为本地化的翻译维护了文化的多样性。此话乍一看似乎存在问题:“本地化”向来被视作“归化”的代名词,是透明化,是可读性,在达到自然、通顺、便利之要求的同时,却也抹去了源语的“异”,让译语受众体会不到文化差异,何来支撑“文化的多样性”?但我们只要略加思考便可发现,此言在特定情势下的确有其道理。例如,在译入国文化相对较弱的情况下,过多保留和带入强势国家语言和文化的“异”,除了阻碍受众对翻译产品和服务的接受与使用外,恰恰也是在销蚀译入国的文化身份,使其失去保护,并在不同程度上抹消文化的多样性。同理,“异化”通常被认为是维护和传播源语文化的绝佳路径,但如果译出国是强势国家,过度“异化”可能对相对较弱的译入国文化造成冲击;而倘若译出国是弱势国家,过度“异化”则可能使其进入译入国更加阻碍重重,甚至进一步加深译入国民众对译出国语言、文化及民族的偏见,对“走出去”不利反害。有人会说,适度就好。但怎样算适度?恐怕也是一个见仁见智、难有共识的问题。倘若我们离开一些距离,不纠结于“异化”“归化”孰好孰坏,而是根据具体情势,结合各方面的考量,灵活因应,或许更有利于实现我们通过翻译让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初衷。

3.“走出去”的因应之策

3.1 遵循“有效性”原则

许钧(2015: 9)提倡:“要以维护文化多样性为目标来考察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呼吁要思考“如何避免中国文学和文化在‘走出去’过程中遭受误读或曲解?中国如何克服障碍,使中国文学与文化得到真实的、有效的传播?”张春柏(2015:14)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要以有效传达中国文化为出发点,“作为输出方,我们希望自己的文化形象不被曲解”。基于上述对“走出去”修辞形势的分析并结合多元价值观,我们认为,确保译文的“有效性”(从 “以我为主”和维护文化多样性出发,根据特定修辞形势因势而动,使译文最大程度地具备能够对特定受众产生预期影响力的潜能),应该成为“走出去”翻译行为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换言之,它既不是完全不考虑翻译过程和接受端的种种复杂因素,只管自顾自地“一路冲将出去”;也不是丢掉自己,一味迎合受众,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重要的是,摒弃非此即彼的二分思维,努力以有助于培养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把我们的核心文化和价值传递出去。既不牺牲或伤害中国文化的传统与核心价值,同时又以一种译语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与之对话,这就对翻译政策制定者和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2 多元化的译本选择

除了译介模式、出版路径等外围因素,针对上述情势,灵活因应的翻译策略首先表现为译本的选择。严肃文学往往与一国的经典作品、传世佳作或文学水准紧密相关。因此,很长一段时期里,许多人的潜意识和实践指导思想认为,要“走出去”就应该翻译我们认为最好、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非严肃作品和典籍经典莫属。似乎只有严肃文学走出去,才算真正走出去。而随着通俗网络小说翻译在海外获得成功,又有学者提出是否应该先通俗再高雅。实际上,从多元价值观出发,“走出去”的作品中如果只有严肃文学,和没有严肃文学一样,都不能代表中国文学真正走出去。“走出去”应该是多元的,百花齐放的,大众与小众兼顾,严肃与通俗并举,经典与新作同进,呈现给世界鲜活多样的中国文学景观。

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并非二元对立的矛盾关系。从最大范围地开拓受众群体,实现“走出去”的最终目的考虑,两者各得其所,都有存在的必要。将它们视作中国翻译文学多元体系中不同的组成部分,似乎更符合当今文学样态的发展,也更有利于我们探讨文学“走出去”的论题。换言之,面对网络文学的兴起与发展,既不应一棍子打死,只管自得于严肃文学与生俱来的阳春白雪和小众化的特性;也不可为了追求大众青睐,在翻译严肃作品时盲目迎合,为求接受不惜牺牲原作的核心文化价值。网络翻译小说的兴起和受欢迎度的提升至少在两点上可以支持严肃文学:一是网络文学翻译一旦受到从未有机会了解中国文学的海外读者的关注、了解与欢迎,就有可能引发他们对中国严肃文学产生兴趣;二是目前流行的网络小说多为武侠玄幻小说,翻译时对中国特色文化的通俗处理方式对于严肃文学中特定场景和情节的处理也未必没有借鉴意义。

此外,翻译严肃文学与原创严肃文学是不同的。国内原创严肃文学为本国受众而作,主要目的在于提升国民的总体文化和精神素质;而翻译严肃文学的目的性明确,是要向世界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展示中国古代和当代经典文学的文化魅力。如果丝毫不考虑接受问题,难免会影响上述目的的实现。有学者提出,用畅销书的销量标准去衡量整个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的传播,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经典文学作品的英译不会有太多的读者。(王建开 2012:18-19)这是实事求是的看法。反过来也让我们想到,正是因为严肃文学具有这样一个“小众”的特点(在原创作品国如此,在翻译受众国更不可苛求),我们在讨论中国文学通过翻译“走出去”的问题时,更应该首先考虑“为什么译”,而不是只侧重“什么值得译”。若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国际受众通过中国文学了解、喜爱中国文化,就要考虑到经典和严肃文学作品通常小众化的特点,在选用体量上做到“少而精”,同时要多考虑多样化、大众化、能够代表当下中国文化精华的相对通俗的好作品。

3.3 翻译方法的因势选用

翻译涉及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必然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相遇、相知与碰撞。相遇不言而喻;相知体现在作为人类一分子,不同民族对美好事物的喜爱,以及对真诚、友善、同情、博爱等人类朴素情感的普遍认同;碰撞则体现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不同文化价值观发生冲突的问题。关于文学翻译,异化和归化的讨论是学者们近年来的主要关注所在。甚至有学人借用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隐喻,将其比作中国文学译者历来要面对并思考应该择何而行的两条道路。(胡安江 2017:79)实际上,这两条路并不矛盾。如前所述,从“修辞形势”和多元价值观出发,异化或归化并不具有绝对和唯一价值。一个国家的文学个性固然是通过其中包含的民族价值、语言和文化特色来体现的,但保留文化价值个性和语言文化特色与“以受众为转移”并非水火不容、势不两立。认为考虑受众局限、关切受众需求就一定会丢失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的看法是一种两分的二元思维,也是一个伪命题。如笔者曾经分析的,“韦努蒂突出差异性是因为文化不同,但恰恰正是错综复杂的语言文化差异,以及具体翻译过程中目的、语境、读者等其他因素的制约,决定了不能为异而异”(陈小慰 2010a: 7)。而关注译文“可接受性”的归化翻译策略,虽然普遍认为可以缩短译语受众与翻译文本的心理距离,但若仅仅强调“不让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任何的文化冲击,进而实现译本与目标文化规范和价值体系的无缝对接”(Connor 2014: 426),却很可能导致道德失守。因为这么做显然既违背了自己的翻译初心,与翻译目的背道而驰,又剥夺了译语读者接受新知的权利。

一般情况下,文学作品属于表情类语篇,与实用功能无涉。但如前所述,在“走出去”的具体形势下,“阳春白雪”的文学翻译也肩负着宣传中国文化的现实功能。它不再是可以不问受众多寡的非功利和非目的行为,而免不了要根据翻译目的灵活因应。如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a Nord)所言,如果翻译的目的是让译语读者体会到原文读者阅读作品时得到的喜悦,那么译文就应该注意可读性,不要增加读者的阅读负担。……如果译文过于艰深晦涩而使读者读不下去,就很难再谈文化传播。(田璐、赵军峰 2018: 88-89)在具体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有主动参与意识,在认真平衡考量各种修辞形势因素的基础上,认真思考自己的选择是否在译语语境中采用了受众乐于接受(至少不反感)的方式,积极宣传了中国文化信息,唤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具备了实现预期翻译目的的可能性。通过至少不至于令受众心生反感的译文话语,积极宣传中国文化,努力促成预期效果的实现,而不是束缚手脚,拘泥于原文字眼。关注译语文本与源语文本的一致性并非必然导致翻译接受效果不佳。语言文化的差异告诉我们,“一致性”并非文字句法上的机械“对应”或“对等”,而应该是与代表源语文化核心价值、具有“重要性”的东西保持一致。纽马克曾经提出,应根据语言重要程度(importance)决定译文与原文的贴近度(closeness)。文本的语言越是重要,翻译越是要贴近(如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to be or not to be);相反,文本或文本的某一单位语言越是不重要,翻译就越不必贴近,可以用得体规范的大众语言来翻译。(Newmark 1991: 2-4)虽然纽马克谈的是语言的翻译问题,这一思路却也可以借用到文学作品中文化特色元素的翻译上。越是能代表源语文化核心价值的重要内容和语言表达方式,在翻译时就越有必要贴近和保留,但同时必须考虑用受众容易接受的方式。事实上,译语文本在衔接、连贯等组篇结构方面符合受众预期的自洽,与雄辩和说服力的产生有密切关联。而由于这些衔接、连贯等组篇结构大多不涉及文化因素,是译者最能够发挥和靠近译语受众之处。

从话语发生的特定场景及其对特定译语受众可能产生的效果来看,异化、归化的翻译策略及其具体的直译、增译、删译、释译、套译、改译等方法都不具有唯一性或绝对性,而应被视为根据翻译意图因势而动、可供选择的资源。因篇幅有限,以下仅举几例加以说明:

(1)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王羲之,《兰亭集序》)(林语堂 2015: 36)

译文:Besides, whether individually we live a long life or not, we all return to nothingness. The ancients regarded death as the great question. Is it not sad to think of it?(林语堂 2015: 32)

《兰亭集序》是中国文学经典名作之一。该文由诗友会聚引发内心感慨,由远及近,转而由近及远,表现了作者对人生苦短、生命匆匆过而不复的感叹及对生命的向往。为唤起英语受众兴趣,使其充分感受原文抒发的情感和生死观,译者首先将标题改写处理为The Past and Future,后跟小号字At the Orchid Pavilion。这一改写提纲挈领,点明文章要旨,显然比平铺直叙的Preface to Poetry at the Orchid Pavilion更有助于引发遐想,吸引受众关注。此外,文中多处根据具体场景和受众局限及预期进行了策略性调适。如该例中将“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译为The ancients regarded death as the great question,巧妙运用套译,将其与《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的生死之问建立起互文联系,用西方受众熟悉的表达与其建立认同,很容易在情感上触动受众,激发其阅读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

(2)后来黄天发送来一挑子能用秤钩子挂起来的老豆腐,赔情的话说了两箩筐……(莫言 2012: 10)

译文:He brought over a basketful of tofu so dense you could hang the pieces from hooks, along with a basketful of apologies. (Goldblatt 2008:11)

原文有两处中国特色表达和比喻。一是体现中国农村日常生活的方言“一挑子”和“两箩筐”的同义替换,前者为实,后者为喻;二是中国传统食品“老豆腐”,一般指“压得实”的豆腐,但与“能用秤钩子挂起来”的比喻连用,加上后面的“赔情的话说了两箩筐”,生动突出了人物性格的“实在”“实诚”。对于以上表达,译者充分领会原文深意所在,同时考虑到受众的认知局限,没有拘泥于文字直译处理为two large baskets和hard bean curd,而是结合具体情势,通过重复使用在英语语境中显然更具感染力的basketful一词,突出量的充盈,也使原文的暗喻对缺乏“挑担”认知的英语受众来说顺理成章;同时权衡虚实,弃 “秤”留“钩”,套用早已进入英语的tofu一词,保留原文对“老豆腐”之“老”这一生动比喻中的核心价值成分,并对其做了切合语境的增词释义处理so dense you could hang the pieces from hooks,把质朴的中国乡情民风传达得十分妥帖到位。

(3)……老百姓需要的是父母官。(张欣 1993:27)

译文: ...but what the people need are leaders who think like parents.(Matthews 1995: 66)

沿用至今的“父母官”一说,通常用作褒义喻指地方好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成分之一。该说源于《礼记·大学》:“《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这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父母既是子女的主宰,又最疼爱自己子女,一个好的地方官就好比“父母官”,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百姓的特有传统观念,在原文特定场景中泛指“领导”。译者充分考虑各相关因素,将原文的暗喻改为明喻,另补充说明who think加以限定。译文既保留了源语文化特色,又考虑到受众可能有的文化差异,诉诸人类共性,使译文话语顺理成章。因为不管中西教育孩子的方式如何不同,从内心里关心子女的天性应是天下父母皆有的。

4.结语

为了确保中国文学通过翻译“走出去”的努力可持续健康发展,使其真正获得预期效果,避免造成严肃文学的翻译只能“原汁原味”硬译硬推,通俗文学翻译则尽可“不必太严肃”的片面认识和错误引导,我们需要结合现当今时代特点和“走出去”翻译过程中的具体情势,围绕翻译本体,客观积极地思考中国文学通过翻译“走出去”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以及翻译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复杂因素和各种关系,探讨使译本“有效性”生成的因应之策。（本文摘自《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参考文献略，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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