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流浪汉，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师

还没来得及小文和流浪汉沈巍的沈先生告个别，沈先生就“沦陷”了：据说沈先生补办身份证，洗了澡剪了发，好事者说“为了大家，他回来了！

不管是真是假，自从我划拉了一个“当文明成了一种病态：流浪汉沈巍会不会让社会恼羞成怒”小文后，居然发现也有人开始称其为沈先生了。

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沈先生的前生今世，沈先生的静笃功夫我暂时还望尘莫及。所以说，担心沈先生的人，首先要想想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你在红尘中没有半点姿色却要千娇百媚、半点墨水却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自己不恶心自己，却把沈先生恶心着了。其实，世界上不同形式、不同程度、不同趣味儿（除了“流浪汉”这一共同点之外）的“沈先生”有很多，或许就在你我的周围，以你我不注意的面貌生活着，只是红尘蒙蔽的眼瞎了，看不到而已。

这个模样，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满大街的文学青年很是仿佛。那个年代，北京人是宽容的，因为这种宽容凸显北京的大气，而这种大气也成了北京独有的魅力。圆明园那个福缘门的天南海北的真假画家们，就是这么聚居在那儿的，只是后来，随着那儿的画家们迁居于东郊的宋庄，北京人也越来越不宽容了。满大街时常会听到外地人长外地人短的歧视，尽管他们也多是父辈才从外地迁入北京的。而那个讲理讲面儿时的北京，是极少极少张口闭口外地人的。

事实证明，改开四十年的所谓国际化、全球化的，只是肉身自由，而心胸见识反而狭窄了。就沈先生这样的行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真不是个事儿，特别在北京，见怪不怪都司空见惯了：披肩长发、胡子拉碴而双目有神或故做忧郁，都是哲学家艺术家的“标配”，但整个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现在，人们都给狗穿红挂绿了。北京，心眼儿也变小了。

世道就这么静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如同那时的北京人从不轻易和外地人说起自己是北京人，就是怕自己说出来显得和对方生分了。不像现在，每天从电视广播里、大街小巷，到处听着咱北京人如何如何，因为除了这个，实在找不到优越感了。

说回沈先生：

沈先生终究会不胜其烦、不胜其扰，即使哪天真的熬不住了，陪你们走几步，也千万不要怪罪沈先生。还是那句话：你们先把自己给怜悯了。

我佩服沈先生的静笃功夫，就是无论眼前有什么样的花花草草，沈先生胳膊腿儿该怎么舒展还怎么舒展，一点儿也没局促不安。

不过，沈先生貌似也有苦恼的时候，比如这位据说开宝马车的非要嫁给沈先生：

沈先生这篇儿翻过去了。说说另一位“沈先生”，因为都是流浪汉。这位“沈先生”不姓“沈”，名叫米罗斯洛夫·提奇（Miroslav evolve），于1926年11月20日生于捷克。作为流浪汉的提奇，不喜欢洗澡也不梳整头发，与沈先生一样都破衣烂衫。不一样的是，提奇硬是从垃圾堆捡来了各种废弃零件拼装成了照相机。

就凭着这破相机，本身就有行为艺术的意蕴。提奇拿着它看见心仪的女人就咔嚓咔嚓几下，乐此不疲。

提奇就是以此充分享受生活。他没有沈先生那么有爱心、或者垃圾分类，自己对自己的作品从来不当回事，近半个世纪时间，他拍出来的相片，都是用来垫桌角、喂老鼠，或者或者当抹布。至于会不会那它擦屁股，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提奇就是用垃圾拼成的破相机，拍出了大师级作品。到了2004年，当人们发现这个流浪汉居然是个摄影大师，昔日那些被主人弃之如敝履的照片门被“抢救”出来，如今被悬挂在纽约国际摄影艺术中心庄严的展厅里。

提奇，已跻身世界一流摄影师之列了。

让我们看看提奇那些大师级的作品吧：

米罗斯洛夫·提奇小的时候就极具绘画天赋，比如小时候，一天祖母带他到镇上闲逛，他看到街道上的马车来来往往，就问了祖母一个问题：“为什么前面的车看起来比远处的车大得多呢？”祖母没有回答他。回到家后，小提奇拿着尺子开始琢磨，他在纸上先画了一辆车，在远处再画一辆车，更远处则是地平线和集中线，然后他就一下子领悟了透视绘画法是怎么回事，那时候他只有4岁。二战后，提奇在捷克的布拉格美术学院研修绘画，年纪轻轻就以德国表现主义风格和马蒂斯式的裸女作品在艺术界崭露头角。那个时候的他是个英俊、快乐并且害羞的小伙子。但是，后来连串的政治事件导致提奇精神崩溃(事实上提奇在青春期的时候就有精神崩溃的倾向，他从1946年开始就不停地接受治疗)，使得提奇的艺术生命戛然而止。1957年的布拉格双年展，他的作品因为政治敏感而被拒绝展出，提奇的状态变得十分糟糕，被送进精神病诊所住了很长时间。他的绘画工作室也被政府没收。

也正因为这些遭遇，提奇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整个人的生活状态变成了另外的样子，不仅永久地放下了画笔，而且开始抗拒洗澡，不剪头发，不理胡子，穿着破烂的黑外套在小镇的大街小巷游荡。他成了一位摄影者，这样的创作方式不需要他已经不再拥有的工作室。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苏联的宇航员加加林已经驾驶着飞船上了天，而提奇却开始尝试着用木头做照相机，就像生活在石器时代一样。他搜集身边的每一样垃圾，螺纹线轴、卫生纸卷、玻璃眼镜片、纸板、口香糖、脱落的头发，然后，他将它们组合到一起，变成一部可以使用的相机。

提奇每天早上6点就出门干活了。他通常穿得破破烂烂，很久没有洗过的、又长又白的头发随风飘荡。在他的破旧毛衣下，藏着一个破相机。一旦有什么东西吸引了提奇，他会用左手撩起毛衣边，右手打开镜头盖，迅速按下快门，他甚至不去看取景器，动作流畅迅速，几乎不会被察觉。提奇每天要用掉三卷胶卷，拍摄100多张照片。他特别喜欢在汽车站、大广场、公园或者游泳池附近溜达，对女人特别有兴趣，总是远距离地默默观察着她们的一举一动。有些女人冲着提奇笑、和他说话、摆出挑逗的姿势，或者因为他没有经过允许就“咔嚓咔嚓”乱拍而咒骂他。不过，大多数的人根本不认为提奇手里的破相机能拍出东西来，她们放心地让这个流浪汉在自己身边徘徊。所以我们会经常在提奇的作品中看到女人们流露出这样的一种不耐烦的表情，似乎在说：“天啊，这个怪老头怎么又来了？”

当回到家中时，提奇冲洗照片的方式也是很山寨的。他将定影剂放在烹调用的大锅里，用一个脸盆来漂洗照片。他不用镊子而是用手来工作，所以他的很多照片都有被撕扯过的痕迹，而照片的一角还会残留着提奇的大手指印。
显影之后，这些照片会被提奇扔到窗外，经受风吹、日晒、雨淋，还有行人和车轮的践踏。几个月后，提奇再把它们捡回来，把它们丢在地板上，躺在它们身上睡觉，或者时不时地踩上几脚。他会将相片垫在桌子下，还会将咖啡或朗姆酒洒在上面，他也根本不介意老鼠和虫子偶然过来啃食一番……在经历了这漫长而残酷的一切之后，相片才会达到提奇想要达到的艺术效果。

这，绝对是酷酷的大师模样！

沈先生和“沈先生”没有可比性，除了他们的“职业”之外。但一个社会应当具有真诚的善意，每个人可以依据在不危害社会的前提下，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社会种种色，大家各有彼此的活法儿，都是平等的，谁也没有资格去强制他人按照自己的极权意愿去行事或表达。我不知一次地看到那些自鸣得意的所谓知识分子，一方面倡导平等、一方面强制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一旦不合意就出言不逊。王朔的调调，不是谁都有本事学来的，王朔说脏话会觉得不脏，但把脏话说到不脏，不是谁都可以的。

我们之所以对那个八十年代抱有敬意，即使不为别的，仅仅就深到骨子里的平等意识，现在连徒有其表都做不到了。

近期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