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向晨 | 中道：后疫情时代亟待重建社会共识 | “大流动、高风险社会的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圆桌会议⑧

Original 孙向晨探索与争鸣杂志 2022-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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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后疫情时代亟待重建社会共识

孙向晨 |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4期·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专刊

原标题为《疫情时刻与守护中道》

专刊文章链接见文末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孙向晨教授

一

新冠肺炎在世界范围的扩散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影响：航班停飞、交通管制、工厂停工、贸易停摆、股票下跌、商场关闭、学校停课、娱乐与运动事项被中止，甚至奥运会也被迫延期……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引以为傲的许多方面都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被“暂停”了。这在人类现代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刻”，这个时刻将被赋予某种历史性意义。这种“止”对于以“速”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有着高度的隐喻性和警示性。

与此同时，“疫情”也使我们的生活与意识“极致化”。在现代世界仿佛可以无限延展的时空，在那一瞬间就被限制在了某个小镇、某个城市、某个空间；在“封城”的限制下，我们哪里也不能去了。人们在现实世界积聚的巨大能量，在这一刻，被压缩在了非常有限的时空中。于是，它以另一种方式让我们的生活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种“极致化”样态。

就像加缪所说，疫情就是生活。加缪虚构了一个法属阿尔及利亚沿海的省会城市奥兰，在鼠疫猖獗的“封城”岁月，它以一种极端方式，将生存的种种态势以“鼠疫时刻”这一象征手法表达出来。社会的各个阶层、人生的各个侧面都被压缩在十多万人的城市中。在这个“极其狭促”的时空中，疫情让生命中一切弱点都裸露出来，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情感的、个体的，等等。一场“疫情”可以迅速地、高度特征化地把社会的局促逼现出来。加缪通过“神话”制造的时刻，对于我们来说，就真实地存在在这里。今天这样一场涉及全球规模，上百万人感染的疫情更将加缪所设计的“神话”以放大百万倍的规模在现实中上演。“疫情时刻”本身就是一个审视生活的重要节点。

在这个“狭促”的世界中，有一个世界却被无限放大，那就是“网络世界”。现实世界被限制，却激荡起网络世界中的汪洋肆意。网络中各种意识、思想之间的碰撞与交锋空前激烈。“疫情时刻”以其自身的穿透力将人们对生活中各种“事态”的意见以“爆炸”性的方式传递出来。不得不承认，这对于常态生活是一种巨大“撕裂”。史上无数事例昭示着，在后疫情时代，如果我们不能诚实地面对这种“撕裂”，将会承受严重的后果，这对于社会是灾难性的。

二

面对这个“撕裂”的社会，这个“极致化”的时刻，守护社会最为要紧的就是要“回归中道”，任何一个社会唯有坚守“中道”，才能有效沟通，深入交流，保持它的稳健。因此，无论中西，在古典世界都有很强的“中道”传统。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讲“中道”，有些事情本身就是一种邪恶，如嫉妒、偷盗、谋杀、欺骗等。如果本身就是恶，那就不存在“过度”与“不及”的问题，必须令行禁止。“中道”乃是针对社会中的大部分人而言的，只有那些对社会与城邦抱有美好愿望的人，才能用“中道”来衡量。对绝大多数的社会德性来说，都是要避免“过度”与“不及”，保持“适度”，也就是保持“中道”。“勇敢”就是在不及的“怯懦”与过度的“鲁莽”之间保持“中道”。当然“中道”也并非正中的那个点，“鲁莽”要比“怯懦”更接近 “勇敢”。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中庸”有着更丰富的内涵，上升为天地之间的准则，“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就我们日常生活而言，也是“知者过之，愚者不及”，君子就要坚守“中道”：“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中国的智慧传统同样强调“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西文化传统都极为推崇“中道”的德性，但现代社会却鲜见关于“中道”的论述。“中道”在现代社会消失了吗？“中道”如何在现代社会呈现呢？传统社会关于“中道”的论述是基于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的区分，实践智慧支撑着“中道”的实现。现代社会则十分推崇“科学”，“科学”一统天下，原本的实践领域，现在也都由“社会科学”来处理。于是“实践智慧”少见谈起，“中道”似乎也随之遁形。然而，“中道”之遁形应该缓行。在这个“疫情时刻”，在日益显得“撕裂”的社会，“中道”之于一个健康社会显得弥足珍贵。

与“中道”相比，现代社会有两个说法似乎更为流行：一是“专业性”；二是“意识形态”。基于“科学”对于世界的理解，现代社会在各个领域都确立了“科学”研究，都有“专业领域”的讨论。现代社会是一个专业分化的时代，强调“术业有专攻”，每个领域都需要有专业人员坚守，他们的工作是现代社会健康运行的保障。“专业性”对现代社会有着巨大贡献，现代社会必须对各个领域的“专业性”保持高度的敬意，尊重专业人士的意见。但其存在显然不是针对大众的，专业工作首先是在专业领域中进行的。另一方面，则是大众的“公共舆论”场，这里的话语呈现出越来越强的“意识形态化”特点。面对疫情，大家囿于各自立场，以自身有限的见识来涵盖社会生活的一切，到最后自然只能纷纷退群，躲到让自己感到舒适的圈子之中，整个社会则依然处于“撕裂”状态，努力摆脱这种危机的状况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我们亟需在现代社会中呼唤“中道”的回归。那么我们究竟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守护“中道”呢？这非常艰难。我们常看到有些人在公共议论中，自诩温和“中道”，然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个所谓的“中道”实在是个假冒的货色，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中道”未免太“左”，或者又未免太右了。可见，即便是自诩“中道”，从不同的立场来看，则又显得太不“中道”了，这也是“中道”在现代之所以不彰的重要原因。作为主体的每一个个人，当他环视左右时，都觉得自己站在“中道”之中，这样的“中道”未免是现代世界的一种“反讽”。

三

在现代社会，“中道”不是一种“立场”，而是一种“方法”。“中道”要回归其“道路”的本义，一种寻求社会最大“共识”的道路。我们都知道达于“共识”的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要明白达于“共识”的方法与条件，这才是守护现代社会的“中道”之路。现代世界应循着“中道”之路，面对事实真相，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理性的公共使用，恪守忠恕之道，忠于自己，尊重他人，以达于一种社会的“共识”：

一是回归真相。在这个后现代解构的时代，在这个自媒体横行的时代，“真相”似乎已经隐没到了“话语”背后，人们叫嚣着“后真相时代”的来临，相信“话语”可以扭转对于“真相”的了解。这完全背离了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实事求是”的肯定，也背离了近代以来所努力追求的客观“真理”。面对各种“虚假意识”的误导，作为近现代哲学先驱者的弗兰西斯·培根警示人们要警惕“洞穴假相”的误导，他指出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地受限于身处的“话语”系统而不能真正认识事物的“真相”。但是，一个健康社会要达于“共识”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回归真相，公共讨论的前提是“充分知晓信息”的公众。没有“真相”，一切都是空谈；不基于“真相”，就会为许多极端立场制造条件，人们更容易为自身的立场所囿。

二是理性的公共使用。在现代社会，每一个人作为公民都有自己发言的权利，既不像传统社会那样由习俗来主导，也不像威权社会那样由权威来指导。现代社会的人们更喜欢谈“多元”。在貌似“多元”的情形下，当每个人都躲进自己的“一元”时，整个社会呈现高度的“分裂”状态。因此，在现代社会，守护“中道”首先意味着“理性”的公共参与。在康德看来，“理性”针对的就是“不成熟”状态；在现有条件下这种“不成熟”常常表现为一种“极端”；“成熟状态”只有通过艰辛的努力才能达成；“因为他并不习惯于这类自由运动，因此就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通过自己精神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状态，从而迈出切实的步伐。” 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单纯的“理性”只给了我们公共交流的一个智性平台，基于理性的逻辑，我们之间能够相互理解，相互辩诘。但是就像康德所说，在这个公共领域，我们更推崇“理性的公共使用”。理性的“私下使用”意味着“个人”只是充当“机器的一部分”在发挥作用。这里不允许争论，只允许服从。但是，当一个人成为“整个国家”乃至全球社会的成员时，各种问题就“一定可以公开进行争论”。这就是“理性的公共使用”。每个人都在事关良知的事务上，自由地运用理性，公开地进行讨论，这就是现代社会对于每个人在公众事务上的要求。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启蒙，“公开”在这里意味着我们的理性讨论是敢于面对全体人类的，是敢于经受人类的检验。康德同时警告我们说，对于“理性的不当使用”会产生教条主义。

三是“恪守忠恕之道”。要免于理性的不当使用，要免于理性只充当工具来为自身狭隘的立场服务，坚守“中道”，还需“恪守忠恕之道”。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理性的公共使用”为我们拓展开公共舆论的空间。可是在讨论中，我们还需要秉持一种形式性的原则而不至于“撕裂”。康德强调以能够“普遍化”为原则，而中国文化传统更强调“道不远人”，“行远必自迩”。这就需要大家在理性讨论中，同步信守“忠恕”原则，以此避免坚守各自极端化的“偏见”。“偏见”常常是一种驾驭缺少思想能力的广大人群的圈套，它形成的是一种攻击性的而不是批判性的力量，这就难回“中道”了。因此，当你要公开发表意见时，必须尽己之心，正心诚意，此之谓“忠”；而当你在批判对方时，固然有你坚守的理念，同时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去理解对方同样的坚守，此之谓“恕”。在这个意义上，“中道”远不是一种结论，而是一个开放“讨论”的出口。

四是“达于社会共识”。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体，都是国家的公民；在人格上没有等级之分，公众意见的“讨论”成为社会达于“共识”的必由之路。社会共识就是社会“中道”意见的表达。但是，“中道”不是通过强制一致立场来建立的，“中道”是一种在过程中凝聚“共识”的方法。因此，现代社会的“中道”是这样一种面对“多元”的情形，基于理性与忠恕之道，在相互尊重中，重建“共识”的方法。

守护好文明社会的各个支柱，承担起对于人类的道义责任，这才是恢复健康社会的长久之计。疫情终将过去，只有做好自己，守护中道，才能面对惊涛骇浪，迎接后疫情时代的挑战。

附录：2020年第4期·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专刊文章链接

赵修义 | 专业主义：“硬核”医生走红彰显社会进步| “大流动、高风险社会的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圆桌会议①

何怀宏 | 共同体：人类文明长久的存续之道 | “大流动、高风险社会的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圆桌会议②

邓伟志 | 回归常识：疫情对人类的最大提醒 | “大流动、高风险社会的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圆桌会议③

沈国明 | 法治：风险社会治理的根本遵循 | “大流动、高风险社会的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圆桌会议④

杨国荣 | 回归理性：疫情防控的应有之义 | “大流动、高风险社会的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圆桌会议⑤

郭齐勇 | 自省：中华人文精神的时代品格 | “大流动、高风险社会的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圆桌会议⑥

李楯 | 我们怎样应对突发事件——与陈国强院士等商榷 | 2020·04期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专刊

赵建 | 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走向——理论框架、动态比较与应对之策 |2020.04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专刊

刘士永｜全球确诊700万，期盼中的“拐点”何以不见踪影——全球瘟疫史的视角｜2020.04期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专刊

宋华琳｜织牢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关键在明确疾控中心与行政部门的“一臂之隔”｜2020·04期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