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秋祺｜数字浪潮下，我们将见证世界主义理想还是新的技术霸权？｜“为世界进文明”——探索与争鸣创刊400期青年学人专刊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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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浪潮下，
李秋祺｜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2期
原题《数字技术能推动世界主义吗
——抵抗数字霸权的新路径及反思》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李秋祺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思想最远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其现代理论建构则起源于启蒙时代。在政治上，世界主义者以反霸权主义为起点，探索维系民族平等与世界和平的政治建制，致力于实现具有内在规范性的世界秩序。近二十年来，世界主义理论在中国学界引起了一系列讨论，学者们从中国视角出发，提出了“新天下主义”“新世界主义”等命题，初步构成了中国世界主义话语的基本原则。
如今，随着数字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一种看法认为，我们处于加速实现世界主义理想的快车道上，因为数字技术正在扫清通向世界主义的诸多障碍。2021年甚至被称为“元宇宙元年”，基于万物互联技术，全世界的普遍交往似乎再是空想中的政治乌托邦。它向我们重新定义了什么是邻人，创造了跨文化的共同体形式并冲击着传统的政治认同。然而，数字技术天然就是世界主义的助推器吗？本文首先讨论在哪些层面上数字技术走向了世界主义的反面，接着分析两种应对路径的利弊，最后以国际关系民主化为基点，引申出世界主义对全球数字治理的几点启示。
数字霸权：世界主义的新挑战
在通信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世界主义主要面对的挑战来自地理空间的阻碍，以及相应的语言、思维方式的隔阂。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之外，非神即兽”，城邦共同体之外不存在普遍交往和价值共识。康德则在人类的理性禀赋中看到了民族融合的潜能：一是随着世界性的贸易活动，那些距离遥远的民族倾向于相互理解，并为了商业利益保持友好；二是为了实现永久的和平状态，各民族必须共同筑建一个世界共同体并为其立法。
（一）“数字巴别塔”：从理论到现实
进入21世纪后，由数字技术引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让人们看到了彻底打破距离阻隔的可能性。新的技术基础改变了长久以来社交和距离之间的对立关系。研究显示，面对面交流和电话沟通的频率都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但前者受影响的程度远大于后者。到了互联网社交媒体普及的时代，距离影响进一步被缩小。甚至，随着网络社交带来的交往便利，人们在现实中跨越距离、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意愿增强了。这个现象在世纪之交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被称为“距离的终结”。而在政治领域，人们开始期待一个“无边界世界”的出现。
为何数字技术能够引起人类交往形式的根本性变革？从技术的本质来看，为网络通信提供支持的大数据具有“3V”的特征——大体量（volume）、高速度（velocity）、多样性（variety）。这些特征可以有效降低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成本。一个人打开自己的网络社交软件，就能够轻松地分享新闻或自己的生活，而这些分享会直接被推送给他的好友或任何感兴趣的人。精准推送功能将本来没有交集的人们联系在一起。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生活琐事、小众爱好等都可能产生政治、社会涟漪效应，成为跨地域交往的引爆点。
尽管数字技术在理论上可以搭建一个世界各民族普遍交往的“数字巴别塔”，但是它的误用客观上对世界主义两大核心诉求——民族平等与世界和平造成了持续的威胁。从大众意识层面来看，数字媒介正试图塑造人们的种族主义思想，极端立场比前数字时代传播得更快。2021年10月，曾经就职于“脸书”的数据科学家弗朗西斯·豪根在美国国会作证，揭露“脸书”利用大数据和算法煽动民众的歧视情绪和仇恨言论，以此获得更多的流量和利润。而在世界政治层面，针对各国政府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层出不穷。2022年5月，阿尔巴尼亚政府遭到境外大规模网络攻击，一度关停所有公共服务网站，而攻击者的技术手段和近几个月在乌克兰、立陶宛、德国等国家发生的网络攻击十分相似。当数字技术被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地缘政治就和国家间的数字技术竞赛交织在一起，新冷战思维呼之欲出。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年度咨文中提出，欧洲未来十年的首要目标就在于争夺世界范围内数字技术的主导权。如果欧洲不能在电讯、数字技术、数字化公共服务等领域有所成就，“它从此就只能居于被动地位，为其他国家设定的规则所统治。
数字巴别塔
（二）事实与规范：世界秩序的两个面向
那么，在数字技术与世界主义的关系上，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从理论到现实的巨大鸿沟？在这里，需要区分作为历史事实的全球化进程以及作为规范性概念的世界主义。马克思早就意识到，资本主义所推动的全球化不仅未能建立一个在规范意义上由正义原则主导的世界秩序，反而促生了技术-经济-政治的复合型霸权。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飞跃，促使资产阶级不断寻找新的市场、新的需求、新的劳动力，“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端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对生产关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一个建立在平等而非剥削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才是可能的。
在数字时代，马克思对资本和全球化的批判框架依旧适用，它表现为资本的数据化与数据的资本化。一方面，在20世纪末，工业资本主义通过贸易和供应链的扩展推动了新一轮全球化。随之而来的是公司债务爆炸性增长和全球资本流动的加速，以及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化的实现。在这个大背景下，为了对资本流动进行数据提取，出现了跨国信息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数字化的后果是新形式剥削的出现——被侵占的除了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还有已经转化为数据的人类生活。所有的社交、消费、娱乐行为，都可以被数字平台记录下来，成为一种提取经济价值并产生利润的资源。
总而言之，现代数字技术通过与资本的合流推动了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形成了新的霸权形式。至于它是否能够或以何种方式才能实现世界主义，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当前，为了限制资本在数字技术发展中的支配作用，国际社会正调用各种理论资源与现实经验，积极找寻具有内在规范性的数字技术发展之路。在这些实践中，与世界主义相关的探索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让大众参与数字技术的革新，以此对抗技术霸权的消极影响；二是将希望寄托在超国家的政治路径上，认为法律/制度创新才是限制数字技术误用的关键。
大众参与的技术性路径
近十年来，对“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及其互联网产品的忧虑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现象。调查显示，从2010年到2012年，“Big Tech”一词仅仅在美国媒体上出现了不到100次，而在2017年达到498次，2020年甚至达到了3872次。1这些批评直指大型科技公司利用算法煽动民族歧视和文化偏见、违规收集个人信息、投放监视广告等弊病。随着批评声音不断扩大，它形成了一场持续至今的科技抵制运动——“技术冲击”（Techlash），该词甚至入选了2018年牛津词典年度词汇。
除了对现代数字技术的消极抵抗，希望扭转资本—技术这一合流趋势的主张则更为务实。“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要素，只有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才能发挥作用。如马克思所说：“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技术的诞生本就和特定的目的息息相关，因此扭转技术所服务的目的、而不是消灭技术本身，才是通向社会进步的方向。在技术改良的路径中，知识界试图从数字生态系统的两大支柱——软件和硬件入手，建立普通大众共建共享的数字世界共同体。
（一）抵抗技术霸权：软件和硬件的改良方案
现代技术的特征就在于工具对于使用者的陌生化，而软件编程更加深了这一特征。大型科技公司设计的软件程序本身对用户是不可见的，开发者可以轻易通过编程的方式塑造出一个个具有分裂意识的主体。比如，某用户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平台上观看了一个特定类型的视频，之后就会被接连不断地推送类似内容。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发展的后果是主体自身需要、意识和情绪的放大。网络数字平台通过大数据计算，制造了一个虚假但不需要反思的空间，即信息茧房。用户在其中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扁平，成为真正意义上“单向度”的人。
通过掌握大量数据和算法技术，大型科技公司拥有了控制人精神世界的无形权力。这种权力具有福柯所说的“内在性”“弥散性”特点——它不再用强迫的方式逼人服从，而是以网络数字平台为媒介，不断塑造着新话语、新观念。在此，深陷算法诱导的个体既是权力的客体，也在信息转发与分享中成为权力的新主体。
为了纠正付费软件中可能存在的诱导性程序，一些基金会和慈善机构在2010年后发起了“批判性数据研究”。这些研究在算法歧视——特别是引擎搜索结果和面部识别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将注意力放在编程、算法等技术细节上，实际上忽略了软件本身不受用户控制这一事实。在这个背景之下，无国界的免费软件运动应运而生。它的抵抗途径在于让用户直接参与软件的设计、编程和维护。并且，为了保持软件的开放性，制作者和更新者不得向其他人隐藏软件代码。免费软件运动希望通过建立一个知识共享式的数字共同体，来对抗资本对人们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殖民”。
硬件是网络系统的物理载体，相对于软件编程领域，数字时代的硬件技术门槛更高、更容易形成技术壁垒，进而在国际社会造就了各种形式的技术霸权。第一种形式在于用户使用的软件在第三方所有的硬件上运行。比如，当一个用户登录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时，他所输入和提取的信息实际上都来源于供应商的云储存系统。他能否跟其他人分享特定信息，或彻底删除某些信息，都非完全取决于本人的意志。在第二种形式中，硬件在生产过程中被“上锁”，只允许用户下载和使用生产商允许的软件。其中，苹果公司设计的电子产品因为兼容性低、向软件开发商收取高额费用等问题，一直饱受诟病。技术霸权的第三种形式是通过硬件的高度集中化，更彻底地剥夺了用户的掌控权。电信科技巨头高通公司设想，当网络速度发展到极致时，用户可以不再掌握任何信息存储的硬件设备。将来手机可能只剩下一个屏幕、一个电池和最简单的信息处理器。所有的复杂功能均可在网络云中完成，无须用户自己的硬件介入。
这三种数字霸权形式共同指向了一个日益不平等的世界，尖端数字技术的占有者拥有了控制大众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无形权力。在大型科技公司主导技术研发的今天，如何能够打破技术壁垒，使数字技术服务于每一个互联网用户，是知识界亟须解决的难题。其中，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互联网去中心化”，成为对抗数字霸权的主要方向之一。针对云技术的集中，伊本·摩根提出了“自由盒”计划。它试图在每个用户家中安装一个带有网络支持功能的硬件设备，用户可以将信息储存在自己的云系统中。设计者希望它不仅具有保护隐私、阻止广告信息等基本功能，更重要的是打破大型科技公司垄断数据的局面。虽然在数字时代，个人信息的交换已经成了社交、消费、工作等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但“自由盒”计划至少给出一个方案，使普通人能够部分夺回个人数据的掌控权，用自愿、平等、知情的信息交换共同体代替数字霸权。
（二）寻求“正当性”：对技术改良路径的反思
技术改良路线揭示了由资本驱动的数字网络技术只能营造一种虚假的自由，它的内核其实是大型科技公司的技术控制。因此，通过大众自发的数字技术革新，让更多人参与到算法、软件、硬件等技术的设计中，即可重新塑造一种平等、安全、开放的世界主义互联网氛围。那么，技术改良路线真的能够实现这一使命吗？
数字网络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技术路径的依赖，个体只能选择使用已有的技术资源，或像科技抵抗运动提倡的那样，让生活从数字技术中抽离出来。在数字技术开始扩展的早期，大型科技公司提供的服务往往带有技术普及的慈善色彩，比如免费或低价向大众提供硬件、软件和网络服务。在广阔的发展中国家，当地方政府对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足时，就更容易接受此类技术援助。在签订协议的时候，新用户往往忽略了其中带有技术霸权的内容，如允许科技公司合法获得个人数据、限制用户权限等长期条款。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下，个体无法将自己的抵抗行动正当化。
由此可见，在缺少有效的制度和法律保障的条件下，个体很难突破大型科技公司的技术统治。不管是“免费软件运动”还是“自由盒”计划，都严重依赖于个体自发行动的分散组织，以及他们参差不齐的技术水平。在这个背景之下，各个国家都在探索能够对数字网络技术进行有效治理的途径。
为了避免技术封锁、保障国家信息安全，印度、巴西和委内瑞拉等国家在21世纪初就开始立法规范政府工作软件的使用，规定政府数据必须向开源软件迁移。但是，开源软件也并不是对抗数字霸权的“万灵药”。2022年上半年，开源软件供应商Github开始制裁俄罗斯的软件开发者账号，俄罗斯境内使用该系统的实验室、企业甚至政府相关部门遭受巨大损失，其代码托管服务被禁用和删除，且不允许申诉。
Github事件提醒了国际社会，并不存在一个超越政治架构的、纯粹中立的数字空间。相比之下，古巴政府在先进数字技术和信息安全之间选择了后者，一方面限制大型科技公司的软件许可以及安全更新，另一方面开发了自己的操作系统Nova，希望能够实现软件方面的自主权。这种选择也创造了更多新的问题，比如在软件交付速度、用户体验和持续更新能力上，自主系统具有显著的不足。另外，在数字领域，软件、硬件和网络技术是一个整体，仅仅在软件编程上下功夫，并不能获得真正的数字技术自主权。古巴政府忽略了，全面、先进的数字技术和信息安全不是二选一的问题，前者实际上是后者的基础。
Github事件
超国家的政治路径：欧盟数字主权方案的愿景与顿挫
在政治层面，目前传统国家框架下对抗数字霸权的路径均遭遇了一定程度的困境。从数字技术的底层逻辑来看，万物互联、知识共享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当万物互联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基础时，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也应当具有“联合”“开放”“共享”等特征。对此，欧盟通过提出数字主权方案，尝试用超国家的政治路径建立区域数字共同体。
2018年，欧盟通过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正式提出“数字主权”概念，开启了欧盟针对数字霸权集中立法的序曲。随后，实现欧洲“数字主权”成为新一届欧盟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的主要目标之一。她强调了发展欧洲云、人工智能、安全数字身份的重要性，并承诺改善欧洲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回应，欧洲理事会组织起草了一份全面的数字指南，阐述2030年的数字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具体方法。这一推动力在近两年确实起到了加快欧洲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数据治理法》《网络安全战略》等已经开始实施，欧盟支持数字转型的投资也顺利投向市场。
在政治建构上，欧盟的数字主权带有世界主义中的超国家的独特面向。虽然“主权”概念具有排他性的意味，但将其用在国家联合体上，也改变了它在民族国家范畴内的传统内涵。至少从三个方面来看，欧盟数字主权在思想脉络上展现了它和世界主义的亲缘性，从而包含了世界主义的实现潜能。
首先，欧洲在一体化的进程中不断调用世界主义的理论资源。孟德斯鸠曾激进地宣布：“对我的国家有益却对欧洲有害，或者对欧洲有益却对人类有害的东西，我视之为犯罪。”在世界性视野中理解欧洲的历史进程、承认在民族国家之上还存在着更高的政治权威，是欧盟国家愿意让渡部分主权的重要动因。
其次，欧盟数字主权借用了政治世界主义中国家联合立法的普遍形式。在康德的设想中，以若干国家的联合立法为起点，逐步实现世界性的普遍立法，是政治世界主义的历史演化规律。哈贝马斯受到康德的影响，认为现代欧洲能够以统一的欧盟宪法为基础，形成超国家的身份认同。尽管数字主权如今只涉及欧盟国家的联合立法，但欧盟一直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法律/制度框架，说明它在观念上并未丢失世界主义的视野。
最后，世界主义和国家主权或国家联合体的“主权”并不矛盾，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自《世界人权宣言》颁布，国家承担了对内维护个体权利、对外代表人民参与世界共同体建设的中介角色。可以说，世界主义的实现恰恰要依赖于国家主权或国家联合体的真正实现。数字主权方案在其实现进程中，不断强化欧盟国家的监管责任，说明超国家的政治方案也可以反过来促进国家职能的完善。
除了思想上的亲缘性，欧盟在近十年的法律/制度建设上也体现了世界主义关怀。在反霸权层面，它以“普遍性”的人权为中心，致力于实现保护个体的超国家方案。比如，自2015年后，欧盟接收了大量来自战乱地区的难民。在相关数字建设中，欧盟非常重视大型科技公司泄露个人隐私、实行算法歧视等问题，因此有针对性地建构了严格保护个人权利的数据规则，其法律/制度创新引起了各国的热议。
然而，从整体上来看，欧盟数据主权方案的国际影响力依然有限。其背后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欧盟本土掌握尖端数字技术的企业较少，使它在参与制定全球数字规范时缺少话语权；另一方面，欧盟在制定数字相关规范时存在“民主赤字”的问题，导致其数字主权方案本身的正当性存疑。
实际上，早在18世纪末，康德就“预言”了欧洲联合体的“民主赤字”困境——一是它有可能成为由大国主导的伪共同体，二是在外部世界未能形成有效联合之前，欧洲的局部联合恐被利益纠纷所分解。在数字主权的例子中，康德的两个“预言”都在某种程度上切中了时弊。从欧盟内部来看，立法和决策机制中的“民主赤字”使得欧洲议会投票率不断下降，由精英阶层设计的数字方案难以在各成员国推行。虽然欧洲议会为了扩大代表性，经历了多次扩充并使立法权遍及40多个领域，但仍被看作是“次级选举”。在外交政策上，“民主赤字”叠加经济危机，导致欧盟各国的共同行动能力式微。为了恢复欧洲一体化的动能，德法在2019年签署《亚琛条约》，深化了两国在安全、气候、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但是，由两个大国引领的联合机制遭到了各自国内右翼政党的强烈批判，认为政府更应该以本国利益为中心展开行动。
在德法等国家和非欧盟国家存在密切合作的背景下，它们引领的数字主权建设也深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
受到“民主赤字”的影响，欧盟数字主权不仅没能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世界主义的民族平等目标，甚至还在其内部促生了数字鸿沟。在经济的发展目标中，数字主权旨在建设统一的市场和规范。在法律上，欧盟为数字技术部门提供激励创新的框架、降低数据保护的标准，希望新技术能够尽快投入市场。在制度上，它致力于制定数字产业政策，并对基础设施升级和公共采购进行了干预。在教育上，欧盟开始重视数学和数字技术相关学科的教学，试图为欧洲未来的数字技术发展输送人才。
然而，统一的欧盟数字主权建设掩盖了其内部国家在经济、政治上的不平等地位，以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多元化。在数字技术引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中，技术上相对先进和落后的国家之间更容易形成数字鸿沟。回顾前两次科技革命，非洲、亚洲、南美洲的许多国家虽然遭到了西方国家的殖民剥削，但技术与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在客观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初步的现代工业基础。而如今，掌握尖端数字技术的欧盟国家可以通过在本土搭建数字平台，在世界范围内甚至是欧盟内部实现对资源与劳动的剥削，无须再向其他国家进行技术输出。在欧盟数字主权的官方文件中，关于数字技术发展的主体都是以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而对其内部各国数字技术发展不平等问题却并未提及。
更有甚者，数字技术的发展反而在欧盟内部创造出新的不平等。欧盟的研究创新计划“地平线”在2014—2020年提供了近800亿欧元公共资金，用于机器人、5G、高性能计算、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关键数字技术的发展。问题在于，政策和资金的利好很难惠及所有欧盟国家。在数字技术上相对领先的德国和法国正借助数字主权政策加速其工业的数字化转型，而缺乏数字技术基础、经济结构单一的国家，在这一轮产业升级中不仅难以抓住机遇，原来发展农业的资金也面临着被缩减的窘境。由此，统一的市场和法规使欧盟数据更容易流向数字产业成型的国家，并对其他地区形成数字剥削。
在数字鸿沟难以弥合的背景下，欧盟试图通过塑造强大的外部“竞争对手”来重建团结，零和博弈思维使数字技术成为世界主义的反推力。它具体表现为安全概念的过度扩张、技术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政治摩擦不断升级。
面对非欧盟国家在数字领域的领先地位以及逐渐增长的贸易议价权，欧盟希望以“数字主权”为突破口，制定欧洲安全的新方案。欧盟早在2013年就宣布，要在军事防御工业上实现“策略性自主”，并在2016年通过《欧盟全球策略》（EUGS）扩大了数据“安全”概念的适用范围。2020年英国正式脱欧后，欧盟迫切需要通过数字主权行动展现它的优越性。为了说明实现数字主权的紧迫性，其更强调了数字化令人担忧的一面——“恶意网络攻击”“网络间谍活动”“网络犯罪”等构成了冲突和不稳定的根源，数字领域成为权力斗争的新场所。围绕着数字技术的国际竞赛，各个国家的政府部门、行业代表和技术人员都被统一组织起来。比如，欧盟的年度数字峰会就成功协调了政府、社会和企业的相关人士，为建立美国、中国之外的第三大数字技术主体而共同合作。
数字安全概念的扩张加剧了欧盟与非欧盟国家的技术竞赛。欧盟主张，以一系列数字战略为中心，重建网络空间的自主性，在关键数字技术上减少社会对非欧盟国家和非国家机构的依赖。一是要加强欧盟对网络空间的法律监管，如完善监管的组织架构、对数字产品及其安全证书进行更严格的约束；二是多渠道促进网络安全技术的创新，例如帮助欧盟各国开展关键数字技术的研究、加速新技术的转型应用等。与此同时，欧盟加强了对非欧盟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力度和反垄断调查。这些科技公司采取了积极的游说措施，联合美国政府抵抗欧盟的限制政策。比如，为了降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国际影响力，美国制定了全球跨境隐私规则，试图建构一个更具开放性的数据流动平台。在这个背景下，欧盟对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重税与罚款或将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击，对其内部国家的贸易出口造成影响。
数字技术竞赛在价值层面导致了文化冲突的复归。围绕着生活方式、人权等议题，欧盟强调维护数字领域内欧洲价值的重要性，而不是数字文明的普世价值。随着非欧盟公司所开发的数字技术在欧洲广泛应用，欧盟国家不仅可能丢失全球战略地位，其内部的个体也面临着传统生活方式的衰落，比如隐私泄露、被数字平台灌输错误的价值观、认同危机等。因此，它需要塑造出一种新的权利意识，从大众层面抵抗非欧盟科技公司带来的文化影响。在欧盟领导人和各部门的宣传中，个体应当成为具有监管权、知情权的消费者。社会教育机构也通过数字技术的普及课程，帮助大众理解技术对传统欧洲价值造成的威胁。
建构中国的世界主义数字治理方案
对于如何建立数字技术与世界主义的正向联结，大众自发的技术路径存在着行动分散、无法律依据、组织性薄弱等不足；而政治性的解决路径可以通过立法、制度建设等更具强制力的方式规训数字技术发展。在后者中，国家间的数字合作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调动政治、经济资源，统一解决各个国家共同的数字困境，具备单一国家难以实现的优势。但是，面对全球经济萎缩和地缘政治的压力，何种超国家的政治路径更符合世界主义的手段和目标，是需要具体分析与持续讨论的主题。
从欧盟数字主权的经验教训来看，若要建构一个平等、安全、互惠的数字共同体，各民族间的平等协商必不可少。二十大报告也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未来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杠杆引导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针对欧盟数字主权的“民主赤字”困境所提出的更优方案。当下，世界大国都在争夺全球数字治理的主导权，谁能提供规范数字技术的法律/制度标准，谁就赢得了参与塑造未来全球政治形态的可能。通过《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以实际行动对接国际规则标准，推动数字治理体系的多边发展。在这个背景之下，将西方学界长期聚焦的世界主义理念融入中国的全球数字治理方案，是中国开启文明互鉴、建构易于被西方世界接受的政治话语的窗口。
第一，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世界主义反数字霸权的内在要求。在WTO等国际组织的数字谈判中，美国试图凭借其数字传输和数字贸易交付上的优势，单方面塑造数字治理规则。对此，中国可以从世界主义的规范性要求出发，倡导全球数字治理中的长期对话机制。随着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以及联合国的发展，世界主义的理论基点从康德的“世界公民”转向了民族间的对话活动。如贝克所说：“世界主义不但应当将不同的民族传统和规范统一起来，而且还必须平衡各种与他性打交道的现代方式。”一种有效对话机制包含了对民族差异的预先承认、反对价值的不可通约性以及从他者中汲取灵感的旨趣。各个国家通过平等的协商程序，可以实现不同观念和立场的转译，从而达到相互理解甚至形成共识。对于数字技术引起的国际政治危机，国家间的对话机制可以激活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规范性力量，推动以世界普遍立法遏制数字霸权的历史进程。
第二，以对话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可以平衡各个国家的数字技术发展诉求。由于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优势产业各不相同，它们对数字治理规则的理解也存在分歧。掌握尖端数字技术的国家更能将数据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效益，因此希望制定灵活开放、弱监管的数字治理规则，使各个国家的数据实现自由流通。而对于技术较为落后的国家来说，开放数字市场会导致本土企业竞争力下降，以及数据的大量流失。比如，在中国数字一带一路的实践中，沿线国家的技术水平和法律/制度配套依旧处于不成熟阶段，造成了信息安全隐患突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问题。在制定数字技术相关合作规范的过程中，国家间的对话机制可以在数据保护和数据跨境流动之间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点。一方面，避免先进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数据掠夺并从中提取经济利益，形成数字霸权；另一方面，以规则透明化提升国家之间的信任，促进彼此的数字技术合作，深化资源要素整合。
第三，以对话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可以释放数字技术的发展潜能。现今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面对万物互联的历史进程，调用以往经验或是一国经验越来越难以解决新出现的各类难题。对此，国家间的对话机制可以帮助找到一个基于具体情境的立足点，弥合规范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建构不断自我修正、对技术发展构成前瞻性筹划的数字规则。例如，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经济和全球供应链面临着巨大挑战，各国迫切需要在数字经济合作上找到新的机遇。在2020年至2022年的中欧数字对话中，双方就医疗设备和服务的进出口、数据共享和共同管理、一带一路和欧盟数字市场的优势互补等问题达成了共识。中欧都意识到，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国际网络规范需要根据当前诉求进行对话调整；G20和联合国等组织建立的数字框架，需要双方在对话合作中落实；保护消费者隐私、清理网络谣言和假新闻、打击网络犯罪等问题，也对双方的即时协商能力提出了新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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