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 | “人文语义学”与现代人文科学传统的回归 | “人文语义学：跨学科的人文学术实践”圆桌会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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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语义学”与现代人文科学传统的回归
沈卫荣｜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3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沈卫荣教授
当前，“人文语义学”的研究者指出，人文科学研究首先要重视对语言中意义的研究和解释，强调对专有人文术语和概念性词汇之微言大义的历史性的研究，这为当下中国人文科学研究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指出了一条极具建设性意义的道路。实际上，“人文语义学”远远超越了“语义学”（semantics）在西方学术传统中的本来意义，传统上“语义学”是指对语言中的意义的研究，即对语言、语词、符号、形式、短语和句子的能指和所指意义的研究。狭义地说，在今天的西方学术传统中，“语义学”常常被认为是专门处理语言的学问，属于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广义地看，“语义学”可以是一门研究引文、意义和真理的学问，涉及人文科学的各大学科，属于哲学和思想研究的范畴。由此看来，建设中的河南大学“人文语义学”学科，理应是结合狭义和广义的二种“语义学”，将朴学和理学熔于一炉，创造出了人文科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通过上述“人文语义学”的构想，我自然地联想起了近年来我一直在积极倡导的语文学（Philology），语义学和语文学二者之间显然有很多共通的地方。语文学是对语言、语词和文本的历史性的研究，通过还原文本的语言的和历史的语境，进而对它的意义进行正确的解读。而作为对语词（words）于语言中的意义之研究的“语义学”，其目的无非是要正确理解语词的意义，它与语文学完全一致。是故，语义学可以被认为是语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二者的理论依据则都是诠释学（hermeneutics），是一门对语言、语词、文本、概念和意义的理解的学问。
对语义学和语文学的这种十分紧密的相关性，我们或可以本雅明对语文学所作的一个定义来加以说明。本雅明曾经把语文学定义为对专有名词、术语之历史（GeschichtederTerminologie）的研究，此即是说，对专有名词和术语的历史性的研究是语文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研究的核心。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语文学，才有了对一个专有名词的解释就是写一部文化史的说法，而福柯的名著《名与物》也被认为是一部精彩的语文学著作。近年来国际学界流行的“概念史研究”，做的其实也就是本雅明所主张的这种语文学研究，即把历史学家深刻的洞察力用来探索和研究一个概念和专有名词的历史发展过程，从而达成对历史的一种全新的理解。我们可以把这种“概念史”式的研究看成是对语词和文本意义做历史研究的传统语文学的一个发展，传统语文学重视的是对一个语词、词汇的历史性的研究，达成对文本意义的准确解读，其表现形式与眼下时新的“概念史”研究不同，后者显然是一种更加宏阔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思想的研究。
传统语文学所做的词汇和语义研究，我们或可以《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和伯希和的汉学研究成就为例而略作说明。《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被认为是19世纪英国“民族语文学”的重大工程之一，编纂过程严格遵循了传统语文学的学术规则。编纂者对在词典中出现的从A至Z的每个语词的解读，都必须从其词源的探寻开始，梳理它自古至今的读音、用法和意义之变化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虽然最后在词典中出现的语词解读的义项简明扼要，但其编纂过程却极其复杂和精致，它要求编纂者搜集每个词汇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所写文本中出现的引文、用例，以观察、归纳和总结这个语词之音读和意义的变化、发展过程。如把为撰写某一个专门词汇、术语所搜集和准备的语文资料充分地利用起来，对它们做精致的语言、概念和历史的研究，或可写出一部又一部精彩的人文/文化史来。在现代数字人文技术发展和推广以前，这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烦琐、复杂和辛苦的工作，所以《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历时长久，凝聚了好几代学者一辈子的投入和艰苦劳动，足证语文学研究是一种十分费时、费力的脑力和体力结合的劳动。
牛津英语词典
对于语文学与词语、语义学研究的密切关联，我们还可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学术成就来予以说明。被公认为世界汉学第一人的伯希和其实更是一位杰出的中亚语文学家，他最杰出的学术成就之一就是利用他卓越的语言能力和语文学技能，即凭借他对汉语之外的大量西域语文的熟练掌握，利用科学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学术方法，研究古代汉语文文献中出现的大量非汉语词汇的音读和意义的理解问题，特别是解决了对中国古代汉文历史文献中出现的大量非汉语人名、地名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名物制度名称的释读问题。因此，不但伯希和自己被认为是比钱大昕更能读懂古汉语文文献的汉学家，而且，他以这种独具一格的语文学学术实践，以“虏学”助攻汉学，把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水准提升到了一个贯通整个亚洲甚至贯通欧亚和世界历史的层面之上，同时又使汉学跃升为一门具有世界性学术意义的人文科学学科。
作为新文科之发展方向的“人文语义学”，特别是它对“概念史研究”的强调，倡导的是一种跨学科的人文研究，即要打破现有的文、史、哲学科的分野，建立一个兼容这些人文学术领域的“交叉学科”，这或是促进当下人文科学发展和进步的一个势在必行的改革方向。人文科学被严格地划分为文、史、哲等学科，这是西方工业化文明带给人文学术的不良影响，是分工细致的工业化的直接结果。而自20世纪中叶兴起的区域研究，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科学的强势介入，又使人文科学研究的人文性质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文、史、哲等学科之间设立森严的学科壁垒，且为每个学科人为地制定各种不合理的专业的学术范式，创造出了一套专业的学术行话、规则，这无疑肢解了文史哲原本一体的人文科学学术传统，它为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们加上了一件又一件的紧身衣，使他们的研究只能固守各自学科领域的一城一池，而无法综合、贯通文史哲，以攻克人文学术的整个堡垒，这与中国古代文史一家的人文学术传统背道而驰，严重阻碍了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发展。
遗憾的是，在当下世界人文学术体系中，文、史、哲等学科的明确分割早已是铁板钉钉，是难以撼动的既定学术体制。但是，如果不努力打破这种学术体制，新文科的建立就难以实现。这种人文学术体制造成的学科性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以历史学为例，如何规划它的学科性，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断地讨论“什么是历史”这样的问题，而更应该讨论的问题是“历史学是什么”。我学历史出身，现在却在中文系供职，这给我思考历史学的学科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文学研究的两大领域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而我不由得要思考，“文学史”到底应该由研究文学的，还是研究历史的学者来写呢？同样，哲学史、佛教史、思想史、经济史、军事史、法律史等，到底应该由研究哲学、佛教、思想、经济、军事和法律的专家们，还是必须由训练有素的专业的历史学家们来写呢？我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通常应该非常明确，它们当然必须由这些领域的专家们来写，可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这些专业的历史学家研究的是什么，写的又是怎样的历史呢？难道只需要关注僵硬的历史框架，只研究没有具体专业领域的历史吗？这显然不是能让历史学家满意的学术分工。当历史学家不满足于只写编年史或政治史，而要将触角深入人文、社会等各个微观领域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或是在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使命，因为历史专业所接受的学术训练，无法让我们变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可以专业地从事所有领域的历史研究。
与之相应，对于专业从事文学、哲学和宗教研究的学者来说，他们显然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历史学的基础学术训练，甚至在他们从事文学、哲学和宗教研究时常常缺乏必要的历史意识，所以，他们写出的文学史、哲学史和宗教史往往无法让专业的历史学家们满意。例如，从整个国际人文学界来看，我们很难找到一部令人满意的佛教史，因为研究历史的专家通常不懂佛学，而专业的佛教学家或根本不在乎历史。所以，我们见到的大部分佛教史著作，要么是些干巴巴的历史建构（骨架），而根本见不到鲜活的内容（血肉）；或者通篇都是佛学义理和哲学阐释，却基本没有反映出其历史变化和发展的脉络。不得不说，这是严格的学科分割给现代人文学术研究带来的一个明显弊端。在如此严酷的学科壁垒中，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好人文学术研究、写出出色的人文学术著作的。譬如，如果仅从一个学科领域出发，或者说仅仅遵从某一学术领域的学术方法和规范，那我们就没法从事像“概念史研究”这样的学术研究活动，因为它要求我们从概念的语义起源和变化发展，以及它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各种关联中，构建与这个概念相关的各个阶段，各个地区、民族和文化的历史。它必须是一种打破了文史哲学科界限的综合研究。
我很高兴地听到河南大学建设“人文语义学”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贯通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交叉学科。在我看来，这既是一种新文科建设的创新，同时也是对现代人文科学传统的回归。现代人文科学本来就必须是一个历史的和语文学的学科，而不是一种哲学的和神学（经学）的研究。因为只有这样，人文科学才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现代人文学术研究，而不是一种缺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批判性态度的，屈服于神学、经学和世俗权威的前现代文史研究。在现代人文科学的框架下，即使是哲学、神学研究也必须首先是一种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研究。
大家都对傅斯年先生创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它为中国现代人文科学的建立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耳熟能详，但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傅先生所说的“历史语言研究”指的是历史和语文学研究，它标志的是傅先生引入西方的历史学和语文学研究传统而对中国传统的文史研究进行的现代化改造，“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傅先生当年的历史语境中指的就是现代人文科学研究所，于此历史学和语文学是不可分的，二者的紧密结合就是现代人文科学。
历史语言研究所
现代人文科学的学科分割一方面使得本来涵盖整个人文科学研究的历史学失去了其专业的学术研究对象，虽然表面看来它无所不包，然而若缺乏对文学、哲学、思想、宗教、社会和经济等领域的专业了解和学术训练，就很难做好这类专门的历史研究。另一方面它也使得文学、哲学和宗教研究等其他人文学科领域，完全脱离了历史学的学术视角，舍弃了语文学的基础学术训练，极大地削弱了其学科必须具备的科学性和学术性。如果只专注于思想和理论的诠释，而不重视对文本、语词和专门术语、概念之意义的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解读，任何文学、哲学、思想和宗教研究都将是不科学、不理性、不现代的。期待以张宝明教授为首的河南大学“人文语义学”学术团队，能够通过他们的积极倡导和亲身实践，将“人文语义学”建设成一个打破现有人文科学既定的学科分野，并将文史哲研究一体化的新的交叉学科。这不是一个空洞的跨学科的口号，而是对现代人文科学传统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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