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哲 | 从“新名词”到“关键词” | “人文语义学：跨学科的人文学术实践”圆桌会议⑤
◆ ◆ ◆ ◆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有学术的思想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官网地址 http://www.tsyzm.com
◆ ◆ ◆ ◆
目前本刊只接受《探索与争鸣》网站投稿。请收藏唯一真实官网地址www.tsyzm.com。原编务邮箱tsyzm@sssa.org.cn停止使用，原投稿邮箱tansuoyuzhengming@126.com为编务邮箱和应急邮箱。原创文章，未经授权，谢绝转载，如需转载请留言。
从“新名词”到“关键词”
潘光哲｜中国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3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潘光哲研究员
在20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王云五是位多面相的人物，身跨出版、文化、学术、政治等领域，编纂丛书、词典，也是他努力过的事业。1943年初版的《王云五新词典》就是例证之一。王云五认为，当时流行的许多“新名词”，若干或“以为传自日本者”，又有若干或视为“初期传教士与译书者所创用”或“视若著作家或政治家之杜撰”，其实多可见诸中国古籍。因此，他乃就“所见之古籍篇名与辞句”，整理一过，期可“追溯新名词之来源”。当然，王云五承认，这些名词，“因时代变迁与国情之殊异，字面虽仍其旧，意义却多有变更”，乃至“名同而实异者，亦比比皆是”。无论王云五的努力是否得到完全的肯定，斯作意向之面世，与前此署名“杭县周起予商夫”编纂的《新名词训纂》（1918年），有如“异曲同工”，确实都象征近代中国社会面对“新名词”诸般态势之一斑。
回到历史的场景，在西力东渐的时代脉络里，正如王国维的观察，处于“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的时分，“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因此，“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因应时代变迁和现实需要，意欲表达新事物，阐述新思想，引介新观念，“新名词”当然如涌泉而来，其势头之澎湃，根本抵遏不了；抑且，“新名词”影响弗届，即使同张之洞一样对“新名词”没有好感的人，也不得不感慨言之：“学者非用新词，几不能开口动笔”，没有了“新名词”作为“概念工具”，汉语的使用者，居然也就失去了发声创言的能力，难可理解诠释自身的经验世界，即使痛斥“新名词”的人，到头来还是逃离不了“新名词”的“魔障”。市面上还出现了诸如《新尔雅》这等专门介绍“新名词”的专书，以便按图索骥。
凡此诸端，略可想见，约略在19、20世纪之交，各式各样的“新名词”，已然在人们的知识结构和日常用语里，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历时既久，原来所谓“新名词”者，竟可转化为在公众生活世界里不可或缺的“关键词”。更重要的是，历经这一段从“新名词”到“关键词”的曲折之路，近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犹如经历了一场多重的概念革命的洗礼。其间的历史具体进程，亟待发覆阐幽。
本来，各色“新名词”的意义所在，早即颇受注意。如实藤惠秀、泽田瑞穂等先行者各有勾勒；现代学人的研究视野，亦渐转移投射于这方天地。观察总结“新名词”的意蕴所在，即如黄兴涛认为，这些“新名词”实可视为“现代性”导入中国的具体征象，或者直接反映了现代性物质文明的成果（如“蒸气船”“火车”等），或是直接反映了现代性的制度及其实践（如“议员”“银行”等），或者凝聚了作为现代性之核心的某些价值观念（如“科学”“自由”“人权”等）。正如张灏的宏观论说，从1895年至1920年前后大约25年的时间，可名之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那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其中“新的思想论域”之促生，尤值致意。人们面对相同的问题，使用新的语言词汇开展论述，争议炽烈，视野所望，论说所及，却又自出机杼。因此，这方“新的思想论域”的构成光谱，实在是缤纷多彩。凡此诸端，确有可发人深省之处。
在这方一笔泼墨勾勒的史学江山里，细审其实，往往别有胜景。例如，在同一座思想/言论舞台上面世的这些“新名词”，如属“同指异名”，彼此之间其实争竞无已，甚至与政治立场的展示/斗争，息息相关，“新名词”之间，犹如处于战争状态。因此，“新名词”之问世定着，错综复杂，相涉之课题，实待博雅君子慧识琢磨。例如，有些本来也是众所同晓广用的“新名词”，历经光阴的汰洗，最终居然被遗忘不存，竟成历史的灰烬，其间前后之历程曲折，如细考详述，不仅可以具体展示语言文字的变异，也充分彰显思想观念的转换。在汉语世界里“总统”作为指称民主共和体制国家元首的词汇，今日固有共识，往代则非如此。盖在“总统”一词为中国公众同知共晓之前，对民主共和体制的国家元首之称谓固是诸多繁杂，“伯理玺天德”一词，则是流传最广。历经传衍承继，“伯理玺天德”遇上“总统”这个强劲的“竞争对手”，随着后者被广泛地流行利用，具有引发价值观念之转换作用的“伯理玺天德”逐渐在现实的汉语世界淡出，成为“新名词之战”的“输家”。可以说，由“伯理玺天德”到“总统”的曲折，当可展现近代中国观念变迁的历史图景之一页。
因是，即令研究“新名词”的成果已若花开满园，相关的具体课题犹可持续以为。类似“伯理玺天德”等词汇的例证，想必繁多难尽。那么，开展相关的研究事业，不能只注意那些至今犹领风骚的“新名词”；那些已然“淡出”历史舞台的“新名词”，也具有纳入我们考察视野的价值。“新名词”的研究工程，如何百尺竿头，再跃一层，显待学界同好切磋共进。
况且，即便历时既久，原来所谓“新名词”者，已然转化为在公众生活世界里不可或缺的“关键词”，其间来龙去脉，变化传承之场景，如详为精研深究，可以展现的历史图像，同样丰富多彩；可以拓展的历史认知空间，亦是广阔无边。
某些俨然位居“关键词”地位的“新名词”，指称对象具体可辨，当是众无异辞。即若当今称呼英国“国会”的“巴力门”一词，在汉语世界之滥觞，首见于以英国伦敦传道会牧师慕维廉为主要翻译者而完成的《大英国志》，其生命力至今始终不辍。然如为表达抽象概念的“关键词”，意涵所在，即便各说各话，自有其解，彼此竟能心领神会，共知同晓，足可信手捻来，倡言立论，亦是意蕴丰赡。即如“现代化”一词在廿世纪初期中国形成流传以来，既可以让知识人据之表达他们对中国未来前景所向的各种想象，也具有书写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叙述实体”的作用，正若可供各方论者自由开展述说的无限想象空间，意态万千。
若干“关键词”其实“古已有之”，唯其古今传承之变化，意趣所载之转异，脉络多样，未必“泾渭分明”，本非一语足可蔽之。正若在现代民主政治体系里绝对居于“关键词”地位的“party”，于当下汉语世界里如何不证自明地等同于“党”，本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里被建立起来的，展现之样态多重繁杂。又如“革命”一词，在古代汉语世界渊源已久，以“跨语际实践”角度考究“革命”、来自日本的“かくめい”和英文的“revolution”三词之间的翻译和传播过程，具体显示“革命话语”的建构，实具相当的偶然性、随机性和可塑性，犹如开放的阐释空间。或如“国民”一词，古已有之，却不是传统中国（士大夫）营构政治社会秩序/体制的核心议题，它在近现代中国的命运，则更与国族打造与国家塑造的事业融合为一。“党”“革命”与“国民”等词汇，往往在古义今解之间绕结，历经漫长的历史过程与现实需求的相互纠缠，其作为“关键词”的意涵，或许方可终告尘埃落定。但如欲制造看似脉络分明系统整齐的宏观论说，必致难免“偏见”之疏。
若干“关键词”在近代中国思想世界的成立，当然是走过“跨语际实践”漫长历程的产物。然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跨语际实践”的“语际”，未必是“中”与“西”/“古”和“今”的二元对立样态。某些具有“关键词”地位的古老词汇，作为认识的对象，往往可以穿梭于古今中外之间，凝聚着人们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想象；各方论者，自由驰骋，依据他们的认识理解，将之建构为簇新的符号架构，非“中”非“西”，不“古”不“今”，竟可生产出或许和现实一致或者是逼近历史样态的意义，确实可为自身在具体的环境里倡论立说，或是开展行动找寻正当性。
更何况，在近代中国的思想世界里，所谓的“西”，固有直接汲引西方现代文明的源泉者，日本更如源源活水，生生不息。约略言之，19世纪早期西方新教传教士翻译的书册、创办的报刊，都为推动中日两国认识西方现代文明与经验，提供了初步动力，中国首蒙其泽，日本则同享其益，复且后来居上；当日本逐渐亲历西方诸国之机缘，直接取材于西方思想学术界，终于自辟新径，并回流影响中国。近代日本的诸多思想家、政治家，如福泽谕吉、西周、中江兆民、中村正直、森有礼等，俱曾远往西方异域。彼等亲见西方现代文明之成果，身受现代西方学术思想之洗礼，以前此的汉学教养与“西书”为基础，直探西方思潮之本末，积累切实的西方经验，积蓄所至，在在调动日本步向维新文明的方向。可以说，来自日本的“和制汉语”对中国之影响，难可估量。由日本知识人翻译西方著作而创造的新语汇、新概念，如何开启了中国知识人驰骋思量的广袤想象空间，亦待精密研究。
因此，研究这等涉及脉络广泛的“关键词”，如何被建构为簇新的符号架构而“古为今用”“西/日为中援”的历史过程，对于我们思索这些词汇，如何成为好似不证自明的绝对真理用语，自有助益。
认识历史的致知活动，本来就和反省自身现实处境的无穷追索密不可分。恰若“剑桥学派”名家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之提醒，透过观念史研究，当可了解，关于我们生活世界的那些制度安排，好似永恒真理，根本不过只是我们的“在地的”历史与社会结构的偶然产物，其实，根本不存在这等好像永恒真理的概念，相对的，只存在着与各种不同社会相应而生的各等概念。那么，透过“新名词”抑或“关键词”的研究，识其渊源，晓其本末，无疑也可提醒我们，曾经一度众知广晓的“新名词”与“关键词”，本是漫长的历史过程与现实需求相互纠缠的产物；一旦将这些“新名词”与“关键词”进行“历史化”的工作，当可显示它们在历史/生活世界里的意义和地位，其实未必“理所当然”，更绝对不是“天经地义”。
一旦要将“新名词”抑或“关键词”的事业“历史化”，探讨之道，毕竟还是历史学的工作。既然是史学研究，就必须立基在扎实的材料基础上。没有扎实的材料基础，却专以形构理论、概念等空言为能事，不过是对史学自身学科纪律的侮辱。即如胡适推崇晚清一代名家阮元提出“剥皮主义”的贡献，认为他的名著《性命古训》“用举例的方法，搜罗论性的话，略依时代的先后，排列比较，使我们容易看出字义的变迁沿革”，“这种方法用到哲学史上去，可以做到一种‘剥皮’功夫”。所以，胡适希望后起者“对于一切哲学观念，也应该常常试用这种剥皮手段”，从而领悟明白“哲学观念是常常随着时代变迁的”。不取广泛的视野进行“剥皮手段”而可明察秋毫的考察，恐怕只能做出徒见舆薪的论断，更无以就概念的曲折转换，识晓时代变迁的风华。
如何依据大量的实证材料，期可将“新名词”抑或“关键词”的历史诠释，尽可能广辑文献，具体展现史家技艺，期可还诸历史本身。毕竟，掌握思想观念变化的具体历史脉络/场景，才是可能迈向宏观历史书写的通衢大道。如是，对我们开展历史知识的生产活动的反思，掌握自身现实处境的历史性，庶几稍有助益。
有学术的思想 有思想的学术
聚焦中国问题
秉持人文立场
人文社科学者的平台
欢迎一起“探索与争鸣”
目录 2023.02 | 2023.01 ｜2022.12｜2022.11｜2022·10 ｜ 2022.09 ｜2022.08 ｜2022.07 ｜2022.06 ｜2022.05 ｜2022.04 ｜2022.03 ｜2022.02 ｜2022.01 热点 区块链|未成年人犯罪|5G|《长安十二时辰》|知识付费|留守儿童|巴黎圣母院大火|《流浪地球》|开放二胎|“佛系青年” 人物 鲁迅|施蛰存|王元化|费孝通|陈旭麓|金庸|哈贝马斯 学者 陈平原|杜维明|葛剑雄|何怀宏|季卫东|罗伯特·帕特南|沈志华|王汎森|乐黛云 观念 天下|祖国|信任|“五四·青年”|人文危机|涂层正义|全球文明 专栏 重识中国与世界|城市与文明|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 会议 数字加密货币|江南文化与城市发展创新| “科幻景观·文化· 媒介”学术论坛|大学治理使命| 网络时代知识付费与知识获取| “城市与情感”第二届中国城市问题（上海）论坛青年论坛 青年 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精彩感言|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一期|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二期|青年学人优秀论文支持计划 学术圈 学术写作|高校工作时间|学术晋升机制|假期|救救博士生|“青椒”的焦虑|学术圈的“第三世界”|开题报告怎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