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程 | 电报技术对汉字词语语义的形塑 | “人文语义学：跨学科的人文学术实践”圆桌会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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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技术对汉字词语语义的形塑
周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3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周程教授
电报技术的传入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且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纽带——汉字之中。四码电报的普及，使日常使用的汉字数缩小到一万字以内。一些汉字词语的语义由此发生改变。
汉字电报代码的编制
如众所知，美国人莫尔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于1839年实现了只用一根导线，通过接通或断开电路就可传递信息的构想。他在完成这项发明之前还于1837年创制了莫尔斯代码。其代码经改进后包括五种：点，划，字符间的短停顿，单词间的中等停顿，句子间的长停顿。“点”用短电脉冲信号表示，“划”用长电脉冲信号表示，断开则表示停顿。莫尔斯还根据使用频率对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进行排序，然后用点划组合来表示这些字符。因为英文中的字母和数字一共也就36个，所以英文字母和数字的莫尔斯代码可以控制在5个点划组合以内，即使加上标点符号也可控制在6个点划组合以内。但是，汉字多达数万，若用点划组合对汉字逐一编码，那么代码就会非常冗长。因此，美国来华传教士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1814—1893）在1851年出版的《博物通书》中尝试根据汉字的结构和笔画特征来给汉字编码。英国来华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则在1855年编译的《博物新编》第一集中依据汉字的音和韵设计了两种传输中文电报的方法。
1869年，新成立的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获得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授权，独家建设和运营第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电报线，使电报连通欧亚成为可能。1870年，学过汉文的丹麦天文学家汉斯·谢勒俄普（Hans Carl Frederik Christian Schjellerup，1827—1887）受大北电报公司委托，着手开发一种可传输汉字的电报代码。他计划选出5454个汉字，依据它们在中国字典中的顺序进行排序，并为每个汉字赋予一个四位数字的编码。谢勒俄普从未到过中国，尽管他的汉字电报代码方案构思巧妙，但离实用还有一段距离。
为尽快解决汉字的传输问题，大北电报公司驻华负责人于1870年10月将谢勒俄普的汉字电报代码草案交给当时就职于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法国人威基谒（Septime Auguste Viguier，1837—1899），委托其在此基础上拿出一个具有实用价值的汉字电报代码方案。
威基谒参照《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挑选出使用频率较高的汉字6899个，并用四位数字给这些汉字分别编码，于1871年5月编成了第一部汉字电码本《电报书籍》。同月，大北电报公司在《申报》宣告：“本公司现已造成华字电报书一本，便于华人通晓其事。其中用法，以数目字代中国字。”1872年，威基谒根据中国用户的反馈意见对该电码本进行修订后，将其更名为《电报新书》。考虑到“外人虽不得而知之，究竟难瞒本局”，威基谒还提供了一种“锁匙加减变法”的加密法。
晚清职业外交官张德彝（1847—1918）也于1871年编制出了一套由四位数字组成的中文电码，后修订为《电信新法》。不过，张德彝同样只对部分常用汉字进行了编码。他在书中写道：“彝自前二次随使外洋，已知寄送电信之灵便。然中外文字不同，寄之不易。前二次无急务，固未经思及。至此次，多有飞电之处，而寄用洋字，其价既昂，且从中诸多不便。因见外洋有因事秘而以数目代语言者，系以四数代一话，彝遂拟照其法而试仿造之。迨到法京后，又见西人亦有以此法编华字者，惜作而未成。彝乃由《康熙字典》中择其字之常用者七千馀，按字编数，由零零零一至八零零零，字数核对无差，至是告成。”有研究表明，张德彝在编写《电信新法》的过程中受到了威基谒的启发。
汉字四码电报本质上是以数字代替汉字。受四位数字的限制，四码电报最多只能使用一万汉字。这种在莫尔斯代码基础上编制的汉字电码，使用时仍须利用莫尔斯代码发送或接收四位数字，只是在发电报前依据汉字在码本中的页码与行列位置将汉字翻译成四个一组的数字，收电报后再将这四位数字翻译成汉字罢了。
为了应对1879年通过的《万国电报通例》中“以三码算一字”的规定，出使德国的李凤苞于1880年编写出三码字母电码密本《电报简编》。该码本“以字母错综编成一万七千余号，计单字七千余号，成句一万号”。李凤苞遴选出的汉字不到八千个，他的三码和威基谒、张德彝等人的四码一样，都是在莫尔斯代码的基础上编成的，只不过是用26个字母替代了10个数字。
津沪电报线奏准架设后，上海电报局总办郑观应认为威基谒《电报新书》中字码太少，且编辑混乱，亟待完善，于是他对该书中的字码进行了充实和重编，于1880年出版《电报新编》，沿袭了用四位数字代替一个汉字以及按部首和笔画排序的做法，并将汉字增至9000个。其被民间广泛采用，影响深远。
随着形势的发展，总理衙门于1888年对《电信新法》进行改订并重新刊刻，作为官方电报往来的专用密本。《电信新法》后来又经历了多次修订，一方面将汉字和数字进行重新组合，以利于保密；另一方面按照语言习惯加入和删减一些汉字，方便时人使用。此后，中国的电报业逐渐形成了一个由电报员、电码本出版商及其他商人共同组成的松散网络，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提升汉字电报的编码与解码效率。
拼音电报难以取代四码电报
四码电报不具备直观性，不能直接阅读，需要多次译电，收发双方都要翻查电码本，这一独特的编码方式“大大提高了编译的成本”，导致“中国报价凡远省，一、二字之费，几与各国二十字相等。且译报有费，密码有费，加校对有费，加句读有费”。而且四码电报还容易出现误译。因此，一些人开始尝试研究使用更为方便的汉字电报编码，此后不久便出现了拼音电报的设想。
拼音电报就是用切音字母来代替汉字，使用汉语拼音来发电报。1897年王炳耀出版《拼音字谱》，提出了一套拼音电报解决方案：“本国之字，各具数音数义，且多同音别义者，用作电字，诚不易易。故电报学堂创用号码，某码指某字，来报之字数百个，检查之烦亦数百次，列明号码，方能发电；接报者亦须按码核查，方能抄译；两次辗转查阅，然后定一报，此由字学之难也。倘用拼音新字电报，字母却能成字，两处可省检查之烦。纵有同音别义之字难分，然接电报者全句读之，不知当用某字，况发报后不明者释之，多释数字，较之检查更为省事。不第可节国家之财用，且可正中国之方言，以归画一，岂不美哉！”
民国时期钱玄同对四码电报和拼音电报在不同情况下的使用效率进行了比较。在日常的电报使用场景中，“若用汉字，除了用‘〇〇〇一’‘〇〇〇二’……那些十死笨伯的玩意儿以外，请问还有什么妙法？用拼音字，则把一个一个字母打过去，那句话就完全传达过去了。”但是对于“天祸中国，共和肇建，十有五载，变乱相寻，靡有宁日……”这类骈文体电报，“拼音字对它当敬谢曰：‘免劳照顾！’”
力主使用切音字为汉字注音的学者虽乘兴而来，但最终都败兴而归。其原因在于，（1）民众更熟悉汉字，对切音字有一种天然的抵触。沈学认为“汉文处今日有不得不变之势，又有不能遽变之情”。（2）存在切音字本身无法解决的难题，即各地方言相差很大，无法统一。比如根据福建方言实行的切音方案，都难以在广东推行，更何况在其他地方。
总之，编制汉字码本，将电报所使用的汉字范围限定在一万字以内，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一些阻碍，但最终还是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汉字词语及其语义所受到的影响
《电报新编》《电信新法》等汉字电报码本收录的汉字都在8000字左右，自这些码本被确定为商用或官用码本之后，新闻报道和晚清公文中所使用的汉字很难超出其范围。今天《新华字典》所采纳的单字约有8500个，二者数量极其接近。
随着电报技术的引进，日常使用的汉字数大幅减少，一些汉字词语的语义也相继变化。
一是大量的异体字和生僻字被剔除。张中行曾在《文言与白话》中指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音同义同，只是形体不一样，我们称为异体字。表情达意，用一个够了，却要记两个。如已经认识‘管’，还要记个‘筦’，增加了无谓的负担，当然不好。常常还不止要多记一个，如‘杯’要多记‘盃’‘桮’两个，‘窗’要多记‘’‘窓’‘窻’‘牕’‘牎’。字形体不同，来源于时间长，地域广，写的人有不同的习惯。而异体流行之后，很多人为了表示博雅，还常常故意用较冷僻的异形字。于是在旧时代，异体字就只能增加而不能减少。这类赘疣一类的病，最好割治。”由于四码本收录的汉字数必须限制在一万以内，而《康熙字典》收录的汉字数多达近五万，因此大量生僻汉字都无法列入码本，至于同一汉字的异体字就更无可能。民国时期有人评价：“以前人命名，最喜用古老而生僻之字，拍发电报时，往往因无此电码而发生困难……华文电码内原均未编入”，而当译电员遇到生僻字时“最感不易应付”，只能“将该字分成若干部，如‘瑔’字仅译‘泉’，另左附注内，加‘第几字泉左旁加王’字样”，“上项无办法中之办法，虽可解决困难，但手续不免更形繁琐”。这样，汉字电码就像一把锐利的手术刀，将异体字和生僻字这些赘疣大量地割除了。
二是双音节词的使用和一字多义现象增多。文言文主要以单音节词为主，一个意思可以通过很多字来表示，它们只有微小的区别。但是码本无法将意思相近的单音节词全部收录，这就迫使人们尝试将两个汉字结合起来用于表示另一汉字的意思。如表示“玉”的字有“琳”“璇”“瑱”“璧”“翠”等，在发电文时，“琳”可用“碧玉”，“璇”可用“美玉”，“瑱”可用“玉坠”，“璧”可用“玉器”，“翠”可用“硬玉”来代替。这样既清楚直白，所用汉字又都是在码本中能够找到的常用汉字。双音节词的使用导致电报文字数比原先多出不少。由于电报费用是按文字数量和发出范围来计算的，所以使用双音节词草拟电文后，花费会有所增加。但受到码本所能列入的汉字数制约，人们只能使用双音节词甚至多音节词取代一些非常用汉字，或者使用一个常用汉字代替过去多个意思相近的生僻汉字。当使用双音节词甚至多音节词取代某个生僻汉字，或者使用某个常用汉字代替意思相近的另一生僻汉字成为习惯后，一些汉字词语的语义便被赋予了新的意蕴。
三是开始放弃用典或骈文习惯。电报在清末民初经常作为公文来使用，包括通电、贺电、唁电、指示电等。这些公文过去多采用骈文形式书写，使用很多华丽辞藻进行修饰。骈文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用典，借古喻今，因此文中含有很多生僻字和生难词。如饶汉祥代黎元洪所拟的电文：“有此三罪，十死难辞，纵诸公揆诸事实，鉴此苦衷，曲事优容，不加谴责，犹当跼天蹐地，愧悔难容；况区区此心，不为诸公所谅乎？”其中就有“揆”“跼”“蹐”等生僻字。如果一些生僻汉字并未被列入四码本，则会影响到电报发送。比较可行的做法是，尽可能用意思相同或相近的汉字和词语去替代一些生僻字和生难词。尽管这样做有可能不符合骈文的韵脚和含义，但也别无他法。
此外，为了拓宽受众范围、扩大传播效果，一些通电的作者也会主动回避生僻字和生难词，尽可能选用码本中的常用汉字，以使文字表达更加平易近人，形象生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政治文本的写作风格，当然也会对词语的语义产生影响。
四是改变公文文风。清廷传统奏疏有一套严密的礼仪规范，涉及格式、用词、行文、篇幅等诸多方面，通政使司对奏本行使审核参弹权；而纸本奏章转变为电文后需要经电报局翻译抄录，以致通政使司难以插手管理，“于纸张字符等项也无从查起，附着于此的‘体统遵制’的旧有规矩也消失大半”。据李鸿章所奏，电报开通之初，很多督抚大员发出头等官报，引经据典，动辄数言，且有不少怪字、难字，从而导致电报局埋怨“官报冗杂”。当时，收发汉字电报相当昂贵，即便朝廷重臣和各地大员拍发头等官报不用付费，但清廷对电报局“报效”给国家的这项巨费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于是，清廷下令，公务电报精简为要，免去诸多“礼仪”要求，电牍开首即言事，直入主题，至于冗词赘句，尽行删去。对于传统公文中繁杂的问候语，电报的发件人只需在末尾写上“肃”或“叩”来表示尊敬。对节省原则的奉行，导致奏折文风趋向简洁。新的文风“因事起例，惟义所适”，“语质而事核，词约而理明”，实为精当。
五是新闻电讯推广固化了一批词语。1882年1月16日《申报》刊出了由天津访员发至上海、内容为“光绪皇帝处分云南候补道张承颐”的电讯稿，这是中国第一篇电讯。自此之后，《申报》即通知京、津访员今后利用电报传递重要新闻，国内其他报刊纷纷效仿，于是报纸上开始出现“本报电讯”和“本报专电”之类电讯文体。电讯稿力求使用最精炼的文字传递最多的信息。这种“文训简捷，言简意赅”、使用码本中常用汉字写就的新式文体电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当时报刊上盛行的新闻“文学化”倾向，克服了传统士大夫的文学式写作对新闻报道真实性的负面影响，也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闻专电开始迅速普及。其不使用电报码本中没有的汉字，无疑起到了少用非常用汉字词语、多用简明易懂的新词语替代生难词的示范作用，也为一些新词语的流行及其语义的固化起到促进作用。
近代中国发展技术走的是外生性道路。电报技术在中国“扎根”之后，悄悄地改变了中国的汉字文化。当很多异体字、生僻字和生难词被弃用，一批汉字词语被创造，甚至一个汉字被用来代替多个汉字之后，很多汉字词语的语义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由此可见，从科技的社会影响入手研究人文语义学也是一条有趣的进路。在文学或文字研究中加入技术维度，或许将有不同以往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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