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进龙 穆光宗 | 生产性老龄化：反思、超越与中国化 | 20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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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老龄化：反思、超越与中国化
林进龙｜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3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的“灰犀牛”之一。学界为此开出了两类药方：一是增加新生儿或年轻人口供给，稀释老年人口比重，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二是承认、完善并发挥老年人的经济社会功能，适应人口老龄化进程。对中国而言，延缓人口老龄化固然十分必要——通过改变育龄人群生育行为，为我国加快实现现代化赢得更长时期的人口机会窗口，从而在更强经济系统韧性和社会承载能力下做到“有备而老”。而人口规律指示，动态适应人口老龄化进程似乎更为重要。
其理由至少有以下五点：第一，生育政策刺激效果业已表明，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变动或难撼动老龄化高峰加速到来的基本态势；第二，生育调控对社会养老负担的稀释作用至少需要一二十年才能外显出来；第三，长寿化作为现代化的必然产物，构成低生育之外驱动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力量；第四，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和区域差异具有自我强化机制，进一步窄化了地方人口政策的回旋空间；第五，“先富后老”模式虽然为西方国家应对老龄化赢得长达百年的准备时间，但至今仍然深陷人口老龄化泥潭。因此，在一个以老年人为主体的现代社会，必须以制度变革适应人口转变，重新定义老年人的经济功能与社会价值。
马克思指出：“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生产性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认为，应当将拥有丰富“生产性”资源禀赋的老年人视为有益于社会的资产而不是负担。得益于其在标准制定、计划实施和政策评估上的便利性，生产性老龄化概念越来越受国际社会关注，成为应对老龄问题和人口负债危机的重要战略。尽管这一战略指向老龄社会治理，但由于其旨在通过社会融合与政策变革回应老龄化时代劳动力供给、家庭模式和社会结构的快速变化，因而呈现的是一套跨越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制度的话语体系。
在西方国家，老龄社会的劳动秩序、伦理道德以及日常生活规范和制度安排内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中国的特殊性则在于，不仅要统筹考虑市场经济中资本和劳动的生产关系，还要回应人民对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期待，弘扬敬老爱老的中华传统美德，最终实现经济活力、社会公平与尊严养老之间的动态平衡。这就决定了生产性老龄化话语及其实践，东西方具有异质性。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文试图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剖析生产性老龄化的概念范畴和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一做法具有三点理由：第一，虽然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未暴发老龄化“危机”，但人口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基本性质在当今社会没有改变，因此人口问题仍然可以在马克思揭示的经济运动规律中得到有效阐发；第二，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时代，研究生产性老龄化是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目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关于资本、技术新趋势的讨论相对丰富，但对人口转变的关注仍十分有限；第三，中国注定要在老龄化约束下实现现代化，建构适应老龄社会的文化理想和经济社会制度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为老龄社会治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一个对话窗口。
生产性老龄化的西方话语局限
基于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持续延长和人力资源不断积累的客观事实，“生产性老龄化”这一话语旨在提醒人们关注老年人对家庭和社会作出的宝贵贡献，并采取恰当行动实现老年人的生产性功能。随着老年人生产潜力日益增长，生产性老龄化战略日益受到国际社会重视。由于西方国家较早迈入老龄化阶段，因而关于生产性老龄化的知识进展明显领先于其他国家。然而，生产性老龄化的西方话语之于老龄社会治理仍然存在两方面不足。
（一）西方话语本身存在理论缺陷
一是生产性老龄化的范畴界定相对狭隘。在西方社会，生产性老龄化主要被定义为商品生产和服务供给，把经济部门的有偿工作和非经济部门的家务照料以及志愿活动等同于老年价值的有效发挥（言外之意，除此以外的老年人活动并不具备社会价值）。这种定义虽然基本统一且便于操作，但模糊了生产性活动的一般形式与特殊形式，把特殊形式作为生产性老龄化分析的出发点，不仅可能限制理论的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穿透力，而且可能“物化”老年价值并束缚人们对老年角色的想象。也有学者从功利主义的机会成本角度，将个体性活动（比如自我保健、吃穿住行等）纳入生产性老龄化范畴。该观点认为，如果老年人自身不从事这些活动，那么家庭和社会则需为他们埋单，因而其实质是将生产性老龄化战略作为新自由主义体系下福利国家重组的重要工具。
图源：新华社
二是生产性老龄化的结构性机制分析不足。西方多数研究者把人口简单看成“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未将其视作“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更没有从这些“规定和关系”中探寻生产性老龄化话语的产生机制。这使得现有研究习惯从功能健康角度探讨老龄定义，重新审视老年人的经济社会功能与生产性老龄化的战略意义，但忽视了社会关系（突出表现为资本—劳动关系）层面的老龄定义以及生产性老龄化的现实意义。正如有批评指出的那样，以老年人就业为政策核心的OECD国家的生产性老龄化战略，虽然表面上对所有老年工人开放，但实际上主要适用于可以在工作和退休之间自由选择的老龄群体，这一话语的实际效用大打折扣。
三是低估了生产性老龄化在文化维度上的复杂性。从横向维度看，虽然生产性老龄化概念被赋予了广泛而积极的正面意涵，但其强调的“生产性”意义及其实践也激起了不同立场的讨论。例如，文化形成的滞后性可能使得生产性老龄化概念难以战胜市场经济的年龄歧视（Ageism）；又如，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性老龄化极有可能沦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建构。从纵向维度看，“矛盾运动”的视野在西方话语中消失了。不少研究只看到这一话语是对传统老龄歧视观念的否定，但忽视了生产性老龄化仍然属于“必然王国”的范畴，社会主义的劳动解放要求生产性老龄化战略不断在自我否定中实现自我完善。
四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捆绑西方生产性老龄化的制度设计。虽然生产性活动在维持老年人健康、促进社会融合和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战略的实际效果因制度设计而异。为有效实现生产性老龄化，除了要赋权老年人参与社会，还要关注老年人的生产性意愿、社会政策的变革、组织的支持性文化和工作环境的安全问题。然而，在西方国家，老龄社会的劳动秩序及其制度安排被迫服从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规制，使得老年人再就业和延迟退休议题长期在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核心的西方政策体系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拥有财富和退休保障的老年人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后重返工作岗位的可能性较低；加之西方国家旨在延长工作寿命的政策主要关注从事低薪工作和缺乏社交网络的老年人，这在福利国家退场背景下间接加重了对这一群体的剥削。
（二）他者阐释无法替代主体建构
在人口转变压力驱使下，西方国家不断迈向生产性老龄化社会，愈来愈多的老年人在正式退出劳动力市场后继续参与生产性活动。例如，2014—2018年美国65~74岁人口的平均就业比例高达26%，即使在新冠疫情影响下，2020年全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口（≥65岁）比例也接近20%；日本更提出打造永不退休的社会，2020年60~64岁、65~69岁和70~74岁人口的就业比例分别达到71.0%、49.6%和32.5%，均比2010年提高10多个百分点。
强调经济优先和个人责任的生产性老龄化战略在西方社会表现出的高度契合性源于两点：一是发达的市民社会基础，二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作为政治国家的对立面出现是商品经济演进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的产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包括养老领域在内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摆脱政治国家的支配。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逐步取代福利国家制度，生产性老龄化在资本主义场域中逐渐采取了关注个人养老责任的叙事形象，事实上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恰如马克思所言：“国家制度只不过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之间的妥协，因此它本身必然是两种本质上相异的权力之间的一种契约。”在养老领域，西方国家阶级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分裂，明确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边限界定，使得国家在场的重要性下降，促使老年人向市民社会——以物质交往为基础、国家控制之外的非政治安排的社会秩序寻求保障。于是，老年人劳动参与的重要性不断凸显，成为实现自身需要和私人利益的基础构件，以及西方国家消解老龄社会矛盾和维护资本意志的重要途径。
中国则面临更为复杂的场景：一方面，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叠加“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必将走向生产性老龄化的老龄社会治理道路；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国家在养老领域中的重要性以及群众对这种重要性的期待都是毋庸置疑的，这意味着中国道路必须保持高度的历史自觉性和民族独特性。问题在于，虽然目前老龄人力资源开发越来越成为中国政策共识，但生产性老龄化实践仍然缺乏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价值基础的理论支撑。不同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发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件有机结合的历史基质上，由此决定了生产性老龄化的概念谱系和实践特征必然表现出东西方国家的异质性。这要求我们联系本国实际，对中国特色的生产性老龄化道路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
重识生产性老龄化的概念意涵
（一）资本逻辑、老年人口相对过剩与生产性老龄化
《资本论》（第一卷）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人口规律明确表述为：“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相对过剩人口在当今世界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仍然不断增加。不同的是，随着全球人口转变加速到来，经典文本定义的相对过剩人口正越来越长着一张“老年人的脸庞”。20世纪以前，西方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资本的物质生产能力增长创造出的反对工人人口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还未纳入大量老年人口。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跃迁，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带来老年人口规模的绝对增长。在现实的经济世界中，资本循环的链条经常中断，反复出现的衰退、萧条和就业机会的周期性震荡加剧了劳动者对现有岗位的竞争。于是，为达成生产效率提高的最优解，老年人被资本定义为不被需要甚至构成生产负担的过剩人口。当今社会对老龄群体的消极认知，比如将老年人视为健康储备不足、生产能力低下的负担群体观点，与市场经济的年龄歧视和资本对老龄的定义（衰弱、缺乏生产力）不无关联。
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出发，可以将老年人口相对过剩问题抽象为，资本的不断增长和它对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的需要相对减少的不平衡问题。法定退休年龄和养老金计划是老年人口相对过剩的制度产物，用以鼓励或合法要求老年工人离开劳动力市场。市场经济对老年工人退休年龄的偏好和期望，揭示了退休制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资本逻辑认为，工人在老年时期生产的边际产品价值低于青壮年时期，因而在与其制定的长期隐性合同中应明确退休时间用以维护资本利益。退休使得老年人的社会体验发生根本转变，老年人口成为了社会抚养比指标中的分子。然而，随着人口、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改变，老年人的“被抚养”角色引发了社会的低生产力焦虑。由于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和养老金替代率之间呈现负相关（见图1），伴随老年人口规模的急剧增长，人们担心大量的收入转移将用以负担老年人口的抚养和维持养老金计划的可持续发展。引发老龄社会低生产力焦虑的趋势还包括，医疗保健支出的刚性压力继续增大，婴儿潮一代的老龄化将进一步恶化制度内赡养结构，少子化不可避免地造成年轻人口赤字，身份政治的兴起促使年轻群体更加推崇代际公平和个人自由等。因此，在社会层面主张老年人从“非生产性”向“生产性”转变的声音日益成为主流。
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和教育素质持续改善也要求对抗“衰弱和缺乏生产力”的老龄歧视观念。这意味着，老年人自身也存在“生产性老龄化”诉求。当然，这种诉求显然不是为了契合资本剥削和社会控制的某种需求，而是寻求自我建设和自我发展的和谐老龄化。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资本逻辑与人口转变的相互叠加带来老年人口相对过剩问题，由此引发老龄化社会的低生产力焦虑和老龄歧视。在这一意义上，生产性老龄化既是老年人在劳动过程中进行自我确证的重要场域，也是消解老龄社会低生产力焦虑的必由之路。
图 1 2020 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养老金替代率和老年人劳动参与率
尽管生产性老龄化话语诉诸于老年人口相对过剩问题的治理，但在资本意志主导下的全球市场对老年人的负面看法迄今并未显著改变。图2示意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资本关于生产性老龄化的可能博弈。如图2-1所示，假定政府对“资本—劳动”生产关系具有不干预和干预两种选择，资本根据利润最大化目标及其实现手段对比作出相应回应，博弈结果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政府不干预资本雇佣劳动过程，资本为追逐更大利润，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可能选择是，鼓励年轻女性留在劳动力队伍，或转移生产过程到劳动力过剩国家，又或追加不变资本以改进资本技术构成(Technical composition of capital ) ，结果均是造成老年人口相对过剩。
其二，为对抗老年人口相对过剩风险，政府进行“一刀切”干预。如图2-2，给定初始法定退休年龄R1，此时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供给状况分别由SD曲线和SS1曲线代表，均衡点E1（W1，L1）示意W1工资水平下L1人口实现就业。假定为实现生产性老龄化，政府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至R2，则R1至R2-1人口继续工作使劳动力供给曲线SS1右移至SS2，与需求曲线SD相交于新的均衡点E2（W2，L2），新增就业人口数为L2-L1。基于工资粘性规律，W1工资水平下实际意愿就业人数为L0，意味着L0-L2人口存在非自愿性失业。这提示政府的干预决策面临着就业挤出效应的资本报复风险，不仅可能造成经济效率损失，还可能引致代际就业冲突。
其三，为对抗资本的大规模报复，政府进行“选择性”干预。如图2-3，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给定一条相对陡峭的劳动力需求曲线SD'，此时非自愿性失业人口数为L0-L3，显然大于图2-2的L0-L2。为减小就业挤出效应，政府制定政策，延迟资本歧视的弱势群体的退休年龄，以改善老年人口内部不平等。但这也可能造成资本对该群体的额外剥削，比如以“过剩”的老年人口调节一般工资率的变动，迫使在业的老年工人不能提出正常的工资要求。
图 2 政府和资本关于生产性老龄化的可能博弈
以上描绘的是一个相对理想的预设状态，真实世界往往更为复杂。譬如，上述博弈模型建构在政府和资本的对立基础之上，而现实生活中政府和资本的关系既可能表现为“党领导政府驾驭资本”，也可能表现为“政府是资本利益的代言人”。在更一般意义上，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中心的生产性老龄化话语缺陷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铁律，且“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而其解决手段之一就是以解雇老年工人作为缓冲工具。由于市场经济对老年工人的吸纳能力并不稳定，因此无法期待依靠资本力量完全实现生产性老龄化，更不可能以此根本解决老龄社会问题。英国劳工问题专家盖伊·斯坦丁提出的“Theprecariat”（不稳定者）概念，清晰概括了老年工人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真实处境。第二，资本逻辑定义的生产力实现形式依赖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为提高结合效率，资本必然依据人口社会学特征对老年人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进行二分定义，从而造成对大多数“非生产性”老年人的歧视，并扩大社会的不平等。第三，资本逻辑内含自我否定因素。“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然而，在“资本—劳动”生产关系中，社会劳动束缚于资本逻辑站在了私人劳动的对立面，只能采取迂回形式确定劳动价值，背离了劳动解放的人类理想。
总之，资本逻辑定义的生产性老龄化将“过剩”的老年人口视作资本积累的杠杆而不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要条件，从而扭曲了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因此，西方强调经济优先和个人责任的生产性老龄化战略，既不可能实现全体老年人的自我确证，也不可能完全消解老龄社会的低生产力焦虑。由此提出的一个命题是，如何克服资本逻辑关于生产性老龄化的话语局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知识图谱的重绘。
（二）生活逻辑、老年人口自我确证与美好生活需要
如果说资本逻辑是资本追求增殖、扩张和自我否定的“文明暴行”，那么生活逻辑就是主体追求生存、发展和劳动解放的自我确证。在马克思那里，“生产”不仅是一个生活资料范畴的经济学概念，更是一个历史进程中的人的本体论概念，而其本体论意义就来源于现实生活。正如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活”概念在唯物史观中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在它是马克思生产理论的逻辑起点，更在于它具有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基础和历史目的双重身份——贯穿马克思主义始终的思想主线不是别的，正是“自由生活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过程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共同富裕”目标与《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一脉相承，反映了全体社会成员对富足美好生活的崇高理想。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承认和肯定老年人在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价值和贡献，还原长期以来被资本逻辑遮蔽的“美好生活”的现代性维度，不仅必要，而且正当其时。把美好生活需要作为重新审视生产性老龄化的逻辑起点，具有三点依据：
第一，作为一个广义理论形态，生活世界是对人类社会本真面貌加以描述的原发概念。从生活需要视角剖析生产性老龄化，相当于找到了“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第二，实现美好生活是老龄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维度。“美好生活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与当前阶段的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幸福权。”以美好生活为导向，有利于生产性老龄化扬弃“物的依赖性”，超越资本逻辑，完成向“人本身”的“复归”。第三，随着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转变，社会主要任务也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向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转变。在老年人作为主体之一的现代社会，生产性老龄化实际可以看作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对老龄社会治理的一种路径规定，要求我们既要肯定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又要发挥老年人对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价值贡献。（图3）
图 3 社会主要矛盾对老龄社会治理的一种路径规定
（三）从“生活的生产”重识生产性老龄化
美好生活需要只能通过“生活的生产”得到满足，基于这一视角考察生产性老龄化的启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生产性老龄化的范畴。《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作为历史的起点和归旨，生活的生产不仅包括了生活资料的生产，还涵盖了生活本身的生产。从生活的生产角度审视生产性老龄化范畴启发在于：第一，人的本质的全面性决定了生产的全面性。人在生产中“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生活的生产是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反映和对生产的全面性的凝练表达。第二，从老年人的主体性看，“过剩”的老年人口是不被资本需要的相对意义的过剩人口，而不是绝对意义的过剩人口。虽然以资本和劳动结合为前提的生产性活动无法构成“过剩”老年人口的核心社会行为，但不能以此否认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贡献及其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对多数老年人而言，生活的生产才是内涵更加丰富、范围更加宽广的历史舞台，这是他们实现社会价值和自我确证的真正场域。第三，从老年人的客体性看，老龄社会治理必须充分发挥老年人在生活中丰富多彩的功能角色，以减少不平衡、不充分的外部供给约束。因此，在开发老龄生产力的潜能时，如果忽视了生活逻辑，割裂了生活的生产和生产性老龄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那么通向生产性老龄化的路径也就处在阻塞状态中了。
二是生产性老龄化的结构。马克思指出，社会结构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生产性老龄化话语对老年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划分显而易见，而其社会结构正是从这种二分的功能秩序开始形塑的，行动秩序紧随其后，共同构筑了这一话语的系统运动。具体来说，可以将生产性老龄化的社会结构看成老年人生产性资源禀赋的分配状态（功能结构），以及动用各自资源禀赋在社会际遇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行动结构）。在功能结构上，生产性老龄化话语的崛起使得对老龄生产力的概念化和规范性判断成为可能，而对“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资源禀赋的定义，正是国家、资本、社会和老年人等权力关系相互角逐的结果。在行动结构上，被“赋予”（非）生产性资源禀赋后，随之形成的老年人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的行动秩序，是否从事被定义的生产性活动？如果从事，这种行动是积极主动的还是消极被动的、自由劳动的还是资本歧视的？无疑，积极主动、自由劳动的生产性老龄化才是我们向往的老龄社会的劳动形态。因此，只有深入具体情境感受行动者的呼吸和脉搏，我们才能体悟劳动解放理想的“自由王国”意义。由此可以发现，生产性老龄化的结构隐藏着老龄社会的不平等机制，非生产性的定义可能构成歧视，生产性的行动也可能源于生活所迫。不论老年人被赋予什么功能、采取什么行动，都处在生产性老龄化编织的结构网格之中。只有重回对结构中的人的生活意义探求，人类社会才可能突破这重网格的束缚。
三是生产性老龄化的文化。“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在生产力低下的传统社会，农业文明主要依靠生活的生产经验积累财富，彼时拥有丰富知识的老年人被视为权力和威望的化身。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工业经济削弱了农耕社会中老年人的生产地位。资本对退休年龄规定的辩护和退休角色的流行，使得老年无用论和老年负担论成为一种隐性的社会文化。当今世界迅疾到来的老龄化浪潮则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现代生活，老龄生产力的价值日益受到学界、政府和社会公众的重视。以美好生活为导向，将生产性老龄化话语从狭隘的经济部门中解放出来，转向舞台更加广阔的生活世界，旨在实现贯穿生命周期始终的老年价值。这样，作为人的本质的发现过程的生产性老龄化，就不只是劳动行为的生命周期变化，而且是形成自觉意识（self-consciousness）、赢得社会认同的重要场域。正是在劳动过程中，老年人在自己创造的丰富多彩的对象世界中确证人的本质力量。
四是生产性老龄化的制度。生产性老龄化并不意味着去国家化，反而对国家在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生产性老龄化的实质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应对资本力量扩张的反向社会保护运动，这使得在资本逻辑和对抗老年人口相对过剩风险的社会诉求之间，国家的政治回应显得尤为重要。国家无论是作为资本意志的代理人还是作为人民利益的守护者，不仅决定了生产性老龄化制度安排的价值取向，也决定了生产性老龄化的结果是否会不断复制老龄社会不平等机制的再生产。因此，生产性老龄化的制度设计，不能只关注劳动创造的对象世界，还要关心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老年人的生活福祉。如果我们希望合理促进生产性老龄化，就不仅要扩大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责任，还要制定恰当的政策法规以回应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否则，对老年人来说，生产性老龄化话语就有可能构成令人不安的污名来源与新的社会控制手段。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新图绘的生产性老龄化分析框架。（图4）区别于西方话语，这一框架具有三点意义。第一，直面中国实际，既不是对西方话语的直接嫁接，也不照搬本土传统经验，而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点，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现实规定，重新审视生产性老龄化的概念意涵，努力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道路。第二，直面劳动解放理想，既不是基于资本的意志，也不是基于功利主义的人口“治理术”需要，而是以人民为中心，将生产性老龄化作为劳动解放的阶段性途径。基于主体和客体、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把包括老年人在内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同老年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贡献结合起来。第三，直面文明对话需要，既不是从生产性老龄化的特殊形式出发，也不诉诸于先验哲学的绝对知识，而是从生活世界的原初出发回到历史目的本身，基于人类生存的朴素智慧和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景，将逻辑一致和理论张力统一起来，为全球老龄问题治理提供可能方案。
图 4 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性老龄化分析框架
迈向生产性老龄化的中国社会
（一）中国社会的特征事实
“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当我们试图探寻中国特色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并向未来筹划时，有必要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具体分析。
表1示意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我国老龄生产力的发展态势。从人力资源存量看，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2035年，我国60~69岁低龄老年人口占全部老年人口的比重仍将超过一半，如果以60~74岁为统计口径，那么直到建成现代化强国的2050年，我国低龄老年人口的占比始终将维持在60%~75%。从健康素质看，2020—2050年我国60岁老年人口预期余寿将不断延长，从20.78年升至24.38年，虽然失能老人比例有所上升，但始终不足15%。从教育素质看，未来我国老年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将显著改善，到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超过9年，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的老年人比例将超过85%，两项指标均比人口规模相当的印度领先15~20年。这意味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正面效应完全可以在生产性老龄化中得到释放，资源丰富、总体健康、教育素质不断提高的老年人口也可以且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力军。
从范畴看，我国生产性老龄化不仅具有丰富的实践形式，而且对社会发展具有十分必要的意义。譬如，退休知识分子在知识生产上继续发光发热，离退休干部在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上继续努力作为，老年党员以社会工作者、社区调解员和街道义工等身份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以同居隔代照料方式减少青年子女生育的后顾之忧，以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缓解照护人力资源紧张问题，“耕者有其田”的生产性老龄化对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和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些“生活的生产”行为都应当视作中国特色的生产性老龄化形式。笔者测算，2018年，我国大约56.1%的失能老人（≥60岁，下同）由老年配偶提供照料护理，46.4%的家庭存在隔代抚育行为；根据2015年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我国具有助老意愿的老年人比例高达72.9%，曾向社区建言献策的老年人比例超过20%。显然，在消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约上，形式丰富的生产性老龄化无疑是我国老年人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
从结构看，我国生产性老龄化在功能结构和行动结构上表现出的独特性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现代化历程具有明显的跨越性质，在改革开放短短4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以浓缩形式集中再现了西方国家200余年现代化历程遭遇的社会困惑。在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养老风险从家庭外溢至社会；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养老责任从国家下沉至个人。这使得社会和老年人站在一起共同对抗资本逻辑带来的老年人口相对过剩问题，其诉求正是承认、完善并发挥老年人的社会价值。此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锻造的组织资源和制度优势，使人民群众对国家在场及其养老保障功能充满期待。
这意味着生产性老龄化在中国的出场，不是对老年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功能的简单二分。一方面，生产性老龄化作为现代化引起的老龄社会运行状态失调的自我矫正机制，要求老年人发挥“生产性”价值；另一方面，国家在场以及追求公平正义的力量不断诉诸社会主义，消解了对“非生产性”弱势老龄群体的歧视。此外，在行动结构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可避免地存在生产性老龄化主体在生存和发展条件上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甚至会左右老龄社会不平等机制的再生产，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其必须超越既有的社会利益结构，能动地调节老年人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的行动秩序，真正满足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文化看，中国社会既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洗礼，又留存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主义印记，还受到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个人主义思潮影响。要完成这些多元冲突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有机整合，必须借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在尊重个人价值上，主张“天行健，君子自强而不息”，强调个人尊严、刚健有为的人格精神；在自主空间上，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予个体自决以充分的空间；同时又将个人价值与自主空间置于社会秩序之中，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家”“国”互本、一体同构的家国情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使中国社会得以容纳两种并行不悖的老龄化体验。一种是外在的、以人民为中心的观点，强调承认、建设并发挥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另一种则是内在的、承认个体发展需要的观点，强调老年人自我赋能、自我建设，以提高个体的生活福祉和生命质量。这两种在西方社会看来看似矛盾对立的生活哲学和行为模式在中国社会的兼容表达，是不同于西方老龄社会治理的中国特色所在，也是中国生产性老龄化的文化理想所在。
从制度看，我国高度重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把老年人社会参与作为老龄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维度。2019年，《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把“改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有效供给”作为五项部署任务之一，明确要求“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以“确保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人力资源总量足、素质高”；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再次重点阐述了如何“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鼓励老年人在灵活就业、基层治理、文教卫生、志愿服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表明生产性老龄化的思想原则在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工作中得到普遍应用。另一方面，我国同样重视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人民福祉，把满足老年人需求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紧密结合起来。目前国家出台的老龄政策集中见于老年人的健康和养老等民生工程，比如开展“信息孤岛”整治、适老化改造、无障碍建设等，这些措施均把老年人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老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表2）
（二）中国道路的原则立场
从老年人口相对过剩问题到生产性老龄化话语诉求，从资本逻辑到生活逻辑，从一般的抽象分析回到中国社会的特征事实概括，对生产性老龄化的中国道路探索具有以下几点原则启示。
首先，要处理好资本价值和生活逻辑之间的关系。“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生活的生产动力不仅在于肉体的直接需要，还源于超生物性的更高层次需要。只有把对老年人生产力的定义从资本逻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恢复老年人在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本原价值，还原长期以来被遮蔽的“美好生活”的现代性维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决定了，中国道路一方面要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充分发挥资本在解放和发展老年人生产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引导有劳动意愿和条件的老年人灵活就业；另一方面则要克服资本逻辑的局限性，面向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以历史舞台更为广阔的生活世界为基点，制定适宜中国国情的生产性老龄化形式。
其次，要处理好“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生产性老龄化的概念驳斥了消极老龄观的刻板印象，但也需要重视那些在传统意义上可能没有“生产性”资源禀赋的老年人。中国2.6亿老年人口（2035年将达到4亿）的“生产性”资源禀赋不可能完全相同，其从事生产性活动的目的以及在此过程经历的社会遭际也不可能一样。对中国来说，必须努力打破老龄社会不平等机制的再生产。这意味着我国不仅要保障弱势老龄群体平等实现生产性老龄化的机会，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消解“非生产性”的话语歧视，而且要真正走近老年人的生活世界，倾听他们酸甜苦辣的生活故事，避免生产性老龄化话语成为劳动异化的工具，真正做到老龄社会共建共治共享。
再次，要处理好老龄社会的文化理想和生产性老龄化之间的关系。“老年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段，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如果我们以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审视个体老龄化的生命历程，那么生产性老龄化话语将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避免过分理想地美化和功利化老年人的生产力。否则，就有可能产生一种“新年龄歧视”——从歧视老龄化演变为歧视残疾老龄化，甚至因此夸大个人的养老责任而淡化国家、社会和家庭的必要义务。从这一意义来说，老龄社会的文化理想就是追求老年人自我发展和社会协同发展的美好境界。可以将其理解为面向生活、内涵丰富的包容型生产文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积极型老年文化以及年龄平等、共建共享的和谐型社会文化。而这一文化构建原则，就是在生产性老龄化过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为老龄社会治理的伦理调适和秩序重建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最后，要处理好以老龄化为中心和以人民（包括老年人）为中心的政策关系。未来，生产性老龄化势必将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劳动形态。但对中国来说，“发展不能脱离‘人’这个根本，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这是发展的终极目标”。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遭遇人口老龄化，国家的政策目标、社会的公共利益、老年人的自由发展和资本的有序流动之间必然存在复杂的系统张力。为克服社会转型给老年人带来的不平等和不安全感，国家通过资本监管、社会保护和再分配，将社会主义理想嵌入生产性老龄化系统中，通过实际行动保障老年人平等参与社会的机会。在生产性老龄化过程中不断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理应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优势所在。
结语
虽然马克思主义对理解当代社会的人口问题和经济规律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研究人口老龄化和老龄问题治理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仍然十分有限。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转变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生产性老龄化在关于晚年生活目的和老年社会价值的激辩中采取了积极正面的叙事形象。然而，这一战略在西方国家的话语表达中强调经济优先和个人责任，在新自由主义浪潮和福利国家退场的背景下间接加重了对弱势老年群体的剥削。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本文分析了西方话语的局限性，重新审视了生产性老龄化主张的生成机理及其战略意图。在现代化转向进程中，资本图绘的老龄形象（衰弱和缺乏生产力）遇上人口老龄化浪潮，催生了相对过剩的老年人口，从而引发了老龄歧视和低生产力焦虑。作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资本力量扩张和反向社会保护运动之间斗争的结果，生产性老龄化话语可以看作是对抗老年人口相对过剩风险的社会诉求。可以说，生产性老龄化既是老年人在劳动过程中进行自我确证的重要场域，也是消解老龄社会低生产力焦虑的必由之路，其中要义有三点：
第一，以“人”为核心的生产性老龄化，应当超越资本逻辑和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核心的政策体系容易重蹈资本逻辑覆辙，不仅会扭曲老年人的社会价值，还会不断复制老龄社会不平等机制的再生产。第二，从追求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是人类文明新一轮自我调整的基本轨迹。将生产性老龄化从资本逻辑中解放出来，回到生活逻辑，可谓返璞归真。作为老年人真正意义的历史舞台和人类文明最朴素的生存样板，生活世界对生产性老龄化的路径引领，要求我们既要肯定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又要发挥老年人在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价值贡献。第三，作为一套跨越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制度的话语体系，生产性老龄化战略的现实意义取决于生产性活动的定义、社会的结构性约束、文化规范以及相关的制度设计。如何调和经济活力、社会公平和尊严养老之间的内在张力，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共同挑战。
对中国来说，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路中将生产性老龄化范畴、结构、文化和制度的中国特征转变为中国优势。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道路对美好生活的诠释及其对生产性老龄化的路径指向，也将为全球老龄治理问题作出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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