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人 | 《第二性》出版时，给郑克鲁先生做的一则小报道

为《第二性》的译者郑克鲁先生

做过的一则小报道

《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母亲，我的千思百虑》等新译著于2007年先后出版后，法语翻译家郑克鲁把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代表作《第二性》摆上了案头。这部20世纪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就此终于有了一个完全由原文直译的、货真价实的“全译本”。

今年是法国人的“波伏瓦年”，不久前，几位法国人叩响了郑克鲁的大门：他们正在制作一期关于《第二性》在世界各国的影响的纪录片，听说郑克鲁正在翻译这部书，便把“《第二性》在东方”的一节做到了他家里。

已经年过古稀的郑克鲁，依然神清气爽，思维活跃。上世纪六十年代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跟随作家、文学翻译家李健吾读完硕士，“我从李先生这里获得的最大的财富，就是从扎扎实实的材料中求取真知。所以我特别注重搜集材料。”读书时他的主要爱好是巴尔扎克、斯丹达尔等古典作家。40多年过去，郑克鲁的文字和学术生涯覆盖小说翻译、诗歌翻译、文学史写作、教程编纂等多个领域，涉及对象也延伸到了加缪、波伏瓦这些20世纪的法国文学大家。“翻译《第二性》让我更了解女人了。”郑克鲁说。这位涉猎广博而多产的学者，总是有兴趣挑战新领域。

郑克鲁有个特别之处，让众多同辈的同行称羡不已：他是使用电脑比较早的人。很多翻译家一辈子手写，有些人还发动老伴一起参与创作，有做事认真谨慎的，一部《巴黎圣母院》前后修改、誊抄三四遍。对此，郑克鲁有些自得：“我用电脑，比很多人都早。”

《蒂博一家》是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歇·马丹·杜·伽尔一生心血的结晶，近一百万字的七卷本长河小说。对于经常需要涂涂改改的翻译工作而言，那些浩瀚的大部头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郑克鲁对此轻描淡写：“我嘛，我很少修改，都是深思熟虑、打好腹稿以后直接写下来的。”

他由此博得了“快手”之名。《蒂博一家》第一本分成四册，郑克鲁于1981年前完成第一册的翻译，两年后出版，五年内出齐四卷，全部一次完工，没有重复誊写过一遍。这部一路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现实主义巨著作为左派“进步作品”，在法国直到六七十年代还有许多人推崇，苏联也曾全文翻译出版，故而被“文革”刚结束时的国内学界认为是最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然而郑克鲁开始翻译之时，它的声誉却已经衰落。故而读完过全文的中国人，数量远不如篇幅相当的《静静的顿河》和《约翰·克里斯朵夫》。

“这部书的前面几卷还是很出色的，而当作者写到一战时，开始出现了现代派写法，我就不很喜欢了。”郑克鲁承认，他更习惯稍传统一些的文学写法，而且他也说，尽管看起来一气呵成，“但这本大书，仍然耗掉了我五六年的工夫，很累。”

郑克鲁翻译了《蒂博一家》，夫人朱碧恒则翻译了另一部现实主义巨作：挪威作家温赛特的《“克里斯汀”三部曲》。夫妇俩的作品都收入了影响巨大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第一辑。郑克鲁感慨说，这套丛书“是我最活跃的时候做的事情。”

“春风译丛”和“漓江译丛”是七八十年代之交影响巨大的丛书。谈到那段时间，郑克鲁的自豪神情溢于言表。“文革”结束后，郑克鲁干劲异常之足，连续翻译了许多法国短篇小说。春风文艺社便把他请到了沈阳，他说：“我来给你们编一辑外国文学专刊吧。”话音落下没多久，他又说：“干脆，我给你们主持一套外国文学丛刊吧。”于是，“春风译丛”宣告问世，他一个人“包揽了每本40多万字的内容”，还发动社科院外文所的同事一起干，还有许多读者自发的翻译来稿，一年出三辑。

“春风译丛”也于不久后面世，在那百废待兴的几年里，这两套译丛满足了众多读者的求知欲。郑克鲁一人管两边，忙而乐在其中，他坦言：“我是为了好玩才想干这个的。”1980年，漓江出版社的刘硕良邀郑克鲁夫妇到桂林，一起策划一个更大的工程，这就是后来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郑克鲁很快敲定了第一辑十本篇目，找好了译者。他和夫人各挑了一份重担，很快，《蒂博一家》第一册的翻译便告完竣。

“‘诺奖丛书’每一辑十本，第一辑的稿子基本都由我负责。”谈起这些往事，郑克鲁至今感到欣慰。不久后，川端康成卷《雪国·古都·千鹤》、显克维奇卷《第三个女人》等纷纷交稿，丛书规模初显。然而这时，外文所派郑克鲁去法国担任访问学者。两年之后，郑克鲁回国，1985年转到武汉大学任教，此时他发现，他已无法继续这几件一度挚爱的出版工作了。“在北京，在社科院，我的资源丰富，而到了武汉，客观条件确实不允许我再接着主持下去了。”两套译丛寿终正寝，而“诺奖丛书”此后则由刘硕良一路主编下去。

告别“译丛”与“诺奖”，年过半百的郑克鲁依然有新的追求。“在我们外国文学翻译界，好的译家非常多，不过像我这样翻译、科研、教学一起搞的，还是很少的。”留学法国期间，他不像有些同行那样热衷拜访国外作家名流，出席各种文化招待会，而是倾心于收集法语资料，寻找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回国时，他带回的众多书籍中包含了一大批诗歌作品，译诗成了他的新爱好。

“我始终认为，法国诗歌是最优秀的。自从波德莱尔、兰波之后，法国诗歌长期执世界诗歌之牛耳。而且，法国诗歌对中国现代诗人的影响最大，比如阿波利奈尔、瓦雷里、魏尔伦的作品，三四十年代中国诗人都特别喜欢。”郑克鲁说。他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完成《蒂博一家》全部翻译后，1987年回到故土上海，进入上海师范大学任教，从此开始有计划地翻译法语诗歌。

于是，在四年前出版的布面精装三卷本《法国诗选》中，读者可以读到郑克鲁翻译的从中世纪普罗旺斯抒情诗到20世纪超现实主义流派的许多重要诗人的作品。他承认译诗太难。“书中收录的20世纪诗歌比较少，因为越到后面，现代派的东西越难理解。谁也不能说自己一定能理解瓦雷里了。而像19世纪的波德莱尔，我也不敢说我翻译得最好。钱春绮老先生的译本，郭宏安的译本，亚丁的译本，谁也不能说谁的最好，只能说有的人的翻译思路跟我比较接近。只有个别的译本，比如古尔蒙的《雪》，我敢说我比戴望舒译得好。”

“但我后来觉得，我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还是来自文学史教材。”现在的郑克鲁早已是不折不扣的“著作等身”。在上海师范大学漫长的教学生涯中，他陆续完成了《外国文学史》（主编）、《法国文学史》（独著）等文学史著作。这些作品大多在五六十万字以上。《外国文学史》更被国家教委推广作为高校教材，每年有八万以上的新生要读此书，哪怕是最不用功的学生也熟悉了这套书主编的名字：“郑克鲁”。“我编写文学史，编纂教材，自己都要实打实地写上十几万字，几十万字。”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郑编《外国文学史》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被公认为同类作品中水平最高的之一。

本文系原创

首发《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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