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尔查文诗4首

俄国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加甫里尔·罗曼诺维奇·杰尔查文（Jerchavin，1743——1816），俄国诗人。生于小贵族家庭。当过10年列兵，后升军官，参与镇压普加乔夫起义，旋改任文职。1782年以歌颂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费丽察颂》受女皇提拔，1791年任女皇私人秘书，两年后因“耿直和真诚”解职，1802至1803年任司法大臣。

杰尔查文的重要作品多为颂诗。除《费丽察颂》外，《攻克伊兹梅尔要塞》(1791)描写苏沃罗夫元帅的功绩；《致君王和法官》(写于1787，发表于1794)和《权贵》(写于1774～1794，发表于1798)大胆讽刺不法君主，批判宫廷恶习，谴责权贵的荒淫无耻。《梅谢尔斯基公爵之死》（1779）提出人生的意义、生与死等哲理性问题。《上帝》(1784)和《瀑布》(1798)表现了他对人的命运的思索。从90年代起，主要写歌颂享乐的抒情诗。

杰尔查文初期遵循罗蒙诺索夫的传统，后来突破了古典主义的固定模式，开始用生动的口语描写日常生活，丰富了诗歌语言，并使俄国诗歌接近现实。他的创作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诗人，包括早期的普希金，有积极影响。

杰尔查文的早期创作多是模仿作品，特别是模仿罗蒙诺索夫的颂诗，诗歌缺乏独创性。1779年，他创作了《梅谢尔斯基公爵之死》和《在北方为皇室少年贺寿》。在这两首诗中，杰尔查文打破了颂诗规定的十行诗节传统：《梅谢尔斯基公爵之死》由八行诗节构成，而《在北方为皇室少年贺寿》不分诗节。

杰尔查文的颂诗具有强烈的讽刺和揭露性质。他创造了讽刺颂诗的诗歌模式，如《致君王与法官》（1780）；这种颂诗还常常包含着戏谑成分，如《大臣》（1794）。杰尔查文特有的“戏谑诗”促进了俄国诗歌的革新。

在革新颂诗的同时，杰尔查文继续了罗蒙诺索夫开创的事业。他常常使用对比的手法，把“无能的”达官显贵同多才多艺的俄罗斯人民相对照。对俄罗斯人民的关注促使他在文学创作中不懈地探索民族性格和民族形式，合理的吸收民间文学的精粹，表现民族特征。

杰尔查文诗中所表现的世界是一个多样的、多彩的、多声的物质世界，他以日常生活中现实的形式、色彩和声音塑造了一个鲜明生动的世界，甚至连大自然的景物都有了具体的生活形象。

现实的、活生生的、复杂的人的生活、趣味、激情、习俗，所有这些被古典主义视为“低级的”、不配用诗歌表现的东西，统统纳入了杰尔查文的创作视野。用类似绘画中的景物写生的手法描绘日常生活，在他晚期创作中表现尤为明显。《致叶夫盖尼——兹万卡的生活》是杰尔查文创作成熟期的精品，是他创作的总结。他为俄国诗人艺术的再现现实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启发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意和美。

杰尔查文创作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源源不断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具有不同性格和精神世界的人作为诗歌的表现对象。如果说罗蒙诺索夫给了俄罗斯诗歌韵律和节奏的话，那么杰尔查文则给了俄罗斯诗歌生机与活力。

当代拉丁美洲文学概况

拉丁美洲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和印加文化中有着大量的神话传说、诗歌和戏剧。殖民地时期的纪事文学、宗教文学及巴洛克风格的宫廷文学，18、19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19、20世纪之交的现代主义文学，都为当代拉美作家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20世纪上半期是拉美小说的迅速发展阶段，现实主义和先锋派文学并行发展。先锋派在拉美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异军突起。包括创作主义、尖啸主义和极端主义等流派在内的先锋派诗歌摈弃现代主义的夸饰之风，以简练凝重的语言表达了对现实的关注，出现了智利女诗人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等一批诗人。大量的先锋派小说为新小说的崛起和后来拉丁美洲“文学爆炸”起到先导作用。“墨西哥革命小说”的代表作品有墨西哥作家马利亚诺·阿苏埃拉（1877—1952）的《底层的人们》（1916）和马丁·路易斯·古斯曼（1887—1977）的《鹰与蛇》（1928）等；“大地小说”（或“地域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品有哥伦比亚作家何塞·欧斯塔西奥·里韦拉（1889—1928）的《漩涡》（1924）、委内瑞拉作家罗慕洛·加列戈斯（1884—1969）的《堂娜·芭芭拉》（1929）等；“印第安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品有玻利维亚作家阿尔西德斯·阿尔格达斯（1879—1946）的《青铜的种族》（1919）、秘鲁作家西罗·阿莱格里亚（1909—1967）的《广漠的世界》（1941）和秘鲁作家何塞·马里亚·阿尔格达斯（1911—1969）的《深沉的河流》（1958）等。这些作家以现实主义方法表现拉美下层人民的生活，注重描写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

20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卡夫卡、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等欧洲先锋派的影响在拉丁美洲日渐扩大，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1904—1980）、危地马拉作家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5）、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1902—1989）等，纷纷进行艺术实验，创作了一批先锋派诗歌和小说，使这一时期的作品出现新的风貌：描写重点从农村生活转向城市生活，对精神领域的疾患与痛苦给予了更多关注；不拘泥于一种流派的风格，能够博采众长，吸收各流派之长加以创新，在作品的结构安排、时空处理和语言风格上呈现出新的特色。阿根廷作家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1914—1999）的长篇小说《莫雷尔的发明》（1940），将现实和幻想交杂，巧妙地融情节小说、心理小说、幻想小说和科幻小说于一体。阿根廷作家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的《一部开始的小说》、埃德华多·马耶阿的《一切绿色终将枯萎》和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1941）以及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1904—1994）的《无主的土地》（1941）等作品，以现代派的手法、奇特的想象、崭新的叙事方式或独特的心理描写，打破了地域主义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另外，幻想小说和心理小说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墨西哥小说家胡安·鲁尔福（1918—1986）。他的创作都在拉美“文学爆炸”之前，作品数量不多，但故事集《燃烧的原野》（1953）、《佩德罗·帕拉莫》（1955）等却写得异常精彩。其中，《佩德罗·帕拉莫》以作者虚构的科马拉为背景，描写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庄园主佩德罗·帕拉莫的堕落。小说采用意识流、追叙等手法，突破传统的“时空观念”，将故事连缀成拼接的“画面”，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被誉为“当代墨西哥神话”，成为拉美新小说的经典之作。

六七十年代时期，拉美文坛上呈现“文学爆炸”（boom）局面。所谓“文学爆炸”，其实是指在经历了长期的借鉴、继承、探索和骚动之后，拉美文学终于崛起、繁荣——作家辈出，流派纷呈，佳作不断。在这一时期内，小说这种叙事文学取代了曾经在拉美文坛占据首位的诗歌而成为主要的文学形式和文学体裁。实际上，“文学爆炸”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纲领，也缺乏核心人物和学术刊物。但总体上，拉美文学进入了它的高度繁荣时期。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说：现在领导世界小说潮流的已不再是欧洲，而是拉美小说家。

拉美的“文学爆炸”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拉美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冷战的气氛笼罩上空。古巴革命，阿根廷、巴西、智利、巴拉圭、秘鲁等国家的军事独裁政权统治，都是拉美文学发生变革的政治根源。在这种背景下，拉美的文学创作日益贴近社会历史现实，作家们创作了一批切合时代的作品。“文学爆炸”时期，流派众多，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恐怖现实主义、电影现实主义、动物心理现实主义争相竞呈，尤其以魔幻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最为活跃。

“魔幻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就在于魔幻手法和地方宗教意识、传说和神话的结合。” 也有人认为是通过印第安人或黑人或混血人的集体无意识来表现拉丁美洲社会的落后与神奇，总之，这种小说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并取代了土著小说，主要包括卡彭铁尔的《这个世界的王国》（1949）和《消失的脚步》（1953）、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1949）、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戴面具的日子》（1954）等。

结构现实主义小说注重形式创新，如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1946）、卡彭铁尔的《追踪》（1956）、富恩特斯的《最明净的地区》（1958）、阿根廷作家莱奥波尔多·马雷查尔（1900—1970）的《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1948）等作品都堪称典范之作。

进入80年代后，拉美的政治形势出现逆转，大批作家对前途失去了信心，内心感到茫然，理想逐渐破灭，在创作上出现了向内转。他们对祖国、民族命运的关切程度降低，试图在作品中寻找自我，发泄苦闷，表达人生的感触。有研究者指出，促使拉美作家创作转型的另一原因是宿命论。这一因素常常被人忽视。拉美文学的魔幻、神奇色彩有所消退，作家创作的写实倾向抬头，现实主义小说与各种新小说共同构成众声喧哗的局面。拉美文学进入“后爆炸文学”时期（Postboom）。爆炸时期的主要作家如富恩特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费尔南多·德尔·帕索、卡夫雷拉·因方特、罗阿·巴斯托斯等在爆炸时期结束后陆续有优秀作品诞生。“后爆炸”时期的作家大多数属于新生代，也有的作家如何塞·多诺索被认为参与“文学爆炸”和“后文学爆炸”两场运动。他的小说《淫秽的夜鸟》（1969）被视作“文学爆炸的经典作品之一”。女性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智利）、劳拉·埃斯基韦尔（墨西哥）和安赫莱斯·马斯特雷塔（墨西哥）、路易莎·巴伦苏埃拉和艾琳娜·波尼亚托沃斯卡（墨西哥）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后爆炸”时期的代表作品主要有：阿根廷同性恋作家曼努埃尔·普伊格（1932—1990）的《蜘蛛女之吻》（1976）、墨西哥作家费尔南多·德尔·帕索（1935—）的《墨西哥的帕利努罗》（1977）、《帝国轶闻》（1987）、伊莎贝尔·阿连德（1942—）的《幽灵之家》（1982）和《乌拉圭》、赛尔希奥·比托尔（1939—）的《夫妻生活》（1991）等。这些作品通常采用一种更朴实更易懂的风格并回归现实主义。

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期，拉美文学继续发展，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一批老作家宝刀不老，新一代作家异军突起。这一批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作家，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再现了拉美的现实生活。代表人物有阿根廷作家何塞·巴勃罗·菲因曼（1943—）和门波·贾尔迪内里（1947—）、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1940—）和路易斯·塞布尔维达（1947—）、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1947—）等人。当然，也有大器晚成者，如阿根廷作家阿维尔·波塞（1936—）等人。

巴西文学属于葡萄牙语文学。巴西文学经过20世纪初期的先现代主义、20年代和30年代的“现代艺术周”运动，到1945年，巴西的现代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小说家若热·亚马多（1912—2001）是巴西30年代“东北部小说家”最主要的小说家之一，作品数量众多，他的《无边的土地》（1943）和《加布里埃拉》（1958）等作品在巴西以及世界文坛上赫赫有名。小说和诗歌创作有了新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敢于创新的作家，被称为“45年代派”。马朗埃斯·罗萨（1908—1967）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对小说的文体、主题、语言、叙事等方面进行革新。《广阔的腹地：条条小路》（1956）用优美的语言描绘巴西腹地蛮荒的世界，描写土匪的生涯。作者被评论界认为是巴西第一位从世界角度成功地描绘一个地区的作家。“45年代派”的另一位作家克拉丽赛·利斯佩克托尔（1924—1977）的作品，通过独白、内省、暗示、隐喻和象征手法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她的代表作是《濒于冷酷的心》（1944）。

“45年代派”诗人“主张诗歌形式的严谨，注重诗歌讲求创作的技巧，力求使诗歌凝练，与传统诗歌一脉相承” 。但是，这一派诗人的成就不大，最著名的诗人是若昂·卡布拉尔（1920—1999），其代表作为长篇叙事诗《塞韦里诺的生与死》（1956）。50年代以后，以诗人奥古斯托·德·坎波斯（1931—）等人为代表的具体派诗歌创作出大量作品。1962年，该派诗人创办《发明》杂志，具体派诗歌由此进入鼎盛期。到了70年代，具体派诗歌走向衰落与消亡，巴西诗坛各种诗派并存，并有一批新人崭露头角。

50年代以后，巴西文坛又有一批作家相继登台，小说创作取得较大成就，重要的小说家有奥斯曼·林斯（1924—1978）、阿多尼亚斯·菲略（1915—）、马里奥·帕尔梅里奥（1916—）、达尔通·特雷维桑（1925—）、莉吉娅·法贡德斯·特莱斯（1923—）、奥特兰·多拉多（1926—）、保罗·科埃略（1947—）等人。

曾经是殖民地的加勒比海地区英语是主要语种之一，其英语文学的发展历程通常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殖民统治的20世纪早期到30年代；第二阶段是地区各民族独立前到独立之间的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后期；第三阶段是独立后时期。20世纪50年代，大批西印度洋英语写作的作家或出于“文化朝圣的心理”，或迫于生计流亡至昔日的殖民宗主国英国，他们在英国出版了包括乔治·兰明（1927—）的《在我皮肤的城堡内》（1957）、V.S.奈保尔（1932—）的《比斯沃司先生的房子》（1961）等在内的大批作品。加勒比文学在伦敦这个帝国中心也出现了“爆炸”现象。加勒比英语文学的创作者运用宗主国的语言——英语，有时也用本土的克里奥尔语书写本土的风景、建构边缘人的形象，具有浓厚的后殖民色彩。对西方经典的改写或重写曾一度成为加勒比英语文学中盛行的做法，如1966年，长期旅居欧洲的多米尼加女作家简·里斯出版了长篇小说《藻海无边》，续写了或者说逆向写作了《简·爱》中罗切斯特的前妻——疯女人伯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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