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银诗9首

（二）跨民族的特征

在世界七大洲中，欧洲的面积倒数第二，仅大于大洋洲，但是欧洲人口密度大，民族种类繁多，而且不少民族之间还具有亲缘关系。同时，由于基督宗教（含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东正教）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国教，欧洲各国在历史上相互交往非常密切。由于政治经济上的种种利益，国家之间通过王室联姻而分分合合的事例时有发生。在欧洲各国之间，旅行十分便利。欧洲不同民族之间，通婚的现象也较为普遍。因此，西方比较诗学的跨民族的特征也是自然地形成的。

（三）跨文化的特征

西方文化在地中海沿岸发源，从它形成的时候起，欧洲文化就与非洲文化关系紧密。在希腊化时期，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不少城市国家。从此欧洲文化便蕴含着亚洲文化的因子了。随着基督教的兴起，西方文化本身也迈出了单一文化的格局，进入了称为二希文化的复合型文化的范畴，从而具有更多的东方因素。随亚历山大东征的队伍到达过今天印度的旁遮普一带，欧洲文化由此与亚洲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印度文明有了联系。根据史料记载，亚历山大的远征军还从居住在与大夏（巴克特里亚）交界处的中国人那里学会了种植棉花，于是一些中国文化的因子很早就进入了欧洲。  由此看来，西方文化从来就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二希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交互作用中成长起来的。因此，自古以来西方比较诗学就与世界四大文化体系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四）跨学科的特征

圣经学是西方古老而发达的学术，20世纪流行的解释学就发源于圣经学。在古代有不少教父思想家，在中世纪有不少大学者，他们都在教会立供职。比如，以圣·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往往也是著名的比较诗学家。他们精通希腊文、拉丁文，有的还精通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叙利亚文等东方语文。在古代和中世纪，西方学者的诗学研究大都与圣经研究联系在一起，因此西方诗学自古以来就是一种跨涉宗教学的跨学科研究。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像达·芬奇一样的全面发展的人物，他们的突出特征是具有跨越多种学科的知识结构。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所说：“这是一次人类历史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西方各国进入近代以来，尽管科学与学术走上了分科发展的道路，但是要求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交融的呼声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这就为西方比较诗学的跨学科发展提供了认识论上的基础。

比较文学的学科立场是我们研究西方比较诗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当我们研究西方诗学的时候，不仅要追踪西方诗学观念本体的发展历程，还要考察西方以外各个文化系统的诗学对西方比较诗学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西方诗学形成过程中的潜在的比较诗学现象。当我们以西方诗学为本体而进行考察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西方诗学的生成语境。西方语境是一个宏大的存在。在以二希文化（Hebrew-Hellenistic Culture）为宏阔背景的西方语境之下，人们认为热爱智慧乃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比如，圣经里的约伯，就是一个喜欢寻根问底的人，他老是在追问：“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  据拉丁文原文，“聪明之处”指“理智存在的地方”。他不仅寻找智慧，还研究智慧，思考智慧产生的地域问题。约伯对人类的认识能力本身进行了理性的思辨。“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  据拉丁文原文，“他坚定”指“他事先有所准备”，即受过理性思维的良好训练。因此，热爱智慧的人在从事诗学研究的时候，注重话语权、注重思辨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热爱智慧，这使得西方诗学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具有比较的性质。在西方语境之下，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双向的交流乃至多方向的汇流、激荡和互补。由于西方自古以来的爱智传统像灯塔一样照耀着学者们的心灵，西方不少诗学理论家往往是多面手，他们不仅在各体文学、各门类艺术中建树颇丰，而且其中一部分人往往还是天文学家、或博物学家、自然哲学家、数学家、化学家、生理学家、医学家、建筑学家、工程师等等，因此西方诗学往往也有与各门学科融会贯通的性质。也就是说，在西方语境下，也存在着不同学科之间的双向的交流乃至多方向的汇流、激荡和互补。由此可知，比较文学所倡导的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和跨学科这四个跨越，也是西方比较诗学的生命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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