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母的力量——关于科研环境与科研诚信治理
觅母的力量——关于科研环境与科研诚信治理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作者简介:杜鹏,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与社会, 科技政策。
摘要: 当前,科研诚信建设对于保障科学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已经成为科技界、政府和社会的共识。随着科学内涵的发展变化,使得塑造良好科研环境越来越成为科研诚信治理的重要内容。为此本文借用“觅母”的概念,阐释了科研环境,特别是科技评价塑造的环境对科研诚信建设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觅母 科研环境 科研诚信 科技评价
“觅母”(meme) 一词出自1978年出版的一部20世纪著名的畅销书《自私的基因》。在该书中,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德·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 用简明通俗的形式,解释了自然选择的社会学说。为了更好地刻画人类行为,道金斯为人类文化的复制基因造了一个类似于gene (基因) 的单音节的新词meme①。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觅母是在文化意义上人对人传播的一个想法、行为或生活方式,是一个承载着想法、符号、实践的文化单元,通过写、说、姿势、仪式或者其他可模仿的现象从一个人的思想中传送到另一个人。对于科研诚信治理而言,觅母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① (检索日期:2016-11-7)
一、 理解科研诚信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不端行为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与重视。许多国家以积极的姿态,采取措施加强科研诚信管理,防范和应对各种学术不端行为。随着各项工作的逐渐展开,各国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治理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并逐渐形成了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较为成熟和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尽管如此,科研诚信问题由于其重要性、普遍性、复杂性,一直是各国科技政策的核心问题 (之一)。就我国而言,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无论是在对科学道德的理解深度及相关知识的把握程度,还是对学术不端行为的防范能力和程序化处理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差距。为此,建立有效的不端行为治理体制机制还需要客观深入地理解科研诚信问题。
国际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反面——科学行为规范的研究,这是研究学术不端行为的一个理论基础。科学行为规范是默顿科学社会学的核心概念。默顿认为,科学的运行机制可以看作是科学的奖励系统与规范系统的交互作用。其中,科学的规范系统不仅包括技术规范,还包括社会规范。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它具有并且共同遵守着一组社会 (或道德) 规范,即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在科学活动中,目标、规范和奖励通常是一致的:那些严格符合科学行为规范的科学家,能够更有效地达成科学目标,继而获得科学共同体的承认以及奖励;而那些忽视、违背甚至背叛科学行为规范的科学家,不仅很难实现科学研究的目标,而且还会受到制裁和惩罚,名声扫地、失去同行信任甚至永远被开除出科学共同体。对于后一种情况,社会学家称之为“失范”。默顿认为,与其他社会制度相比,科学中的失范行为是非常少见的。其原因在于科学中存在一个制度化的警戒系统,科学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是潜在的督察员。科学研究,即使并不总是,但却很典型地是处在同行专家的严格监督之下的,其程度也许是人类活动的任何其他领域都无法比拟的[]。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一旦发生违规行为,将受到科学共同体的道德谴责。
此后的科学社会学家发展了默顿的失范理论,认为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控制,不仅要依赖认知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内在控制,即主要依靠科学共同体来实现,同时还要依赖社会机制的外在控制,即运用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约束,促使科学家在各种外在压力下遵守科学研究的行为规范,包括使用社会处罚机制与奖励系统。违规行为是可控的,将外在控制和内在控制很好地结合起来,就能有效地加以控制。
20世纪7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 通过对默顿科学社会学研究纲领的批判或扬弃,完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问题转换。他们从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信念出发,提出科学行为规范实际上不是一成不变的。从科学社会学到科学知识社会学,有关学术不端行为的观点发生了转变。前者认为是对科学规范的不受认可的背离,是正常的科研活动的之外的异常,而后者则认为是科研活动中自带的或本身所固有的。这种认识差别,不仅使二者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及其根源的看法不同,而且对如何控制学术不端行为的看法也不尽一致,由此也导致了在政策操作层面上,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和处理机制的观点也很不一样。科学知识社会学认为,外在社会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但不足以消灭学术不端行为。所以,需要从科学研究本身,以及整个科研环境入手,尝试塑造一个崇尚创新的社会环境来防止不端行为的发生。
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从早期的认为不端行为治理仅仅通过科学家自发的道德反思或道德谴责就能够实现,到逐渐超出科学共同体的自控范围认可社会控制,再到提倡科研诚信环境的营造,经历了从内在控制的一元化,到内外控制的二元论,再到超越内外控制的环境塑造,即从负面处理到正面环境建设的演变过程。近年来,这一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并将其付诸于实践。在这方面,美国医学科学院、美国科学三院国家科研委员会的工作具有开创性和重要意义,他们将科学研究作为一个开放系统,讲求营造提倡科研诚信的环境,阐述促进科学研究发展的环境因素以及改善的途径,见。[]
图 1 科学研究的开放系统模型
科学建制化以来,科研机构以及科研人员处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科研机构的研究活动,以及科研人员的科研行为都必然受环境的影响。在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行为得到强化或者弱化,觅母作为这些行为的文化基因得到选择和复制,并决定能以多快的速度复制[]。其中的一些行为,不管是否具有正当性 (例如科学行为规范),只要不适应环境,都会得到抑制甚至消亡。
二、 觅母的力量——一个实证分析
不可否认,觅母带有一定的推测的性质,但是当生物学家习惯于在基因的水平上 (个体、群体或物种的水平上) 寻求各种生存条件时,我们也会承认一种文化特性可能是按其自己的方式形成的,因为这种方式对其自身有利。有些觅母和一些基因一样,在觅母库中只能在短期内迅猛地扩散,但不能持久。流行歌曲和高跟鞋就属这种类型。其他如犹太人的宗教律法等可以流传几千年,经久不衰,这通常是由于见诸文字记载的东西拥有巨大的潜在永久性[]。类似于基因自然选择的三个阶段——变异、复制和保持,觅母的文化选择过程主要包含创新、传播、内化三个阶段。与自然选择相比,文化选择的效果要快速的多,而且更具影响力,见。
为了更好地探究觅母在科研诚信治理中的作用,我们在一项国家软科学计划中,对科研人员在承担国家重大项目中的行为动机和动因进行了分析[]。在对国家重大项目承担人员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获得更好科研成果”和“学术晋升需要”是科研人员申请重大项目的主要动机。前者是科研人员的内部动机,后者则是典型的外部动机。对于科研人员而言,成功获得任何一项国家重大项目的资助,都意味着自己的科研能力和成果得到认可,这不但有利于提升自己在科学共同体内的声望,还可能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产生重要影响。
科研人员同时在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的驱动下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的申请,是可以理解和十分正常的行为。心理学研究表明,不寻常的行为发生后,无论行动者是本人还是他人,总会倾向于解释该行为背后的原因,这一过程就是归因。行为归因对后续行为产生巨大影响,同一种行为,归因不同,后续行为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因而了解科研人员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归因方式,可以为行为防范提供理论指导。
人们进行行为归因时,通常会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行动者的个人因素——行为一贯性,即行动者是不是一贯如此,还是很少表现出相同行为?二是环境因素——行为普遍性,即周围其他人是否也表现出类似行为?这两个因素构成了四个象限,分别对应于四种归因方式,即外部归因、内部归因、交互作用归因和情景特异性归因 (与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都没有关系)。
在研究中,我们采用心理投射方法,向受访者呈现了6种与他本人无关的模拟情景 (即伪造信息、伪造成员签名、重复申请、纂改数据、成果不实和评审不公),通过观察其反应推论其真实的态度和判断。结果表明,交互作用归因的比例最高,达到3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30%的科研人员认为,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既不是因为项目承担者本人科研道德标准低下,也不是由于周围其他科研人员均如此,其主要原因还在于重大项目的管理制度不尽合理,详见。
图 2 持不同归因方式的科研人员所占人数比例
心理投射方法可以绕开受访者意识层面的抵制和回避,适合于了解受访者对学术不端行为这类敏感话题的真实态度。由于情境特异性归因可以理解为科研人员在国家重大项目管理制度不尽合理的背景下的一种理性选择,因此除了20%的内部归因以外,其他绝大多数与科研环境密切相关。由此也可以展现出觅母巨大的力量。
为了揭示持不同归因方式的科研人员对各种不端行为判断再次发生可能性的差异,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持内部归因和交互作用归因的科研人员判断,学术不端行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最高,两者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显著高于持外部归因和情景特异性归因的科研人员。如果学术不端行为主要是由于科研人员个人因素造成,如相关知识缺乏、道德标准较低等等,类似行为很有可能再次出现。特别是当周围环境容忍、不禁止、默许甚至鼓励这种行为时,不端行为更有可能重复出现。这些充分反映出觅母在文化选择中的目标导向和拉马克式的特点。
三、 如何形成提倡科研诚信的文化基因
在文化选择中,行为的适应性并不是环境传授给个体的,环境所起的作用是对个体创造的多种觅母进行选择。因此,和生物进化一样,适应性文化发展的进化论依靠的是对适应性成果的选择,而不是像培根和其他经验实证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通过感官从环境传到大脑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术不端行为是一种个人选择,环境只是起到了催化的作用。但是从科学行为的分布来看,学术不端行为与优秀科研行为的比例都较低,绝大多数的科研行为是在介乎两者的分布谱系之间,其中有相当比例的属于有问题的行为。因此,在营造提倡科研诚信的文化基因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觅母如何产生的,也要关注觅母是如何传播和发生影响的。
1. 加强科研诚信教育和不端行为处罚力度,使不端行为的文化基因失去生存的土壤
当前国际上关于学术不端行为的治理已经形成了“防范为先,惩治为后”的理念。防范的重要内容就是科研诚信教育,把相关的科学道德教育纳入科学教育的范畴,也就是尽可能地提高个人的科研道德水平和职业操守。而惩治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防范,系统有效的程序化处理程序也有助于增加不端行为的真实成本,形成一种威慑力,从而降低不端行为文化基因的环境适应性。
2. 发挥科学共同体在科技评价中的基础作用,营造良好的科学文化氛围
在科学职业化的今天,科学与社会紧密融合,“获得更好科研成果”和“学术晋升需要”可以理解为科研人员的基本职业动机,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往往是科研环境建设乃至科研诚信建设的重要问题。两者都离不开科技评价,如果把前者理解为同行评议,后者原本是一种接近于同行评议的学术评价,但目前已大体演化成为一种社会评价,实质上成为对同行评议的二阶评价,并不是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对科研成果及其研究的内在科学价值的直接评价,而是对各种成果及其研究的内在科学价值及其衍生价值的比较与遴选。学术评价和社会评价在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处理的好对于塑造良好的科学文化氛围起到重要作用,而良好科学文化氛围是促进科研诚信的文化基因产生、传播和选择的基础。但近年来社会上对科技奖励、人才评价的种种非议反映了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之处。鉴于科技奖励等对科技成果与研究所做出的评价固有的外在性、二阶性和历史追溯性,科技奖励不论多么权威、其所代表的荣誉不论多么崇高,都不能凌驾于科学共同体对具体科学研究的科学价值的具体的同行评议之上,因为它们既不是对相关科学研究的内在科学价值的绝对权威与准确的评价,更不会因其而增进相关科技成果内在的科学价值[]。因此需要加强以学会为代表的科学共同体的作用,从制度、政策等方面强化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进一步加强同行评议的有效性与权威性或公正性。更重要的是,在两者出现冲突的时候,需要科学共同体主动解决。
3. 理顺政府在科研管理中的定位,建立宽松的创新环境
随着公共R&D投入的提高,政府越来越多地运用政策工具介入对科学和技术的管理。政策成为形塑一个社会创新行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尽管评价的政策文本没有明确规定或体现量化的价值偏好,但是,这一价值偏好却现实地贯彻于科技实践过程中,并且对我们的创新行为具有一定的规定性。科技评价作为一种管理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激励了科研人员更多地发表以及在更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成果的行为,但是,单纯追求发表和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行为,已经导致科研活动的“本末倒置”,以获取更多资源和更大荣誉为目标,导致的过度竞争局面成为引发科研不端行为的一大诱因[]。因此在科研管理中,政府作用应当由战术导向战略导向转变,科研管理要从政府管理向政府与科学共同体协同治理转变,避免以“效率”为核心理念的量化指标直接传导到学术活动中,让科学共同体在学术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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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真真, 李焱, 杜鹏. 塑造科学:政策语境下的科技创新. 科学与社会, 2016, 6(2): 110-121.
引用方式:杜鹏. 觅母的力量——关于科研环境与科研诚信治理[J]. 科学与社会, 2017, 7(1): 1-9.
来源:《科学与社会》,2017年第一期。《科学与社会》和作者授权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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