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死是活？哈姆雷特式的诘问 ∣ 手术台上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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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死是活？哈姆雷特式的诘问 ∣ 手术台上的城市

Original 2016-12-07 木闻小人物大人物

这是一篇旧作。问题也是老的，至今无解。新的不过是新案例。易地皆然。

奈何。

当人们每日在这里奔忙穿梭，享受着文明带来的成果，尽管时不时会有几句抱怨，但总是容忍着它愈演愈烈的弊端。

其实，城市，它早就“病”了。

哪怕自然界一次降雨或下雪，也会让大半个城变得“消化不良”，落入积水的围困中或重雪的覆压下。

更不消说常常伴随着冬季到来的停气和夏季的限电、缺水等外在变化，还有它自身出现的种种状况，看似活力四射的城市，往往在陡然间，陷入瘫痪。

手术台上的城市

几天前，一则发生在英国的消息在网上点击率颇高。家住苏格兰的一名妇女在圣诞节前两天出门采购食品，结果一场暴风雪阻塞交通，让她有家不能回。她不仅错过了与家人团聚相庆的圣诞节，也没能一同迎来元旦。等到10多天后，她终于再次站到家门口，新年的日历已经撕去几页了。

中国人没法儿“笑话”英国大婶夸张的遭遇——比如说西安，也就是几年前，几乎每逢降雨、下雪，拥堵得一塌糊涂的城市就也一度阻挡了人们的回家路。

而这样的事并不独出现在西安。发生在2008年初，蔓延了大半个中国的雨雪冰冻灾害，就更是让多个城市里的无数个家庭和个人，有了一种独特的体验：那时，不断爆出有人徒步千里回家的新闻。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回家，居然变成城市人群的梦想。在提及上述见闻时，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自然气候难辞其咎。其实，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其间的城市，“病”了。

因了一个个突发状况而时不时瘫痪的城市，被放在了“手术台”上。

堵成一锅粥的西安文艺路口摄于2010年12月

城市病相报告

“北京是个大郊区”

在百度和谷歌的搜索栏里输入关键词“西安”、“积水点”，找到的相关网页分别是7950和710000条。距离目前最近的一则消息是去年年底关于三环路积水点的。

对于西安市民来说，城市积水点早已多见不怪。曾经，西郊昆明路是雨季里大名鼎鼎的“昆明湖”，而繁华的小寨也屡屡“水漫金山”。

至于多个路段上的拥堵，更是家常便饭。

有人因此把城市排污管道不通畅比拟为像人一样的“消化不良”，而交通拥堵则是“肠梗阻”。

“这就是‘城市病’，也叫‘大城市综合症’。”67岁的福建省政府顾问、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严正教授说。2003年，严正主导了一项名为“21世纪中国发展问题报告”的学术研究，其中给城市列了项专题——《中国城市发展问题报告》。

“不独西安如此，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都会由此引起一系列城市问题。”走过世界20多个国家、到访诸多国际大城市的严正看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环境恶化、资源危机，城市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即所谓“城市病”越来越多、愈演愈烈。

在《中国城市发展问题报告》中，严正的研究团队列举了“城市病”的种种病相，包括大气污染、水资源短缺与水污染、噪音污染、社会治安问题等方面。而涉及到交通拥堵这个世界各国都头疼的“城市病”，报告更是用了单独一个章节来阐述。

严正的结论是，钢筋水泥建造的城市貌似强大，却往往因为一点小问题，比如“输血管道”的暂时中断而变得不堪一击。一场雪灾、电煤告急、限制用气，都会使城市陷入危机。

可惜，对于林林总总的这些病相，罗列了现状、分析了原因、探讨了对策，最终，似乎还是没有找到一劳永逸的“特效药”。

而病了的城市，不仅影响人的生活，甚至还吞噬人的性命。

就以交通这一“城市病”为例，发生在中国最为极端的事情是在1999年。新华社记者王军记得这件事。那年北京召开世界建筑师大会，南非建筑师学会主席维维安·雅弗在横穿北京一条道路时，不幸遭遇车祸去世。

王军后来看到英国建筑学者彼特·戴维为此撰写的一篇文章，文中批评说，千万以上人口的巨大城市北京，在广阔的大地上延绵伸展，体现着世纪之交建筑和城市发展的种种过失，小型运输机械常常不得不与体型庞大的运输卡车，以及为数众多的出租汽车和公共汽车抢道，“要么以惊人的速度呼啸而过，要么陷入到永远无法摆脱的交通阻塞之中”。

当年的北京，“病”得不轻，甚至到今天，它的交通“病”还没有根治。

美国新奥尔良土伦大学设计中心葛满囤教授曾对王军说，“北京是个大郊区”。因为“北京只追求道路的宽度，而这些宽马路跟两边的建筑不发生关系，（车辆）只是快速通过。这是一种典型的郊区模式。”

“城市病”导致北京变成个“大郊区”，那么，还有什么城市不得病呢？

西安五路口的地铁工地摄于2010年11月

哈姆雷特式的诘问

城市的“死”与“生”

在中国，关注城市、关注城市化，才只是最近十几年的事。

陕西行政学院公共管理与改革研究所所长王嘉让教授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出现的不是“城市病”，而是所谓“恐城症”——比如“上山下乡”政策，是把大批城市人口迁往农村。

新华社原记者、曾任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的朱幼棣，在其2008年1月出版的一本《后望书》中，也对中国城市化做了专题研究。朱幼棣写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对全国城市规模进行压缩，4年撤销建制市40多个。

而从1980年后的20年间，城市化在中国提速，从此没有出现过减缓的势头。近几年，中国城镇化速度是世界同期城镇化平均速度的两倍多。不久前召开的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传出消息，今年，陕西城镇化将达45%。

2009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城市蓝皮书》，截至2008年末，中国城镇化达到45.7%，城镇人口6.07亿，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天津的城市人口超过千万。

难怪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21世纪初期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除了人类的新技术革命，就是中国的城市化。

只是，中国城市的快速“生长”，衍生出一个个与之俱来的城市问题：怎么规划？怎么建设？怎么管理？怎么维护？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势必导致水电煤气、教育、卫生、交通等公共资源的紧缺。

这些问题似乎令城市的管理者猝不及防，城市的负面性暴露得越发充分和复杂，稍有不慎，城市就连咳带喘地“病”了。

其实，这不单是中国遇到的问题。77岁的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首席专家鲍世行研究员梳理了人类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早在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产业革命催发的工业化、从而催发的城市化，使得从人口的集聚、到生产力、基础设施等各种要素的集聚，引发城市像人“局部感染”似的病起来。

早期遇到过“城市病”的欧美国家，也尝试着试图解决问题。直到1961年，一个叫做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妇女对“城市病”发出哈姆雷特式的诘问，她写了一部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雅各布斯曾是一名记者，用行话来说，她是跑建筑口的。在她眼里，诸多病症使得美国的大城市，俨然是濒临“死亡”了。她用妇女特有的“絮叨”试图颠覆人们对“城市病”固有的评价。比如她认为“交通拥堵并非汽车多引起的，而是城市规划将许多区域生硬地隔离开来，让人们不得不依赖汽车”；再比如学者们说“应该打开城市空间”，她却“觉得要把城市变得更密，形成一种其乐融融的‘混乱’”。

雅各布斯把纽约、芝加哥这样的美国大城市放在了手术台上，不留情面地解剖。尽管几乎所有的城市规划者都被激怒了，认为这本书是“妇人之见”，“除了絮叨、除了给城市规划带来麻烦，什么也没有了”，但耐人寻味的是，至此，美国城市的发展方式被改变了——从死走向了生。

近50年前影响美国城市发展的书，在2005年有了中文版。它来得这么晚，又这么及时。人们发现，美国当年的“城市病”，正是中国目前许多城市亲历的。

西安大雁塔工地摄于2010年9月

标本兼治的一味“药”

“城市病”治不好说到底是政府重视不足

说起“城市病”，陕西行政学院公共管理与改革研究所所长王嘉让教授体会颇深。他举了个例子：在北京工作的女儿上下班是个大问题，从南郊住处到东三环，20公里，遇到如雪天拥堵时，“有私家车也没用”。首都成了“首堵”。

相对于交通拥堵这样的“城市病”，王嘉让说，政府更重视自然灾害等偶发、突发事件带来的“城市病”，这已成为考验政府管理的一个考核指标，各个职能部门都出台了应对各种状况的应急预案，比如与城市关联密切的电力、运输、卫生、社会治安等方面。

看来，有些问题，不是一个预案能解决了的。王嘉让研究发现，一个城市的规模要有所控制，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遇到的问题相对要少许多。

人数一旦集聚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交通就成为痼疾。而应对这一问题，“政府的传统解决思路是不断加大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如今，北京的环线已经修到六环了，有的地段到了河北的地界。有网友开玩笑说，沿着六环走，手机一定会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河北移动欢迎你。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严正教授批评说，这种“摊大饼”式的习惯性作为，使城市形成单中心，无休止地蔓延、扩张，是一种无序发展的模式。即便修地铁、高架桥，但几百平方公里的一张“大饼”，千百万人聚集其上，各种车辆到处行驶……只能是人满为患、环境嘈杂、空气污浊。只要想想就让人头疼得不行。

更令人担忧的是，“目前，中国一些大城市制定城市规划的‘寿命’，平均不到12年”，朱幼棣在其撰写的《后望书》中，为此直言批评了一些城市规划的“短命”，“反映了决策者、制定者的知识、观念和眼光”。

王嘉让列举国外一些大城市应对“城市病”的经验。典型的如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市中心只有300多万人口，而周边1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有80多个中小城市，构成城市群“大洛杉矶”，总人口近1000万。原本可以连在一起的一个大城市，分散成一个个中小城市，城市作为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和集中居住的作用没有下降。

而纽约、巴黎，也大抵如此。以这一经验来对照西安，南北两个中心，以及正在建设的“西咸一体化”，也颇有些城市群的意味。

这样做就能把“城市病”彻底解决掉吗？王嘉让希望政府管理能从更长远的战略思路来考虑。他将这一问题的外延伸展到了政府部门的设置上：“目前，解决此类‘城市病’的机构，也就是‘管社会’的结构，其实不太多。”

王嘉让认为，政府管理职能应当过渡到现代社会的管理上，“为社会、为百姓服务的意识要加强”。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城市病”，“政府重视得还不足”。

西安南门外摄于2010年7月

逃离城市

难道这会成为城市的明天？

与前述几位专家学者略有不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专家委员会委员、西安市规划委员会总规划师韩骥教授认为，中国目前只有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城市才有所谓“大城市综合症”，其他大多数城市都是在传统的农业城市进入现代城市过程中，即“初级阶段”得的“病”。

“现在困扰城市最大的交通问题，主要是设施不完善、交通组织能力太低、管理水平不高造成的。”韩骥说，这与“城市病”没有关系。他笑称，对待这样的问题，外国专家认为我们是“儿童病”，我们却认为是“老年症”。

韩骥引述一句媒体宣传中的话，批评了当下的城市发展：常常看到这样的报道，一些老干部参观城市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时感慨说，“北京变化真大啊，我都认不出来了！”韩骥反问：“你连城市的基本面貌、基本形态都给‘变化’了，这不是城市建设的一大弊病吗？这种城市建设的文化是不是太低下了？”

新华社记者王军有次采访世界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请他评价北京的城市发展。贝聿铭说，“北京总是在变化，（我）每次回来，都在变。但是，北京只有city plan （城市规划），没有urban design（城市设计）”。他直言不讳：“这样就很难搞好。”

“很难搞好”的城市最终会迫使人们不愿意住在城市中心区，以致于“逃离城市”。韩骥说，国外“大城市综合症”的表现之一，是城市空壳化和郊区化：原来繁华的市中心由于环境污染、交通堵塞，有钱人搬到郊区去了，市中心成为平民和流浪者的家园。20世纪后半叶，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过这种情形。这也被称为“逆城市化”。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首席专家鲍世行研究员认为外国这种现象值得研究。作为解放后第一批学习城市规划的专业人员，鲍世行曾主持过四川攀枝花市的城市规划，还作为国家专家组成员，参加了唐山大地震后唐山、天津等地的重建规划。他认为，“城市病”是伴随城市发展，出现问题、解决、再出现新的问题、再寻求对策解决，像潮水一样，不断涌现的过程。

诸如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有借鉴价值。鲍世行认为，提早研究国外已经出现过的问题，提前进行多学科的研究规划，避开人家走过的老路。

但令人忧心的是，中国600多个城市中，“有100多座城市的领导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

而大都市或许意味着城市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存在的盲目。这种盲目一旦变成现实，将使前景美好的城市重蹈痼疾缠身的覆辙。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

上海世界博览会的脚步正在踏进，这届世博会的主题是“Better City，Better Life”（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对于“手术台”上的城市来说，这是个良好的祝愿。

此文作于二〇一〇年

西安小南门里拍摄婚纱照的年轻人摄于2009年10月

什么是“城市病”？

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了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会发生“城市病”：

人口膨胀

城市通常对人口具有强大的集聚作用，而人口的快速集聚也成为各大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因。一旦城市建设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长的需求，导致各类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滞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就会引发环境污染、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等城市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