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曾经的女子交警队
五十八年前，西安有一支女子交警队。当年被誉为“古城街头一枝花”。
这支全部由女警察组成的交警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时代产物，最终只存在了短短四年，就被取消建制。此后，女交警们各奔东西，人生轨迹迥异。几十年过去，曾经英姿飒爽的女警察，已成白发老妪。
自年轻时建立的友情至今没断，平均年龄已近八十岁的老太太们常常聚会。往事历历在目，追忆最多的，还是当交警的日子。
古城街头一枝花
西安曾经的女子交警队
还有两天就是周末了。八十二岁的刘淑霞老人开始张罗。她给一家餐馆打电话，约好了就餐时间。“两桌。我们一二十个人呢，得要两桌。”她叮咛着。
刘淑霞忙的不是与儿孙聚餐，而是和她的老伙伴们。每隔半个月，这群平均年龄近八十岁的老太太们就要见一次面。她们轮流做东，在一起吃吃饭、说说话，热闹热闹。就像年轻人经常搞的“老乡会”、“同学会”那样。
她们不是老同学。她们比老同学还要亲。
1
五八年出现的新工种——“女交警”
初识这些伙伴，是一九五八年，刘淑霞二十四岁。那时，她正在西安市公安局秘书科工作。
“五八年”是此后被屡屡提及的一年。当时有个口号叫做“妇女能顶半边天”。说的是一九五五年，贵阳市息烽县养龙司乡堡子村，搞农业生产合作社，女社员和男社员干同样的活，男的一天记七分，女的却只记两分半。有个叫易华仙的妇女主任说，毛主席都说男女平等了，我们女社员也应该和男社员一样出工、计分。这件事被写进了《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同酬》的文章。毛泽东看了，批示“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又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遂至一九五八年在各行各业叫响。不管什么行业，尤其是过去以男子为主的工作工种，都提倡妇女同工同酬。很多女子因此从家庭灶台边解放出来，有了工作，开始挣工资。
当时，武汉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女子交警班。十二个人。“女交警”，这可是一个全新的工种。西安市公安局因此决定从内部抽调女警察，又面向社会招聘，成立女子交警中队。
这在当时是很轰动的一件新鲜事，一下就吸引了很多人。设在西安北门外自强东路的招聘地每天都是人来人往。有来报名想当女交警的，也有瞧稀罕看热闹的。
刘淑霞老人记得，当时选拔女交警，“都是从各行业挑梢的”。不拔尖，根本选不上。
初试、复试、政审，很快招满了一百多人。接着集中培训，熟悉交通规则，学习如何指挥交通，怎样使用指挥棒，熟练交通指挥手势，紧锣密鼓培训了一个月，又刷下去几人，其他的终于穿上了警服上岗执勤。
1960年五一，女子交警中队全体合影
这是当年全国唯一的女子交警中队，独立建制。要说待遇可不低。当时居民每月二十七斤半粮，女交警是三十六斤。定级标准参照机械行业二级工的三十九块五，月工资定为三十六块五，比农工、普工的三十三块半要高一些。当时一度号称“咪啦嗦战斗队”。
一九五八年十月的国庆节，女子交警中队正式上岗执勤。编了四个执勤班、一个内勤班，一共一百〇六人，上街执勤的八十八人。执勤范围是——以钟楼为中心，西大街广济街以东，东大街大差市以西，解放路五路以南，北大街全段，新城广场东新街一段。人民大厦门前还有个流动岗。
“市中心‘白菜心’全交给我们了。”几十年过去，曾经的女交警、如今的老太太们，每每聚会说得最多的还是当年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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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交警来了
女交警清早六点上岗。头一件事，沿街喊商户开门、扫地。“一喊，就都出来了。”
交警主管车辆畅通，只是“那时车少，也没有现在的城管、协警”，所以交警也就什么都管。街面上的事，比如环境卫生没搞好，“交警喊两句，大家也就都听呢”。
交通警察的主责当然是负责交通管理。七十五岁的张英桃老人记得，一九五九年有个晚上，八九点钟的样子，她在解放路值夜班，远远见到有个人骑着自行车过来了。“车灯一摇一晃，亮一下暗一下。”她感觉不对，就喊怎么回事。结果骑车人慌了，不知怎么搞的，“车灯”一下着起来了，那人也重重地摔在地上。
现在给年轻人说这样的事，根本听不懂了。那时大路上才有路灯，灯泡也小，小道上黑灯瞎火。交通规则规定，自行车夜间行驶必须配车灯。一般是自磨电的小灯，也有临时点个灯笼照亮的——就跟侯宝林先生的相声《夜行记》里说的那样：搞不好，“连袖子都着啦！”
张英桃赶紧把骑车人扶起来，几脚踩灭了着火的纸灯笼，“也没处罚”，提醒他注意安全，让他走了。
有人夜间骑车则是拿个手电筒凑数，过街口时，一捏，过了岗台依旧黑骑。那会儿的电线杆都杵在路中间。如果路灯不亮，磕了碰了是常事。
交警发现拿手电筒凑数的，当即没收。“那时年轻，处理违章也没经验。收了可多手电。”刘淑霞老人记得，没收了，发还不了。“没人来领。来领还要接受警察批评。”交警队看着一堆手电没办法，后来只有登记造册，全部交给失物招领处了事。
那年头，街道上机动车很少，疏导交通主要是对自行车、架子车、三轮车，还有马车，“马屁股后面都得带个粪兜，要不然拉一路”。纠违主要是闯红灯、自行车带人之类的。
七十七岁的李兰英老人记得，那时是手扳红绿灯。通行时间到了，或是哪个路口车多了，坐在岗楼里的交警就扳动信号灯，嘴里还得念叨着口号：“黄灯预备，南北通行，东西暂停。”
那时交警的装备，主要是指挥棒。“现在谁还见过？”木质，一手可握，两拃长，两头白，中间红。平时挂在皮带右前方。一旦信号灯坏了，就挥动指挥棒指挥。现在什么都先进了，别说信号灯由电脑操控，就连指挥棒也是“闪烁型电光式”。
对了，那会儿的交警还配有哨子和喇叭。哨子嘟嘟嘟地吹，现在的交警也用。拿喇叭喊的多是自行车：“自行车，你闯信号了，退到停车线以内去！”
3
那时交警是这样的
女子交警中队队部在粉巷西安第一人民医院对面。粉巷56号。清晨，姑娘们排着队上班，傍晚，又列队解散。当时，中队的女交警们大都没结婚，特别惹眼。不仅是青春漂亮，还有她们的警服，在衣着一片蓝绿色的那个年代使人眼前一亮。
白色的警服，配着深藏色的呢子裙子，裙子两侧各有两条红道道，提神好看。帽子是贝雷帽，神气极了。夏季是棕红色的皮凉鞋，袜子是湖蓝色的。冬天上衣是佩着红领章的皮警服，足蹬高腰皮靴，棉裤是马裤，颇为干练。全副武装穿戴起来，真是英姿飒爽。
能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有经办人——八十岁的张春秀老人说，“是派我去上海统一订制的”。
张少康局长当时还专门写过一篇夸赞女交警的文章，标题是《古城街头一枝花》。西安电影制片厂也来拍过电影《女交警与女司机》，导演是易东林先生。
文章和电影说的都是女交警的日常工作。有一个情节是捡跑丢的小孩。可拍电影的那些天，没遇到有小孩丢失。结果就由刘淑霞不到四岁的女儿郝丽当“群众演员”了。
她先把女儿抱到端履门十字东北角的中山大楼——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华侨商店，已于二〇一一年拆除——放在玩具柜台前，让娃看玩具。一不留神，她就躲到柱子后边去了。
如今郝丽也六十一岁了，还隐约记得第一次拍电影的情景：“正高兴呢，咋一下就寻不着我妈咧，吓得哇哇直哭。”
刘淑霞在柱子背后发出“指令”——女交警出现！
张春秀和康清芳就跑上去，把郝丽抱起来，给个糖吃，一阵好哄，带回交警队。
电影里呈现出的场景，属“情景再现”，纯粹是“摆拍”，现在聊天说起来特别可乐。郝丽和张姨、康姨见面，最喜欢玩的就是像当年那样搂着抱着再“摆拍”一次。只是当年捡娃的事可是真的，“捡了不知道多少娃”。有些跟如今一样，也有弃婴，送福利院了；有的是家长疏忽搞丢了，多亏交警捡着了，家长感激得“千恩万谢”。
那个年代，社会环境单纯，交警的社会支持度高。“三轮车工人戴个红袖章，每条街上至少俩人，没工资，纯粹义务的，帮着交警执勤。”
刘淑霞老人常想起那时的乐事。西安东大街当时有个春女，街上好些人都认识。她父亲名叫李万有，四九年以前专营红白喜事，连拉带唱，挺有名的。春女智力上好像有点问题，那时有四十多岁了。女交警在岗执勤，不能去上厕所。有时，刘淑霞带队巡逻，到了东大街就问一声。结果红灯一亮，春女就嚷嚷，“都停下停下，俺警察姨姨厕所去咧！”
“当时社会的支持就是这样。春女都知道帮助女警察。”刘淑霞老人说，注意老百姓生活中那些细小的事情，将心比心，能帮一把帮一把，大家都会记得。
有次西大街整顿小摊点，有个卖茶水的女人拉住她，说家里有六个娃，男人得了肺结核，你不让我摆摊，我就没法生活。
鼓楼十字东南角，有个东方红表店，门口刚好凹进去一块。刘淑霞就去找表店商量，能不能让她摆在这，“你给她方便，她给你搞卫生，扫扫地。”表店同意了。
二十年后，一九七八年的一天，刘淑霞过东大街，一个女人一下拉住她直喊“恩人”。一看，是那个卖茶水的。女人说，不是你允许把桌凳放到表店门口，俺一家人都没吃的了。现在咱娃也长大了，干电工的、修电器的，你要有啥事尽管说，你要走远路，娃也有开车的。
七十五岁的老交警付文侠老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幅画面，几十年了，一直定格在脑海里。当年，她的执勤地点在广济街口，有时下班晚，尤其是冬天，八九点路上就几乎没有行人了。路口老童家腊牛肉店的回族老先生就点亮灯，一直到交警下班，他才打烊。“其实早都没生意了，可他一直亮着灯陪着。”
那时，付文侠还不到二十岁。她记得那位老先生的样子：三绺胡须，相貌和善，映在冬夜那盏温暖的灯光里。
西大街北广济街口旧影
（此图来自网络）
4
当一天交警，不忘的职责
一九五八年十月，上岗执勤的前几天，刘淑霞接到通知，上级决定她任女子交警中队中队长。她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感到有压力。
“我可发愁了。都是十几岁二十岁的姑娘，咋管？”她跑去找大队长、政治处，对他们说：“让我管一个岗台、一个路口可以，保证完成任务。当队长，这个事有点害怕。”
时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张少康对刘淑霞说：“我支持你。你就还像以前那样干嘛。”
张少康是个老革命。早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一九四九年五月，参与接管西安。刘淑霞当年只有十五岁，报名上人民警察学校，毕业后就在公安局工作。
备受信任的刘淑霞感到责任重大。安排好中队的工作，业余时间还要加强学习。早上上班之前、下午下班以后，大家都去冰窖巷的成人“早晚校”听课。好些女交警当时都不会骑自行车，每天站岗台六个小时以上，之后大伙就在公安局的操场上练。时间排得满满的。
几年过去，工作步入正轨。可随着女交警结婚成家，“问题”就来了。有怀孕的了，后期就转岗内勤，负责看门，叫“门岗”。大街上捡到的娃，也由门岗暂时看着。后来怀孕的多了，门岗这个岗位不够安排了。刘淑霞很着急，“恨不得交警队再另开个门”。
怀孕的女交警一直在岗，直到生娃前才去医院——粉巷医院就在对面。有好几次，医生都说真惊险，多亏在对门，要不然娃能生在路上。
那时已是三年困难时期，没什么吃的，谁能找来几个萝卜，就是美味了。女子交警中队煮个黄豆就算改善伙食了。很多人浮肿，“有的女同志闭经，身体很差了。”
刘淑霞这个队长当的，“难为扎了”。她找到妇联，上报市政府。时任西安市长时逸之说，我做市长的，也只能批一点点肉，“还给了一瓶葡萄酒”。
一九六一年十月，周恩来、陈毅陪同尼泊尔国王来陕西访问。细心的周总理看到西安街头的女交警，问，西安为什么不撤？女同志毕竟身体条件特殊，不要硬撑。
很快，女子交警中队人员分流，有的分到公安局的一些处室，有的到了电车公司、三八红旗妇女商店、电信局，还有政府机关和财贸系统的内保单位。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三日，女子交警中队全体人员临别照了一张合影，身穿警服的只剩下五十人。比起两年前一九六〇年五一节的大合影，人更少了。
1962年5月13日，交警女子中队临别留影
刘淑霞继续在公安局，做政治协理干部。“四清运动”时，她被认为“不适合干政治工作”，改做内勤。终于被调出公安系统，到了农林局的奶畜公司，再后来调到西安市检察院，当过处长，一九八九年五十五岁时离休。
刘淑霞老人晚年画作
很多人是恋恋不舍的离开交警队的。短短几年交警工作历练出的精气神，已经渗透到她们此后的人生中。
七十六岁的刘惠霞老人当年以农民身份招聘当了交警，结果遭遇解散，“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她又成了农民。过了几年城市生活，一回村，“连个锅开都认不得”，一切从头开始，“把罪受扎了”。
刘惠霞自尊心很强，凡事好胜。“哪怕把我累死，我都要活得像个人。”她当了妇女队长、政治夜校的校长，再累再重的农活，她都抢着干。她给公社建了四个厂子，纸厂、服装厂，一直干到生孙子，四十五岁了，才回家去。“村民们给我披红戴花，鞭炮从村口一直响到我屋门口。”
现在，刘惠霞可以享享清福了。家里有四十多间房，每月房租是一大笔收入。交警队的老姊妹们，现在只有她一个是农民，可也就数她“退休金”最高。
当过一天交警，这辈子不忘的是职责。
七十七岁的于彩霞老人回忆，已经不当交警很多年了，有天下班，路遇东大街解放市场着火，“把我急的！第一个念头是赶紧给中队报告！”
而刘淑霞老人和姊妹们都保持着一个习惯：帮人推车。刘家门前有个缓坡，刘淑霞出门散步遇到三轮车上坡，就赶紧上去帮着推。三轮车夫见她头发花白，一个劲地感谢。刘淑霞说，“嫑谢嫑谢，我这是职业习惯”。
5
晚年“战友会”
女子交警中队的老姐妹们，后来每人都经历有几家单位，但来往的最多的，还是交警队的老伙伴们。大家都老了，最“小”的陈晓玲老人也七十四了。
她们很想念那段岁月。也想回去看看。二〇〇一年，她们回过“娘家”，是交警支队邀请的。之后，再没去过。
这些年，老姐妹们已有二十八人去世。还有些身体不太好，不常参加聚会。经常来往的有二十多人。她们每两周聚一次，见见面，吃吃饭，聊聊天。说的最多的，还是做交警的日子。
老太太们聚在一起七嘴八舌闲聊的时候，有人会说，“都别吵吵了，请队长讲话！”就跟当年一样。队长讲几句，接着由各班班长讲。队长、班长说话，大家都听。也有偶尔“调皮”插话斗嘴的，其他人就一齐“批评”她。有“不服”的，就叫别人年轻时的绰号。玩笑热闹成一团。老了，还像当年那样有活力。
西安市公安局原女子交警中队部分老人
中队长 刘淑霞 82岁
副队长 张春秀 80岁
一班长 于彩霞 77岁
二班长 康清芳 80岁
二班长 李兰英 77岁
队员 付文侠 75岁
白彩云 77岁
刘惠霞 76岁
张英桃 75岁
惠淑婷 80岁
吴素贤 77岁
陈晓玲 74岁
吴 萍 74岁
刘景慧 77岁
安秦英 76岁
高玉清 74岁
刘淑霞老人说，年轻时同甘共苦过来的，结下的友谊最为珍贵。聚会，是再续战友情。举杯欢聚时，有人说起社会上流传的段子——
不是为了喝酒，是为了交友
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见面
不是为了消费，是为了聚会
老人们就都哈哈大笑起来。
文中老照片由刘淑霞提供
其他照片摄于二〇一六年四月
【原创声明】
这里的文图均为记录者木闻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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