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台湾社会 の 手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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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社会 の 手术灯
杨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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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 杨德昌！
——宋子文
开 篇
杨德昌的电影作品以其深刻、理性和强烈的社会意识，被称作“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台湾大师之一”、“台湾社会的手术灯”，在世界影坛享有盛誉。他的去世被认为是“台湾独立电影时代的终结”。
杨德昌的电影主要描写台北城市生活，与侯孝贤的乡土电影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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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求学
（小学-1970年）
1949年2月，1岁多的杨德昌随父母迁台，自此成长在台北。小学时候的杨德昌功课并不大太好，和老师关系冷淡。在60年代的台湾，杨德昌度过了他略显孤寂的少年时代，直到高中才有所转变（可见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受哥哥的影响，杨德昌酷爱漫画，经常在墙壁上涂鸦乱画。杨德昌深受手冢冶虫漫画作品中对于人性光辉的信念，以及悲剧结局中对人性肯定的影响。
小时候的杨德昌也随父亲去看电影，迷过国语片，但后来失望。杨德昌对于电影的兴趣属于逐渐浓厚增强，从小时候看的《血战勇士堡》﹐到中学时喜欢大卫·里恩的 《阿拉伯的劳伦斯》 和《汤姆·琼斯》﹐直到后来看了很多遍后才终于明白的费里尼《八又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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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求学
（1970年-1980年）
大学时候的杨德昌已经深受西方思潮和风尚的影响，年轻的他迫切想要出去台湾以外的地方闯荡，于是还没毕业时的杨德昌即主动希望出国体验外面的世界。 1970年赴美，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电机工程硕士毕业后，就前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电影课程。杨德昌后来以电脑工程师身份往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事计算机软件设计，并在那里工作了7年。
在西雅图，杨德昌从德国新电影得到很大启示——尤其德国新电影四杰之一赫尔佐格的《阿基尔，上帝的愤怒》，因为他证明精彩的电影可以一个人做而不必倚赖巨大投资，或者更直观的说让杨德昌明白了电影原来可以这样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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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台从影
（1980年-1982年）
1982年由台湾中央电影公司陶德辰策划，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四人合作拍摄了四段式影片《光阴的故事》，该片被称作台湾新电影的开山之作。影片用四段人生不同阶段的故事来表现人际关系与男女关系的演变、人的成长和台湾30年来社会形态的变迁，由此突破了台湾70年代以来政治宣传片和琼瑶爱情剧占据电影市场的局面，开创关注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充满情趣的实验电影时代。
以新人身份参与拍摄的杨德昌凭借第二段《指望》一鸣惊人，自此杨德昌也走上了台湾新电影的舞台。
1983年的《海滩的一天》以欧洲片的外观呈现中国式的感情，用精密细致的手法具体概括了当时台湾中产阶级的整个人际关系面貌，对爱情、婚姻、亲情、事业等各方面都做了相当深刻的探讨，复杂的结构方法和开放式的结局都是台湾电影前所未有的创举，也奠定了杨德昌日后作品的基调。
1985年，由侯孝贤和蔡琴担任男女主角的《青梅竹马》作为台湾新电影代表作之一的影片表现了杨德昌对台北社会生活、都市文化的个人观察。可以说他对于台北的现代主义式关注，始自《青梅竹马》，之后关注台北的都市生活和城市文化也成了杨德昌作品的一个明显特征，自此杨德昌的视线就完全集中在时下的台北（《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除外）。
1986年11月6日，杨德昌、侯孝贤、陈国富、赖声川、吴念真、焦雄屏等54名台湾青年电影人签订了“台湾电影宣言”。
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杨德昌用自己稳健的影像描绘了20世纪60年代灯光昏黄的台北夜市，影片结构严谨、细节生动，有着庞杂但是清晰的人物关系、繁芜但不凌乱的叙事编排。
《独立时代》塑造的人物性格有敏锐的心理学和精确的社会学的意义。偏重理性剖析，富有思辨与哲理的锋芒，能用现代变革的眼光来看待台湾的历史与文化，在手法上采用非情节剧结构，开放式结尾，富有探索性与实验性。
随后的《一一》被法国媒体形容为杨德昌把“生命的诗篇”透过电影传颂吟唱，在叙述一则简单的家庭故事时，真正触摸到“情感的精髓”，以四两拨千金的娴熟技巧交待了少女心事、童年困惑、事业危机、家庭纠纷，以及对宗教的慨叹和对时事的讽刺。 《一一》获得当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殊荣。
尽管1986年的《恐怖份子》和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作为台湾新电影旗帜人物的杨德昌却从未拿过最佳导演。杨德昌与金马奖的瓜葛也是台湾新电影与金马奖恩怨史的一部分。进入90年代后金马奖电影评鉴机制不断打压新电影，加上新电影的“国际影展路线”更加稳固，杨德昌终于下定决心放弃金马奖。
1996年《麻将》中途退出金马奖。
2000年杨德昌决然拒绝参加衰弱得奄奄一息的金马奖，而之前他凭《一一》刚在戛纳电影节上拿下了最佳导演奖。
2007年因大肠癌于美国当地时间6月29日于洛杉矶比佛利山庄的住处病逝，享年5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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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文人
杨德昌擅长将西方电影理论与中国传统电影美学相结合，他的作品注重人性层面的理性剖析，富有思辨色彩又不失哲理的锋芒，题材偏重于人际关系以及社会家庭生活的描述。
在每一部电影里看到的杨德昌都完全不同。
有时，他是一个沉着冷静地观察者，站在都市的上空俯瞰芸芸众生，镜头像手术刀一样锋利；
有时，他是一个在黑暗中静默的大师，令人敬畏，而黑暗中传来的呼吸却是温暖乃至灼热；
有时，他又像一个沉不住气的父亲，迫切而忧伤，管他什么艺术不艺术，他希望做的只是一个热诚的传教士，要把他对世界的理想和愤满告诉迷途的羔羊；
有时，他像一个不合时宜的文人。
他不断地改变，“在每一部作品里做一件没有做过的事情”。然而不管杨德昌的每部电影有多么不同，所有的电影都像他本人一样诚恳。所有的镜像后面，是一如既往怀着愤怒、痛苦、忧虑和悲悯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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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昌·关键词
都市
侯孝贤的悲歌永远在乡野的山峦上呜咽，而杨德昌一直踟躅于都市。
沉默无语也罢，喋喋不休也罢，愤怒也罢，忧虑也罢，他只管让摄影机像手术刀一样在混乱的都市镌下灿烂的伤口。
杨德昌坦言对都市主题的兴趣，他说“在台湾渐渐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常常有人会感觉到现代社会是非常疏离的，我最近领悟到这样的感觉是和农业社会比较而来的。过去的生活形态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单纯友善。我不断思考现代社会中是否可能发展出早期农业社会这种人际关系，然后我发现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相反的，都市可以是一个发展更好、更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地方。我为什么会拍一些关于都市的电影，因为那已经是文明社会中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了。 ”
在自己的电影里，杨德昌像陀斯妥也夫斯基一样，把镜头以差不多相同的份量分配给所有的角色，没有谁的苦痛是不值得关怀的，没有谁的话语是可以不屑一顾的。主角配角的界线已经模糊了，或者说他们都是主角，或者说，由他们组成的都市才是真正的主角。
其实，杨德昌描述的都市只是一个地方，台北。
青春
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时候，杨德昌已经四十多岁了。人到中年，他却用4个小时的长度重述了青春。
那是没有阳光的青春，尽管这部电影的英文名也叫做《A Brighter Summer Day》（这个名字让人想起《阳光灿烂的日子》），青春在黑暗中喘息，没有自恋，没有感伤，有的只是一个时代按下的黑红的印迹。
有人这样杨德昌关于“青春”的表达：他“在“青春”这个基石上构筑了一个可以俯视整个台湾的‘烽火台’，可以观望，守候，戒备。芸芸众生都在眼底，无遮无掩，暴露无遗。”
德昌此后似乎再没有谈起过青春，1996年，在《麻将》里又出现了一群年轻人，却是一群在青春期就进入腐败的的人。
暴力
在鲜血迸溅或流淌的地方，杨德昌总是会让镜头停留一小会儿。
自杀者无言的头颅靠在水池边，血液停顿了一阵，终于走了出来，像水一样平常地淌进水池；捅向心爱的人的刀，一刀，两刀，一共结结实实的四刀；伴随着追问突然射出的枪，一枪，追问，再一枪，再追问，再一枪，一句比一句紧迫的追问。被枪击者痛苦的扭曲着，而霓虹灯光出奇得冷静，不因枪声改变闪烁变幻的频率……
杨德昌描述了一种冷静的暴力，这里绝没有自恋加嗜血杂交而成的“暴力美学”。没有血腥的残忍，有的是残酷，是痛心，是不忍，还有关怀。死去的人在平静的暴力中似乎获得了最终的表达。
怀着惊人的耐力，杨德昌一格一格地，精确地描摹着我们正在经历的都市噩梦——崩溃正在一点一滴地发生，而死亡带着尖锐的痛苦一寸寸地沿着你的神经抵达。
说教
艺术是拒绝说教的。而杨德昌却从不放弃在他的电影中说话。他耐心地说，他激烈地说，他絮絮地说，以致于常常有人批评他在电影中的说教倾向。
而我更愿意把他看做一个热忱的传教士，在孜孜不倦地传送危言与福音。每当在电影里看到杨德昌开始他的“传教”，我似乎都能看得到他眼里饱含的热泪。这个人目睹了世界的真相，领悟了天空沉默的心事。对于置身于危机之中而毫无觉察的人们，他有多少悲悯？也许没有人愿意听，可是这个天真的人，这个守候真相的人，怎么能忍着不说？
杨德昌不停的言语令人想到陀斯妥也夫斯基，后者的小说如果没有了整段整段的独白，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席卷人类心灵的力量。杨德昌如果在他的那些说教倾向的电影里保持沉默，我也许仍然会心生敬畏，然而我可能不会如此被他所吸引。
不是所有的说教都没有力量，如果传教者洞见真相，足够真诚。
文人
主要是在《独立时代》里，杨德昌显得像一个文人。我在前面提起过，“文人”这个词现在快成反义词了。尤其在这个张扬个性飘一代、酷一代、狂一代的时代，一个人总是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说真善美，关心人类命运，显得多么不合适宜多么虚伪。这个人，大家就把他叫做“文人”。
但杨德昌在《独立时代》却让一个酸文人用酸溜溜的国语讲了个孔子复生的故事。复生的孔子广受欢迎，然而每个人都认为孔子的克己复礼是假装的。然而其实语言是一个陷阱，所有的词语都面临着清洗的任务，为什么因为别人不相信自己而怀疑自己的真善美，如果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那才是最可悲的事。真、善、美，已经被说滥了，所以我们又开始说张扬个性，飘、酷、狂，但这样是否存在着人性中阴暗面被同时放大，真善美再次隐遁的危险？
福柯说：“近几年来，知识分子的‘名声’不佳：我认为可以在一个更确切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我不怕别人笑话，我就是知识分子。”
杨德昌，是一个真正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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