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黑”变“扫黑”，一字之差意味什么？

防骗研究数据中心 2021-12-01

2018年9月15日，广东深圳福永大道，每隔二十米就有这样的治安亭，亭上挂着有关扫黑除恶内容的横幅，LED屏幕滚动播放着涉黑涉恶线索的举报电话。（南方周末记者杜茂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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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黑恶势力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跟地方党政机关、政法单位的个别人员纠合在一起，有的提供明保护，有的软保护、暗保护。”

“恶势力”犯罪中，似乎也不是以往那样手段残忍的、无恶不作的“恶”。涉黑犯罪不再只是“硬暴力”的天下，所谓“软暴力”，就是“我不打你、不骂你，只是跟着你、看着你、影响你、埋汰你，让你感觉受到了威胁，却拿我没办法。”

新一轮“扫黑除恶”的力度、方法都与以往不一样。新的扫黑流程是：公安打击黑恶，纪委查腐败，组织部门加强党的建设，行业部门加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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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欧叶

南方周末记者杜茂林

责任编辑 | 钱昊平

2018年夏天，一场特殊的人事调整席卷了北方某县级市：市长、监委主任双双免职，包括公安局局长、副局长在内，五名重量级官员被留置。

彼时恰逢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赴地方“督战”。政法系统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透露，前述处理的起因正是，督导组发现当地公安机关对公民的投诉“基本查否，（基本）说老百姓的举报是假的”，也不报告是怎么办的案。

督导组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一情况后，最终政府、监察部门的“一把手”以及公安局的“一正一副”受到了处理。

“组织处理、纪律处理、司法处理一起上，对地方形成了冲击。”该人士分析道，若无此力度，“盖子就揭不开。”在此县级市呈现出的对黑恶势力前所未有的高压态势，是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缩影。

自2000年开展“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以来，18年间，专项行动启动3次，几成处理治安问题的一贯方法。

到了2018年，“打黑”易名“扫黑”。一字之差，意味着什么？

“过去，中国面对问题历来有‘打击’的思路，虽然也取得一定成效，但没有根本性好转。”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教授武伯欣看来，“打”侧重定向、单一的暴力手段，“扫”是一项系统性工作，一字之差，既由于黑恶势力的形势使然，也说明涉黑涉恶治理思路的调整。

涉黑涉恶的新特点

“打黑除恶”的提法出现在2000年，但以专门行动整治违法犯罪的手段，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严打”就已开始。

上世纪80年代初，武伯欣所在的研究团队曾调研过全国不同层次的三百多家派出所，发现十年“文革”给不少地方道德、法制观念带来毁灭性打击，有的势力在某些地方几乎能“说了算”。伴随着改革开放，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以及公民的心理、行为也日益复杂。

“这样的情况下，当时预计在未来若干年，犯罪数量不可能大幅下降。”武伯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87年，他们将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其中一个结论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将呈增长态势。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是对的。1990年之后，“团伙”成了犯罪形势的关键词：那一年，全国查获的犯罪团伙及成员数量，比1986年多出两倍。从1992年至1999年，各地惩处的犯罪团伙已突破百万，《人民公安报》曾援引有关部门对此的判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黑恶势力”。

官方的视野里，这些黑恶势力不同于以往的“流氓”。他们试图形成稳定的组织，追逐经济积累，寻求官员保护，以罪养罪，尝试壮大。

多名政法领域人士对南方周末介绍，在此背景下，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行数次“严打”，少则数月，多则三年。

然而，2000年，全国犯罪发案数比上一年又增加了63%。严峻的治安状况，团伙犯罪的新特点，成为2000年冬天警方启动“打黑除恶”的现实原因。

那是首次进行“打黑除恶”专项行动。相较“严打”，新的专项行动指向更明确，对象更危险，行动名称也更有军事色彩，提法上，则在 “黑社会”之后加了“性质”。

武伯欣分析，这意味着，官方当时认为，那一阶段此类犯罪尚达不到西方语境的“黑社会”，只是“有那个性质”。

第一次“打黑除恶”原计划2001年10月结束。不久之后，随着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召开，“打黑除恶”被并入新一次“严打”，结束日期也延至2003年4月。官方在首轮专项斗争结束后进行了经验总结。据《人民公安报》介绍，全国三年间共打掉631个黑社会性质组织、1.4万个恶势力团伙，逾10万成员落网。

实际上，若无保护伞，不少势力难以扩张。2006年2月，“打黑除恶”重启。新一轮行动的高频词，就是“打击保护伞”。

3个月后，当时的全国“打黑办”负责人公开介绍了黑恶势力的动向：主要集中在建筑、运输等各类市场，娱乐休闲场所、餐饮业，以及有色金属、煤矿等能源领域。

多名政法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称，这些行业利润颇丰，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在审批、监管等过程中对权力的依附程度较高，灰色地带频出，出现“保护伞”并不稀奇。

与此同时，黑社会性质组织愈发显得盘根错节。湖北省高院一名副院长2009年曾分析，涉黑犯罪的特点就是在当地涉案人员多、违法犯罪多、次数多，生活在社会基层和每一个社会环节。

第二轮专项斗争持续了12年，直至2018年1月“打黑”易名“扫黑”。

名称的微调，本身就意味着涉黑涉恶犯罪有了新特点。“现在黑恶势力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跟地方党政机关、政法单位的个别人员纠合在一起，有的提供明保护，有的软保护、暗保护。”熟悉全国“扫黑除恶”宏观情况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说，“扫”字之变，意味着黑恶势力光“打”不行，还必须把保护伞揪出来，把经济基础摧毁掉。

一些暴力变“软”了

为什么会不定期启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多名市级扫黑办人士分析，一方面，黑恶势力发展有一定阶段性规律，常有时间周期、标志性事件，并且，涉黑犯罪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抓捕时间十分重要，为了等为首者出现，有时就只有等待。

另一方面，基层公安囿于精力、警力以及办案经验，难以及时察觉涉黑涉恶犯罪，只有当同一地区类似案件增多了，才好判断，进而“收割”。

南方周末注意到，新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期3年，2020年收官。按十八大的设计，这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之年。

浙江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张友明发现，从这一轮专项斗争的媒体报道来看，涉黑犯罪不再只是“硬暴力”的天下。

“‘恶势力’犯罪中，似乎也不是以往那样的手段残忍的、无恶不作的‘恶’。见到最多的是网络、电信诈骗以及套路贷，包括由此引发的软、硬暴力犯罪案件。”张友明分析，所谓“软暴力”，就是“我不打你、不骂你，只是跟着你、看着你、影响你、埋汰你，让你感觉受到了威胁，却拿我没办法。”

引起舆论高度关注的“于欢案”，背后的吴学占涉黑团伙今年宣判。其涉黑行为就既有传统的故意伤害、强奸等暴力犯罪，也出现了这类“软暴力”。判决文书显示，在上门催债时，一些团伙成员屡屡采取封堵欠债者的住宅、办公场所的办法，起初未直接动手，而是长期跟随、言语挑衅以施加压力。

“为什么一些暴力变‘软’了？这是时代发展使然。”张友明分析，近年来，财富的存在、流转方式发生变化，电子监控技术不断升级，造成盗窃、抢劫、抢夺等直接的硬暴力犯罪案件较少。同时，一些暴力犯罪最高面临死刑，而财产犯罪死刑基本废除，因此，这方面犯罪技术愈发精细和“科学”，线上网络型等针对财产的犯罪“异军突起”。

对此，最高检2018年2月曾下发通知，将“软暴力”列为与“村霸”、宗族恶势力、“保护伞”并列的严厉打击对象。

“两高两部”在年初出台的《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也提出了应聚焦黑恶势力犯罪突出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这当中，也涵盖了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组织或雇佣网络“水军”在网上威胁、恐吓、侮辱、诽谤、滋扰的黑恶势力等等。

湖北省“扫黑办”有关人士总结，“套路贷”公司常以合法外衣为掩护，打击处理困难。比如，有的公司以“小额贷”名义开设，均与借款人签订了合同，并要求其微笑拍照，给人造成受害人自愿借贷的错觉，事发后也易被作为一般经济纠纷处理。

该人士说，加之部分借贷人因赌债、吸毒借贷，一般不会选择报警；另一部分借贷人因担心报复不敢报警，这都给公安机关及时取证、处理带来了困难。

要防止人为拔高或降格处理

一熟悉宏观情况的政法系统人士告诉南方周末，正因黑恶势力有了前述新特征，黑恶团伙分布行业较广，新一轮“扫黑除恶”的力度、方法都与以往不一样，“有清查各行各业的意思”。

“这次是集中所有党政部门的有关力量来‘扫’。”他分析，参与的中央单位共26家，包括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等等，公、检、法、司是主力军，接着是相关行业的重点部门，比如住建部门、交通运输部门、文化旅游部门等等，“都是与老百姓关系密切而黑恶势力容易染指的行业。”

多部门出手，背后是新一轮“扫黑除恶”的规格之高。南方周末注意到，此次专项斗争首次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启动，中央政法委书记担任专项领导小组组长，出任副组长的，除了公检法机关“一把手”，今年亦首次加入了中纪委副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前述政法系统人士透露，这些组织架构意味着新的扫黑流程：公安打击黑恶，纪委查腐败，组织部门加强党的建设，行业部门加强治理，“这与过去有了典型的不同”。

此次扫黑除恶，中央还首次派出了“扫黑除恶”督导组，最近一批已分赴10个省市“督战”。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督导组进驻后，一个明显的效果是，原来一些群众不敢举报黑恶势力，现在老百姓纷纷举报，有的省份收到的举报信上万封。“当然，举报只有一部分与涉黑涉恶相关，其余是民事纠纷或信访件。”政法系统人士告诉南方周末。

该人士还举了一个“好玩”的例子：“以前有搞文身的、打麻将小赌的，现在督导组来了，搞文身的都不敢袒开，打麻将赌博的都没有了。”

在他看来，扫黑除恶的局部效果是很明显的，办理一起涉黑案件，整个县乃至市的刑事发案率最多能下降50%，甚至治安发案率都会降低很多。并且，打掉一个黑社会性质案件，往往还能侦破数十起刑事案件，“原来有的案子破不了，涉黑组织一端，嫌疑人一交代，之前犯了什么事儿都说出来了”。

但一直处于高压态势的“扫黑除恶”行动，也让个别地方感到了压力。某县2018年没有查处一起涉恶案件，而群众又缺乏安全感，公安机关就“拉郎配”：有3个人分别作了案，后来在刚认识时又正好打了一架，县里就认为他们是恶势力团伙。

“实际上，是急功近利的表现。”一名政法系统人士对南方周末表示，2018年，全国扫黑办负责人强调，要提高专项斗争法治化水平，防止出现超越法律政策界限，人为拔高或降格处理等问题。

基层成了重灾区

“扫黑除恶”启动以来，一个突出现象是，在不少地区，农村、社区等基层是黑恶势力活动的重灾区。

2018年，广州中院终审判决了一起农村涉黑案例。广州市萝岗区刘村村委会原书记、刘村社区居委会原党委书记刘永添，一度利用其身份，制定了“刘村辖区内所属村、社的土地上的工程必须由本村、社人员承建，外人不能插手”的不成文规定。

此后，刘永添等人一度带领公司业务员、手下工仔、各自社员，通过实施暴力、威胁或滋扰、聚众造势、阻拦施工等非法手段争抢工程、排挤竞争对手，或向非刘村的工程队及供应商索要“地材费”“管理费”“茶水费”等作为补偿。

广州中院最终判决刘永添有期徒刑20年，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而据广东省委组织部公开的文件显示，整个广东省目前已动态排查确定1258个村（社区）为软弱涣散整顿对象，全省立案查处涉黑涉恶村（社区）党组织书记40人，涉黑涉恶的其他“两委”干部79人，小组长131人。

一名公安人员向南方周末分析，基层干部涉黑涉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地方的小产权房、土地有巨大牟利空间。

实际上，在2018年年初“两高两部”出台的关于扫黑除恶的意见中，已确定基层为整治重点之一。意见要求，重点打击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以及“村霸”等黑恶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