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梁鹤年先生的集大成之作。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梁言实录”栏目从4月14日开始连载三位中国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陪伴大家一起来认识和“解剖”西方文明。
【编辑荐语】生得无意义又活得不好是沉沦；生得有意义但活得不好是苦差；生得无意义但活得好是行尸；生得有意义而活得又好才是幸福。西方人怎样定义和追求生命意义？怎样定义和提升生活品质？现代西方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资本等理念定义自己、衡量别人。这些西方文明的变量来自哪里？将会把西方文明带到何处？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衍生它们、驱使它们？本书通过历史背景、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历史契机去探索西方文化基因的来源、演变以及它们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第三十三章 “唯一、真”、“人、个人”两组文化基因的纠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与契机的互动文化基因初探
本章是对文化基因理论的初步论述（完整论述敬请期待梁鹤年教授大著《西方文明的未来》，该书将于2021年出版）。文化基因是支配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因素之一，有别于生理、环境等因素。文化基因是对“基因”的隐喻。从生物学上看，基因是生物的基本遗传单位，基因的不同组合构成了生物多样性。文化基因是可遗传的，因此我们可以追溯根源；它们支配人类但不决定人类的思想行为，因此人类仍可掌握自己的命运；它们是潜在但可以被触发的，因此人类或可创造自己的命运；它们会在个别生物体上突变，因此每个人的言行对整体的生存都有影响[1]。在文化基因理论中，文化基因是文化的基础，是文化中不变的东西；文化由宇宙观、伦理观和社会观构成；文明是文化的物质化，是文化的具体化和实体化。所以，文化基因支配着文明的形态。文化基因理论的核心是文化基因，其影响因素有历史背景、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契机（现已更新为关键人事）。梁鹤年教授用烹饪来比喻文化基因理论中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烹饪需要主料、佐料、厨具、厨房、厨师来制作出不同的菜色。其中，文化基因是主料，关键人事是厨事，历史背景（乱、治、稳、变、起、落）是厨房，时代心态（乐观、悲观、犬儒、功利等）是厨具，民族性格（浪漫、现实、刚愎等）是佐料[2]。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出发来解析，文化基因是文明的基本属性，关键人事、历史背景、时代心态和民族性格是文明的偶有属性。所以，文化基因是文明的基本材料，不同文化基因形成文化基因的不同组合，构成了不同的文明现象。而关键人事、历史背景、时代心态和民族性格之间的互动，影响着文化基因组合。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中，梁鹤年教授提出了西方文明的两组文化基因，即“唯一、真”和“个人、泛人”。本章运用文化基因理论分析了英国、法国和美国文明以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发生和发展。在西方两组文化基因与关键人事、历史背景、时代心态和民族性格的互动中，产生了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存在主义等各不相同的主义（真理），进一步产生了现代西方文明所推行的意识形态，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虽然现代西方文明纷繁复杂，但用文化基因理论进行总结的话，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在真理只有一个的大前提之下（唯一真），“人”与“个人”两个基因争夺唯一真的地位，产生了张力和变化[2]481。唯一真的大前提使“以人为本”的意识形态（重理性与人性）与“以个人为本”的意识形态（重经验与个性）产生矛盾；矛盾产生张力；张力的发泄产生变化。历史背景、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决定这些张力的大小、发泄的渠道、变化的形式[2]481。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文化基因”[J]. 城市规划, 2011(10): 78-85.
[2]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472.
西方有两组文化基因，“真与唯一真”和“人与个人”。
“唯一真”源自希腊文明对真的追求，真与唯一真是西方人的文化基因。而“人”与“个人”文化基因则支配着现代文明的取向，前者有“人类共性”的意识，倾向求同；后者有“个人特性”的意识，倾向存异[1]。
17世纪，以保障个人自由为目的的英国民主成为主流，其主张以民主手段去扩大个人自由和私人产权，以法治手段去约束民主。因此，英式民主是工具性的民主，在个人自由与人人平等之间偏重自由，以民主制度为手段，服务于个人自由。而在法式民主中，平等支撑着自由，人人平等略优先于个人自由，有社会民主的倾向，是理想化的人人平等和个人自由，即追求真正的平等。美式自由民主则以民主手段去扩大个人自由；以分权而治、权力制衡去约束民主，以免个人自由、个体自由遭受威胁，可见美式民主只是工具性民主[1]474-478。
18世纪后期特别是洛克之后，西方对唯一真的理解逐渐走向“仿真”，英式的自由民主影响着整个西方，出自“仿真”的政治思维变成唯一真的政治信条，困扰西方人几百年[1]475。
20世纪，资本主义在美式自由民主的制度下茁壮成长，其主要特点是自由经济和以钱赚钱。自由经济和以钱赚钱的基因仍然是“个人”，其自由前提是自身占据优势下才有自由来谈论自由；以钱赚钱脱离实体企业经济，是资本本质的体现。
几百年来，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始终围绕“唯一真”。而“人”与“个人”（分别以“以人为本”与“以个人为本”为大前提）两个基因始终都在争夺“唯一真”的地位，且都自视为唯一真[1]481。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473.
作者：邱燕，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
本篇前几个章节立足于自由、民主、资本、法治、人权等概念，阐释了利己（自我保存）如何演变成绝对的意识形态（即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并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主流。然而，正如作者在本章开篇写道的，“人是顶复杂和矛盾的，既有主流倾向，也有暗流、支流不断的碰撞”[1]。文中讲到一则小故事，父亲为挽救列车上几百名乘客的生命，选择牺牲了自己的孩子，体现的正是西方让人动容的利他行为。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尽管利己体现人类天性，但人却不单是追求利己。一方面，人类追求自我保存，因此个人价值和个人自由都回应着人类的基本愿望；而另一方面，人不单追求自我保存，同时也追求与人共存（即便定义或程度不同），两者本是不可分割的[2]。然而，当追求个人自由逐步走向绝对的意识形态，即个人之上（个人主义）和自由至上（自由主义），自我保存的价值观就形成了支配地位，导致与人共存的普世价值被排挤，甚至沦为实现自我保存的工具[1]481。结果是，如何处理自由与平等、个人与泛人的分歧，成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棘手问题。社会中越多人追求个人自由至上，这种因人而异的追求就会导致越多“自由”与“自由”的竞争，进而带来越多的社会纷争[2]196。实际上，自由与平等、个人与泛人的分歧，存在于任何社会中，但基于不同价值观来处理这种分歧带来的纷争，可能导致不同的处理方向和结果。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从个人自由至上出发去处理这种纷争时，面临的关键难题是凭什么理由约束部分人的自由。最常见的答案是基于公众利益。那么问题就转化为，谁有权来定义公众利益？答案是人人同意的程序和规则[2]199。然而，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下，“人人同意”不可能实现。那么，在没有绝对原则的前提下（价值观），制定怎样的程序和规则（目标），如何制定程序和规则的目标（方法和手段），都更可能通过政治博弈来确定。最终，在保障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博弈出起码的公众利益或社会平等【详见第二十六章读书心得《“公众”利益与“公共”利益之辨》】。这种从个人自由至上出发去处理纷争的做法，具有更深层的思想基础，即西方文化中“唯一真”的逻辑与现代西方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的结合。一方面，“唯一真”逻辑不允许矛盾、异同的共存；另一方面，经验主义强调个人的经验价值，经验因人而异，且每个人经验价值的地位相同。现代西方尤其是宗教改革以后，这种结合意味着，不存在异同、矛盾共存的空间（求唯一真），而“唯一真”的演绎因人而异，且没有超越个人的绝对的原则形成共识。更重要的是，在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个人经验被认为是“求真”的唯一途径，但个人经验因人而异并不可靠，因此形成两大原则去处理这种基于经验求得的“仿真”：一是，越多人同意的则越可能接近真；二是，越有用的经验越可靠。只是在个人经验的演绎人人不同、但经验价值人人相同的前提下，越多人“同意”或越多人认为“有用”，只可能是博弈和妥协的结果。那么，除了从个人自由至上的意识形态出发，来处理自由与平等、个人与泛人的分歧，是否还有其他选项？本书作者在本章结尾给出了探索的方向，其区别于将上述分歧视为矛盾、注重“求真”的视角，而是借镜中国传统文化将上述分歧视为先天性的存在、注重“求善”。尤其，本书作者引用了老子的思想，通过“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精彩阐释了如何摆脱“非黑即白”的思想，如何发挥想象力以看到更多可能性。这些“有无”“难易”“长短”“高下”矛盾的共生，可以超越二元对立，生出第三类全新的事物或理念，即“生命”“成败”“形状”“倾斜”。当我们能打破意识形态的禁锢，看到这些全新的事物或理念时，将会获得极大的启发。尤其，认识到矛盾、异同天然共存，并从这种共存的视角出发，将能拓展出更多处理矛盾与异同的思路和方法。进一步地，如果求真与求善可以更好地结合，或许能突破单用逻辑推理人性的局限性，超越“厚此薄彼”的两难（自存多一点，还是共存多一点），去实现更高的目标。正如梁老师在“城市人”理论中提出的，让自存成为共存的最佳标准、共存成为自存的最佳保证，即在自存和共存平衡的原则下，去追求合理的、可持续的、最高标准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笔者认为，这种平衡思想是中国智慧的贡献！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469.
[2] 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 241.
作者：李媛，加拿大女王大学地理与规划系，博士研究生第三十三章 “唯一、真”、“人、个人”两组文化基因的纠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与契机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