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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王金堂:刑满留场的右派校长,成了我的​老哥们儿

王金堂 新三届 2021-11-30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王金堂,1967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3月加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2师15团1连,1977年11月病退回京。后,当过装卸工、搞过民办高等教育、做过小微企业。现已退休。


原题

老哥们儿

浮光掠影的往事之一





作者 :王金堂

 
我又做了一个梦。

这回是公元1970年的乌拉特中后联合旗草原。

我在一个有着“历史厚重感”的地方,它厚重得使人联想到《山海经》中的《大荒北经》什么的,这个地方叫“海流图”。在海流图的左近有一个叫昂根的地方,这里正在开挖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2师15团煤矿。

“昂根”是蒙古语的汉译音,也有人说应该叫“恩更”,但我更喜欢叫它“昂根”,因为它“翘然挺然”雄纠纠的,更因为我们这里只有男的。那一年,我在这里挖煤。

昂根煤矿由两部分“精英”组成:一是15团各连抽调出来的知青,二是所谓“劳改犯”们,也就是原农场刑满就业人员组成的专业队。同“劳改犯”们一样,知青们来到这里的原因虽然各有不同,但结果是确定无疑的,即,这肯定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2师15团是1969年初北京军区接管原劳改农场(内蒙古巴盟建丰农场)成立起来的。人员来源这样几部分:军队干部(现役军人和复转军人);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原劳改农场的干部、农工(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刑满就业人员)。

“老哥们儿”是刑满就业人员中的一名“老者”。我说不出他当时的实际年龄,至今也说不准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姓邵。

“老哥们儿”是煤矿的知青们给起的外号,因为我的好奇心,常借故与他搭讪攀谈,和我关系不错的兵团战友就开玩笑地说,他是我的“老哥们儿”。

老哥们儿他们的队伍,光怪陆离,看上去极有喜剧色彩:胖瘦高矮反差大得像卡通片中的人物;不同语音和不同语速的“鸟语”混杂在一起,听他们说话像是听《百鸟朝凤》。难得过一个休息日,他们或长衣短褐或五色斑斓,在旷野上招摇;人员组成中,什么三晋八闽、齐鲁荆湘悉数在内,看他们的五官相貌,你不能不相信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汇的大家庭这句话。

我初见到他们的第一印象是,这是哪个洞府中蹿出的一群?

老哥们儿是这怪异一群中的怪异的一员。

在上工、下工的人群中,老哥们儿与别人用肩膀扛着工具的姿态不同,他那把锹面锃亮如镜的铁锹是夹在腋下的。他往往落在别人的后面,踽踽而行。他的腰佝偻着,近于弓形,像是随时要亲吻脚下的土地。除了听说老哥们儿很有学问外,我常想:衰弱如斯的老哥们儿,是如何捱过这超常的体力劳动的?

我接近老哥们儿的企图,开始并不成功。

他形同槁木,面如死灰,他“秋水无痕”“大音希声”,他不把我这个20岁出头的知青当成可以说话的对像,偶然会对上门讨教的我说:“界限、界限”。(因为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许知青和“劳改犯”交往,他是怕给我、也怕给自己带来麻烦。)

我当时能够不顾禁忌(当然是悄悄地)接近和了解老哥们儿,主要是对15团煤矿的指导员(原劳改农场的干部)宋学习的敬重和信任。他在给知青开会时讲“专业队的人不是劳改犯,他们是已经刑满就业人员,是公民,不能歧视。”听了他那充满磁性、语调铿锵、很有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讲话,我心里暖暖的,尤其是对“公民”这个词印象颇深。

知青和专业队分别管理。

为“早出煤出好煤”,工作紧张,见面机会不多。但是因为白班和夜班的关系,也因为我的宿舍和老哥们儿的宿舍相邻,见面的机会还是有的。有时我应该上夜班,白天在宿舍休息,他应上白班,但因病(因事)也在宿舍,这样,白天就有了聊天的机会;同样的原因,晚上也有聊天的机会。

慢慢地,老哥们儿开始和我漫谈地理和历史上的事。

他告诉我:苏武牧羊不是在你们所说的杭锦后旗的牧羊海,而远在北海,即现在苏联境内的贝加尔湖。乌拉特前旗附近的狼山古称狼居胥山,是西汉卫青与匈奴恶战的古战场。

五原呢?我说,就那么小,只有一条街的穷地方。他说,别小看这地方,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东汉时,这是五原太守的所在,蔡文姬流落到这里,写出《悲愤诗》或《胡笳十八拍》,冯玉祥在这誓师拥护辛亥革命反帝制,傅作义在这水淹日寇……

老哥们儿固执地用他的乡音,不动声色地、缓慢地、断断续续说出许多他认为是常识而我不知道的东西……

有时老哥们儿在土屋中弹拉随他多年的月琴和二胡。

响在耳边的是家乡的小调,是“龙船调”和汉剧曲牌。他虽然面无表情,但我看得出他乐在其中。

我听不懂,我那时没有什么音乐素养,只觉得这曲子很新鲜、很奇怪。

老哥们儿从不谈及个人的事情。我知道他是“右派分子”。我不愿触动他的伤心处,从不问他个人的遭遇。

记得有一次他病了,我到他的宿舍探望他。他平静地主动地谈及自己的一点情况。

也是在那一天,让我见识了一点他们的专业队。

老哥们儿说,他是武汉一所著名中学的校长(我记得是共进中学,中共早期革命志士恽代英即毕业于这个中学)。这所学校在教育界的地位相当于北京之汇文、天津之南开。1957年因给学校的书记提意见而打成右派并被劳动改造。其间,妻子和家人先后故去,老哥们儿孑然一身,辗转流落到这里。

“您不是公民吗?不是可以回武汉吗?”我说。

“不回去了,不回去了,”老哥们儿带着浓重口音,音调略高的说,“无用之人、废弃之人……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我听出他对生活、对生命、对这个世界的彻底绝望和内心决绝的态度。

突然,一串哨音伴着指导员宋学习凄厉的一声“集合”,那声音像静夜中独狼的哀嚎,嗓音之怪异与其平时宣讲政策时抑扬顿挫、富于磁性的声音迥然不同。老哥们儿闻声,“嗖”地从屋中弹射出去,像一只草原上受惊的跳鼠……

瞬间,奇形怪状的专业队员集合完毕,齐刷刷、俨然如整训过后的敌后武工队,军政素养之高,知青自愧弗如。

有人悄声说:“劳改犯”们又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了”。 

我悄悄尾随着队伍,来到一个离知青宿舍较远的地方。队伍停下,宋学习背着手在一边,没有说话,没有训斥。

只听一名像老哥们儿一样的就业人员说:“是谁,自己出来吧。”话音落,队伍中缓缓走出一个看来并不结实的中年人来,他就是被教育者。

接着,见一个宽肩、阔鼻、硕口,矮壮的岭南汉子跳出来,抢起木棒向着被教育者的臀部、背部打去,发出砰砰的声音。

打人者动作机械、卖力,被打者趔趄了几下,没有倒下,只是“啊,啊”了几声,观看者既无表情也无声音。打了十来下后,散去。人群中又响起“鸟语”(各地方言),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这一令人瞠目的“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过程,不过是数分钟。看来,这是这群人生活的常态。

老哥们儿依然佝偻着腰,落在人群后面,踽踽而行。

这天晚上,轻扬的二胡声又把我引到老哥们儿的宿舍。我说,别拉你的汉剧了,拉个好听的。“拉什么?”“《苏武牧羊》。”我当时只知道苏武牧羊。

老哥们儿把一个小小的铅铊(弱音器)夹到二胡弦上。悲凉的曲子响起,巨大的酸楚撞击人的心灵。小时候胡同里的孩子胡乱唱的《苏武牧羊》:“苏武,老头卖豆腐,卖的不够本,回家打媳妇……”那只是孩子间嬉戏的小调,而现在,我,一个流落到塞外苦寒之地的知青,渺小孤寂如天地间的一芥尘埃,是在这寂静的夜晚,在孤伶伶的一排土屋中的一间屋内,体会两千年前的苏武“诗言志,歌咏声,舞动容”的心境是多么的不同。忽然涌出的悲怆,几乎要让我落泪。我说,我不知道《苏武牧羊》的歌词,能告诉我吗?于是老哥们儿说,我写如下: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19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怀汉社稷,牦落归无期……转眼北风吹,群雁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


出乎意料,老哥们儿自己说:“我再拉一个吧。”我说:“好。”这就是那一曲我终生无法忘怀的《江河水》、无法忍住泪水的《江河水》……

那曲调,时而如泣如诉,时而若有所思,时而又抢天呼地、嚎啕痛哭。悲愤如滔滔江水,一泻千里,凄楚让人心碎,震撼如地裂山崩……

老哥们儿脸部的线条和额上的皱纹原本如刀刻斧砍一样分明,但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已模糊不清。看清的是他宽额广颐、深目隆准的轮廓。花白的头发和花白的胡须在淡淡的灯烟笼罩下似连成一体。他微闭双眼,表情静穆、淡然。

曲终,久久,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颤抖地问:这是什么曲子?答:《江河水》。

几个月以后,我在战友和兄弟龙涛处翻到一本二胡曲,里边真有《江河水》。乐曲介绍:“《江河水》,民间乐曲。据传古代有一对新婚恩爱夫妻,丈夫被官府抓去边疆服劳役,不堪忍受,死于外乡。妻子闻讯,在当初送别丈夫的江边遥祭,滔滔江水,控诉了封建统治者的滔天罪恶……”

后来,我买了把二胡,不习弓法,不谙指法,硬识简谱,一上来就直奔《江河水》的主题,就是为找寻那晚听老哥们儿拉二胡的感觉,此是后话。

是夜,我上10点钟以后的晚班,仍沉浸在老哥们儿营造的音乐世界中,心潮难平。

我挑完一担煤,立在一个高坡上。浩瀚的苍穹下,满天的星光闪烁;月光下泻,洒满眼下的一马平川和远处起伏跃动的山包、坡地。只有月光没有雾气,但你觉得薄雾迢迢,灰蒙蒙弥漫在天宇之间;只有悲凉的心绪没有风,但你觉得飒飒风声在耳,似有一种声音在轻叩你的心灵。这里是草原,但你又觉得这里像是大海,只你一个人,孤独无助……

我告诉自己:不管过了多少年,你老了,你要死了,你也要深深记住这一幕:你挑着一担煤,从地底深处沿着坡度大于15度的巷道,爬上来,在蒙古高原的一个高坡上,只身一人和苍穹大地、皓月星辰对话。对话的结果是:你不知现在会怎样,也不知今后会怎样,你想到最终的结果是万物终归于无形,你想得最多的一个字是,“死”……

不久,煤矿专业队被解散,一部分刑满就业人员专门去修公路,归到了地方。其余的回到团里组成基建专业队,盖15团团部及大礼堂等等,老哥们儿就去团里搞基建去了。至此,我和老哥们儿再也没见面。

几个月后,我因和煤矿领导发生了严重冲突,几经辗转又被发回了1连。第二年的春天也在连里干基建的活。

忽然有一天,战友金力(一起从煤矿下来的战友),骑着快马,从团部跑到1连找我:“老王,不好了,你的老哥们儿在盖团部大礼堂时,大柁掉下来,正好砸在头上,赶紧去医院看看吧,要不就来不及了。”说罢又骑着马一溜烟地走了。

我无法以探望老哥们儿的理由请假,因为我说不清楚与刑满就业人员的关系。我编造的其它请假的理由,连里都不准假。为此,我怨排长白文好没起好作用,和他恶吵恶骂起来。最后,我也不能进一步坚持己见,因为当时盛传我因在煤矿“带头捣乱”,要把我送到萨拉奇劳教几年。授人以柄,有可能会坐实去萨拉奇的传言,我有些怕。

据介绍,对老哥们儿的后事处理,还是挺够意思的。一是给老哥们儿换上一身崭新的垦服(兵团战士的绿衣服),外穿一件发给兵团战士的新的绿棉大衣,二是用基建使用的松木表(biao,音标)皮给老哥们儿做了一个白茬棺材。虽是表皮做的,但还算厚实。

一个悲苦的孤独漂泊的智者,就这样湮没在无人知晓的荒原。30多年过去了,无法寻到他的坟茔。

直到现在,一想到我没最后送老哥们儿一程,还感到深深地愧疚。
 

200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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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原载《记忆》289期,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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