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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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 马岭：在韶山度过的三年少年时光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9岁生日照
马岭，1960年生，1975年初中毕业于长沙市第一中学，1977年高中毕业于桂林市第八中学，同年到桂林郊区插队；1979年考上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1983年毕业；之后长期在学校任教，2020年退休。
作者：马岭
1969年秋，长沙政校（也叫政干校）解散后，10月我们全家随爸爸到了韶山，至1973年6月重回长沙，在韶山度过了3年8个月的时光。
早在1963年，爸爸就被借调到韶山参与韶山陈列馆和旧居的筹备工作，并担任了韶山陈列馆的第一任馆长（直至1973年我们离开），那是他的“高光时刻”，期间接待了许多前去参观的外宾、去朝圣的红卫兵和大量群众以及一些当时的文化名人，忙得团团转，经常不着家，听妈妈说也挨过批斗，游街时被泼蓝墨水，不过妈妈也是听别人说的，爸爸从没说起过。
1965年我们曾跟妈妈去过韶山，很喜欢那里。后来有一年在政校门口我送爸爸，也想跟着去，爸爸当然不许，看我伤心失望离开的样子，司机帮忙说了几句，爸爸一时心软叫回我，我欢天喜地地上车，但不久就开始晕车，之后吐得一塌糊涂。到韶山后爸爸把我托付给陈列馆的讲解员阿姨，之后就不见了踪影，好在阿姨们非常喜欢我，说我很乖，听话，记得她们带我到食堂吃饭，我最爱吃的是菜花炒肉。那是一段很美好的记忆。
因此，虽然与政干校的许多家庭一样是离开省城到“下面”去，但我们并没有下放的感觉，相反还很高兴。
韶山原本隶属于湘潭市，1968年提升成为“区”(韶山区)，由省上直接管辖，也算是一种“特区”。爸爸的新身份是韶山区武装部副政委、区革委会副主任、区委副书记（同时兼任陈列馆馆长）。当时武装部部长和政委都是17级，爸爸是15级——因为长沙政校的干部要“降两级使用”。据说开始徐政委他们还有些嘀咕，以为爸爸犯了什么错误，但后来他们相处很好。
爸爸除了接待四面八方的参观者外，还到处作报告，宣传毛主席的革命家庭、毛主席的革命实践活动，很受欢迎，在当地知名度很高，因抛头露面比较多，被一些人认为是出风头。那时作报告没有任何经济报酬，但也是一种政治荣誉，且是展现口才、学识的好机会，每逢有重要外宾或内宾来，总是他亲自出面讲解、座谈，毕竟陈列馆和旧居都是他参与筹办的，相关资料很熟，加上他记忆力极好，表达能力强，那些讲解员对他还是比较佩服的。
在长沙政干校我们家是普通家庭，我在各方面都毫不起眼，但到韶山后爸爸成了“领导干部”，我们也成了“干部子女”，我则经常被人介绍是“马副政委的女儿”。对这些外界变化我的反应很迟钝（直到写这篇文章时才意识到当时这一变化的“意义”），也没有因此产生良好的自我感觉，甚至有点不适应。
记得每每在大庭广众之下见到爸爸，姐姐总是跑过去亲热地与爸爸打招呼，而我总是往人身后躲，似乎本能地就怕大场面，怕引人注目，何况只要爸爸一出现就有同学条件反射似地回过头看我，更令我不自在。有一次割稻子，爸爸也来了，许多人都过去打招呼，对“领导”参加劳动表示欢迎、赞许，而我却没有任何表示，尤其是爸爸后来不小心割了手，马上被人前呼后拥地带去包扎，我也没过去“关心”一下，事后爸爸很生气地对妈妈说我对他漠不关心，还不如外人。这是我的一贯毛病，很多时候都懵懵懂懂，稀里糊涂，但这确实是出于迟钝——不会表示，不知道该怎么表示，甚至没想到应该有所表示，总是觉得很尴尬，尤其在众人面前就更加手足无措。
韶山的白天人山人海，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比城市还热闹，下午四五点后人们纷纷离去，很少有参观者住下（文革大串联时除外），一方面可能因为接待能力所限，另一方面也因为毕竟韶山不大，旧居、陈列馆等几个点一天时间参观足够了（当时景点远不如现在多），因此晚上又恢复了其乡村的特点，很宁静。
和旧居相比，我们显然更喜欢陈列馆，它比旧居大得多，气派得多，里面像个迷宫，有好多个像四合院一样的大院子，中间是花园亭台，周围是宽敞、明亮的陈列室，白色的墙和柱子，笔直的走廊，地上铺着带花样的彩色瓷砖（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瓷砖，而且是彩色的），这样的大院子一个套着一个，错落有致，每一个都十分宽敞、干净、整洁，仿佛书中的童话世界。有几次傍晚爸爸带我和姐姐去陈列馆，与白天人潮涌动的景象不同，此时陈列馆里面空荡荡的，感觉很特别，让人兴奋和喜欢，我们上到屋顶，上面很平坦，像小操场一样，我们玩得非常开心。
很多年后我去延安、井冈山、娄山关、嘉兴等等红色景点时，每每重温那些纪念馆的宏伟壮观，才意识到它们与当地居民住房之间的巨大反差，可能是我儿时欣喜的主要原因。
第一次看到“韶山宾馆”时，我也很吃惊，我从没见过这么高级的房子，楼房的外表竟然是淡黄色的，和我以前看到的灰色、土色房子完全不一样，很漂亮，很洋气；路边有一人多高的冬青树，修剪得整整齐齐，像一堵绿色的墙。整个环境显得那么优雅、明亮，当时主要是给外宾和少数国内贵宾住的。其中一个院子还很神秘，有卫兵站岗，有段时间爸爸写什么材料，一直住在里面，姐姐每天给他送饭（食堂的饭菜），与卫兵说明情况后就进去了，令我们非常羡慕，我是2004年回韶山、韶山宾馆已经对外开放了，才第一次进去，现在看来不过是很普通的一栋三层楼，没有电梯，200多元一晚的标间也很一般，楼前有一个很小的院子。至于滴水洞当年就更神秘了，我们只是隐隐约约知道有这么个地方，1966年毛主席回韶山住在滴水洞时，爸爸他们都去见过，还合了影，但爸爸当时守口如瓶，对妈妈也没说。
韶山属于丘陵地貌，有很多小山，山上有很多松树，我们经常去捡松树上掉下来的松果，回家后当柴烧——用铁钳夹着一个一个放进灶里，哔哩啪啦的燃烧得很快。我们常常用一根长杆对准树上已经干枯的松果，轻轻一捅它就掉下来了。有一次我们在韶山宾馆后面的小山上碰见一位阿尔巴尼亚的年轻军人（那几天有阿尔巴尼亚团来访，因此我们能猜到他的身份），他比划着问我们这是干什么，我们比划着告诉他怎么用长杆捅松果，他也试着捅，不一会就失去耐心，进而挥舞长杆乱打一气，我们惊讶地看着他，不敢笑，不一会他就走了。当地人把松果叫“陈阿坨”（音），他们烧的柴是落在地上的松针，用一种耙子扒进篓子里，松针更不经烧，瞬间就灰飞烟灭，因此经常看到当地妇女或孩子在山上扒柴。
韶峰是韶山的最高山，海拔大约1500米左右，我们不止一次上去过，有时是学校搞野营拉练，有时是全家一起爬山，有时是武装部的小朋友结伴出行，山顶上有个破庙（2004年我回韶山时那里已经修得很好，但规整的台阶也没有了自然生态的情趣），山峰下有一口井，井里的水很清。
韶峰旁边有一座更大（不是更高）的山，没有名字，大家叫它206，山顶上好像是部队的一个什么通讯基地，可以看见一些铁架子和天线，一般人上不去，我们只能爬到半山腰，但已经感觉很好了，尤其是5月份，漫山遍野都是映山红，美不胜收。
韶河就在武装部附近流过，河水很清，也很浅，夏天我们用簸箕在水里捞小鱼小虾，回家后在锅里烤干了吃，很香。尤其是有根约2米长的横跨河道的铁管，我们经常试着在铁管上小心翼翼地走到对岸去，但每每摔下来，由于管子并不高，不至于摔伤，但春秋季把鞋袜和裤腿弄湿了，也很懊丧；偶尔有大人经过，他们踩在管子上一、两步就过去了，身子虽有一点摇晃，但都有惊无险，令我们无比羡慕。那段时间这根管子几乎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历险”，不断失败（掉下来），又不断尝试，偶尔哪个人要是成功地走过去了，便会引起大家的欢呼和赞叹，它在消耗我们无数的时间和精力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乐趣（胜过任何玩具）。
后来治理韶河时将迎宾桥那一带的韶河修成了笔直的河道，我们也参与了期间的劳动，还记得有个阿姨边干活边抱怨说这种工作是没必要的。虽然我们那时不懂什么环境保护，但我本能地觉得修整后的韶河难看多了，没有那种蜿蜒的弧线，那份自然美。
最有意思的是采蘑菇，当地人把蘑菇叫菌子（据说野生的叫菌子，人工种植的叫蘑菇），菌子很好吃，鲜美可口，但我们更喜欢的是采蘑菇的过程。每每雨后天晴，山里的菌子特别多，有各种颜色，绿色的叫天鹅菌，白色的叫石灰菌，红色的就叫红菌子，最珍贵、也是最难发现的是深褐色的火烧菌，当地人叫“艾窝菌”（音），它通常都藏在落叶里，颜色和那些叶子一模一样，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最讨厌的是黄色的包子菌，它们极多，但不能吃，其背面是格子状，而能吃的菌子背面是像伞一样的条状。我们每发现一个菌子，都欣喜地大喊大叫，但有时近看才发现又是一个包子菌，于是沮丧地扔掉，甚至生气地踩烂，有一年我们捡的菌子吃不完，妈妈就在乒乓球桌上晾晒，干了后再装在袋子里冬天吃。采蘑菇固然令人兴奋，却是我的弱项，有很多次菌子明明就在脚下我也看不见，总是被我后面的人捡去，令我懊丧不已，同时也引起大家的嘲笑。我对周围的人和事反应迟钝、甚至视而不见的特点，那时已初露端倪。
那三年多是我这个城里孩子最亲近大自然的日子，韶山的山山水水都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我们刚到韶山时，武装部在区革委会里边，是一栋平房，约一年后有了自己的一块“地盘”，共五幢房子。
第一幢是办公楼，楼前有一水泥地的小操场；紧接着是一幢年轻参谋干事们的宿舍，后面三幢平房住的是家属。我们这一幢有五家，分别住着部长、副部长、政委和两位副政委，我们家居中，是两间并排的大房子，每间约16-18平方米，前面各有一个小阳台，约3平方米，后面连着一个厨房，约6-7平方米，有水龙头和一个小池子，还有一个灶(当时偶尔做饭)，这比我们火车皮的房子大多了，好多了，因此我们很高兴。
其他家有三居的，面积一样，但显然更实用（其中的一间隔成了两间），本来以爸爸的资历是可以选三居的，但那时爸爸忙得经常不回家，妈妈在长沙工作，于是姐姐做主选了这一套，她觉得这两间宽敞，爽快，父母后来也没多说什么，但妈妈其实更喜欢靠边的三居。想想几十年后各单位分房时的“选房”，那是多大的事啊，家家都在权衡利弊，反复考量，而当时我们居然由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随随便便就决定了，真有点不可思议。
武装部办公楼的一侧有个不大的食堂，其饭厅大约可供十几人就餐。饭厅的一侧是打饭的窗口，开饭前大家在窗口排队，经常谈天说地，颇为热闹。有一次听爸爸和叔叔们在议论尼克松访华，我一听这个大坏蛋居然敢来我们国家，便脱口而出：“把他抓起来！”爸爸有点不耐烦地说：“去去去，小孩子懂什么！”我很不高兴，也有些发懵，这些平时教育我们要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大人们，怎么说变就变呢？看他们的样子好像还挺兴奋的，真是弄不明白。多年后看到尼克松访华时曾对北京大街上“打倒美帝”的标语不解，毛主席解释说那是“放空炮”，让他别太在意。我不禁感到些许安慰：原来尼克松和我当年很相似啊！
也是在食堂，有个26岁的李参谋（因为当时有阿姨给他介绍对象，所以我记得他的年龄），开玩笑地说我们家的三个孩子“老大是土匪，老二是懦夫，老三是傻瓜”，后来传到父母耳朵里，他们并不怎么介意，或许那个年代“砸烂狗头”“老实交待”之类的重话听多了，这种今天觉得有些刻薄的评价不过是毛毛雨罢了。我对人家说我是“懦夫”也没什么反应，不像听到武装部有叔叔说我是“娇小姐”时那么难过——当时这是很重很重的贬义词，“懦弱”只是个缺点，而“娇小姐”无疑属于资产阶级，是另类，好像离“敌人”已经很近了。
武装部的伙食很好，彭师傅是个中年人，沉默寡言，做饭炒菜是一把好手，尤其是他蒸的肉花卷，香喷喷的，大家赞不绝口。夏天我们中午放学回来，有时汗流浃背，热得要命，我们买一缽子饭（一大缽四两，一小缽三两）在水龙头下冲，直到冲凉才吃。1974年我从长沙回武装部时发现食堂的伙食大不如前了，听说是因为彭师傅想从临时工转成正式工，没有如愿，从此消极怠工所致。
食堂后面有两间浴室，水泥地，男浴室大一些，女浴室有两个隔间，每间有一个淋浴喷头，没有热水，因而主要用于夏天冲澡。浴室外面有一块约两米长的洗衣台，我们经常端盆水在那里洗头或洗衣服，旁边有水龙头和池子，用水很方便。洗衣台连着一小片水泥空地，用来晾晒衣服和床单之类，也是我们一帮女孩经常翻跟头、“练功”的地方。
有次妈妈反复问我洗澡时是否有人在窗户上偷看（踩在洗衣台上可以从浴室的窗户窥见里面），我一再说没有，后来才知道是发现有个参谋曾趴在窗上看一个大姐姐洗澡。那个大姐姐约16岁，是个老红军的女儿，不知为什么临时住在我们家，后来被“招”到邻省的省委机要部门工作，那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她根红苗正，各方面表现都很好，稳重成熟，人长得也很端正，父母亲都对她很欣赏，觉得她前途无量。
武装部的另一侧有个小小的公共厕所，离我们这一栋最近，女厕所有两个蹲坑（男厕所大约五个）。记得我有一次拉肚子，一天跑几趟厕所，怎么明明是大便却拉得像尿一样，不知道是咋回事，也没人管，没吃药，后来自己就好了。
在武装部我们家似乎属于经济上比较宽裕的，有次过年，我偶然听到妈妈对爸爸说今年过年是花钱最多的，共花了30元，后来我对邻居家的一个小伙伴说了，她听后瞪大眼睛说：“你们家太有钱了！”
有个冬天我们家每个星期吃一次油条，当时整个韶山区里好像只有一个卖油条的地方，每到星期天，姐姐一大早就起床跨个篮子出门了，天还黑着，寒风呼啸，有时候甚至要顶风冒雪，路很远，去了还要排队。但她买回来的油条真是好吃极了，油滋滋、香脆脆的，我那时觉得姐姐太能干了，非常佩服她。后来武装部有人说我们家搞特殊化，我们就很少再吃油条了。
韶山学校分了中学部和小学部，中学部比较气派，小学部在中学部后面的一个山坳里，但我明显对小学部更有感情，因为只在中学部上了不到一个学期（1973年2—6月）就转学走了，且那个学期还很郁闷，而在小学部待了三年，多半是阳光灿烂的。
我们从家里到小学部经常走的是一条山间小路，弯弯曲曲，上上下下，我很喜欢，因为上学的一路上就很好玩，有树有花有草，有时候还能看到蘑菇；偶尔也走大路（水泥马路），穿过韶山宾馆，再过韶河上的迎宾桥，路过陈列馆前的大广场，再过一座桥（好像叫儿童桥），就是中学部，到小学部还要往里再走一截。大路比较远，也比较乏味，除非天气恶劣，我们一般都走小路。记得有一年冬天韶山出现雾凇，树上、房檐上到处都是冰溜子，晶莹剔透，轻盈洁白，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玻璃房，漂亮极了，此后我再也没有看过那么美丽的冰世界。这种天气我们上学当然只能走大路，但大路的沿途也变得十分好看，几乎一步一景，令我们欢呼雀跃。
在新的班级里，过去一直乏善可陈的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明显优势：首先是会说普通话。在长沙政校大家都说普通话，大人们虽然还带有各种地方口音，但孩子们则都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这根本不算什么特长，就像人人会说话一样。但韶山则不同，班上一半人数的农村同学说的是外地人完全听不懂的当地土话，另一半“机关同学”（即父母在区里的各单位工作）平时也主要说的是地方话，如长沙话、湘潭话等，即使会说一点普通话，也多半是口音很重的“朔料普通话”。相形之下部队孩子的普通话是比较标准的，而且我们平时在生活中也说普通话（因为不会说地方话），显得很特别，正因为此，在课堂上我经常被老师叫起来读课文，渐渐地我的语文成绩好起来。
尤其是这个阶段我碰到了一位工作认真负责、性格活泼、能歌善舞、可亲可敬的班主任马兵秋老师，也是我的语文启蒙老师，在她的培养、提携下，我很快成为班干部，而且从此开始步入“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至中学毕业）的行列。这一时期我在班上也有了一些要好的同学，如周颖、谭霞、张桂萍、汤志刚等等，都是马老师的得意门生，我们星期天经常到学校出黑板报、排节目、搞卫生，兴高采烈，尤其是马老师带我们去农村同学家做家访，一路上欢歌笑语，更是一段“阳光灿烂”的记忆。
大约是1970年的一个早上，我在床上迷迷糊糊刚醒来，很惊讶地听到区广播站的大喇叭在播放我的作文。那时湖南汨罗是“学哲学用哲学”的一个典型，他们曾组织人员到各地“传经送宝”，也到我们学校做了“讲用报告”，我们听后照例要写作文，我因此写了自己的学习心得：我座位前面的一个同学上课老讲话，我认为他有不认真听讲的缺点，后来通过学习辩证法，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发现他有时讲话是因为没听懂而问同学，这说明他有爱学习的一面，这应该是一个优点，而我以前看问题不够全面。后来苏小波校长碰到爸爸还讲起这篇作文，说应该再加以改进，应该再怎么怎么写，后来是否有修改我已经不记得，这件事好像很快就过去了。
出于对写作文的爱好，以及对别人坚持长年写日记的羡慕，1972年6月5日我开始每天写日记，两个多月后把日记本交给马老师，如愿以偿地得到她的表扬，从此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
我在新班级的第二个优势是会跳舞。在长沙政校跟着汪家姐妹学的那些舞蹈，在当时毫不起眼，到这里却成为我的强项，尤其是毛主席诗词舞，是大家都还没见过的，带着省城来的时尚和新鲜。在马老师的推荐下，我在全校文艺汇演时表演了独舞《蝶恋花·答李淑一》。事后姐姐问我一个人在台上跳是否紧张害怕，我说没有。因为灯光聚集在舞台上，下面是黑压压的一片，我根本看不清，就当是自己平时在小伙伴跟前跳一样，加之我一贯的迟钝，反应不过来，使得我并没有表现出慌张和怯场。
韶山学校依旧保留着一些农村学校的特点，除了寒暑假外，春耕时还放“秧假”，秋收时也放假，大约都在7天左右，放假后农村同学回家务农，机关同学由学校组织到大队参加劳动。我以前从没下过农田，甚至都没怎么见过农村，这时要学着插秧、割禾，觉得很不适应。如果说我的学习在韶山学校有了明显进步的话，劳动方面却很糟糕，甚至更加不堪，因为在长沙政校的育新小学，所谓劳动就是搞搞教室卫生，即使这些劳动、即使在一群大院子弟中，我也不里手，不突出，更别说到农村去像个小劳动力似的干农活。
打赤脚下田时，脚板扎得很疼，尤其是在那些光溜溜的田埂上，我连路都不会走了，不断地摔跤，成了大家的笑话。一个男老师气急败坏地对我喊：你的脚趾头长着是干什么的？白长了吗？要用脚趾头抠住泥巴。天哪，我从来不知道脚趾头还有这种作用，更不会怎么运用脚趾头去抠住泥巴，脚趾头还能用劲吗？怎么用啊？我完全是懵的，因此继续摔得四脚朝天。
暑假学校组织我们到农村参加“双抢”，烈日炎炎，更是难熬。唯一令人高兴的是中午的休息，一个女社员专门来给我们做饭，她煮的南瓜非常好吃，又甜又香，之后我们学着当地农民的样子把门板卸下来，铺在地上午睡，虽然睡不着，但觉得很新鲜、很好玩。而下午上工的哨声是那么刺耳，我们那么不情愿地爬起来，老想着怎么能偷偷懒，磨磨洋工。我那时还完全是个孩子，只想玩，不想劳动，比起那些习惯了劳动、已经会为家庭分忧的农村同学来，显然差得太多，我觉得农村的艰苦劳动可怕极了。
那时老师们说干部子弟的“骄娇二气”我们家都有，姐姐是马字旁的“骄”，我是女字旁的“娇”，我在劳动中的吃苦精神竟然是后来在长沙一中这样的城市学校锻炼出来的。
那是一个讲政治的年代，韶山作为“革命圣地”其政治色彩比其他地方就更浓了。
当时对于进入韶山工作的人在政治上把关很严，出身不好的一律不行，妈妈因为出身地主，在家“待业”了一年多，后来还是被分配到湖南制药厂（在长沙），一个月才回来一次。再后来省里终于“特批”了两个出身不好的家属进韶山，一个是妈妈，另一个是区革委会主任毛泽普的夫人（她出身资本家）。他家最小的一个女孩在上高中，我们没什么来往，但印象很深——她有一种那个年代少有的优雅和宁静，带着一种很陌生的、形容不出的美，完全不像劳动人民，与我们这些部队子女的风风火火也明显不同，似乎资本家的细胞就是不一样。
那时候我们经常要填各种表，出身那一栏里我们填的是“革军”，即“革命军人”，这是挺自豪的，但有的表上父母的出身也要填，而且要分开填，这样在母亲出身那一栏里填写“地主”时就觉得很难堪，不止一次地旁边有同学吃惊地问我：“你妈妈出身地主啊？”有时干脆简化为：“你妈妈是地主啊？”令我无地自容，但有一次一个同学安慰我说：“其实也没什么，我妈妈也出身地主。”我听了很感动，很欣慰（后来对调入韶山工作的人“政治要求”似乎有所松动，出身不好而在韶山工作的渐渐“多”了一些）。
记得有个老前辈（好像叫“杨老”）虽然没有什么职位，但耿直爽快，大家都很尊重他，我们刚到韶山不久，有一天他在路上碰见爸爸，批评爸爸说我们家的孩子穿得太好了，一件补丁衣服也没有，尤其是我们姐妹俩穿的灯芯绒衣服，太脱离群众了，爸爸回来后提醒妈妈以后要注意。我们后来确实都有了带补丁的衣裤，但妈妈有时还是“旧病复发”，不记得是1970年还是1971年妈妈竟然托人在广州给我买了一条连衣裙，我觉得太扎眼了，不肯穿，虽然图案是白色和灰色的方格交织，很素雅，但问题是当时根本没有人穿连衣裙！
妈妈在制药厂工作的那一年，暑假我和弟弟去她那里，她让我穿，我以为长沙是大城市，不会引人注目，就穿了，结果一群小孩围在我们门口像看动物一样：“穿连衣裙咧，穿连衣裙咧！”我尴尬至极，躲在房子里不敢出来，觉得还不如在韶山，虽没有人穿，但也不至于反应这么强烈。
只有一次比较特别，那天傍晚我穿着这条连衣裙和姐姐走在韶山的迎宾桥上，有三辆小轿车从我们身边驶过，里面的外宾（那时不叫老外）从车窗伸出几架相机不停地对着我们拍照，姐姐笑着说：“这可能是他们在中国第一次看到连衣裙。”好在车子瞬间就过去了，当时旁边也没什么人，因此我也没怎么发窘。
大约是1970年冬天，区里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到各公社、机关巡回演出，主要成员是陈列馆那些能歌善舞、漂亮大方的女讲解员，其中只有两个小学生，一个是我，一个是大我一岁的艳波，我俩表演的是一个充满战斗气息的舞蹈。我们的演出经常在晚上，从一个公社到另一个公社，我有时困得不行，一个姓周的阿姨就背着我走，对我们关爱有加。有一次阿姨们要录音，以便在喇叭里播放，要求我俩唱一支歌，无奈我和艳波都是破锣嗓子，怎么录都不理想，阿姨们最后只好绝望地放弃，在能说会唱的她们看来，我们两个小姑娘的嗓子怎么这么糟糕，简直不可思议。
这也使我们特别希望有副好嗓子，艳波说把扁导体割掉嗓子就好了，于是我们想着怎么说服父母去割扁导体，但又觉得希望很渺茫。有天晚上11点多，妈妈听到大喇叭里广播让大家去看我们的演出，她很生气，再不让我去，说搞得太晚了，我当然很不情愿，但又不敢违背她的意志，爸爸也说只有最后两天了，坚持参加完吧，但妈妈很固执，后来就以我生病为由没有再去，我心里很内疚，觉得很对不起那些阿姨，对不起艳波。
那时我们偶尔还接受一些记者采访，不过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是一些烈士后代，但几个人或许多人的“摆拍”还是时常有的。记得有段时间省军区有两个搞摄影的叔叔到韶山采风，其中一个是长沙政校的，还有一个司机，他们住在韶山宾馆三号楼（这里可以自由出入），因为给我们照了一些相，我们去他们房间拿照片，顺便也看看画报，渐渐地“熟”起来，后来就经常去，还表演节目。他们知道我们很喜欢芭蕾，但从没见过芭蕾舞鞋，就说他们可以帮我们搞一双，我们欣喜万分！他们临走时答应搞到了就给我们寄过来。他们走后，我和张桂萍望眼欲穿，日盼夜想，精心计算着什么时候能收到，收到后怎么穿，怎么悄悄练习，直到练好了再告诉大家。我们等啊等啊，直到彻底绝望，直到我们终于意识到那不过是大人们顺口说的一句玩笑话，而我们却当真了。
当时到韶山参观的外宾很多，接待任务很重，每次外宾来都要组织“迎宾队”，各单位都抽调一些人到马路两边夹道欢迎，我们学生也几乎每次参加，那是我们最喜欢的活动。迎宾队也有不同的技术含量：手拿鲜花的“鲜花队”是最简单的，外宾来时只需挥舞鲜花，口里整齐地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即可。我所在的“花环队”由一些会跳舞的同学组成，每人手拿一个大花环，载歌载舞；最威风、也是我最想去的是“腰鼓队”，但不知为何一直没去成。每次接待任务完成后都发一点小零食，一人一份，因此大家都很乐意去，既可以堂而皇之地不上课，又好玩，又有吃的，还很光荣——那时学校将其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要接待好毛主席的客人”，主要有朝鲜、越南、柬埔寨、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或各种代表团（如柬埔寨的宾努亲王——因为他的脖子是歪的，所以记得）。很多时候外宾出现时都是爸爸在一旁陪同，我尽量不看他，以免尴尬。
我们有时也和外宾开联欢会，我们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已经没有印象，只记得当地农民唱的山歌特别受欢迎，我们难以理解，那些农民哪里是在唱歌，简直是扯着嗓子喊叫，声音又尖又高，难听死了，一点也不文艺，而且毫无革命意义，真不懂那些外宾为什么会喜欢！而且似乎也只有外宾喜欢，可以看出那些参与演出的大人们也不喜欢，甚至觉得难堪，这些土不拉几的山歌仿佛在给韶山人民丢脸（与今天一些人对某些老外专门欣赏中国的“落后面”很反感相似）。
日本的松山芭蕾舞团到韶山演出时，他们演的《白毛女》在我们眼里很古怪，很好笑，觉得比我们的《白毛女》差远了。我们那时少见多怪，对与自己不一样的东西总是看不惯，但也有例外。有次放电影（通常在陈列馆前的大操场上），在故事片前加放的《新闻简报》介绍了日本农业的机械化，用机器收割、脱粒、装袋，一条龙的操作，看得我们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震惊之余很是羡慕。不过就此问大人时，他们好像含糊其辞，不愿多说什么，似乎羡慕人家就是在长他人志气。
作为毛主席的家乡，整个韶山（当然也包括我们）都充满骄傲和自豪。有次我和一个小伙伴在旧居碰到一位外地来参观的中年男人，他羡慕地对我们说：“你们真是最最幸福的人啊！”然后问我们叫什么名字，我警惕性很高，说：“我姓李，她姓张”，然后拉着小伙伴就走了。回家后我对妈妈说起，妈妈有点埋怨我不该这么对待人家，人家也是好意。我不禁有些糊涂，不是很多阶级敌人开始都是用糖衣炮弹向我们进攻的吗？那我们怎么识别呢？怎么知道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怎么区分对方的好意和歹意呢？
学校的政治活动也很多，每年6月26都有纪念活动，这是1959年毛主席回韶山时到韶山学校视察的日子，由当年的亲历者刘老师讲述当时的情景，在那张著名的毛主席与韶山学校师生合影的照片中她站在毛主席右肩的后面，露出半个脸，笑容灿烂。而我们总是更津津乐道于那两个站在毛主席身边的男孩和女孩，据说他俩后来都上了北大，而且结婚了，不过这似乎属于小道消息，老师们对此没有明确肯定或否定，可能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演绎”，可见那时我们小小年纪已经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八卦”。
每年的清明节扫墓虽然是一项政治活动，但对我们而言更像一次春游，当然不能嬉戏打闹，不过外出总是令人兴奋的，一路上我们排着队伍，举着红旗，唱着歌，精神抖擞。当时韶山还没有烈士陵园，烈士们的墓地分散在各处，我们总是早早地就开始打听今年会去哪里扫墓，我们最喜欢去山里的烈士墓地，那些山间小路，小路旁生气勃勃的树木、野花、杂草，都充满春天的气息，烈士墓前的献花、朗诵、默哀，庄严而凝重，活动后的作文也是我的最爱。
学校还经常搞“忆苦思甜”，记得有次一个女老师念一份旧社会奶妈的忆苦材料，地主为了让她更多地产奶，用绳子勒紧她的乳房，她痛不欲生。女老师念的泣不成声，礼堂里哭声一片。还有吃“忆苦饭”，在学校食堂的大锅里煮着野菜，大家排队，一人一碗，我和一个女孩私下抱怨实在咽不下去，比较能接受的是红薯和野菜拌在一起的菜团。
最可怕的莫过于那些被严刑拷打的烈士们的英雄事迹，听着让人胆战心惊，有个要好的小伙伴偷偷对我说，她肯定受不了老虎凳、辣椒水，肯定会当叛徒，这也正是我所担惊受怕的，但我不敢承认。回家后试探着问妈妈，妈妈说那一定要咬牙忍住，我觉得妈妈很了不起，在我心目中她已经是个英雄。然而我对自己仍然完全没有信心，如果真的被敌人抓去会怎么样？我不敢往下想，既不敢想那些恐怖的刑具是什么感觉，也不敢想自己的叛变及其后果，在内心里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是个叛徒。
四十多年后，在一次会议餐上，说到刑讯逼供，身边的一位法学教授对我嘀咕：“我肯定经受不住那些酷刑……”我依旧没吱声，依旧没敢承认我的内心深处有着与他同样的恐惧。
有天晚上我们在学校排节目，天黑才回家，路过韶山宾馆时，觉得很害怕，旁边的小山上好像有鬼影晃动，冬青树后面似乎也藏着什么人，这时不知怎么大喇叭里响起了《国际歌》，低沉、凝重的歌声在空寂的夜色中飘荡，立刻让我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好像四周充满了紧张空气，世界末日马上要到了。上初中后我已经是听到《国际歌》就心潮澎湃，但有一点感受与过去还是相同的，就是那种紧张气氛，那种暴动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遍布四周，只不过作为中学生的我已经是在紧张中充满期待和兴奋了。
印象特别深的是1971年遵义红小兵宣传队到韶山演出，引起巨大轰动。他们完全是专业水准，乐队全部是成年人，非常正规，演员虽是11-14岁左右的学生，但不论是唱歌还是跳舞都已达到专业水平，能够演出《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全场。尤其是那些女孩子们几乎个个美丽动人，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学校和他们多次联欢，一起参观旧居，一起排队走在旧居前的田埂上以便摄影师们从各种角度照相。她们手把手地教我们一些舞蹈，其中最有名的是《洗衣歌舞》，他们的文艺水平比我们简直是天上地下，但他们并没有显得傲气，不过也不亲密，没有私下的个人交往（好像他们有纪律），彼此很客气、很有礼貌，他们离开韶山时有些依依不舍，有的还哭了。现在想起她们，有点好奇不知道这些当年的“人精”后来都怎么样了？
作为韶山学校的红小兵代表出面接待遵义红小兵的，是我们班的班长谭霞，令我们好生羡慕；不过第二年就轮到我了——1972年邀请小英雄戴碧容共度六一儿童节，是我和徐老师作为韶山学校的代表坐火车去株洲接的，并一直陪同，那是我第一次到株洲，第一次到长沙、韶山以外的地方。记得有次吃饭时我给戴碧容夹菜，徐老师表扬我说“以后长大了像你爸爸一样接待外宾”。上大学时我在报纸上看到戴碧蓉结婚的消息，还给她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并很快收到了她的回信。
最令我们震惊的国家大事无疑是1971年的“9·13事件”了。我以前觉得刘少奇这个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被揪出来了真是万幸，要不然毛主席多危险呀！没想到又出来个林彪，比刘少奇还坏，还可怕，居然用那么恶毒的方法暗杀毛主席，真让人替毛主席捏把汗！毛主席太英明了，他每次都能及时察觉到那些阴谋诡计……
传达“9·13事件”文件时是爸爸传达的，我们在礼堂通过高音喇叭聆听，一些农村同学听不太懂爸爸的河北口音，急得老问我，我就给她们当翻译，关键时刻彼此似乎都忘记了平时看重的某些东西，她们此时已不在乎那是我爸爸，而是只想知道文件上说的什么，我也不再觉得别扭，只想告诉她们那些内容，我喜欢这种单纯的人际关系。记得当时大家屏心静气，紧张得大气不敢出，当听到爸爸用高亢的声音宣布毛主席躲过重重暗杀、胜利回到北京时，都情不自禁地鼓掌欢呼起来。
我的“革命觉悟”似乎在渐渐提高，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有一次我自认为发现了一个很重大的错误：《红灯记》里的铁梅怎么能做买卖呢（李玉和有句台词是问铁梅“今天的买卖怎么样了”）？有小朋友不以为然地解释说那是革命的需要，是为了做掩护，我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在我当时的脑海里做买卖不论怎么说都是资产阶级的大逆不道行为。
还有一次，我在作文里提出我们作为共产主义接班人应该怎么接班？肯定不是像林副主席接毛主席的班那样，而是要好好学习，练就一身革命本领，等等，马老师为此在班上表扬了我。可见那时我的“想法”已经开始有点不那么循规蹈矩。
类似的情况还有，大约1970年左右，我们女孩经常玩一种“电丝”，即用十根手指撑开一根塑料绳子，另一人用手指钩住其中一段，然后翻出一种图案，俩人轮流翻下去，可以翻出各种不同的造型。
这是有一定套路的，而我老是乱翻一气，总想变出一些不同花样，结果经常翻“坏”了，引起小伙伴的抱怨，这也说明当时我的思维已经有点“另类”，“不按常理出牌”，不过那时对此并没怎么在意，今天回想起来才意识到那是一些“苗头”。
我9岁时读了第一本小说——《欧阳海之歌》。
那时妈妈复员后在家“待业”，从原来忙忙碌碌的上班，到终日待在家里，除收拾家务外，闲暇之余看了一些书，其中《欧阳海之歌》就是那时她“推荐”给我的。最初是她念我听，后来我开始试着自己慢慢读，竟然全部读下来了！我很兴奋，妈妈也很为我高兴，那是我看小说的开始。
描写欧阳海童年的第一章是听妈妈念的，当听到欧阳海和母亲在风雪中讨饭、四妹子最后饿死时，我的眼泪扑簌簌地落下。对受苦人的同情心从此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种子。
我很喜欢这本书，后来曾反复看，书中描绘的那种热火朝天的部队生活，连队首长的领导水平，尤其是指导员，不仅各方面以身作则，而且很会做思想工作，让人心服口服，我打心眼里钦佩；连长虽然心直口快，但公正无私；欧阳海身上火一般的热情，那种玩命工作（不论是扛木头还是打大锤），不怕苦、不知累的干劲，那种什么人也挡不住、什么力量也压不垮的精神力量，那种不服输的倔强、执着（包括和连长由此产生的那些令人忍俊不禁的矛盾）。那是一个多么快乐、多么阳光、多么纯洁美好的集体啊，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谊，上级首长的指引关爱，一切一切都令人无限憧憬。
欧阳海及其战友们遇到困难积极想办法解决，从来没有郁郁寡欢、萎靡不振、多愁善感之类的情绪，这些“正能量”在无形中影响了我的一生，使我一直欣赏吃苦精神，做事认真，不爱抱怨，不擅玩心眼。
书中描写的部队这个革命大家庭中的矛盾，是大个子的自我炫耀、后任副指导员的刚愎自用，与欧阳海的埋头苦干、不计名利、忍辱负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些“反角”的刻画在我脑海中也打下了很深的烙印，使我后来一直对那些高调亮相、爱出风头、卖弄炫耀、过于自负的做派十分反感，对朋友也有些挑剔（用欧阳海的标准衡量总是不尽如人意），导致自己不够宽容，不太随和。这些虽然不能说完全是由《欧阳海之歌》导致的，但那是一个影响的开始——之后一系列类似的正统教育不断加深了这些影响。
第二年我又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时住我家隔壁的徐芳向我推荐这本书，我说我对炼钢铁不感兴趣，她说这本书不是讲炼钢铁的，但她也说不清是讲什么的，于是我怀着好奇的心情看了，似懂非懂，很多正面的教育意义是在初中阶段再次阅读时才渐渐体会到的。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是保尔和冬妮娅的恋情，着实令我吃惊，革命者怎么能这样呢？和资产阶级小姐暧昧不清的交往，这种立场是有问题的呀！再说他们年纪不过十四五岁，这也太早了，绝对属于学校老师和家长都严厉禁止的那种可耻行为，是大逆不道的，怎么可以？但是冬妮娅又实在很可爱，虽然有资产阶级小姐娇气、任性的一面，但那种纯洁、阳光、快乐，还是令人喜欢。
大约1971或1972年，我们不知从哪里搞到一本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大书，十六开本，很厚，里面详细介绍了《红色娘子军》各场次的编排：舞蹈、音乐、服装、道具等等，还配有各种精美插图，是一本很专业的书。我爱不释手，经常和小伙伴们照着学，对那些很高难度的我们无法企及的动作则无数次地啧啧赞叹。女战士们飒爽英姿的美深深地刻在我心里，与同样是样板戏的芭蕾舞剧《白毛女》相比，我们显然更喜欢《红色娘子军》，因为喜儿身上还多少有些柔美、婀娜（这是资产阶级的痕迹），尤其是演深山里白毛女的女演员石钟琴，她的细腰翘臀（今天谓之性感），我们并不太接受，不觉得美，看着还有些难为情的感觉，相形之下娘子军的挺拔、帅气更令我们心旷神怡。不论我们今天是否承认，我们这一代人的审美观与样板戏可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多多少少是由江青塑造出来的。
那时书很少，我们的阅读范围极其有限，记得看过的书有《水晶洞》《刚满十四岁》《黄继光》《雷锋日记》《青春似火》《我们并肩前进》等等，都很喜欢。
还有一本破烂不堪、没头没尾、不知名字的书，是一个苏联作家写的教育学方面的知识，我基本上看不懂，只觉得很特别，里面不断出现“性”这个字，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怀疑是不是写错了，把“姓”写成了“性”？
我的一个好朋友的爸爸是韶山医院的军代表，我有次在她家无意中看到一本很厚的医学书，上面的图画简直不堪入目，女人的乳房、岔开的大腿、甚至阴道……我吓得几乎不敢看下去，觉得太恐怖了，仿佛进入一个魔鬼世界。而她却轻描淡写地说医学书就是这样的，回家后问妈妈，她也不以为然地说这是医学的专业书籍，但我总觉得难以接受，每每想起来都心惊肉跳，仿佛比美帝苏修还可怕！美帝苏修毕竟还很遥远，而这些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挣不脱，去不掉，没想到我们的身体这么丑陋，这么肮脏，这么邪恶。
12岁那年我的性格有很大改变。
12岁之前我懦弱、胆小、爱哭，经常受人欺负。武装部有四五个和我同班的男同学，有段时间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们在后面朝我们扔小石头，那些生硬的小石子打在身上很痛，有的没打中、落在身边也很吓人，我牵着弟弟边走边哭，就像旧社会被地主崽子欺负的叫花子。快到家时他们在后面喊：“在外面的事不许回家讲啰！”他们怕我回家向姐姐告状后姐姐收拾他们，我回家后就真的不敢对姐姐说。
妈妈在长沙上班的那一年多，亏得有姐姐在家坐镇，否则那帮男孩不知会把我们家闹成什么样子。但姐姐打我们的频率似乎不亚于他们，拳头打在身上的疼痛也毫不逊色，有次老实巴交的弟弟忍无可忍，喊了一句“打倒大姐姐！”可谓被压迫者“沉默中的爆发”。
妈妈说那时她从长沙回来，还没进家门，一路上就碰到两拨人，一拨是告姐姐的状，这个说姐姐又打了她家孩子，那个说姐姐又搞坏了她家什么东西，另一拨人则是夸我，说我怎么带弟弟上学、看电影，形影不离，下雨了脱下自己的外衣给弟弟穿上。妈妈回家后看到我缝补的袜子，虽然歪歪扭扭的，但很感动。这些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冬天我在冰冷的水里洗我们三姐弟的衣服，那些冬季的外衣外裤浸泡后重得拎不动，我的手因冻疮都烂了，但好像没有觉得苦和累，干完活后还挺高兴的。
有一次我借一个男生的笔记本看后还给他时，他说我弄坏了本子（扉页之间有一点点裂缝），让我赔，但重新买个本子不行，加倍赔钱也不行，非要赔个一模一样的本子，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是个挺高级的、商店买不到的本子），这明摆着是欺负人，我为难极了，还不敢告诉父母和老师，他不断地逼我，我又惊又怕又无奈，那半年心理压力大得不得了。后来有小伙伴将此事告诉了马老师，马老师找我问，我合盘托出，最后马老师出面“摆平”了，怎么摆平的我已不记得——是赔了个本子，还是赔了钱，或者赔了个本子又加了点钱（反正没有赔个一模一样的本子），只记得我当时的如释重负，觉得噩梦般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后来我在武装部开始有一群要好的小朋友，除了同班但小我一岁的张桂萍外，主要是我们班那帮男生的妹妹，年龄和我弟弟差不多，因为我比她们大，所以经常是我带着她们玩——下河抓虾、排节目、练功，还帮她们生火、洗衣、洗碗、打扫卫生等等，无形中成为孩子头。我们家离开韶山时，武装部许多人来送，有几个女孩都哭了，到长沙后我们之间还保持着通信，其中我的一封信徐政委不知怎么看到了，后来对我爸爸说信写得很有水平，对每个小朋友都讲了几条优点，又讲了几条缺点，我自己当时一点没觉得，因为太了解她们了，很自然地就说出她们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
9至11岁期间我的身体很差，经常发烧，动不动就头晕，身体上的瘦弱与性格上的懦弱似乎有紧密联系。12岁时我开始发育，那时学校成立了体操队，暑假要到省体委（在长沙）那些明亮、宽敞的练功房去学习体操，这么好的机会竟然没有我，一些平时根本不会翻跟头、踢腿劈叉的同学却选上了！我很受打击，在心里检讨自己是否有什么重大缺点，后来无意中听到有老师说我的身体已经发育了，不再适合练体操，我才注意到自己的身材已经不再单薄。
在身体发生变化的同时，心理也在改变，长期以来妈妈和姐姐都对我爱哭的毛病嗤之以鼻：“哭哭哭，就知道哭！”这时我开始在心里赌气：我就是不哭！不哭！绝不哭！我开始对自己发狠，每每强忍着眼泪，一遍又一遍地命令自己不许哭，后来真的渐渐改掉了爱哭的毛病。
不仅如此，我的性格也开始变得强硬起来，如开始对个别老师的不实批评表示不屑、不满、不服，和小伙伴在背后情绪激烈地加以控诉；和姐姐、艳波练习长跑时，虽然年纪最小，但心里憋着一股劲，最后竟冲刺在最前面；劳动中也不再那么怕苦怕累了，而是经常要求自己咬牙坚持。尤其是上初一时在自习课上居然和一男生吵架吵了整整一节课，全班同学围观起哄，他想动手打人，但还是没敢，最后他居然哭了，而我还没哭！姐姐不由得感叹我们家“二土匪出世了！”约20年后我和该男生在广州再次见面，说起当年的吵架，彼此“相逢一笑泯恩仇”。
那时候我们完全没有隐私的概念，“偷看”别人的日记、信件，未经允许翻别人的抽屉，似乎很普遍，不仅父母、老师对孩子如此，孩子们之间也是如此。
有一次我正“偷看”一个要好的女同学的日记，她发现后过来阻止，如果是过去我会觉得尴尬，马上还给人家，然后悻悻离开，但这时的我已经变得有点“霸蛮”，竟拿着她的日记本就跑，她在后面追，追上后我死抱着日记本不给她——这已经不是偷看、而是公然抢劫了。她无奈，要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们当时的口头禅）不对任何人说，我一口答应，这样我终于看了她的日记，并马上明白了她为什么这样死都不让我看，那篇日记写了她对一个男生的好感：他的高个子，黑黑的脸庞，优异的学习成绩，表示要向他学习。
我当然信守诺言，从未对别人讲过，但心里还是很惊讶，这在我们当时看来绝对是资产阶级的丑恶思想，是很“恶心”，甚至是“不要脸”的，她竟然敢写在日记里！虽然我们平时私下也议论某某女生对某某男生“有意思”，但这样写出来（哪怕是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我还没听说过，也没想到过（日记还能写这些）！那时我们年纪虽小，似乎本能地知道有的东西是不能写的，平时私下说说还可以，一旦见诸文字，好像就变得正式了、正规了、严重了，就有了一种分量，就可能会产生一系列后果。这一点我后来在人生中不断地一次次加深感受——那正是我们的表达禁区。
上初一时，有次我们甚至“偷看”了老师的日记。那天我和一位女同学抱着全班的作业本到老师的办公室去交作业，办公室里没有人，老师的抽屉没关严，可以看见里面有个笔记本，我们就“顺手”翻看起来，有一篇说她老公怎么优秀，有学识有水平，是她人生路上的“指路明灯”，她很“崇拜”他……我们没敢多看，就匆匆忙忙出来了，心里怦怦直跳，没想到老师的思想是这样的！那个女同学更不接受，她很气愤地问我：毛主席才是指路明灯，她怎么能说她老公是指路明灯？再说我们都应该崇拜毛主席，她怎么能崇拜她老公？！对此我也很有同感，但又隐隐约约地有些异样的感觉，似乎那里面夹杂着几分说不清的甜美。
“9·13事件”后，全国开展了批判林彪的“批修整风”运动（1974年发展为“批林批孔”），韶山陈列馆里一幅林彪和毛主席在井冈山会师的画像歪曲了“朱毛会师”的历史，已被及时取下，但有人认为这幅画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要揪出幕后黑手，一些人从长沙专门来韶山找到爸爸，要他“老实交代”“检举揭发”，有时他们甚至到家里来，我隐约记得他们和爸爸在房子里谈话，但不知道谈的什么。部队领导为了让爸爸摆脱这些纠缠，将其调回省军区（军区大院有战士站岗，外人不能随便进入），这样我们全家于1973年6月回到长沙。离开韶山时我依依不舍，内心充满惆怅。
马岭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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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