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张文曦 乔国强：理论的经典化与经典性：弗莱思想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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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理论的经典化问题始终无法逃脱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争论，而在不同经典理论合法化的个案中寻求其诞生的规则，看似是搁置争议的有效办法之一。诺斯罗普·弗莱的代表作《批评的剖析》作为西方文论的经典著作，自1950年代开始受到不同国家学者的热议和追捧，相关研究重心随着西方理论思想的变迁，几经沉浮。弗莱思想的经典化路径主要从走入经典和“去经典化”两方面语境中得以重现，同时能够展现其思想在西方的兴衰以及这种转变的内在逻辑和时代内涵。此外，在理论爆炸过后的当今西方文论界，弗莱思想中的人文主义倾向是其保持读者群延续和经典地位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很好地阐释了经典理论在不同历史维度下绽放经典性的辩证法则。

关键词：经典化；去经典化；经典性；诺斯罗普·弗莱；人文主义

1994年，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1930—）出版《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non，1994），尝试在“去经典化”的浪潮中为“经典”正名，由此引发热议。实际上，理论的经典问题面临着同样的危机。人们一方面努力规避“强制阐释”之弊，一方面又很难摆脱价值判断和政治倾向的影响，其本质仍旧是经典化的历时审美流变与经典性的共时美学典范之争。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作为20世纪最负盛名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的学术声誉自上个世纪50年代起，伴随着西方现代思潮的风起云涌而上演着与时代紧密相连的理论的接受与影响之旅行。特别是80年代前后，解构主义与文化批评之鼎沸之声占据西方理论世界，西方弗莱研究也呈现了“时过境迁”的态势，其研究焦点也远远偏离了弗莱思想的核心。然而，弗莱研究专家罗伯特·丹纳姆（Robert Denham）曾经撰文反驳，从欧美博士论文选题上看，“即使是在后结构主义盛行的二十年，学界将弗莱作为研究对象的热度有增无减”（Rampton 23）。诚然，弗莱到底有没有被迫离开文学批评的中心并非本文探讨的重点，但可以肯定的是，理论经典化的过程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其标准也并非永恒，而对经典核心问题的争论恰恰成为弗莱思想经典化的推动力，其中审美主张的变迁则依赖于时代语境的滋养。实际上，弗莱思想之所以在理论爆炸之后仍旧具备讨论价值，离不开其理论跨越时代的经典特性。讨论弗莱在西方的经典化与经典性，不仅能够窥见西方文坛半个世纪以来思想的瞬息变化，同时也是一次搁置争议，从个案入手，凸显二者辨证关系的有益尝试。本文试图从弗莱思想走入经典、“去经典化”历程以及跨时代的经典性三个方面入手，探讨西方批评家对弗莱理论态度的变迁，发掘弗莱研究的时代转变，从而进一步窥探弗莱思想在当下仍保有读者群体的原因及其经典性内涵。

一、经典化之路

弗莱思想的问世正值新批评在西方占据统治地位的五十年代。然而，尽管新批评在20世纪之初，清算了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学批评对传记、历史、心理学、浪漫派和印象主义等研究方式的弊端，开创性地将文学审美维度投向了文学文本本身，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由于形式主义自身的局限，新批评固守的本体论立场在充满变革的60年代前后便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此外，东欧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影响与日俱增，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如一的对抗，对于科学、社会学乃至阐释学批评理论的无力，都促使新批评的发展逐渐没落，甚至有学者认为：“新批评的垂死状态和它未实现的文学需求将我们置于一种批评真空之中”（伦特里奇亚 4）。弗莱的《批评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1957）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人们惊喜地看到弗莱将文学作品置于文学系统的语境之中，用五种模式和五种批评阶段的排列组合，突破了新批评在模式、体裁和阶段等研究范围的限制。弗莱的思想便以挑战和终结新批评的姿态，饱受争议地进入了西方学者的视野。

作为弗莱曾经的拥护者，年轻的布鲁姆最先在《耶鲁评论》（Yale Review）上表达了对《批评的剖析》的赞赏。随后就有批评家预言：“弗莱在未来十年之于西方文坛的影响，几乎可以等同于二、三十年代的艾略特、庞德以及理查兹”（Ayre 309）。虽然西方学者最初对弗莱理论之精细复杂表示担忧，但勒内·韦勒克（Rene Wellek，1903—1995）、韦恩·布斯（Wayne Booth，1921—2005）等著名批评家相继加入争鸣，无疑推动了弗莱进入舆论中心的步伐，乃至有学者认为，弗莱“日益攀升的名气，连同一系列有利于神话和符号形式派别的理论项目，都催生了一个重大理论专著的出炉，从而可以使我们超越新批评和它的孤立的思维习惯”（伦特里奇亚6）。1966年，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1923—2000）应邀，怀着无比的敬意和忐忑编辑出版了《诺斯罗普·弗莱与当代批评》（Northrop Frye in Modern Criticism，1966），细数当下最知名的批评家对弗莱的研读。尽管文集中不乏 W.K.维姆萨特（W. K. Wimsatt，1907—1975）颇具火药味儿的回应，但同时也包含了安格斯·弗莱彻（Angus Fletcher）、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1929—2016）等对弗莱恢复浪漫主义情感的赞赏，并称之为自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以来对文学传统最极致的推崇。这本书的出版，从某种程度上开启了西方弗莱研究的全方位探索。

随着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在法国成功植入现代西方哲学，弗莱神话－原型体系中静态的循环模式、对系统性的追求、对科学方法的强调，与欧陆复杂的结构主义几乎同时冲进了美国学者的视野，一时蔚为大观。据丹纳姆估算，《批评的剖析》在出版后的50年间售出约15万册，截至2009年，这部弗莱思想的精华之作已经在全世界范围被超过40所院校的研究者研读，并先后被翻译成15种不同的语言（Rampton 23）。《批评的剖析》毫无疑问地成为了西方文学理论的经典读物，是文学研究者的必读书目之一，并与“艾略特的《神圣的森林》（Sacred Wood，1920）、理查兹的《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1924）、威尔逊的《艾克瑟尔德城堡》（Axels' Castle，1931）、布鲁克斯和沃伦的《诗歌鉴赏》（Understanding Poetry，1938）、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1949）和特里林的《自由想象》（Liberal Imagination，1950）这些更早的批评论著齐名，成为影响深远的不朽杰作”（里奇 137）。

二、“去经典化”历程

可以说，弗莱在《批评的剖析》“有争议的前沿”中，对当时文学批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批驳，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次正视文学批评区别于文学的独立性，其矛头几乎对准了当下所有的批评范式。因此，西方弗莱研究从一开始就火药味十足。批评家们一方面赞叹其雄心勃勃的系统理论，一方面不乏针锋相对地试图为自己辩护。韦恩·布斯在《小说的修辞》中挑战弗莱理论的适用范围（布斯 58），韦勒克曾评价弗莱思想的“弱点在于它们完全失去了控制”（韦勒克 311）。弗兰克·伦特里奇亚（Frank Lentricchia，1940—）曾不无嘲讽地认为弗莱和《批评的剖析》之所以名声大噪，不过是借了结构主义的东风，是“恰逢其人”、“恰逢其书”（伦特里奇亚 6）。特别是威廉·克里格在文化批评大行其道期间，批评弗莱理论过分标榜精英主义立场，“被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埋葬，并贴上了白人、男性、自由人文主义等标签”（Kerrigan 196-206）。伊格尔顿则在1985年就曾毫不客气地指出“如今谁还会读弗莱？”（伊格尔顿 201），理查德·莱恩（Richard Lane）暗示弗莱思想中的普遍主义和整体批评观因与解构主义推崇的碎片化、模糊化、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等观点大相径庭，而被打入冷宫（Lane 111-116）。以至于到2000年前后，西方弗莱研究大有“明日黄花”之势。面对这一趋势，丹纳姆于2009年虽专门撰文批驳那些同情弗莱研究者的言论，但他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弗莱早已不似60年代中叶那样处在文学批评的中心”（Denham 22）。总的来说，对弗莱思想的挑战一方面来自于解构主义去中心化、去深度化以及去主体化的冲击，一方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等文化批评家不同理论立场的对抗。

事实上，西方弗莱研究并未真正停滞不前，并随着时代的推进产生了全新的学术视角。坚守文学本体论的新批评派首先对弗莱思想中“文学与社会”问题发起了挑战，认为弗莱过分重申了自由的理想主义。例如，克里格认为弗莱的问题在于忽略现实的改变，单纯地运用浪漫主义的理想化思维去界定和倡导。维姆萨特进一步指出：“弗莱的确不懈努力地尝试回答了柏拉图曾经提出的种种质疑：关于诗学与世界、批评与价值等，但他与亚里士多德、柯勒律治、克罗塞、理查德等人一样，只是想当然地将这一问题简化了之。”（Wimsatt 79-80）。如果说新批评因立场不同而转移了争论的焦点，那么专注“外部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更愿意关注弗莱鼓励某些虚无的社会－政治态度。格拉夫（Gerald Graff，1937—）认为弗莱把文学看成一个脱离现实由快乐原则建构的乌托邦，而乌托邦显然并非解决现实问题的长久之计（Graff 77）。在伊格尔顿看来，所有的文学都存在着价值属性或某一个社会阶级的特殊品味（Eagleton 209）。在伊格尔顿看来，如果弗莱将文学建立在社会以及历史之外，那么在弗莱所建构的重复的文学循环就是一种历史的替代品，即一种通过文学形式实现的社会乌托邦，其中包含了对自然循环的浪漫意象，是在现代工业主义之前历史的怀旧和回忆，因此仅能在保守和自由倾向之间寻求平衡，从而导致社会革命的缺失。随后，文学与社会问题在女性主义批评家德安妮·博格丹（Deanne Bogdan）眼中已经转换成为少数群体与主流群体的权利之争。她提出，弗莱所提倡的强调力量、感觉以及地理位置等大而化一的社会态度并不适合女性或少数族裔等父权制下缺少个人身份认定的人群。（Bogdan 153）。

显然，这一时期的研究焦点已经从弗莱曾经建构的庞大而精密的理论体系转移到文学与社会关系问题。我们一方面为弗莱成为经典理论的核心逐渐无人问津而略感遗憾，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时代的变迁赋予弗莱理论思想的全新角度。“文化研究的两个重要特征就在于非精英化和去经典化，它通过指向当代仍有着活力、仍在发生着的文化事件来冷落写在书页中的经历历史沉淀的并有着审美价值的精英文化产品”（王宁 98）。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文化研究者们消解了弗莱思想中文学的向心力和排他性，将研究重点转向了他们所关注的社会大众。正如布鲁姆在2000年《批评的剖析》新版的前言中指出：“弗莱的理论之所以幸存，来源于它的严肃性、意识形态性以及综合性，而并非由于他对系统以及表征方面的天分”（Bloom vii）。

而后的弗莱研究，仍旧随着西方文学批评的大潮而“随波逐流”。在文化批评激烈论战逐渐落下帷幕之后，西方学者开始反思弗莱鲜明的人文主义倾向对当下的意义，重新审视弗莱思想的重要性。丹纳姆在他的《诺斯罗普·弗莱和他的研究方法》（1978）中，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重新的阐释：弗莱并非要将文学与生活生硬地剥离，而是从人文主义的角度重新考量在他的《批评的剖析》中谈到的四个因素——历史、道德、原型以及修辞。历史是对新文本历史性的重新考察，扩张对当代文本的认知，并在理解历史的过程中，通过对现代道德的审视对未来产生启示。乔纳森？哈特（Jonathan Hart）在《诺斯罗普·弗莱：理论的想象力》（Northrop Frye: the Theoretical Imagination，1994）中，虽然多次重申自己并非弗莱的信徒，但仍旧不断肯定弗莱思想中强烈的人文主义特征，赞扬弗莱对人本主义的坚守。他认为弗莱创造或建构了一个关于虚构的隐喻和神话的世界，其中同时包涵了虚构世界的身份。哈特认为，“弗莱的理论模式是流动且启发式的。他的思想始终致力于在理论与想象力、文学与批评、《圣经》与文学、文学的与社会之间回荡。面对当代社会给予批评家关于意识形态与语言、文学作品与政治之间的巨大压力，他并没有退缩。虽然在1980—1990年代期间他的理论并非主流，但他仍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比年轻的理论家更愿意承认自己的忧虑、矛盾乃至社会关怀”（Hart 2）。哈特认为，在弗莱的思想中始终将个人与社会看作是整体，其中包括布莱克式的坚守人类的神圣，同时也有亚里士多德式的实用主义。批评家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他们文学研究的特权来自于社会，文学批评则以调停者的角色存在于二者之间。

从哈特的评论中很容易可以看出西方弗莱研究风向的转变，此后出版的著作和文章审视弗莱思想的角度开始趋向多样。弗莱研究此次的转向同样与思潮的再次变迁紧密相关。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对解构主义中的反模仿说和反表达说的抱怨、对反人文主义的不安、对元语言的否定以及含混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批评（里奇 295）都不断展现人们对解构主义研究方式的厌倦，并尝试让文学回归到文本本身，强调人本主义的立场和审美趣味。人们对理论所建立起来的强势阵营产生了极度的反感和讽刺，开始倾向于向文本回归。然而，人文主义的倾向早就已经与弗莱思想初期被结构主义者奉为圭臬的亚里士多德的系统化文学观背道而驰。

不得不承认，弗莱经典化过程之所以在其问世短短十年之内得以实现，恰恰来源于这种时代变迁对其核心观点“去经典化”的强大驱动。弗莱思想之所以有如此影响，一方面来自于其百科全书式的系统结构，同时也来自于他将文学视为与科学、社会学科相等的认知理念。而面对文学与社会的话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乃至西方理论审美趣味的变迁，西方弗莱研究逐渐内化为弗莱自身的理论视角，与理论经典形成之初的焦点有着天壤之别。不同时期的批评家对弗莱思想成为经典理论的诸多方面发起挑战，在消融了弗莱经典核心的同时，扩大了争论焦点的内涵与外延，从而延续了争鸣以及弗莱读者群的扩张，在对其理论经典地位挑战的同时，又持续建构了弗莱思想的热度和关注度。因此，去经典化过程实际上是经典化进程的动态表现，其中颠覆和挑战的品格展现了读者阅读审美的变迁，但其内在读者共同体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正如莎士比亚三百年的经典化过程中挑战之声不绝于耳，但从未因此影响其在西方文学中的不朽魅力，后殖民理论的发展始终是以批判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 1978）得以展开，却丝毫无法撼动其开创性的经典地位。因此，去经典化的过程一方面是对原有思想的质疑甚至是颠覆，但同时也不断提出新的原则和概念来重新解读，在解构的同时进行全新的建构，是经典化进程的时代推动力。

三、跨时代的经典性

正如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所说：“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卡尔维诺 4）。弗莱思想之所以在“去经典化”的大潮中安然无恙，从根本上取决于弗莱理论内在的丰富内涵和可解读性。丹纳姆曾经提出，弗莱理论并非像他所声称的那样是科学的分层方式，实际上其中含有了大量情感和先入为主的判断。弗莱的原型理论虽然被很多人视为取自于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的“集体无意识”思想，但相对于荣格过分地将文学置于严格的世界中，弗莱的理论更多地用技术性的冥想来替代文学体验，用象征而非概念来描述艺术。弗莱思想的基础并非来自心理学等社会科学方式，而更多地放在了个人文学体验等人自身情感的认知上。因此，丹纳姆认为，考虑到弗莱思想的源泉，他应该同时兼备了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性与朗吉努斯的情感主义，是理性与感性的综合体（Denham，Northrop Frye and Critical Method 156）。丹纳姆在时隔四十年之后，在另一本著作上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并认为弗莱理论发展到晚期实际上更偏向于朗吉努斯（Denham，Northrop Frye and Others Twelve Writers who Helped Shaped His Thinking 69-71）。布莱恩·格拉哈姆（Brian Russell Graham）所著《对立的统一：诺斯罗普·弗莱思想中的双重性》（The Necessary Unity of Opposite：the Dialectical Thinking of Northrop Frye，2014）从弗莱个人研究经历入手，认为弗莱思想的多重性甚至并非如前人所说的和解或中庸，而是源于布莱克的精神引领，是其积极向上的精神气质。弗莱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对文学批评有益且有效的批评理念，希望美好和真理永远共存，从而促成了其理论中无所不包的特质。

实际上，如果换一种角度回看弗莱经典化过程中面对的争议，一切就显得水到渠成。首先，弗莱从未分裂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把文学本身视为一个整体并不会使它脱离社会语境：相反，我们能够更容易地看出它在文明中的地位。批评将永远有两个方面，一个转向文学结构，一个转向组成文学环境的其它文学现象〔……〕当批评处于恰当的平衡时，批评家从批评移向更大的社会问题的倾向就会变得更容易理解”（弗莱 10）。从中不难看出，弗莱不仅认为文学应该放入社会语境中进行考量，社会语境更是文学的另一个方面，甚至文学与社会语境如果达到了某种恰到好处的关系状态还有将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迈克·费舍尔（Michael Fischer）曾经评价，剩余无政府主义（Residual Anarchism）是弗莱自创的专有名词，用来形容浪漫主义作家对社会的感知。而一个社会的先进之处就在于对个人有足够的忍耐和变通，来允许个人对自身身份的诉求，即使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自我发现与社会传统价值相违背（Fischer 222）。因此，弗莱始终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建立持续的互动和张力，虽然个人并非与生俱来，无可挑剔，个人应该与社会紧密相关，但也要保持有批判性的合理距离。显然，弗莱并没有把个人置于社会之上，而是自由的守护者。虽然这种观点与结构主义盛行的时代观点相悖，但弗莱始终坚守，少数个人对社会的持续性批判特征是对社会的监督和审视，是当代知识分子应该秉承的精神品质，而这就是弗莱眼中的自由神话。弗莱认为一个开放的社会能够容纳并鼓励这些对真理的诉求。在基督教等宗教中，上帝的创造性创造了人类的社会并制定最初的规则，而在现代社会中，关怀神话的创造力就来自于人类本身，“而更伟大的关怀神话，即持续改变人的社会意识的关怀神话，常常始于一种也许最好称为憎恶的情绪〔……〕当这些情感被‘利益动机’之类更富理论性的概念所强化时，一种关怀神话就开始发展。在过去，这些情感突变如果相当深刻时，它们就会通过组成新的机构使历史的循环再次改变，这种新的机构支配它的文化，有时长达几个世纪”（弗莱 31—32）。弗莱对于少数人对社会之责任的评述很容易让人想起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2007）中对知识分子的期许：“知识分子是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萨义德 15）。相对于萨义德理论中的不可调和性，弗莱思想的内在力量似乎更加容易长久，相信这也是弗莱研究经历了长时间的衰退之后再次燃起新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其次，弗莱曾在《镜中的反射》（Reflections in a Mirror，1966）中回应，批评家讨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有意义的，而批评的意义就在于实现读者和文本的现实关系，并打破读者将文学与生活混淆的壁垒（Frye 27-30）。在弗莱看来，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和神话的再造。神话以浪漫原型的表达而在文学中获得自由，但在社会中却是一种反动力量：神话只能具体化或外向化，并以一种信念或偏见的结构在社会中得以实现，告诉人们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当今社会大众文化弥散和普及，人们沉浸在喜剧小品和电视节目等缺乏传统品质的匮乏精神世界而自我迷失。神话实质为一种修辞上的信仰，批评则是建立信仰结构和现实的桥梁。显然，弗莱并没有如争论中被指责的那样强行将文学与现实隔离开来，弗莱甚至还将神话看作是当下大众文化盛行社会的一种救赎。可想而知，早在20世纪初德国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就已经发现大肆发展的工业制造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影响。他提出，人类社会因新闻报纸业的不断发达，开始追求密集的快速的“震惊”体验，从而让有继承传统特征的讲故事人逐渐衰微，人们失去了聆听和等待的耐心，对高效、高频的事物趋之若鹜。同时，因机械复制技术的不断发展，所有的艺术形式逝去了原有独一无二性的“灵韵”（Aura）和崇拜价值。然而，工业的极速发展、科学的不断进步并未减轻人类对自身的焦虑和恐慌。尼采在《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1910）中胡乱为现代西方设下的危机思想，在20世纪以来西方人文学术界一个个得到了验证。在经历了从弗洛伊德到拉康到福柯、德里达对主体的消解和对人类终结的宣言，如何在新时期重新建立人们对传统问题的依赖和重视？弗莱认为，神话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结语

即便是挑战之声不绝于耳的经典化历程，我们仍能从中看到弗莱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颇具深意的学术史观。当然，弗莱的理论思想因《批评的剖析》中所表现出来的结构的、科学的、整体的研究思路成为人们对弗莱思想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这也是弗莱很快被划入结构主义阵营的重要原因。然而，近代西方文明批评对于人性的怀疑和否定，对本质主义论证的挑战，让人们对弗莱的讨论也回到了文学与社会这一亘古话题。面对“文学和批评领域，一些结构主义者把人类作家简单地理解为一个语言、文化代码结合在一起以产生文本的‘空间’；解构主义者则倾向于将人类主义降级到由特定时间和文化意识形态的‘论证组合’产生的结构，作为主体的作者在其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获得并传达了这种论证组合”（艾布拉姆斯 163），面对自1900年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死后西方文论不断触及的人文危机和学术革命，一波波后理论对主体性、文学自身价值的冲击和瓦解，弗莱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看到了其思想中人文主义的精神气质。随着弗莱“去经典化”的不断推进，跨时代经典性的再次解读，人们发现，曾经争论不休的若干话题来自于弗莱理论中向心力的、浪漫模式的、乌托邦式的特质与当下主流美学思想的冲突。而弗莱理论思想在新时代下仍旧能够熠熠生辉，保持经典理论应有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恰恰来自于其自身多重且丰富的经典性。

对于理论经典问题的争论无非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特定文化实践所构建的时代推动力，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从客观潜在于经典内部的审美体验中挖掘。那么到底是纯粹的审美价值还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功用来决定理论的经典问题？从弗莱理论发展的个案来看，其思想得以传承发展，一方面依赖于经典化与“去经典化”双重建构，同时也离不开能够与不同时代对话的理论张力。弗莱理论中系统的、循环的、语言至上的精神气质符合了结构主义者的期待、对文学评价的回避和对文学内部逻辑的偏重又能够与文化批评思潮相互争鸣，而其颇具浪漫色彩的个人学术品味又在理论之后的新时代给予人们反思和总结。可以说，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弗莱思想的传播得益于20世纪西方文坛的风起云涌的多元格局，而弗莱理论中渊博的思想内涵也让他在不同时代绽放经典特性，为人们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由此可见，理论经典性并非单纯的社会、文化或时代产物，亦非以原创性、形象语言、认知能力或艺术造诣高低作为单一标准。无论是经典化还是去经典化都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漫长且曲折的阐释过程，而能够在文学史披沙沥金的过程中得以幸存，需要的是能够与不同时代对话的美学力量。

注释和引用作品省略，全文请参阅《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6期。

【作者简介】

张文曦，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

乔国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叙事学和西方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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