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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关键词 | 郑佰青：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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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关键词：空间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围绕“空间”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的崛起质疑了先前时代主导的时空观。在“空间转向”的大背景下,空间理论的发展促进了与时间话语相抗衡的空间地理话语的兴起。无论是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福柯的“权力空间”、詹姆逊的“超空间”、哈维的“时空压缩”,还是苏贾的“第三空间”,都致力于重新发掘空间本身的价值与内涵,也更加关注人类在空间维度中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理论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平台,文学的空间批评也在空间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的不断探索中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
空间; 空间转向; 空间理论; 空间批评;
略说
“空间”(Space)这一词条在《简明大英百科全书》中仅被简单地概括为两句话:“空间,指无限的三度范围。在空间内,物体存在,事件发生,且均有相对的位置和方向”(60)。这种把空间视为空洞的、均质的容器(container)的观点,贯穿于整个西方现代性历史中。20世纪90年代围绕“空间”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的崛起质疑了先前时代主导的时空观,空间成为一种赋予了深刻文化意义的文本,不再是时间的附庸或纯粹的地理景观,显示时空观念在全球化和后现代性语境下完成了新的转向。在“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的大背景下,空间理论的发展促进了与时间话语相抗衡的空间地理话语的兴起。虽然多元化的空间理论研究形式多样、角度不一,但无论是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空间”(power space)、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超空间”(hyperspace)、哈维(David Harvey)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还是苏贾(Edward Soja)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等,都致力于重新发掘空间本身的价值与内涵,也更加关注人类在空间维度中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理论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平台,文学的空间批评也在空间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的不断探索中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综述
从唯物主义的视野出发,空间和时间都是物质的客观存在形式,是描述人类社会经验的两个基本视角。然而在西方现代性历史中,空间和时间观念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19世纪以来,以历史决定论为代表的时间观念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社会科学的实践意识和理论意识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空间沦为时间的附庸,被看作一个静止的、无限的理想化结构,这诱使我们把空间想成一个物化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开放性的、斗争的、矛盾的过程。当代学者韦格纳(Phillip Wegner)在其著名的论文《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的开篇引用了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中“全世界是一个舞台”的著名诗句,有力地说明了在西方现代性历史中盛行的关于空间与空间性的设想:“空间被看成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容器,其本身和内部都了无趣味,里面上演着历史与人类情欲的真实戏剧”(179)。福柯在《地理学问题》的访谈中提出了“空间的贬值”(devaluation of space)的观点:“空间长期以来被看成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相反,时间代表了丰裕、富饶、生命、辩证”(“Questions”70)。福柯指出,19 世纪沉湎于历史,一直被与时间相关的主题所纠缠,人们对事物及社会发展的考察与认识主要是沿着时间的线索展开,主题都是悬念、危机和周期等与时间因素有关的概念。这种时间与历史相对于空间的优越性在文学批评传统中也时有体现。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作家常把人物复杂心理的刻画作为叙事艺术的最高成就,因此人物从根本上是一种时间的建构,空间或场景使其得以展开,而空间或场景一旦确立就是不变的。现代主义小说更强调内在化,即在意识之外别无他物,场景和空间不复存在。这一情形直到19 世纪末还未终结,一种在本质上是历史的认识论继续蔓延于现代社会理论的批判意识中。 这种社会理论与文学批评 “去空间化”(despatializing)的结果,使空间性批判销声匿迹了将近一个世纪。
20 世纪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一个同时性(simultaneity)和并置性(juxtaposition)的时代,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与其说是在时间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漫长生命的经验,不如说是同时联系着各个点并与自身交叉在一起的网络的经验。(Foucault,“Texts”22)随着列斐伏尔、福柯、詹姆逊、哈维、苏贾等思想家对“空间时代”富有前瞻性、预见性的阐释,当代西方学术中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空间的皈依和转向。如苏贾注意到在社会理论中空间问题的从属性以及空间在批判社会理论中长期缺失的状况,并对历史决定论、现代性时间霸权以及传统地理学固守学科界限展开批判。他试图解构和重构现代性和现代地理学空间,从时间的牢笼里解脱出来建构一种后现代空间化阐释学。“这些不同的思想家们的著作以令人惊讶的多种方式表明: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production),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force),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Wegner 181)。这种新型的空间观是对先前社会历史理论中时间特权的反拨,显示了一种对启蒙运动和笛卡尔式的空间概念的共同挑战。
空间理论从后现代美学、当代政治、全球化、消费与经济等角度阐述了空间的多维属性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多维空间,这些理论倡导重新思考空间、时间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韦格纳勾勒了一种以“空间”为中心的批评形态,提出了“空间批评”(spatial criticism)这一术语。在阐述了列斐伏尔、福柯、詹姆逊等人的空间理论的同时,他提出了对空间关系的关注对文学各层面产生的影响。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萨义德(Edward Said)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莫雷蒂(Franco Moretti)的《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1800-1900)、克朗(Mike Crang)的《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等著作,皆从各自的空间视角出发对文学和文化做出了解读。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关注文学和文化文本如何反应由现代化进程引发的具体空间实践中的变化,进而审视乡村与城市关系中变化的情感结构。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批判了威廉斯狭隘的民族视域,认为脱离英国庞大的帝国网络和影响的空间,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英国民族文化,他称此为一种“对位阅读”(contrapuntal reading):任何对现代民族文学的探讨必须置于全球空间语境之中,进而发现它们与海外的帝国主义扩张以及资本原始积累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可见,空间具有生产性,文学作品中的空间应该被看作蕴含丰富文化意义的场域,而不是文化和历史叙事借以发生的僵滞、虚空的背景。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
列斐伏尔1974年出版《空间的生产》一书,这是第一部关于社会空间的系统理论著作,首次提出了“空间转向”的概念,批判了将空间仅仅视为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的传统社会政治理论。对于列斐伏尔来说,空间不仅是传统地理学意义上的物质概念,也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重要环节,指向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成为浓缩和表征当代社会重大问题的符码。他提出了“空间生产”的著名概念,即空间在根本上是依靠并通过人类的行为生产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完成从“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到“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的转型。空间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并随着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空间的生产主要是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空间》47)。他进一步提出了超越两元论的“空间三元辩证法”(tripartite model of space),即任何由社会生产出来的空间都是由“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辩证地组合而成的,它们各自与 “感知的”(perceived)、“构想的”(conceived)、“实际的”(lived)认知方式相对应。这三个层面中的第一层属于社会生产、再生产和构建等最为抽象的过程,第三层主要是具体化了的个体文化体验空间以及构成它的各种符号、意象、形式和象征,第二层则涉及我们对空间的界定,它调节着其他两个层面并把所有这三个层面凝聚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列斐伏尔指出,空间研究必须横跨三个领域,即物质的(自然、宇宙)、精神的(包括逻辑抽象与形式抽象)以及社会的。物质空间存在于空间实践中,是直接可感的,这是传统空间学科关注的焦点;精神空间是被概念化的空间,是关于空间的知识建构,是在物质空间的基础上构想的空间,是对物质空间的再现;而社会空间异于前两类空间又包含前两类空间,是彻底开放、充满想象的空间。这三个领域的现代研究往往相互割裂,互不关联,而列斐伏尔则认为这三类空间相互交织,缺一不可。他追求这三个领域的理论统一性,“把各种不同的空间及其生成样式全都统一到一种理论之中,从而揭示出了实际的空间生产过程”(Production 7)。“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所有伟大的人物中,列斐伏尔是后现代批判人文地理学的滥觞,是批驳历史决定论和重申批判社会理论空间的主要源泉。他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引发了一大群人开展其他形式的空间化,如萨特、阿尔都塞、福柯、普兰扎斯(Nicos Poulantzas)、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哈维和詹姆逊等人,即使在今天,他依然是富有原创性和最杰出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者”(苏贾,《后现代地理学》65)。
福柯的“权力空间”
福柯提出了“权力空间”这一批判思想,认为空间是知识话语与权力运作的具体场所,权力空间作为一种强力意志和指令性话语,存在和作用于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一部完全的历史既是一部空间的历史,也是一部权力的历史,它既包括从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大战略到居所的小策略,也包括从制度化的教室建筑到医院的设计”(《权力地理学》205)。权力的空间化是现代社会规训、操控的基本策略和方式,即现代社会的权力操控是借助空间的物理性质来发挥作用,并通过空间的组织安排来实施完成的。福柯借助于对权力发生作用的各种空间圈限(enclosure)如监狱、医院、精神病院、学校、工厂、街区等场域来研究权力的运作方式和形态特征,对现代性发生的历史进行了空间化考察。他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对现代社会所做的空间化处理,就是将现代社会监狱化。他在考察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于1787年设计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时提出,这种监狱就是空间自动地、持久地、匿名地发挥监控作用的范例,是现代权力统治技术空间化的典范型构,是新型权力机制模式最完美的空间形象。在这种结构中,犯人置身于一种恒久的可见性(permanent visibility)状态中。因不知他们何时被注视,犯人因而内化了这种加诸于他们身上的自律。权力因此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现代权力对身体的规训技术在监视的空间中得以实施和实现。福柯的权力空间理论对于文学批评的影响尤其体现在“新历史主义”著作中,如他的圆形监狱模型启发了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一书中对莫尔的 《乌托邦》的重读。又如塔内尔(James A.Taner)在《自我与空间、抵制和规训》(“Self and Space,Resistance and Discipline”)一文中对奥威尔的《1984》进行了福柯式的权力空间解读,认为小说中的空间隐藏着规训与惩罚的权力机制。在大洋洲国这个社会空间中,最高领袖是老大哥,小说中充当监视职能的是荧光屏,它被安置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无论办公室、住所、还是公共场所,全体人民的生活和思想都处于其监视之下,显示了权力运行机制在空间上的应用。
福柯的著作是与韦伯(Max Weber)和阿多诺(Theodor Adorno)等人建构的早期现代性批评史的精髓一脉相承的,但福柯的伟大成就在于赋予了这个现代性叙事一种清晰的空间转向(Wegner 183)。福柯在整个空间批评的形成与发展中扮演了一个承上启下的角色,他前承海德格尔、列斐伏尔诸人对空间的关注,后启詹姆逊、哈维、苏贾等学者的人文地理学研究,一方面对“空间转向”进行了系统阐释,使其更加深入到社会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另一方面基于全球化和后现代性的语境而影响了文学、艺术、地理学等各个门类。
詹姆逊的“超空间”
詹姆逊以建筑、绘画和电影为例进行空间分析,提出了“超空间”这一后现代理念,洛杉矶的鸿运大饭店(Bonaventure Hotel)是其解读此一理念的范例。该饭店作为超空间的最独特之处,就是站在大厅里人们无法进行空间定位。饭店大厅被四个完全对称的圆柱形塔楼包围,每个塔楼包含一些房间,游客时常产生错位感,无法辨识方向。玻璃幕墙、透明的电梯和旋转餐厅将人带入了一个光影交错、彼此复制的空间之中。置身其中“就完全失去了距离感,使你不再能有透视景物、感受体积的能力,整个人便融进这样一个‘超空间’之中”(Postmodernism 227)。在这个超空间中,我们的感官功能丧失了空间定位能力、自我定位能力和认知图式的形成能力,究其根源在于后现代超空间与我们习惯的形式和功能统一的现代空间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超空间就是利用现代空间的概念无法帮助我们进行空间定位的区域。超空间颠覆了传统的时空观,摒弃方位、距离、界限、时间等约束,人们无法辨识其中的差异,从而陷入迷茫和混乱之中。超空间强调的不是一个实在的空间,而是“一个充斥幻影和模拟的空间、一个纯粹直接和表面的空间”(霍默172)。很多后现代的文学和影视作品细致地体现出了超空间的异质性和碎片化特征。克朗通过列举影片《柏林———城市交响曲》(Berlin:Symphony of a City)的画面技巧指出,该影片运用了大量的空间横切处理,主要是为了表现空间的流动和分裂,“表现占据城市这个大空间的各个小空间的相互连接,使得对一个地方的体验变成碎片化的感受”(78)。在此,詹姆逊的超空间理论为文学艺术作品的空间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
詹姆逊进一步提出并建构了以空间概念为基础的“认知图绘”(cognitive mapping)理念,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解决主体超空间认知困境的政治策略。“认知图绘”概念最初由地理学家林奇(Kevin Lynch)提出,詹姆逊将林奇的空间分析外推到社会结构领域,并曾引述林奇在《城市的形象》(The Image of the City)这本经典著作中的一个观点:“异化了的城市首先是这样一个空间:人们在其中既不能够(在他们的头脑中)绘出自己的位置,也不能绘出他们所处城市的整体”(《快感》200-01)。因此,认知图绘借助于美学的构想,其目的是为寻求对空间和个体自我更清醒的认识,同时也是为了实现更具现实意义的政治变革。认知图绘关涉的不仅是个体的空间境遇和认知模式,更关涉与其紧密联系的特定生产方式和政治模式的建构。詹姆逊把认知图绘视为在全球化语境下从整体上系统地把握资本主义社会、从而走出后现代主体危机的一种有效方法,它为不同的文化实践的生产和阐释提供了一种策略。
哈维的“时空压缩”
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哈维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转向灵活积累体制这一经济趋势,从而建构起独特的“时空压缩”理论。从哈维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从“后现代的文化变迁”到“积累体制转变”再到“时空体验方式变化”的逻辑思路。时空压缩是一种在后现代状况下不可阻挡的时空维度的变化趋势,“标志着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的,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过程”(240)。这种新的空间定位和时空变换完全改变了人们以往的时空体验,包括“朝向周转时间的加速(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世界,都倾向于变得更快)和空间范围的缩减”(包亚明389),并以特有方式掩盖生产过程中所包含的社会关系。后现代时空压缩的实质在于使时间空间化,替代传统的“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趋势,从而使得空间成为被普遍关注的中心。可以用空间位移来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在18世纪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徒步旅行,需要花两年时间;19世纪坐马车需花四个月;20世纪初乘火车耗时四天;20世纪末,乘飞机不到四小时。一方面是我们花费在跨越空间上的时间急剧缩短,以至于我们感到现实存在就是全部的存在;另一方面是空间收缩成了一个“地球村”(Global Village),使我们在经济上和生态上相互依赖。哈维认为,这两方面时空压缩的体验尽管令人兴奋,但我们在感受和表达时空方面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和焦虑。它不仅仅是时空上的变化,同时还包含着情感结构的转型,会引起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各种反应。时空压缩带来巨大的影响,网络、电视、广播等媒体已经实现信息的同步传递,人和事都经历着去距离化(undistancing)的过程。
苏贾的“第三空间”
苏贾在列斐伏尔社会空间理论的启发下提出了“第三空间”概念,指出空间是由物质化的第一空间、概念性的第二空间和实践性与想象性相结合的第三空间构成的。第三空间是一种创造性的重新组合和拓展,它的基础依然是“真实”物质世界的“第一空间”视野和根据空间性的“想象”表征来阐释这一现实的“第二空间”视野。苏贾对列斐伏尔思想的发展体现在对第三空间本身的辩证性揭示中:他认为第三空间是一个极具活力、极具开放性、极具包容性的新的批判视角,是一种 “真正鲜活的空间”,一种 “处于变动中的另一个的第三”(《第三空间》6-9)。这个“第三”近似于列斐伏尔的“他者”,但比“他者”更具有开放性和批判性,是可以包容所有可能性的“他者”。苏贾指出,第三空间“起源于对第一空间—第二空间二元论的肯定性解构和启发性重构,是我所说的他者化———第三化的又一个例子。这样的第三化不仅是为了批判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思维方式,还是为了通过注入新的可能性来使它们掌握空间知识的手段恢复活力,这些可能性是传统的空间科学未能认识到的”(102)。通过对第三空间的阐述,苏贾希望改变社会不平等的空间结构,改变人们的认知方式,改变第三空间边缘的位置,建立一个空间正义,这是列斐伏尔阐述“他者”概念时没有涉及到的。因此,从批判社会的理论视野看,苏贾的第三空间理论比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更具有广阔性和包容性。
西方当代的“空间转向”从不同的角度影响并进入了文学批评研究,列斐伏尔、福柯以及其他思想家的空间理论以不同方式使文学和文化批评发生了转向,他们的著作逐渐开始关注文学和其他文化文本中的空间再现。空间理论对空间概念的新的阐释,为发掘文学和文化文本空间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提供了新的角度和研究方法。空间理论作为一个跨学科的视角对文学批评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其带来了多元化的发展与活力。如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批评理论将空间问题作为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方面,并尝试将空间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阐述框架之中;后殖民主义理论关注全球空间语境下欧洲主导世界空间产生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文化和民族之间的交互作用;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的空间转向则探讨空间地理中的身体、性别和主体性问题,等等。空间批评在融合空间理论和文化地理学的基础上,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众多文学批评理论,成为跨越人文、地理、历史、政治、社会学、建筑学等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在空间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文学与文化中的空间被视为一个连贯性、指涉性的象征景观和隐喻系统,人们由此开始更加重视空间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属性。（参考文献略，本文摘自《外国文学》2016年第01期，侵删）
作者简介：郑佰青，对外经贸大学英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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