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990年北京亚运会
1988年12月，中央决定我由国防科工委党委书记、政治委员调任国家体委主任，并担任1990年北京亚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主持组委会工作。我感到很突然，没有什么心理准备。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任命决定的当天，我还在国防科工委主持党委工作会，布置1989年的工作。
1990年北京亚运会，是中国首次举办国际大型综合运动会。亚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中国人有了饱满的热情、充足的信心申办奥运会。其间虽有挫折，但第29届奥运会的祥云圣火终在2008年北京之夏点燃。归根结底，这是改革开放结下的硕果，也展示了中国改革的成果、开放的形象，进一步推进了改革开放事业。
掀起迎亚运高潮
我到国家体委上任之初，就把筹备亚运会作为工作重点，但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碰到了三大困难。
第一大困难是一开始很多人对办亚运会不太理解。我过去在军队工作，也不太理解，说实在的，也不太关心，到国家体委以后才进入角色。像我这样的还算不错，不理解不关心也就罢了，有些人还要反对，提出一些看法来。
先说说一些年轻人的看法。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仅夺5金，社会反响比较强烈。一些年轻人态度比较偏激，不顾历史、不顾事实，把这说成是“兵败汉城”，造成很大舆论，引导很多群众也跟着这么看。一时间，体育部门在社会上的地位很尴尬。在很多人眼里，体育部门问题成堆，不考虑人民群众健康也就罢了，连为国争光争金牌也做不到。这样怎么可能办好亚运会呢？我上任后了解了情况，认为扣上“兵败汉城”的帽子是没有道理的。1988年汉城奥运会只有个别国家没参加，而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我们之所以金牌拿得多，是因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参加，如果它们参加的话，我们也就能拿四五块金牌。
还有一些同志说，我们自己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搞亚运会，“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甚至可能落入“蒙特利尔陷阱”。1972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开了一次奥运会，对城市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只是在市政府财政上有亏空，有人就抓住这点大做文章。我还记得，有一次陪一位老同志看亚运会场馆建设，他说有这些钱不如改善人民生活，盖这么大体育场馆干什么？
第二个大困难就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西方国家又对我们实行所谓的制裁，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了暂时的困难。
第三个大困难是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后大国又卷入，形成海湾危机。当时亚运会召开在即，这一突发事件一下子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很多变数，我们一直努力达成的亚运会“全家福”很有可能要落空。
在上述背景下，当时的亚运会筹备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甚至要搞不下去了。这也不难理解。像亚运会这样一个国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没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没有各地区、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光靠北京市、国家体委肯定搞不好。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亚运会，在困难的形势下，不仅没有放弃，反而巧妙利用北京亚运会这个契机做出了“大文章”。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做领导工作有一手“走闲棋”的做法，讲的是在全局中关键部分出现僵持的状况下，出人意料地走上一手“闲棋”，往往能带来全局性转机。“闲棋不闲”也正是这个道理。1971年的乒乓外交，对打破中美关系坚冰，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正是老一辈革命家成功运用体育比赛这个“闲棋”的范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传统，抓住亚运会的契机做了大量工作，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
1989年下半年，中央专门发出一个文件，强调举办亚运会的重大意义，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支持。1990年2月，在中央的安排部署下，亚运会组委会又主持召开了一个全国各省、区、市政府秘书长、体委主任、团委书记和驻京办事处主任的会议，部署发动群众、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支持亚运会筹办的具体工作。
此后，形势一下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国掀起了迎亚运的热潮，主要的标志有两个：
一是捐赠。我上任时，中央财政每年拨给体育部门2亿多元。但举办亚运会一共花费21﹒37亿元，中央财政给了8﹒5亿元，资金缺口很大。我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如捐赠、转播、盖亚运村卖房子、广告、发行体育奖券等。捐赠是一种无私奉献的行为，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有几千万人次参与了捐赠，捐款共计2﹒7亿元。当时在电视上经常能看到给亚运会捐款的事迹，很感人。有一位老太太把积攒了10年的养老金拿出捐给了亚运会，一共是187元3毛1分。有好多小孩子，一袋一袋地捐，全是毛票、钢镚儿，一数好半天。我参加过黑龙江大庆市20多万工人群众捐赠100多万元的活动。原来组织者想把零头去掉，截取个整数。我告诉他们，正是这些尾数才有意义，说明这些钱是一元、一角、一分集中起来的。我们当时还发行了体育奖券（实际上就是体育彩票，是一种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的好办法，但因为当时有争议，不得已叫奖券）。奖券一共发行了4﹒3亿元，按照规定，30%是筹集款，其他是发行费用和发奖款，这为亚运会直接贡献了1﹒3亿元。其余的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市财政借款、国家体委和北京各区县的投入。筹办的资金来之不易，这些资金是全国人民积攒起来的血汗钱。因此，当时亚组委提出了“节约办亚运”的口号。亚组委官员做制服，100多元一套，副部级以上的干部都自己出钱，司局级干部自己出一半。高级官员做衣服自己掏钱是为了节省，说明大家非常珍惜集资来的钱。最终国家没有赔钱，反而赚了钱。如果说赔，就是我们体委赔了点钱，体委为了举办亚运会，把基建投资都用去盖场馆了。
二是火炬接力。我们到喜马拉雅山取的火，除了台湾，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都跑遍了，近1﹒8亿人参加了这个活动，现场的观众就不知道有多少了。我曾就此询问甘肃省体委主任，他说甘肃省原计划100万人参加，结果实际参加者是200万，观众是700多万，比例是1∶3，也就是一个参加者有三个观众。电视观众恐怕是不计其数。这从侧面反映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亚运会的声势一下子就造起来了。
亚运会“全家福”
“团结、友谊、进步”是亚运会的宗旨，在整个亚运会筹办过程中，我们高举这面旗帜，处理了许多复杂的涉外问题。
当时，我们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做工作，尽量争取亚奥理事会的全体成员都来参加北京亚运会。经过努力，这些国家都表示愿意来，1990年4月我到伊拉克访问，伊拉克的态度也是很积极的。但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把亚奥理事会总部毁掉了，把理事会主席杀死了。这给亚运会“团结、友谊、进步”的主题带来了一些阴影，给我们的工作也带来一些麻烦。国家体委、中国奥委会完全赞成我国政府在海湾危机中的原则立场，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也反对大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卷入，希望在阿拉伯地区范围内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但在具体处理伊拉克能不能参加亚运会的问题上，要把体育与政治两者分开来处理，我们不能单独做出决定。我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严格按亚奥理事会章程办事，尊重大多数成员国的意愿。按照这样一种方针，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海湾危机给亚运会带来的挑战。9月20日，亚奥理事会决定，暂停伊拉克的会籍，不让伊拉克参加本届亚运会，直到科威特奥委会能正常地行使权力、正常地进行工作为止。开始时，我们担心不让伊拉克参加会有连锁反应，是否会带走一些支持伊拉克的西亚国家，如巴勒斯坦、也门、约旦。经过我们的努力，这些国家也都留下来了。约旦说经济上有问题，因此没有派运动员到北京，但是为了表示支持中国办亚运会，在开幕式入场时要打着国旗进来，在比赛场馆也挂上约旦国旗。这也是一种姿态，表示约旦也来参加。我们所说的37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北京亚运会，也包括约旦。除了暂停会籍的伊拉克以外，亚奥理事会的其他成员都来了，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全家福”的局面了。至于亚奥理事会主席的问题，我们提出的办法是：在选举出新的主席之前，由几位副主席集体领导、轮流负责。结果大家都很满意。
还有一个朝鲜半岛问题。亚运会之前，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频繁接触，商量联合组队问题，但结果它们没有搞成。后来它们双方的体育领导人会晤，首先在啦啦队上实现了联合。我们原先担心它们会闹矛盾，特别是在开幕式上，它们双方出现在一个看台上，我们就很担心，马上派人去设法隔开，防止意外事故。后来我们看到它们双方拥抱在一起，不是打架，而是亲近。韩国的队伍入场，朝鲜的人鼓掌欢呼；朝鲜的队伍入场，韩国的人也鼓掌欢呼。
台湾问题不是国际问题，但却是涉及我们职权的事情。为了申请加入亚奥理事会，准备参加亚运会，1986年，台湾当局接受了奥运模式，即不用所谓的“中华民国”的“国号”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改用会旗，台湾奥委会作为一个地方组织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活动。1989年，我们与台湾当局又达成协议，台湾体育界可以组团派队到大陆来参加比赛。这个协议是4月6日达成的，所以也叫“四六协议”。此次亚运会，台湾代表团雄心勃勃，准备拿六块金牌。但到后来，他们很丧气，一是金牌没有拿到，二是台湾体育界领导人以为自己有了钱，财大气粗，提出要申办1998年亚运会。我们认为，台湾申办亚运会不够条件。我们事先向他们打了招呼，不要提这个问题。但是他们不听劝阻，一意孤行，坚持要提出申请。他们提出以后，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反对。结果他们很不愉快，大骂我们，说什么“上了中共的当”。台湾体育界领导人提前走了，要求“运动员也不参加闭幕式了”，“只留下一二十个代表，其他人都回去”。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做了工作，组委会也做了工作。另一方面，台湾的运动员也不同意这样的安排，说：“我们来了，就要参加闭幕式，为什么不让我们参加？”最后，台湾留下的350多人全都参加了闭幕式，气氛非常好。我们的姿态还是那样：海峡两岸是同胞，是手足，还要继续交流。台湾体育界的领导人虽然走了，我们还是给他去信，我们不以小人之心来对待这件事。
我们同三个新近建交和复交的亚洲国家在亚运会期间发展了彼此关系。比如，我们和印尼复交了，关系处得很好。印尼有个亚奥理事会副主席，很想露露面，我们建议安排他在开幕式上讲话，给予了一定的礼遇，他很满意。沙特阿拉伯代表团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打算比赛完了立即回国，不参加闭幕式了。沙特阿拉伯主管体育的亲王指示本国代表团，要支持中国兄弟，绝不能提前回国。所以，在闭幕式上沙特阿拉伯代表团打出了中沙两国国旗，还用阿拉伯文和中文写出了标语——“谢谢你，中国！”新加坡也是新建交的国家，他们有一个官员得了重病，我们立即给予精心的治疗和照料。
对于几个当时还没有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我们也努力做好工作。例如，不丹、文莱，我们过去同它们交往很少，这次也发展了关系。文莱来了一个王子，他是运动员，但没有住在亚运村，而是在外面包了一个总统套间。这次他虽然没有取得名次，但也很高兴。
我们同那些当时与我国关系不太友好的国家，通过亚运会也推进了双方的关系，如越南、阿富汗。我们破例准许越南代表团从友谊关进来。过去友谊关是“前线”，这次是“又修路又扫雷”。越南部长会议副主席武元甲参加了开幕式，他坐在主席台上，也感到很高兴。阿富汗过去跟着苏联跑，跟得很紧，这次参加亚运会说有困难，我们给了它一些资助，所以阿富汗代表团也很高兴。
体育的政治色彩淡，但它的政治功能往往很强。通过体育活动，使很多持不同观点、不同立场的人走到一起，促进了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1990年北京亚运会对于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增进中国同亚洲各国的友谊，打破西方国家的所谓制裁，均有一定的作用。
借鉴系统工程的科学方法办亚运会
1990年10月10日，即亚运会闭幕后的第三天，钱学森同志写信给我。信中这样写道：“今天《人民日报》社论《北京亚运精神光耀神州》写得很好，北京亚运精神的确鼓舞了全国人民。但我认为还有一件更深层次的事，它对领导干部尤为重要，就是你们把周恩来总理和聂老总开创的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规模科研的方法移植到亚运会工作。这是件要大书特书的事！我建议您在总结报告中务必把它讲透，以唤起各级领导注意。请酌。”
钱老看得很准，因为他一直强调科学管理。很多系统科学的方法都是过去体育界用过的，但是比较零散。1990年北京亚运会可以说是中国体育界第一次比较自觉地运用、借鉴了系统工程的一些基本原理，并取得成功的实践。以后举行的一系列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包括北京奥运会，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学习了北京亚运会的经验。
为什么要运用、借鉴系统工程的科学方法？北京亚运会的规模之大，是以往历届亚运会难以与之比肩的。筹办亚运会涉及的部门、行业、单位之多，在我们国家也是罕见的。可以说是从中央到地方，全国、全社会共同协办一件事。其中某些工作参与的人少则几十几百，多则成千上万，甚至上亿。真可谓千军万马、千头万绪。面对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手工业的“作坊式”管理肯定不行，人海战术的“蜂拥而上”更会造成混乱，我们只能采用现代化的组织管理方法。
1989年1月6日，我第一次出席国家体委办公会议时，就提出亚运会工作“最好能排出一个网络图”。后来，我在多个场合介绍计划网络图技术，对机关干部明确提出两条要求：
一是要学会使用计算机。当时机关里计算机装备了不少，但用得不行，这就太可惜了。我要求至少把文件的编辑工作先搞好，进一步要联起网来，搞些数据库、专家咨询系统，把它用得更好一些，从而提高工作水平。
二是要学会计划网络图的方法，这是美国1958年研制北极星导弹，即核潜艇装载水下发射导弹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使美国北极星导弹的研制周期缩短了两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军事效益。这种方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比较多地在我国运用，我国军事科研和一些大的工程，如核电站的建设，都采用了这一方法。这种方法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把所有的工作都排起队来，有的画成圈，叫作“事件”，有的画个箭头，叫作“工作”，把它们之间的联系用若干条线连接起来，形成网络，画在一张纸上。计划网络图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直观性和动态性，而且可以输入计算机，随时调出查阅。这样，各级领导对全盘工作就能做到心中有数了，可以按照统一步调开展工作。
刚开始大家对我的要求不太接受，有人在底下说风凉话。这我也能理解。我们许多人不太适应软科学，“欺软怕硬”，我过去也是这样。直到搞了几十次国防试验以后，我才慢慢有点体会，逐渐养成了这么一种习惯。但科学管理是大势所趋，时间不等人。因此我当时强调，计划网络图是具有法规性质的指令性文件，是必须完成的。不会就去学，如果再学不会，就请换个地方。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大家逐渐认识到计划网络图的好处。在筹备阶段，组委会每个月要按图做一次检查，通过大家的努力，每次检查工作的完成率都在95%以上。1990年9月3日，组委会主席宣布：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只等亚运会开幕。这句话他不是随便讲的，图上的一个个圆圈、箭头都被划去了，他才能公开地做这样的定论。
计划网络图技术的采用，从总的方面保证了亚运会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虽然出现过忙乱，但没有乱出格；虽然有一些疏忽，但没有大的纰漏。
随着亚运会组织工作的开展，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及时总结群众中的好经验，陆续提出并且付诸实施了一整套方法。1990 年11月3日，我在国家体委委务会议上总结了十种方法。
第一是照章办事。就是用法治不用人治。我们最大的章程，从国内来讲，就是党的基本路线、宪法。从体育来讲，就是亚奥理事会章程和单项协会章程。一切按这个来办，有什么问题，你找章程去，不要来找我们中国。在处理海湾危机带来的问题上，这条很重要。
第二是程序决策。就是按照一定的程序去决策。1989年我们规定了一些亚运会会议制度，凡是重大问题，均分别由各职能部门提出处理方案，经组委会主席办公会、执委会主席办公会和指挥中心领导碰头会等集体研究决定，不能造成一个人、几个人说了算或者很多人说了都不算的局面。虽然执行起来困难重重，但我坚持要这么干。
第三是计划网络图。
第四是层次管理。通俗地讲就是“抓头头，头头抓”。党中央领导国务院，国务院领导亚运会工作领导小组，亚运会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亚组委，亚组委领导执委会，执委会下面又分了四个系统。各个层次各负其责，而不是说中央领导直接去抓场馆的事。那样的话，就会打乱仗。我说过我只管7个人（执委会6位副主席和秘书长），意思就是要搞层次管理，但并不是说具体事我就不抓了。
第五是目标管理。设置一个合理的目标非常重要。如果目标选择错了，那就会产生重大错误。
第六是矩阵管理。这是美国兰德公司的一种办法。通俗地说就是条条块块相结合。亚组委工作人员1﹒7万，既有以各职能部门划分权力的纵向管理系统，即23个室、部、委，又有以完成特定任务（如开、闭幕式和各项比赛）为目标，跨越部门界限的横向管理系统，即项目委员会。开始有不少人很不适应这种方式，只注意自己部门的处长、主任，不注意横向的领导。这就要改变吃谁的“皇粮”就为谁办事的封建残余观念和本位主义习气。从组委会各个职能部室被派到各个项目委员会，就在项目委员会里工作。不能说我是哪个部的人，可以不听你的。组委会强调各项目委员会要敢于集中统一领导，不要成为“联合国”、几张皮，各方面在那里讨价还价。由于思想组织工作得力，条条块块协调得比较好，即使出现突发事件，也能很快解决好。比如，亚奥理事会9月20日晚上7时通过暂停伊拉克会员资格的决议，我们在6个小时之内就把竞赛日程全部改了过来。
第七是流程图。计划网络图主要用于宏观控制，领导要心中有数。一定要给每一项具体工作画流程图，这是江泽民同志要求的。我个人感到最满意的一个流程图是迎送中心的流程图。本来这个图乱七八糟的，没有从系统角度考虑，只从一个部门的角度考虑，临近开幕一检查，问题很多。后来图几经修改被整理得条理很清楚。但又发现一个薄弱环节，那就是搬行李。由于心里有数了，马上调来武警部队一个连协助，解决了问题。因此这次迎送工作搞得很有秩序，受到外宾的赞扬。有位外国朋友说：“我在别的航空港转机，进港出港都得等两个小时，想不到中国要迎接那么多客人，在北京机场却只用了一个钟头。”
第八是全区合练，即“热运行”。这也是江泽民同志要求的，他非常懂系统工程。这是过去搞核试验、导弹发射的一套办法。亚组委移植借鉴过来，共组织了三次全区合练，完全模拟亚运会的实际情况，并假设一些突发事件，考验组织系统的应变能力。各个部分分头单练时，彼此相安无事，但一合练，衔接、“争位”等矛盾就出来了。通过全区合练，问题一一暴露、解决。
第九是时间统一系统。一个大的系统工程，要同时协调，最权威的就是时间。具体来讲，一是“时间倒数法”。亚组委办公楼挂了个牌子，搞时间倒数程序，这是二战末期美国发展导弹核武器时发明的。这样可以随时提醒人们，现在距离亚运会还有多少天，使全体干部心中有数，增加紧迫感。二是大家都严格遵守时间，否则系统就可能混乱，降低效率。
第十是类C3I系统。C3I系统就是指挥、控制、通信、情报系统，这是美军的指挥系统，由于前面三条英文的第一个字母是C，情报的第一个字母是I，所以简称C3I。我们的军队当时也在学习这一套东西，就是利用现代化的通信手段和计算机，把整个系统工程变成有机体。否则的话，一个个信息都要到现场去调查研究，再跑回来，那就全乱了，就不行了。
9月22日亚运会开幕当天，就对类C3I系统着着实实进行了一次考验。第一个是11点02分，北京平谷发生四级地震。第二个是气象台预报傍晚北京地区有雨。第三个是科威特代表团下楼集合，准备去工人体育场参加开幕式时，联络员发现他们人人臂戴黑纱。第四个是伊朗代表团临时提出，开幕式运动员入场时，不能由女士在前面为他们举国名牌，要改成男士。这些问题都不是指挥室值班人员能够自行处理的，必须由指挥中心的领导立即做出决断。恰恰在这天上午，指挥中心的几位成员都不在办公室里。怎么办？这时类C3I系统发挥了作用。这四个信息汇集到指挥室，指挥室立即向指挥中心的成员报告，并进一步摸清有关情况。指挥中心成员分析、决断、下达指示，第一个问题，考虑到震级不大，未多虑；第二个问题，经过气象部门严密监视，最后确定北京地区当天不下雨；第三个问题，通过做工作，科威特代表团没有臂戴黑纱；第四个问题，同意更换为男士。每个过程多则半小时，少则十几分钟就完成了，保证了开幕式的顺利进行。
从总结亚运会到申办奥运会
1990年10月7日，北京亚运会落下帷幕。对于这次亚运会，各方面都很满意。中央领导同志满意，江泽民同志、杨尚昆同志、李鹏同志都赞扬了，我是直接听过的。广大人民群众、各级领导干部也都满意。当时不少地方请我去做报告，我开玩笑讲，可能是因为亚运会成功了，如果搞砸了，估计是不会让我来讲的。国际体育组织的领导人也很满意。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参加了开幕式，他很激动。他这个人有些绅士风度，看起来似乎傲慢些，但是，那天开幕式完了以后，我送他上车时，他搂着我的脖子贴着我的耳边讲，这是他看到的开幕式中最好的一次。亚奥理事会的官员也很满意，报纸上有报道。运动员、教练员、记者等各方面也都很满意。总的来讲，亚运会可以归纳为八个字：安全、顺利、精彩、圆满。
1990年北京亚运会为什么成功？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亚运会刚刚结束，我们就着手总结。我着重强调，党中央的关怀和正确领导，各部门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大力支持是关键。如果没有这些关怀和支持，亚运会要取得成功是根本不可能的。
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当时称之为“挑毛病”，也有不少。
比如说，准备工作在总体设计上就不太好，有很多问题没有预料到，这和我们没有经验有关系，具体一点说，比如厕所问题我们就注意的不够，到处都是厕所问题，江泽民同志也曾谈到这个问题。
在组织工作上，与北京市的协同也需要加强。在人员安排上，还有忙闲不均的现象。在人员管理上，最突出的是人员素质问题，确实有人“怀着光荣感和实惠感，就是没有紧迫感和责任感，一看没有好处，打起铺盖向后转”。我非常反感这样的人，应该提倡“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另外，翻译水平不行，主要是一些学生，外语本来不过关，又不懂专业。
在运动成绩方面，虽然我们获得了183块金牌，但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有些项目我们是很强的，如跳水、体操、射击、乒乓球、羽毛球，但总体上和世界水平差得远。要到奥运会上和世界强手较量才能真正说明问题。
我强调，亚运会之后，体委的干部要防止居功自傲、自我陶醉，不要让过去的旧习气故态复萌。这次亚运会，再次证明我们甩掉了“东亚病夫”和“一盘散沙”的帽子。但外国人给我们戴的帽子是三顶，还有一顶是“五分钟热度”。我们要把亚运会的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好好保持下去，不断发扬光大。
怎么样把亚运会的成果保持下去？邓小平明确提出要申办奥运会。亚运会筹备期间，1990年7月3日，邓小平去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视察。他问我，中国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如果我们不办奥运会，现在的场馆就等于浪费了一半。回来以后，我立即向中央领导同志做了汇报，并向体委干部做了传达，统一了思想，坚决要求申办奥运会。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很快圈阅同意。后来江泽民总书记在会见赞助亚运会的加拿大北方电信公司外宾时，表示希望他们在我们办奥运会时再赞助更多的电信设备。杨尚昆主席在亚运会前会见萨马兰奇时也说中国希望办奥运会，希望朋友们支持我们。领导同志的这些言论集中反映了群众的呼声。亚运会结束以后，在有的表彰会上，群众自发打出了“亚运成功，众盼奥运”的横幅。据一个社会调查部门对8个省市1.4万人的随机调查，92.63%的人积极拥护我们申办奥运会。各地、各部门都给予积极的支持，主动做了一些实事。
其实，中国很早就有申办奥运会这个愿望。贺龙元帅当体委主任的时候就希望我们什么时候能办一个国际的大型运动会。这个愿望通过北京亚运会应该说实现了，但是还不够大，奥运会是最大规模的，也要实现。邓小平一直关心申办奥运会这件事，他1979年就对拳王阿里说过，1980年对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说过，1985年对朝鲜金日成主席说过。但当时条件尚不允许，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国力不具备，上上下下心里都没底。20世纪80年代末筹备亚运会的时候议论纷纷，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亚运会办成功了，证明我们有条件办好国际大型运动会，而且不是负担，好处很多，申办奥运会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了。
亚运会刚刚结束，申办奥运会的工作就立即启动起来，人员还是亚组委那套人马。尽管中间经历了2000年奥运会申办失败的挫折，但最终2008年奥运会申办成功，实现了邓小平的夙愿。
（汪文庆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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