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上帝”是如何“构造”历史的？犹太教何以成为“构造”三大一神教文明的源头？

原创 2017-11-17 强光中 文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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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刻意“构造”历史的方式注定是神话、宗教的思维模式，而非古希腊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哲学式智慧追问。这就造成了文明起源学上的本质差异：孕育犹太教文明的神话、宗教及其他各类社会意识形态都以一体化的信仰形式为载体，一切其他的文明元素必须从中发展而来；而古希腊的神话、宗教及其他各类社会意识形态是分裂的，它们不能由同一种历史意识整合而成一个整体，《荷马史诗》、《神谱》、《历史》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述历史，它们之间的差异可谓“肝胆楚越”也。

在每个民族创造的文明有机体中，必然存在着一个核心的结构，它就像人的脊椎骨一样，对整个文明起着支撑作用。在印度和中国，这一核心结构体现为与大陆文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等级制度。而在欧亚大陆中西部地区，由于族群冲突频繁，族群规模难以发展壮大。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文明在地理空间上的扩大，就需要功能强大的黏合剂，通过这种黏合剂将处于“洞穴”生存状态的分散的族群文明整合起来，进而形成统一的文明体。文明有机体规模的扩大，一方面可以通过战争等刚性方式来实现，然而，这往往只能是短暂的辉煌瞬间；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文化传播等柔性方式来实现。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通过战争的方式取得了对于土著印度人的统治权，逐步建立了基于种族优越论的种姓制度；在此基础上，又以这一社会结构为核心，建立了全民化的宗教信仰。灭亡殷商的西周王朝，持续不断地以武力消灭外族部落政权，同时将礼乐文明推行到天下四方。由于印度和中国地理空间广大，似乎更易于形成一体化的社会结构，而在欧亚大陆中西部地区在凝聚一体化社会结构方面就遇到了诸多难题。那么，如何才能克服族群规模小、文明差异大这一难题呢？

从创建文明所需要的刚性和柔性要件来看，它首先需要一个更为合理的逻辑范式作为特定文明的灵魂；其次，它需要一个相对强势的民族作为特定文明的载体来传承这一文明的灵魂。前者需要的是一以贯之的具有特定逻辑范式的文化结构，在古代主要体现为宗教性质的神学模式，这种作为文明灵魂的存在形式可以称之为信仰；后者需要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特定族群的历史，即作为“肉身”存在的文明实体——很难想象一个短暂存在于历史长河中的民族如何能够遗存一个伟大的文明。

具有强势地位的民族未必能够传承一种普世化的信仰，游牧民族虽然能够以武力征服农业民族，但最终却被农业民族所同化。作为一种构建文明灵魂的信仰，其根本特征在于，它能够广泛地植根于广大人民之中，并且能够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形成了涉及人类生老病死等各方面的固化逻辑范式。具有体系性逻辑范式的成熟宗教必须解决的问题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人生论等。在神学本体论方面，它需要回答的是宇宙如何存在的问题；在认识论方面，它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的灵魂如何存在的问题；在人生论方面，它需要回答的是整个民族如何而来，未来又将如何存在的问题，包括信仰、道德、律法等诸多问题。

通过一体化信仰的确立形成稳定的族群结构，这是犹太民族之所以能够在激烈的族群竞争中始终凝聚成为一个整体的前提。如果没有统一的信仰，犹太民族极有可能被分散瓦解，而不可能有后来的三大宗教的“群雄并起”。

犹太教文明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与印度、中国相比，犹太人长期处于生存困境之中，其生活区域自然资源极度匮乏，整个民族常常陷入无立锥之地的窘境。他们长期漂泊流浪于从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到地中海东岸地区；曾在埃及度过一段美好时光，但好梦难长，很快又遭受被奴役的悲惨命运；在摩西带领下走出埃及时，已是一个“人丁兴旺”的部落，为了寻找“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他们投入了残酷的族群战争，建立了犹太王国；这一王国还没有长到足够大的时候，又遭遇内部分裂的不利局面，最终被周边强大的帝国吞并，整个族群的大部分遭受被掳掠、流放的命运。

这样，犹太民族的历史就被归结为从亚当到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从大卫到放逐期、从放逐期到耶稣四个历史时期。这四个历史时期体现了人类文明起源期必须经历的包括族群、部落（联盟）、王国和普世化信仰时代等阶段。

犹太教文明“构造”了由上帝开启的宇宙创世史、由亚当开启的人类史、由一部《圣经》开启的文明起源史，这种被构造的历史却从宗教人类学、民族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的高度居高临下地解决了“天”、“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构造”历史的方式却被后世的人们证明是一种聪明绝顶的方法。

这个民族深知自己与其他民族相比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民族，他并非与世俱来。于是，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各民族不同，他把自己的历史直接与神话式的神的历史联系起来，这一聪明之举，令人叹为观止。（《世界宗教寻踪》[德]汉思·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234页）

这种刻意“构造”历史的方式注定是神话、宗教的思维模式，而非古希腊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哲学式智慧追问。这就造成了文明起源学上的本质差异：孕育犹太教文明的神话、宗教及其他各类社会意识形态都以一体化的信仰形式为载体，一切其他的文明元素必须从中发展而来；而古希腊的神话、宗教及其他各类社会意识形态是分裂的，它们不能由同一种历史意识整合而成一个整体，《荷马史诗》、《神谱》、《历史》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述历史，它们之间的差异可谓“肝胆楚越”也。

前者是“人民大众”的方式，它从底层以信仰的形式将每一个人聚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整体。从亚伯拉罕时代口口相传的故事到耶稣时代传播的故事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只是后来的时代所传播的故事更为精细、更有逻辑性、更有系统的历史感。人们津津乐道于其中的故事性，并从中获取犹太民族特有的历史意识，而不需要像古希腊的智者去进行艰苦的逻辑实证。“上帝”是感性的，他“照自己之像造人”，上帝并非智者在穷尽式追问中而得到的终极意义上的概念，不是多次思维抽象的结果，而更像是直接的具象思维的产物。对于古希腊智者来说，犹太人心目中的“上帝”是粗糙的，不经一辩的。然而，犹太民族的历史却证明“上帝”是“管用的”，当基督教经院哲学大行其道时，古希腊智者的哲学思维却不得不通过人们对于上帝的信仰传播到整个西方社会。

一神论信仰对于世界的认识方式显然是独断的，它肯定自身的历史观，而否定一切其他民族的历史观。一神论信仰从极少数人的民族统一性，逐渐上升为融合“外邦”的普世化的人类统一性。一神论信仰起到的聚沙成塔效应，能够将持有相同信仰的不同种族的人聚合为一个板块化社会结构。这种看上去很肤浅的历史观在擅长思辨的古希腊智者那儿简直像个笑话，普通希腊民众相信多神论神话和宗教，更高层次的智者痴迷于理性的思辨，以斯巴达专制、雅典民主制为代表的水火不容的政治体制使整个希腊世界处于持久的内乱之中。在古代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均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众说纷纭的思想必然导致广泛的分裂。古希腊文明虽然有着比犹太教文明更高的思维层次性，但它却不能直接对广大民众起作用。这一局面对于古希腊文明的历史地位来说，是尴尬的，那些神话、宗教、社会意识形态能够融为一体的民族迅速形成了庞大的文明有机体，如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犹太教与基督教文明。而作为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核心起源，古希腊文明还需要假以时日，耐心等待着基督教文明的普及和经院时代的来临。当人类文明普及到一个相当高的层次，古希腊智者的理性与科学思想才能通过智慧的大脑放射光芒，其中甚至包括了对于上帝一神论信仰的致命否定。

一神论信仰如同黏合剂，将分散的犹太人聚合成为一个整体。由统一的信仰凝聚而成的犹太民族，在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都会引起对于上帝一神论信仰的反思（至于历史上的犹太民族是否真正做到这一点，已无从考证，但《圣经》中揭示的核心思想总是基于人类行为与上帝警示的对应），进而更加坚定对于上帝的信仰。对于犹太人来说，上帝是一个符号，一面旗帜。

“上帝”如同中国之“道”、“阴阳”、“仁、义、礼”，亦如印度之“梵天”、“梵”等，在宇宙万物、人、族群社会之间建立了普遍的意义联结，从底层逐渐上升到逻辑的联结、秩序的联结、制度的联结，进而形成了整个犹太教文明的核心结构。

“上帝”作为一个底层符号介入了意义的联结：世界上万事万物以及人与人之间“肉体”上的物理联系，所呈现的意义不能自行产生出来，必须通过其他事物作为“中介”表达出特定的意义。“上帝”是一切符号形成意义的基础，它使一切其他事物通过这一符号产生出普遍的联系。上帝不仅创造了整个世界，而且维持着整个世界的运行，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都同上帝存在着必然的关系。

“上帝”作为一个底层符号介入了逻辑的联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摆脱了埃及人的控制之后，在西奈山上，上帝耶和华和以色列人订立盟约。上帝对摩西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圣经·旧约》，《出埃及记》19：5—6）西奈盟约是犹太教的核心，它在神人二元关系之间建立了逻辑的联结——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子民。犹太人的信仰、犹太民族的历史、犹太圣典乃至整个犹太教无不以神人盟约产生的逻辑关系为基础。

“上帝”作为一个底层符号介入了秩序的联结：在混乱无序的族群竞争状态下，单个族群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找到生存之地，人们需要重建适合金属时代需要的新秩序，只有借助上帝的力量才能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上帝的意志体现着公平、正义等涉及宗教、道德、律法的各种文明元素，人们只要顺从上帝意志，就能建立适合犹太民族生存的新秩序。对于神的信仰体现了犹太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意志，因而，当犹太民族走向堕落时，也必将遭到神的惩罚。

“上帝”作为一个底层符号介入了制度的联结：神人之约有着非常具体化的内容，这就是“摩西十诫”，其中包括“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以及不可杀人、奸淫、偷盗、作假见证陷害人等内容。上帝启示给以色列人的真义被称之为“托拉”，是一种全民遵守的制度性律法。

“上帝”作为一个底层符号介入了意义、逻辑、秩序、制度的联结，从而使犹太教文明的核心结构随之形成。这就如同没有“道”这一符号就不会有道家学说及其文明，没有“仁”、“义”、“礼”的符号就不会有儒家学说及其文明，没有“梵天”、“梵”的符号就不会有印度文明一样。

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即将出版。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