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 安超｜后疫情时期的中国需要怎样的治理和发展观｜本刊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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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期的中国需要怎样的治理和发展观

李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文科资深教授

安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3期

《后疫情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挑战、动力与治理创新》

为方便阅读，有删减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全国疫情防控进入了常态化阶段，人们对于疫情的关注也转移到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的秩序上来。像中国这样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基本控制住疫情蔓延的国家并不多见，不少医疗科技水平非常高的发达国家、发达经济体并没有控制住疫情，甚至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疫情更为恶化。当然，在后疫情时期，我们也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尤其是2021年伊始，国内局部地区又发生了疫情零星反弹，这再次提醒我们谨防局部聚集性疫情，对后疫情时期的挑战做好整体性的准备。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后疫情时期挑战及应对的研究还明显不足，本文尝试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疫情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造成了怎样的冲击，包括经济方面、社会结构方面以及社会心态方面；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动力是否受到影响，以及此次疫情防控最为突出的贡献——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在后疫情时期如何进一步创新和完善。

 后疫情时期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挑战

经济与就业是疫情挑战中的核心问题。经济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础，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给中国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给中国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带来的冲击尤为重大。在疫情期间，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物流受限，整个社会运转一度处于停滞状态。在后疫情时期，国内外经济社会形势几经起伏，危机与机遇并存。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中恢复社会、经济并寻求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之路，是摆在中国面前的最为重大的议题。疫情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密不可分。所谓社会结构，就是指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构成，中央多次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这关系我国现代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如果经济发展减缓、失业率上升，会直接影响许多社会群体的发展机会和生活收益。在此次疫情和后疫情时期，都不同程度发生了大中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缩水和农民工外出打工受阻的难题，这些都是在研究疫情带来的挑战时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期转向平缓发展期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低速增长的状态，但是中国政府采取多方面举措避免了中国经济的下滑。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经济体在经过高速增长后转入中高速或低速增长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经济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2012年，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增速换挡期，之前保持的高速增长开始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从图1、图2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总体而言，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高速增长期将转向平缓增长期，特别是 2020 年的经济情况明显下行，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

疫情对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经济都有巨大影响，中国的国际关系也遇到了全新的挑战。中国过去40 多年的稳步发展是在一个良好的国际关系中展开的，但这一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目前来看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有学者指出，特朗普执政时期，中美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过去以合作为主的关系格局，转向以冲突、竞争甚至战略竞争为主的关系模式。疫情发生以来，中美 关系更为紧张。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中美关系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应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要推动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就中美关系重回正轨也提出三条建议：一是激活和开放所有对话渠道；二是梳理和商定交往的清单，形成双方合作、对话与管控三份清单；三是聚焦和展开抗疫合作。可以说，中国对美外交关系与政策仍然保持较为理性和克制的态度。在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对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此，中国社会学界要尤为关注。

（二）中国经济在寒冬下呈现有所回暖态势

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上。受疫情影响，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都受到了相对剧烈的冲击，国企经营利润普遍缩水，全国财政收入也随之缩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同时也逐步回暖。

从消费来看，疫情防控需要避免人口的大规模聚集和流动，因此使得居民的社会消费需求大幅降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见图3），2020 年以来，在经历了疫情期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急剧下降以后，八九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回暖趋势比较明显。笔者判断，随着疫情的缓解、经济的回暖，经济预期一定程度上会有所好转，这也与后疫情时期新兴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和快速发展有关。

从出口来看，在2020年前三季度，国外疫情的恶化使各国外贸关系受到冲击，中国的出口业务受到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疫情期间欧洲、北美等地区产能不足，国内产品比如医疗仪器及器械、纺织物及制品、中药材及中成药等出口增长较明显，客观上起到了“出口替代”的作用。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0 年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21557亿元，比上年增长 1.9%。其中，出口为2179326亿元，增长4.0%；进口为142231亿元，下降0.7%。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整体呈现一季度大幅回落、二季度止跌向稳、三四季度全面反弹的发展态势。总体来说，中国外贸发展的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并没有改变。但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依然受阻，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加之近来进口海产品多次被检测出含有新冠肺炎病毒，如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恢复和发展国际贸易，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

从投资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的下降，还表现在全国财政收入的下降上。财政部数据显示，疫情对财政收入的影响较大，2020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2895亿元，比上年下降 3.9%。其中税收收入154310亿元，下降 2.3%。很明显，受疫情影响，中国税基减少，为支持疫情防控保供、企业纾困和复工复产而采取的减免税、缓税等措施，导致全国财政收入下降。中央强调，要带头过紧日子，把中央部门的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缩了一半以上，调出资金用于基层企业和民生。

后疫情时期，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社会治理措施得力，经济有所回暖；另一方面，我们绝不可忽视经济下行与疫情影响的双重压力。仅以中小企业为例，后疫情时期中小企业将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国内消费性需求的降低和居民消费习惯变化的挑战、国际需求出口的减少导致的外贸型中小企业发展困境的挑战。经济是发展的基础，对于经济运行的高度关注一刻也不能松懈。

（三）中国就业形势面临一定考验

后疫情时期，城乡就业、失业问题将形成比较严峻的挑战，表现为失业人数尤其是第三产业失业人数增加、失业率上升、中等收入群体收入降低，进而带来比较严峻的社会民生保障问题。

目前国内受疫情冲击最大的产业是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和外贸行业。第三产业中的中小企业较多，它们本身抗风险能力偏弱，对外部环境的敏感程度较高，在疫情冲击之下更容易产生波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1—1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3%、6.2%、5.9%、6.0%、5.9%、5.7%、5.7%、5.6%、5.4%、5.3%、5.2%、5.2%，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平均 5.6%，低于6%左右的预期目标。随着各地复工复产持续推进，一系列助企纾困帮扶政策落实，市场用工需求增加，农民工就业压力有所减轻，失业率波动下降。然则，尽管当前就业形势有好转趋势，但就业压力依然较大。

其实，就业失业的定义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涉及适龄的劳动人口是否有找工作的劳动意愿，世界各国标准也很不相同。有些国家定义过去一周有过1小时及以上劳动报酬的就不算失业，国内社会学界通常的标准是15小时及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城镇调查失业率一直是有差异的，通常是后者高于前者。目前官方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针对城镇户籍人口（非农业人口）计算的，外来农民工不包括在内，我国社会学界所做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比官方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要高一些。目前，即使按照不算高的6%的失业率来计算，其对应的失业人口规模也达到4500万人。而且，我国农村并不计算失业率，只计算“农村剩余劳动力”。疫情以后，很多农民工没有返城，也处于一种半失业状态，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四）中国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受到一定冲击

后疫情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和优化进程将受到一定阻碍，其主要表现在：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受疫情冲击较大，社会阶层差距有所增大，中国社会发展结构性不平衡问题加重，笔者原来比较乐观的中国向“土”字型社会结构之中产社会的发展也明显滞顿。

一是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受疫情冲击较大。疫情后中国物价持续上涨，而中等收入群体工作稳定性下降，工资性收入下滑明显，家庭可支配现金流不足，家庭财富严重缩水。笔者曾提出过“中产边缘层”和“中产过渡层”的概念，中国大部分中产并不是核心中产，而是处于边缘地位。根据“六普”数据计算，我国中产阶层占比19.13%，但 73%的中产处于与下层接近的边缘状态。这些人的生活本来就是不稳定的，在疫情冲击下他们有可能回落到下层。相关调研发现除了管理者、政务机关或事业单位职员外，从事其他职业性质的人群工资性收入均有不同幅度的减少，中低收入阶层及自由职业者工作的稳定性和收入都受疫情影响较大，而且预期也不乐观。年收入 5 万元及以下群体的工资性收入降幅最大，其中 34.3% 的收入减少较多；家庭金融资产或年收入 10 万元以下家庭的财富是缩水的，年收入 5 万元以下家庭的财富缩水较为严重，家庭财富指数仅为 64左右（100为参照基点）。中等收入群体贷款、失业、收入降低等原因导致的生存压力正在浮现。

二是受疫情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也受到冲击。笔者此前根据“五普”和“六普”数据研究发现，中国社会结构正在从“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向“土字型”社会结构转变，即在中国经济社会高发展时期，下层的向上流动比较明显，这本来是一种社会结构优化的趋势。但是，正如上面调研数据所显示的，在疫情影响下，中等收入阶层收入水平和群体规模都有所缩水。保罗·法默（Paul Farmer）在《传染病与不平等》一书中指出，流行病与不平等之间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低收入群体由于居住环境差、工作环境暴露程度高、医疗保障弱等各种原因，感染病毒的机会和死亡率更高，而疫情又使得低收入人群的处境更为不利。可以说，疫情不仅是对全球卫生系统的挑战，也是对人类平等和尊严的挑战。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的状况下，中国结构性不平等的问题也会加重，并挑战社会保障体系的效能与社会结构的稳定。

三是社会焦虑情绪浓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增多，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安全稳定。疫情将带来持续的集体心理创伤和社会负面情绪，比如死亡焦虑、安全焦虑、风险焦虑、教育焦虑等，需要长时间的缓释。疫情还带来了民众的健康焦虑问题，由于社会交往的减少，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加剧了担忧、烦躁和抑郁等负面感受，尤其是一些失去亲人或感染新冠的人会产生一定的心理阴影，使得一些负面情绪如焦虑、恐慌、对立等社会情绪积压。经济的低迷、社会差距的拉大、失业率的大幅增加，也使得社会焦虑情绪积累，容易诱发社会矛盾。此外，现代网络传播的快速性、即时性、规模性、虚拟性，导致网络传播的信息出现不同程度的夸大、繁杂、矛盾、失真、扭曲等现象，在增加民众的认知负荷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恐慌，给社会的安全稳定带来威胁。

后疫情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机遇

面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就业、社会结构发展等方面的严峻挑战，关键是我们一定要有抗击和战胜疫情的信心。前总理温家宝同志曾经讲过“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从社会学实证分析的角度看，我国在城镇化推进、新产业布局、人力资本等方面有着强大的动力、潜力和发展机遇。尽管疫情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诸多严峻挑战，但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在抗击疫情的进程中，也做出了积极应对和调整，这显示了有 14亿人口的中国社会蕴藏着无限的潜力与生机，是我们战胜疫情信心的来源与基础。

（一）中国人力资本、城市群的竞争力与新型城镇化动力

中国仍处在城市化、产业化的高峰期，迄今为止农村户籍人口仍占很高比例，城市化依然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发展动力。同时，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了不同区域、类型、层次的城市群，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重要引擎，是中国遇到巨大社会风险情况下仍能保持现代化活力的重要支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我国已经逐渐形成了“5611”城市群格局：5 个国家核心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6 个战略支点城市群【海峡西岸、海南（南海）、天山北坡、哈长、滇中、藏中南】；11个区域支撑城镇群【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关中-天水、北部湾、黔中、太原、呼包鄂榆、宁夏沿黄、兰州-西宁、淮海（徐淮）】。城市群的发展，有利于人口与城市布局更合理，有利于国土均衡和区域均衡发展，也有利于防范单一巨大城市的社会风险，这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过度向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集中的背景下意义尤为重大。

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学界开始从迁徙距离的角度关注就近和就地城镇化的现象。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在中国东南沿海部分城镇化发达地区，乡村人口并未大规模向城镇迁移而实现了就近和就地城镇化。2009年以来，农民工从乡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地区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趋势正在发生逆转，农民工流动呈现出总量增高、增速趋缓，向中西部流动、省内流动和本地流动增速不断加快，以及向原来流出地回流的态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外出农民工中，在省内就业的农民工9917万人，比上年增加 245万人，增长2.5%；跨省流动农民工7508万人，比上年减少86万人，下降 1.1%。省内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56.9%，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 0.9个百分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省内就业农民工占比分别比上年提高 0.1、1.4和1.2个百分点。中国城镇化人口的流动出现新特征，省内就业的农民工持续大幅增加，跨省流动农民工持续减少，即省内流动超过了省际流动。

由于沿海地区产业的转型升级、中西部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本地生活成本较低、中小城市落户政策宽松、教育与文化融入性高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在家乡附近的城镇就业。新冠肺炎疫情又加速了农民工回流，年龄偏长和新生代的农民工更多地选择回流到省会城市。农民工跨省流动减少、省内就业增加的情况，有可能会开启中国新型的城镇化模式——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模式。以市、县为核心的就近、就地城镇化，推进了中小城市发展，不仅有利于降低农村人口融入城镇的成本，也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更有利于中国区域、城乡均衡发展。需要提醒的是，就地、就近城镇化要严格防范那种违背村民意愿和利益的“合村并居”，注重保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激发了中国的经济动力，累积了庞大的人力资本，这是中国未来持续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不竭源泉。其一，中国人素有勤劳刻苦的劳动品性和艰苦奋斗的坚韧作风。在疫情期间，像一线医护人员和“快递小哥”这样的劳动群体，以及待疫情稍一好转就全力投入经济复苏的劳动人群，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我们必须创造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形成对于广大劳动者群体的利益惠及和社会尊重，这是未来中国能够保持稳定发展的关键。其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制造业培养了规模庞大的一线高水平技术操作工人和技术人员，中国目前制造业链条比较完整，各个技术环节的技术工人都是数以千万计或数以亿计，任何一个国家要想短时间内培养这样多的技术工人都没有可能。其三，改革开放 40年还为中国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中国深化改革的目标，就是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更好地激发全体中国人的活力。

（二）新产业的萌芽和中国人行为方式的转变

在疫情的影响下，实体经济受到重大的冲击，数字经济却迎来发展的契机，包括电子商务、数字金融等在内的数字经济，不仅满足了疫情期间居民家庭的消费需求，也发挥了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同时成为破解中小企业发展困境的重要方案。这次疫情跟 2003年非典疫情不一样的是，电商、互联网企业为疫情防范、生活服务等提供了支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前三季度，新服务业态高速发展。电商促销多种多样，线上直播屡创交易额新高，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速达15.3%，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4.3%。线上消费加速普及，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等线上服务需求旺盛；2020年1—8月份，全国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038.8亿GB，同比增长 33.7%；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7.1%和13.8%。疫情期间的“宅经济”带动了一批疫情红利新产业，新型物流产业、互联网医疗产业、在线教育产业、在线办公平台产业、在线短视频产业、直播产业等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疫情还催生了远程办公、共享员工等新型工作方式。为了减少社交接触，很多政府服务部门开启了远程服务模式，包括工商、税务、法院、银行等均开放了极为便利的网上电子服务，既减少了交叉感染，又省减了时间、交通、工作量。由于远程办公方式和物联网的兴起，未来很多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物联网实现决策管理、产品研发、材料供应、生产销售等，把各个环节分散在不同城市，企业对大城市的依赖有可能会弱化。疫情还催生了“共享员工”，一些暂时难以复工的中小企业采用了短期人力输出的合作用工方式，用工企业从其他暂时不能复工的单位临时招收共享员工，解决用工缺口。有些地方政府比如安徽省、浙江宁波等地，采用政府、工会、企业、个人签订四方协议约定相关重大利益事项的方式保障员工利益，帮助解决员工劳动关系认定等方面的法律风险。“共享员工”模式是国内企业积极自救和政府及时参与支持的创新之举。

此外，疫情也给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带来了很多新的改变，在生活观念、健康观念、工作方式、交往方式、教育方式、消费方式、医疗方式上都有所体现。疫情倒逼政府和群众真正重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问题，中国人对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疫情提升了公共健康的文明程度，人们更加注重健康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比如洗手、戴口罩、共餐使用公筷等习惯逐渐成为常态。复工复产过程中，由于跨省市出行的限制，很多人选择了在家乡就近就业，随着网络的高度发达、消费的不断升级，更多副业、兼职也在不断产生。疫情造成了人们交往方式的改变，隔离是阻隔病毒传播的有效方法之一，未来很多中国传统节日的聚集性会下降，人们的网络社交会更为频繁。对教育方式而言，在线教育模式迅速成熟而普及，线上线下结合的教育方式将是未来的大趋势。同时，大规模的网络购物和新型物流方式会越来越普及，互联网经济会产生新的商品革命。就医疗制度和方式而言，社区的医疗模式会催生出更为便民、高效的全民医疗体系。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变迁的动力是无可限量的。后疫情时期，新型产业发展态势良好，我国居民的消费信心逐渐恢复，发展动能逐步增强，经济景气度持续提升。在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的时期，我们应充分把握这个机遇期，在政策层面做出积极的调整和应对，充分调动全体中国人民的活力，推动现代化建设繁荣有序的发展。

（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全体中国人民参与发展的活力

后疫情时期，国内外经济社会形势几经起伏，经济有所恢复，但危机与机遇并存，如何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中恢复社会经济并寻求中国现代化之路，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项重大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深化改革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实现中国经济双循环。近来，“经济双循环”的概念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央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国际贸易形势和中美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在基本实现自给自足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优势产业，从而更好地参与国家间的贸易和竞争。相关举措包括上万亿元“新基建”规划、上千亿元企业减税措施、上百亿元地方政府消费券发放、上百万人就业安置措施等。

从社会学角度看，内需的最大潜力群体是日常生活消费比较低下的群体，这部分人群在中国比例还很高，但该群体的收入水平不高。所以，扩大内需的核心应该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再者，“内循环”绝不意味着“闭关自守”，相反，立足于“内循环”体量和质量上新台阶，则中国经济更易于抵御外部冲击，从而更为主动、灵活、稳健地嵌入全球体系之中。

其二，调整产业结构、推进技术创新、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激活民营经济的活力。民营经济和个体工商户支撑的产业和服务业，是城乡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经济领域和社会运转的有机体。目前，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城镇80%的劳动就业，但从复工复产的情况来看，大型企业和重点产业开工率上升较快，而民营经济特别是个体工商户开工复产还处在徘徊阶段。因此，国家出台了多项举措，鼓励发展小微经济、夜市经济、集市经济等保就业、促消费、激发城市经济的活力。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对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重大的意义。笔者研究发现，“中产边缘群体”在不同城市规模中，都占相当大的比例，这个群体地位不稳定，在经济下滑的局面下随时可能落入下层。因此，激发民营经济活力，特别是保护和激发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活力，对于保护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极其重要。

王小鲁等研究发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来源在逐渐变化，外源性效率提高的因素在下降，技术进步和内源性效率提升的因素在上升。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新的发展阶段，要从过去更多依靠要素投入向依靠技术进步转变，技术进步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需要通过创新提升科技水平，通过深化改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目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技术创新增长的主要内容，要实现中国经济自我循环，就必须加快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应对疫情必须做出的战略调整。依托于5G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大、智、物、移、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带动数字经济快速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作国内技术发展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迈进。

其三，推进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改革、发展健康产业。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中国乃至全球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出了严峻考验。疫情大考也暴露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不少漏洞。加强对传染性疾病的监测和预警，建立覆盖所有医疗机构的传染病监测哨点，以及建立快捷高效的公共卫生事件报告机制，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决策系统，乃至加强对全国及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和预警能力，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体系，都成为当务之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健康产业红利井喷，医疗、生命健康产业将在未来得到大力发展。我们更加意识到了“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国家政策更加大力支持医疗、医药研究开发。在后疫情时期，公众的健康意识大大提高，将更舍得健康消费的投入。健康消费需求正在从简单的口罩需求向口腔喷剂、漱口水、免洗洗手液、消毒用品、空气净化器、营养品、功能食品、中医养生等卫生防护、医疗保健、养生运动多个领域发展。健康产业，比如医疗器械行业、中医药行业及医疗服务行业、线上医疗服务，特别是智能、智慧与互联网医疗服务行业，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在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下，健康产业即将步入蓬勃发展期，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后疫情时期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和完善

回看一年来的疫情防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我国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里控制住疫情，从疫情爆发期、扩散期转入后疫情时期，最核心的制度因素就是这种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我国控制住了疫情，而一些发达经济体疫情反而更为恶化呢？最大的差别正在于这种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

对于这样一种体制机制，疫情发生以前学界并没有给予像今天这样高度的关注。如果认真考察，这样一种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的考验，在新中国经历了70多年的变迁、革新与创新而逐步形成的。历史上中国曾长期奉行家族宗族自治，所谓“皇权不下乡”，基层社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结是通过“绅权”完成的。我国这样一种城乡基层政权体系、城乡基层社区的治理体制机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此次的疫情防控充分发挥了这样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基层社区治理的优势。在后疫情时期，我国最为主要的应对措施，还应是继续推进这一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和完善，这是我们应对挑战，焕发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潜力的最主要的制度保障。

（一）后疫情时期继续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完善基层社区治理创新

后疫情时期，我国既面对多方面挑战，又具有发展的动力与机遇，那么，究竟怎样从社会治理入手，充分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优势呢？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基层社会治理时，多次强调“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道理。基层社区治理牢固了，瘟疫就没有藏身之地，全社会就安全稳定。近来国内偶发的疫情传播案例一再提醒我们，后疫情时期可能会比较漫长，我们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基层社会、基层组织、基层社区的治理模式，既管控住疫情，又使得经济社会充满活力。特别是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将基层治理构建得扎扎实实，有了基层的严密防控，就保护了每一户居民、每一个人。

有学者指出，经过70多年的探索，我国通过改革创新改变了传统国家统合主义的“一元化”治理，逐渐形成了以政府主导为主、市场和社会力量以不同形式参与的“一核多元”的混合治理，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我国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基层治理模式控制了疫情、稳定了社会，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自信。当然，这个模式还需要不断地改进和完善。那么，在后疫情时期，怎样才能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呢？

笔者以为，最为核心的原则就是“重心下移”。重心越是下移，就越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解决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就叫作“办实事、不办虚事”。基层社区、基层小区是老百姓生活的真实共同体，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最有效防线。社区、小区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的堡垒作用尤其突出。突发风险时，严控个别小区，就实现了整体城市的安全。回顾疫情最初爆发时，我们也曾经紧张和慌乱。但是，在很快稳住了社区、小区防控的阵脚以后，不管是单位社区还是居民社区，都迅速建立了稳固的防控体系。城市大系统建立在社区、小区小系统的基础上，每个社区、小区尽力满足 15分钟生活圈的基本需求，整个城市的抗风险能力由此大大提升。

“共建共治共享”是另一条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原则。“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疫情防控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现代人民战争。此次疫情防控也再次印证，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共建共治共享”。与社会管理相比，社会治理的最大创新就是社会治理具有最为广泛的人民参与性。单凭个人力量根本无法与凶恶的病毒抗衡，必须激发全民参与的活力，才能汇集成抗击疫情的最广泛的和最强大的支持力量。在防控中很多地方建立了社会治理的网格制度，如“街道-社区-网格员-楼门长-家庭”的五级联动组织。在很多基层社区，面对庞大的社区居民和流动人口，网格员可以化整为零，进行入户走访、电话询问、卡点检测、定点消杀、人员摸排、劝导宣传、物资采购、生活保障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创新，正是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建共治共享”。

（二）后疫情时期基层社会治理要以人文科技为支撑

此次防控疫情还充分体现了我们国家的人文理念，在防疫过程中我们以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为最高原则，国家调动一切资源抢救生命，重视人、关心人、爱护人的原则在疫情防控中有最为突出的展现。科技支撑是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也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疫情防控中最有效阻止疫情传播的方式就是减少人与人的直接接触，但这样就会造成人们日常生活和复工复产的难题，科技便成为解决这些难题的支撑工具。在科技支撑方面，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很多新点子、新方法。

一是建立“无接触智能防控系统”，推进社区疫情防控常态化。比如，各地自主研发或通过市场购买健康码，极大减少了疫情排查的工作负担，减少了接触性传染风险。各小区、各楼栋、各组织的工作微信群、团购微信群、心理疏导微信群，各种远程教学和会议APP，成为有力的治理平台，在信息沟通、会议协商、物资调配和保障、家庭教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的省市在电子政务平台还设立专门的抗疫便捷服务窗口，如北京的京心相助、广州的粤省事、天津的津心办等小程序，可以快捷办理健康码、进行互联网医院问诊、防疫心理咨询和医疗专家远程会诊、法律咨询和援助等，为疫情防控提供了便捷渠道和有力支撑。

二是各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无接触智能预检分诊”模式。比如，北京市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创“无接触智能预检分诊”，利用人工智能信息化手段代替医务人员来完成预检分诊工作，引入北京健康宝大数据库，通过在医院门口安装智能无接触预检分诊闸机，实现5秒钟自动身份认定、40秒完成流行病学史调查、24小时无人接触，为医院疫情防控提供了简单、实用、高效的技术支持，解决了接触式测温费时费力、效率低的问题。

三是推动安装小区卡口智慧门禁系统。智能门禁通过人脸扫描，可在一秒钟内快速实现人员身份验证、非接触式体温测量、进出记录可视化、黑名单报警等功能，甚至面戴口罩也能准确地对人脸进行识别。比如，北京西城区推动社区基础装备升级，借助“科技支撑”推进社区疫情防控常态化，不但解放了机关干部、社区工作者，缓解了他们紧张的工作压力，更有助于促进社区防控工作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社区工作效率，保障居民生命健康安全。

当然，数字技术管控最大的问题是个人隐私问题。很多部门和企业对收集的个人信息保护不力，容易导致信息泄露。网络上发布的一些大数据报告，有的仅仅统计安装了特定APP的用户，并不足以为相关部门和公众提供有效参考，有时被不法分子盗取以作他用。单一的数字化防控也易引发社会冲突，比如排查监测重点人群有时会导致地域歧视、激化对立情绪。数字是冷冰冰的，在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的建设中，对人的关怀和人与人之间的良性社会互动是最为根本的。在后疫情时期，促进科技和大数据进一步应用于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同时，完善数字化治理的法律监管和隐私保护也势在必行。

（三）后疫情时期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实验，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

多年以来，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探索过很多新的模式，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曾经总结过“中国城市社会社区治理的四种模式”，即政府主导模式、市场主导模式、社会自治模式和专家参与模式等。在后疫情时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经济社会方面多种社会问题的挑战，无论是基层政府、市场经营者、社会组织、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在基层社会治理、基层社区治理方面有所实践、有所创新。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方面，笔者带领清华大学课题组开展了“新清河实验”，该实验是在北京清河地区进行的基层社区治理研究，这是一种专家参与型的，政府、市场与社会尝试良性互动的基层社区治理实验。在后疫情时期，“新清河实验”在参与社区疫情防控的同时，继续推进社区议事委员实验、物业管理实验、社区社会组织实验、社区空间改造实验、社区提升实验和社区保障改善民生实验，同时为基层社会治理和疫情防控提供社区培训、治理能力提升训练等。疫情期间，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清河街道下沉干部、社区议事委员、社区党员、志愿者与“新清河实验”课题组成员投身到社区防控一线，为进出社区的居民进行体温检测、信息登记，为居家观察人员送快递、处理生活垃圾，齐心协力、共抗疫情。在这一过程中，一种以实际居住小区为基础的、改进传统社区居委会管理模式的、居民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模式也浮出水面。在后疫情时期，“新清河实验”将继续在议事委员基础上进行“物委会”的组建与运行实验，研究“物委会”如何组建、如何运行、如何协作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探索组建“物委会”的“清河模式”。

当下，全国局部地区疫情反弹还有一些新的特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城市与农村的疫情防控有明显差异。虽然城市、特大城市人口密集、病毒易传播，但是城市的优势是医疗防疫设施比较齐全，城市居民也迅速形成了新的防疫行为方式（戴口罩、勤洗手等）。而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还存在很多防疫漏洞，比如，农村医疗防疫设施明显不足，农村居民防疫的意识也比较薄弱，防疫的行为模式也相对滞后，不戴口罩、没有分餐习惯、喜欢串门聚会，这些都导致一些农村产生了突发性的疫情蔓延。显然，农村针对疫情挑战的基层社会治理，也需要创造出更加适应各地农村实际情况的新的治理模式。

由此看来，我国的后疫情时期很可能会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当前的局面看，我们所采取的“严密防控”的诸多措施都还是行之有效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严防死守举措的成本也是比较高的。在实践中，我们也要学会更多地运用大数据、互联网、高科技等多种手段。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社区治理不仅要不断调整应对方案，更要凸显我们的组织管理优势。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创新普通老百姓和广大城乡居民都能够普遍参与的基层治理新模式。

总之，虽然有疫情的挑战和打击，中国仍然处在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极为艰难的 2020年，中国依靠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大体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社会学界应该继续积极思考，中国在国际环境恶化和疫情冲击的双重压力下，如何稳步推进城市化和城镇化发展，并在社会发展、社会建设、保障与改善民生、社会治理、基层社区治理等重大问题上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为持续推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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