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雅琳｜政治博弈中的“抒情传统论”｜“为世界进文明”——探索与争鸣创刊400期青年学人专刊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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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博弈中的“抒情传统论”

罗雅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2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罗雅琳

引言

作为一种在海内外中国文学艺术研究界引发巨大反响的论述，“抒情传统论”一般被公认为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一是陈世骧与“抒情传统论”的提出。这一阶段以1950—1960年代陈世骧关于中国古典诗歌“抒情性”的一系列文章为先声，以1971年陈世骧在美国亚洲学会年会比较文学组的发言《中国的抒情传统》为正式提出标志。

二是高友工与“抒情传统论”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拓展。早年就读于台湾大学、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友工1978年返回台湾大学讲学，带来“抒情传统”“抒情诗”“抒情精神”等一系列概念，这一股“高友工旋风”使“抒情传统论”在台湾地区蓬勃兴起，柯庆明、吕正惠、蔡英俊、张淑香、郑毓瑜等学者均有相关论述。

三是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的“被加入”。身处美国的李欧梵于1980年收集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的文章并结集为The Lyrical and the Epic（通译为《抒情与史诗》）一书，到了2005—2006年，黄锦树和王德威先后直接将普实克组织进“抒情传统”谱系中。

四是中国大陆的传播与谱系追认。经由王德威的北大授课、王德威和陈国球的相关著作和编著，从2010年起，“抒情传统论”成为在中国大陆地区得到反复热议的学术话题，在此基础上，鲁迅、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朱光潜、宗白华、林庚、宇文所安等作家和学者也被追认到“抒情传统”谱系之中。

在大量关于“抒情传统论”的现有研究中，以上这一看似先后相继、层层展开的历史过程常被认定为不言自明的前提。但仔细辨认，则会发现其中有着两组值得追问的问题。一是普实克的角色问题。普实克《抒情与史诗》的英文版出版于1980年，但所收录的文章却诞生于1950—1960年代，其中与中国文学的“抒情性”问题关系最大、也是最常在“抒情传统论”中得到征引的文章《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在1956年已写成。相较于陈世骧被视为“抒情传统论”之“先声”的《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1958）、《时间和律度在中国诗中之示意作用》（1958）、《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1961）、《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1969）等论文，普实克的论述更早一些。普实克为什么要写《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除此文之外，普实克《抒情与史诗》一书中的其他文章很少在“抒情传统论”中得到引用，但这些文章依然与“抒情”问题有关。普实克的其他文章对于“抒情”持何种态度？普实克与夏志清关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著名论争常被认为与冷战背景下两大阵营的立场对立相涉，那么，普实克关于“抒情”的论述是否也与此有关联？最奇怪的是，为什么在阐释普夏之争时，研究者们常将普实克塑造为一个固守意识形态教条的刻板人物，而在阐释“抒情传统论”时，研究者却往往对普实克的政治背景一笔带过乃至避而不谈，甚至视之为个人主义的有力支持者？二是台湾地区的地域性问题。高友工的演讲为什么会在1970年代的台湾地区学界引发“旋风”？台湾地区的“抒情传统论”以《诗经》《离骚》等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往往使人忽略其中台湾地区这一特殊场域的因素。“中国文学”对于1970年代的台湾地区具体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台湾地区至今仍是“抒情传统论”的重镇？为什么1970年代从台湾地区走出的学者王德威对“抒情传统论”情有独钟？

以上两组问题，都在召唤着研究者对“抒情传统论”的发展过程展开更为历史化的细部考察。今天的“抒情传统论”已经越出早期的古典文学艺术论域，广泛地被应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艺术研究，也正因此，“抒情”与“史诗”这组对立项不再指涉着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差异，而是成为“个人”与“集体”、“内部”与“外部”的代称，进而成为“非政治”与“政治”的转喻。关于“抒情”的讨论，总是倾向于挖掘出“集体史诗中的个人声音”，偏于强调其中远离社会政治的面向。但对于“抒情传统论”的历史化考察将提醒我们：自这一概念诞生之日起，“抒情传统”便并非一个与政治无关的观念，而恰恰处于现实政治博弈的漩涡之中，是特定政治立场与心态的承载者。

“抒情”问题与冷战背景下的捷克斯洛伐克

对于大陆文学研究界而言，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影响较大的文章有三篇，且它们常被放置在三个不同的细分领域中展开讨论。按写作时间顺序，其一是1956年在巴黎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宣读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该文一般被认为与“抒情传统论”较具对话性，学界最重视的是其中中国现代文学的个人主义源自中国古典抒情文学的观点。其二是1962年在汉学期刊《通报》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该文几乎只出现在文学史方面的讨论中，普实克与夏志清被视为“文学科学”和“文学批评”两种文学史观持论者的代表。其三是1967年参加密歇根第十七届东方学家论坛的《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该文因较早地关注鲁迅早期文言小说《怀旧》而被划归鲁迅研究界。与那种以语言（白话文的兴起）或思想（新文化运动）来界定现代文学的发生的做法相比，通过聚焦“文学结构”的变化，普实克将作为文言小说、写作于1911年的《怀旧》视为“现代文学的先声”。此文将“现代性”的关注重点放置在文学形式的“内部”，于1980年代被译介至中国大陆后，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逐渐兴起的“内部研究”趋势相呼应，由此也开启了关于鲁迅短篇小说形式研究的热潮。这三篇文章写作时间跨越十多年，看起来论述重点各异，不过，如果仔细考察则能发现，它们均与普实克“抒情”观念的形成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三文观点的转变，折射出普实克在1950—1960年代的思想变迁，更与彼时捷克斯洛伐克在国际政治中所处的特殊位置有着直接关联。

先来看诞生于1950年代中期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文。普实克指出，中国古代文人文学具有抒情性、主观性，而民间文学具有叙事性、客观性。不过，该文重点并非“抒情性”与“史诗性”的对立，而在于提出中国现代的“内生”性质。文章指出，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与古代中国的文人文学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封建秩序在清代陷入危机，导致中国自身的社会结构变革和随之而来的观念变革，此前地位不高的白话小说成为新文学的主要形式，并为新文学带来了叙事传统。由此，普实克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从思想到形式都与本土古典资源有直接联系，进而得出结论：中国社会的现代变革“始于明朝，其主要动力来自中国内部的力量，渊源也完全是中国的。欧洲的入侵只不过是加速了它的进程而已，即使没有外来的因素，它也终将实现同样的目标”。

与1950年代在费正清影响下美国学界所构建的中国现代化的“冲击—回应”模式相比，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汉学家普实克对于中国现代化动力的理解截然不同。在1956年于巴黎召开的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上，普实克曾宣读《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文，《抒情与史诗》的英文版提供了这一原始出处，但微妙的是，该书的两个中译本（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抒情与史诗》）保留了其他文章的原始出处，却删除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文的原始出处。在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上，两大冷战阵营的汉学研究者关于历史观念展开正面交锋，普实克的文章与此时中国史学界五大基本理论问题中的两个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中国史分期问题”）形成了呼应，因此得到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参与此会的历史学家翦伯赞的重视。该文确实将“抒情”视为个人主义的表征，并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继承与转换了古典文学中的“抒情性”和“史诗性”，但其论述目的并不在于张扬个人主义的绝对正当性，而是在于判断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和发生时间，进而得出中国现代性源自内部社会结构变化而非西方力量冲击的结论。

诞生于1960年代初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则连带出一段冷战双方的文学交流史。1963年4月，在普实克此篇书评发表之后、夏志清的回应文章发表之前，普实克展开了一次赴美学术访问，其间曾与夏志清会面交流。普实克自美回国后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一文寄给夏志清，才有了后来夏志清的回应文章。普实克访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应陈世骧所邀，并由夏济安陪同，他在该校的演讲中有一场便题为《中古传奇中的抒情主义与现实主义》。此时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已经发表（夏氏兄弟的通信中已讨论过此文），而陈世骧尚未正式提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一说。那么，陈世骧的观点是否曾受到普实克的影响？在这次访问中，陈世骧对普实克“待以上宾之礼”，夏济安认为这一方面是为了对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科学风气，因为普实克“至少他是来提倡‘文学’的”，另一方面是希望借助“铁幕后面来的人”在美国左派和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力。夏济安虽然言辞之间对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普实克颇多不满，但由于普实克的演讲主旨强调艺术性而非社会性（如其中一讲为“鲁迅的艺术技巧”），因此表示“同世骧一样地对他有点原谅的心理”。普实克的美国之行，证明冷战时期双方学术界依然存在着某种至少不算太不友好的交往。

“艺术问题”当然无法摆脱政治性，是政治立场不同的研究者的交锋场所，但有时也承担了暂时回避根本性政治分歧的重要作用，成为冷战双方展开沟通的一个界面。普实克虽身处社会主义阵营，但他来自捷克斯洛伐克，而非美国在冷战中的主要对手苏联，正是在他此次访美的1963年前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氛围有了巨大变化。捷共中央委员奥塔·希克撰文批判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主张实行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经济机制，后更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改革委员会负责人，具体开展逐步向市场机制过渡的经济改革。普实克正面讨论个人主义问题，与强调集体主义的典型社会主义论述有所差别，因此更能为美国汉学界所接受。对于美国汉学界而言，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普实克是一个他们最为了解、并与之有最低限度共识（如关于个人主义、艺术性等）的“对手”，甚至是一个希望拉拢的对象。他之所以成为夏志清的论战对象，并在后来被李欧梵、王德威组织进“抒情传统论”中，正与这种特殊身份有关。

夏志清（左）与王德威（右）

如果说，1963年赴美之时的普实克才刚刚流露出对于“艺术技巧”的关注，那么，到了1960年代中后期，他则将这种关注具体呈现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之“抒情性”的论述中，从而与1950年代将“抒情性”与“个人主义”对接的做法形成了差异。这一点见于他的第三篇代表作《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一方面，该文将具有古典散文特征的《怀旧》视为“现代文学的先声”，这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中对于中国现代的“内生”性质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普实克进一步拓展了抒情的内涵，指出抒情意味着弱化故事情节，因此涉及现代主义小说技艺问题，并认为《怀旧》中的对话具有独立性，不是用来推动情节，而是“用来渲染某种气氛，表现某种局面或人际关系的一种形式，就像我们经常在海明威、乔伊斯、福克纳等西方现代作家的作品所看到的那样”，他表示，《怀旧》因洋溢着回忆和抒情的格调而展现出与“欧洲文学的最新潮流的密切关系”，“使人想起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史诗性作家托马斯·曼在《我怎样写浮士德博士》一书中提出的问题：‘我们在小说领域所必须考虑的，是否已经不再属于小说？’他引用哈利·赫文评论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的话作为论据：‘当代最伟大的创作不是一种创造，而是一种召唤，一种浸润着独特回忆的召唤。’”

也就是说，在1960年代中后期，普实克不再仅仅将抒情视为个人主义兴起的表征，而是更进一步，开始探问抒情的现代主义潜能。这一关注与捷克斯洛伐克此时正在发生的关于调整文学方向的讨论形成了明确的呼应关系。正是在19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艺术界开始逐步探索拓展现实主义边界，也即要求在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承认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合法性，不再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对立，而是将之视为对于现实主义方法的重要补充。其具体内容包括关于“颓废”概念的讨论和对于贝克特、卡夫卡、乔伊斯、弗洛伊德等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肯定等。1963年由捷克文学刊物《火焰》主持的关于“颓废”的讨论、1963年在距离布拉格不远的利布里斯举行的卡夫卡纪念大会等，成为该讨论中的重要事件。1967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构成了后来“布拉格之春”的导火索之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捷克一直有着颓废文学的传统，这一点不同于因具有强烈道德态度而一直拒斥颓废和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俄国传统。也正因此，普实克的《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虽然是在美国语境中发表，提出鲁迅的“抒情性”与海明威、乔伊斯、福克纳等“西方现代作家”相似，但并不意味着他服膺资本主义阵营的“文化领导权”，而是出于他对于捷克本土传统的重视。19世纪末，捷克与维也纳同属奥匈帝国，而“世纪末的维也纳”正是人们熟知的“颓废艺术”与现代主义的中心。卡夫卡的小说《司机》曾发表于一家捷克共产党人主办的杂志，捷克的共产主义出版社在二战前出版了普鲁斯特全集，后来又出版了乔伊斯全集。活跃于19世纪下半叶的捷克颓废主义文学家尤利乌斯·泽耶尔（Julius Zeyer）曾出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伏契克的名著《绞刑架下的报告》里，后来也成为普实克的弟子马立安·高利克最爱的作家。

19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对于现代主义艺术合法性的重新讨论和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判，对于身处其中的普实克必然产生影响。马立安·高利克后来曾提及1963年在利布里斯召开的卡夫卡纪念大会对于普实克产生的重要影响，也提到1960年代后期的布拉格成为亚、欧、美等地汉学家的聚会处。从李欧梵对于普实克的回忆中，也能看到这一点：李欧梵1967年在哈佛大学遇到普实克时，对普竟然崇拜毕加索的画和西方现代派艺术感到惊讶；在《铁屋中的呐喊》中《鲁迅与现代艺术意识》一文里，李欧梵也写到普实克曾在1967年提及《野草》和波德莱尔散文诗的相似处，并对自己产生启发。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普实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抒情”问题的论述，其重点经历着从个人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转变，而这一转变与冷战时期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变化有着直接的联动关系。

“抒情传统”的台湾地区关键词：传统、理想、生命

“抒情传统论”在1970年代末经由高友工传入中国台湾地区，此后成为台湾地区古典文学研究界的一种主流论述。高友工在台发表了《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试论“知”与“言”》《文学研究的美学问题（上）：美感经验的定义与结构》《文学研究的美学问题（下 ）：经验材料的意义与解释》等文章。在其影响下，台湾地区学者柯庆明、吕正惠、蔡英俊、张淑香、郑毓瑜等人也展开后续论述，其主要成果收录于1983年蔡英俊主编的《中国文化新论·文学编一：抒情的境界》和2009年柯庆明、萧驰主编的《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一个现代学术思潮的论文选集》两部文集中。台湾地区的“抒情传统”论述中存在着三个高频词汇：传统、理想和生命。这三个关键词与陈世骧、高友工的论述之间既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又存在一定的重点偏移，而正是在这种选择性的继承与偏移中显现出1970年代台湾地区的特殊文化意识和政治心理。

1970年代发生的世界政治变革使台湾地区政治处境和社会文化心理急剧变化。国民党长期的威权治理也使台湾地区民众心怀不满，希望参与公共政治事务并展开政治改革。台湾地区此前“政治保守，经济、文化西化”的整体氛围开始转向。在文学艺术界，长期居于台湾地区文学主流地位的现代主义因被视为“西化”和殖民文化的象征而首先遭到批判，“乡土文学”思潮也随之兴起并在整个1970年代持续发力。“抒情传统论”1978年由高友工传入台湾地区时，正逢“乡土文学论战”达到高潮。“乡土文学论战”所引发的台湾地区文化界对于中国传统和民族意识的普遍关注，以及要求文学关切现实政治的强烈诉求，与“抒情传统论”对于中国文学特殊性的强调一拍即合。该论战的主要论题“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表面上与聚焦古典文学研究的台湾地区“抒情传统论”无关，却也隐秘地在后者的展开过程中留下了些许痕迹。

台湾地区“抒情传统论”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传统”。原本无处不在却又难成体系的“抒情”被建构为一种“传统”，这一论述方式源自陈世骧。已有研究者指出，台湾地区“抒情传统论”既尊重传统话语的合法性，也不排斥印象式批评等曾被视为“前现代”和“过时”的中国文学现象，更为之配置了一个符合“现代性”外观的、具有体系性的理论框架。这种对于传统和现代的糅合使之受到台湾地区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欢迎。可以说，在1970年代的台湾地区，“乡土派”能够从“抒情传统论”中看到“中国”和“传统”，而“西化派”亦对高友工文章中的结构主义理论、原型批评、分析哲学等西方理论颇感兴趣。

不过，“抒情传统”之为“传统”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传统”既意味着有别于“现代”，则需要以“长时段”作为基础。台湾地区“抒情传统论”中存在着一种偏好长时段论述的倾向。以《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一个现代学术思潮的论文选集》为例，该书所收文章关于古典文学的论述基本上没有采用“断代”的模式，而是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论，讨论“抒情精神”在先秦以降两千多年文学中的呈现；另一类是文学作品专论，其中尤其偏好先秦和汉魏六朝等早期文学，只有少数研究延伸至清代小说如《红楼梦》。这种对于通论而非断代论的选择，以及对于“抒情”之悠久性的论述，表达出“抒情”之为“传统”是生生不息、稳定演进的观念。

较之1970年代台湾地区在历史与空间上的破碎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文化身份的破碎性，通过与悠久、稳定的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相对接，其身份意识可以说获得了某种想象中的完整性、历史性和正统性。第一，“抒情传统”历经政治变迁依然稳定流传，这种“文脉不断”的想象填补了此时台湾地区现实政治中所充斥的断裂性表述；第二，“抒情传统”在时间维度上的拓展，补偿了此时台湾地区在空间维度上的狭窄，更为缺乏历史（或谓尚未找到自身历史）的台湾地区文学带来了某种“前史”；第三，“唯情论”或“缘情论”只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诸多潮流之一，而“抒情传统”却将从《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到杜甫律诗、《红楼梦》的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与主流全部阐释为抒情文学，研究“抒情传统”即意味着与悠久的中国文化历史传统对接，对研究者而言具有政治心理的补偿意义。

第二个关键词是“理想”。这个关键词来自高友工。高友工在台湾地区发表的文章将“抒情”与“言志”整合为“抒情言志传统”，意在探讨中国文化如何在个人内在心志的发挥（抒情）中传达出中国文化的“理想”与“价值”（言志）。台湾地区“抒情传统”论格外强调“理想”的问题。在《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一个现代学术思潮的论文选集》序言中，柯庆明谈到高友工的观点时直接拈出的关键词便是“理想”。张淑香关于《离骚》和《兰亭集序》的研究也频频提到“理想”问题。台湾地区“抒情传统论”对于“理想”的强调，与彼时大陆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中的“理想”并不相同。“抒情传统论”总是将“理想”与苦闷、悲哀、政治抱负之无望、战争和疾病影响下的生命之有限等加以对举，其结果则是将“理想”视为一种在现实中不可实现、只有在诗与审美中才能达成的“境界”。在这个意义上，台湾地区“抒情传统论”中的“理想”绝不意味着现实政治在未来的延伸、所允诺的乌托邦和与之相伴的乐观主义精神，而是意味着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对未来的忧惧。这同样与1970年代台湾地区的社会心理存在共通之处。因此，屈原的《离骚》成为这一时期台湾地区“抒情传统论”中最为核心的作品，而《离骚》在陈世骧、高友工二人的论述中并没有那么突出的重要性；《古诗十九首》、阮籍《咏怀》和《兰亭集序》等诞生于汉末魏晋乱离之世的作品，也因此得到重视。

第三个关键词是“生命”。高友工在《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试论“知”与“言”》的最后，区分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指出不同于追求“客观真理”的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与感性和心理相关，是一种“人文教育”，需要与古人的“心”和“深意”相沟通，“是每个尊重人生价值的人所不能避免的课题”。这种对于心灵状态的重视为台湾地区“抒情传统论”所继承，但高友工的台湾地区后学将文学研究者需要“心意沟通”的对象从“古人”悄悄转换为“社会”，尤其注重从古典文学艺术中阐发出一种内在自我与外部社会交相感应的动态生命意识。如柯庆明在创世神话和《诗经》《楚辞》《史记》《红楼梦》中发现了中国文学“内在性的宇宙”和独特的“生命之美”价值；张淑香将一种“贯穿时空，集体共同存在的感通意识”视为“抒情传统的本体意识”；郑毓瑜对“病体”“体气”“感物”的谈论；蔡英俊对“语言”之于情感的直接性（也即不经理性作为中介）的揭示等。“声音”和“形象”的重要性在台湾地区“抒情传统论”中得到格外强调，也正是因为二者直接作用于听觉和视觉，被视为较之一般的文字更能够激发身体的反应，叶嘉莹后来也被追认为抒情传统论之一员，其背后的原因除了师承谱系，更在于她强调的“兴发感动论”与“抒情传统论”共同分享了这种生命意识。

叶嘉莹

这种对于生命意识的重视同样有其现实针对性。一方面，这是放弃“考据”而回归“文学”。柯庆明和吕正惠在谈到自己及台湾地区古典文学界对于抒情传统论的最初接受时，都曾提及对此前台湾地区古典学术界被胡适以降的考证风气垄断的不满。对于台湾地区学界而言，相较于此前所谓的“乾嘉考据”方法，高友工以结构主义方法“回归文本”，也就等于“回归文学”，也即不再将文学作品视为无生命的历史材料，而将其视为内蕴古人幽微之心的神秘复杂对象。而另一方面，这种对于“文学”的回归，目的却是为了以文学为突破口，借助文学所负载的生命激情而投入现实、改造社会。因此，同样是着意于解读文本，台湾地区“抒情传统论”所持态度与此前已经流行于台湾地区文学研究界的“新批评”观念不同。“新批评”所宣称的文学之于政治的绝缘，正是台湾地区“抒情传统论”所要反对的。

在这种“生命意识”的催化下，高友工笔下具有“内化”与“内向”特征的“抒情美典”在其台湾地区后继者那里被改造为一种向外扩张的抒情精神。最典型的一个差异是，陈世骧和高友工均对诗的格律问题和“诗体”问题极为敏感，视之为“抒情传统”的论述重点，并撰写多篇文章予以讨论。陈世骧偏爱杜甫的《八阵图》，认为它体现出“如何遵守规律中运用自由”；高友工甚至将“律体诗”视为“抒情诗一典型”。相比之下，他们的后继者则很少谈及格律问题，而是更标举格律规范化之前的《诗经》《楚辞》和《古诗十九首》等早期诗歌，这正是为了强调一种外放而非内敛的主体姿态，与1970年代台湾地区要求政治变革的社会心理有着隐秘对应。再比如，蔡英俊区分了屈原的抒情和宋玉的抒情，称前者是积极创造的、正面的、精神高蹈的，后者则是消极自怜的、具有负面意义的。他标举前一种抒情精神，而要批判那种把“情”局限在个体之内的抒情精神。柯庆明也提出，虽然高友工式的“抒情美典”意在消解“恼人的现实性”，回避对于如何解决问题的思索，使人沉浸于对情感和姿态的“玩味品赏”，中国诗歌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倾向于增强这种“抒情表现”的维度，但《古诗十九首》的伟大正在于其中“抒情表现”与“现实反应”相互颉颃拉扯，“现实反应”意味着关怀现实中“种种痛苦和不人道的重重问题”，更提出了对于“抉择”与“行动”的要求。吕正惠也表示他不满高友工学说中那种内敛的抒情姿态，从《内敛的生命形态与孤绝的生命境界》一文中可见其反思。有意思的是，在吕正惠的笔下，“内敛”与“孤绝”的生命状态，既体现于高友工式的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抒情美典”，又体现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抒情传统论”在1970年代台湾地区的风行，尤其是其中对于生命意识和“情”的能量的强调，正是呼应了台湾地区学界对此前各种封闭性的文学形态和文学研究方法的批判与反思，更是被作为一种隐秘地介入现实政治的理论工具。

余论：“抒情传统”与现代主义

在近年来关于“抒情传统”的讨论中，研究者往往更关注“抒情”的个人主义或“非政治”的审美主义面向，所谓“抒情”与“史诗”的对立又强化了这一观念。然而，通过以上历史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发现：第一，无论是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在1950至1960年代间的论述，还是1970年代末台湾地区兴起的“抒情传统论”，关于“抒情”的讨论始终包含着特定的政治意识，“抒情”的“非政治”只是表象，“抒情传统”对历史、传统、生命、理想的召唤中总是隐含着对于另一种政治状态的构想，而研究者对于“抒情”之不同面向的强调，也与各时各地的政治处境息息相关；第二，“抒情”不能只被理解为“史诗”的对立面，其内涵也不能被简化为个人主义或审美主义，其中的现代主义因素值得进一步开掘。1960年代的普实克将“抒情”视为一种现代主义小说技法，而高友工的抒情理论在台湾地区的发表阵地《中外文学》杂志亦与现代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主义是“抒情传统论”中的一条暗线，并在不同的学者笔下延伸出不同的后续走向。

第一，现代主义的“社会性”问题。在冷战时期，普实克和高友工的台湾地区后继者并非全盘接受现代主义主张，而是既希望使“抒情”具备现代主义的复杂文学品质，又拒绝现代主义的社会疏离性，并以“抒情”之“抒”所召唤出的人与社会的互动性对其进行弥补。普实克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因“抒情”而产生的对心理状态的关注时，既强调这是和一战后欧洲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相似的现象，又表示“对个人体验的加工处理造就了中国新文学最完美的形式——既表现心理又反映社会的短篇小说”，也即将对于社会的关注和从个人心理到外部社会的跃升视为“抒情”的题中之义；而台湾地区“抒情传统论”者如前所述，也将高友工的“内向抒情美典”暗中改造为向外部社会扩张的抒情精神。

第二，“颓废”问题。在冷战终结后，普实克的捷克传人高利克和美国传人李欧梵在“颓废”问题上重新相遇。李欧梵《鲁迅与现代艺术意识》一文中曾明确提到受到普实克的启发。他关于“颓废”问题的重要论述《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一文发表于1993年，同一年，他参加了高利克在斯洛伐克举办的“中国文学与欧洲背景”国际汉学会议，并报告了“颓废”相关问题。而在1999年高利克参加维也纳比较文学国际会议的论文《中西文学对峙中的颓废主义》中，也反复提到李欧梵及其1993年的发言。

第三，“革命抒情”问题。当从台湾地区走出的学者王德威将“抒情传统论”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语境并展开重新阐释时，他所列举的台湾地区抒情文学代表者主要有五人：陈映真、胡兰成、白先勇、李渝、施明正，其中白、李、施三人均为现代主义作家。陈映真固然是1970年代反对现代主义的“乡土派”代表人物，但王德威在“红色抒情”和“革命抒情”的谱系中讨论陈映真时，也并不提及其“乡土派”身份，而是首先强调陈映真在成长过程中受过现代主义影响，并认为《山路》中“那种特别忧悒缠绵的风格”是受现代主义影响的体现。王德威使用“颓废抒情”一词来描述陈映真，“颓废”一词再次流露出现代主义的痕迹。王德威1976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争正是彼时台湾地区文化思想界的核心问题，台大外文系更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心。王德威笔下的“革命抒情”，不仅包含着“大我”与“小我”的辩证关系，也涉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斗争与融合问题——虽然他对此并未明言，或并未明确意识到这一点。

以上三条阐释路径，其生成过程同样与政治因素存在一定关联，更揭示出“抒情”的内涵与潜能尚未穷尽，有待有心之人予以重新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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