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塞诗20首

黑塞，H.，瑞士籍德语作家。生于德国施瓦本地区卡尔夫镇一个传教士家庭，卒于瑞士提契诺州蒙塔尼奥拉。自幼在浓厚的宗教气氛中长大，接受了比较广泛的文化熏陶，中国和印度的古老文化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也有重要影响。1891年进入毛尔布龙修道院学校，由于不堪忍受摧残青年人身心的经院教育，半年后逃离。1892～1899年当过学徒工、书店店员等，同时大量阅读了国内外文学作品并开始写作。他的第一部诗集《浪漫之歌》于1899年出版。同年出版散文集《午夜后一小时》。1904年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问世，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1912年迁居瑞士，1923年加入瑞士籍。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秋天的树

十月夜寒，我的树

强撑着绿服，

它爱绿装，舍之不得，

穿了几个月，多么快活，

很想将它留住。

过了一夜，又过了

艰难的一天。树已疲倦，

不再抗争，

它终被彻底战胜，

将附件脱下交出。

此刻它笑得金红，

满心欢喜歇息于蔚蓝中，

它已累了，静候死亡，

于是这秋，这温和的秋

为它换上了华美新装。

傍晚的对话

对云遮的大地，你在看什么，像在梦里？

我把心交到了你美丽的手里。

满怀无言的幸福，

它这般滚烫，难道你没注意？

你将它退回，还我以陌生微笑。

心儿微痛……无语，冷去。

爱之歌1

我，为你的绸缎鞋子歌唱，

赞美你窸窣作响的裙装，

每天晚上都要将你梦想，啊，你，

要命鬼，令我心伤！

我只知道你的芳名，别人的一概不晓，

我不会再为

什么苦乐哭泣，

除非为了你——我的心。

不再想知道

还有别的幸运、别的急迫需要，

只想在对你的渴望中燃烧——

哦，你，为什么死不作声？

乡路歌

师傅身边站着一个小伙，

他要在巴黎找份工作，

师傅名为巴斯江，

女儿名叫爱丽泽。

“爱丽泽呀，”小伙道，“多好啊，

今天天气真不错，

来，跟我进森林，我来告诉你，

夜莺怎样叫。”

外乡小子轻松得手，

随后他走人上路。

对这等“英雄”行径，

师傅过后大骂不已。

女孩怀孕时，

心里多痛楚，

生下一个小女孩，

起名莎乐珠。

她对孩子说：“女儿啊，

我的话，千万要记牢，

星期天千万不要去森林，

别去听夜莺怎样叫！”

清晨

躺在林边绿地，

我睡过了头，

大地传来一阵轻唤，

我揉揉眼，

此时已是白天。

梦已逝去，

我那沉重的梦！

周围世界本完好无缺，

为我，为众多迷路行者

提供了空间。

哦，你这年轻的一天！

我还能将你慷慨度过，

在你的时光中忘却时间，

并忘却所有我还会

遇到的困难。

太迟了

青春困境里，怯怯地

我曾找你，低声请求，

你笑了，

把我的爱情

当做游戏。

现在你已疲倦，不想再游戏，

身处困境，

将暗淡的目光投到这边，

希望得到爱，

那曾是我要对你的奉献。

哦，可爱情早已燃尽，

它不会再复现；

而它曾属于你！

现在，它不再知道任何名字，

只想独处。

二月黄昏

蓝暮依着山峦直下湖面，

浮雪融化，柔甸晶莹一片，

雾霭中，枯树枝冠

无形浮游，似一个个苍白梦幻。

穿过村庄，穿过睡去的路巷，

夜风在游走，温和亦安然，

它歇息于围篱边，又让春天

苏醒于昏暗花园，苏醒于青春的梦里面。

青春花园

我的青春是一道花园风光，

草甸上有喷泉银波跳荡，

古树下童话蓝影婆娑，

使我顽皮的梦火成荫。

如今我口干舌燥，走在热路上，

青春景区已经封上，

对我的远行，

玫瑰点头嘲笑于围墙之上。

我那阴冷花园的树梢声

离我已越来越远，

我须更加专注倾听：

它比从前更美好动听。

夏夜1

天上落下雨滴，空气滞凝。

尚且没有起风。

一个醉汉路边走来，嘴里哼着歌。

歌声微弱、迷乱，如同小孩。

忽然他闭嘴无言：

天空裂开，

一道电闪又白又蓝，

马路照得通亮耀眼。

如白马奔腾

大雨骤然倾注。

消失了，所有形体与光亮，

我也卷入狂风暴雨中。

秋始

秋，撒下白雾，

夏，不可能永生！

借着灯盏，傍晚将我

诱离寒冷，早早诱回房屋。

花园、树木将很快空荡，

房屋周围，晶亮的只剩下野葡萄藤，

而它们也会很快萎枯，

夏，不可能永生。

年少时令我快活的东西，

不再有昔日令人欢快的模样，

如今不再能让我欢喜——

夏，不可能永生。

啊，爱情，奇妙的火焰，

多少年来，你燃烧于我的血液，

带来过几多欢乐与艰辛，

你，难道也会灭去？

就像这风

就像这整夜呻吟的风，

我对你的渴求也翻腾汹涌，

每个渴望都已苏醒——

哦，这渴望，让我生病，

可你又哪里晓得！

轻轻地我灭掉夜灯，

还会几小时发烧清醒，

这个夜有你的面孔，

风里有你难忘的笑声，

这个风在谈爱说情。

忧郁

我的心像个孩子。

阳光照耀时，

须傍人居住，

还要有鲜花，有熟悉的琴弦拨动。

可到了晚上，她只能伴着恐惧

独自上路，还会失去目标，

如果风狂雨骤，

如果一切都在哭泣颤抖。

然后，我得倾听，

听夜晚怎样摸索着飞越城市，

怎样绝望地笑在乌云后，

怎样飘摇在迷乱的歌曲里，

听那白日间友好的一切，

又怎样在抗争、痛苦与黑暗中消逝。

致弟弟

如果我们现在回家，

会着魔般地穿过一间间屋房，

会久久地站在老花园里，

那曾是我们野孩子玩耍过的地方。

如果家乡教堂的钟声响起，

我们在外部世界得到的

所有荣华、光耀

便不再使我们快乐、欢喜。

我们会静静走上往昔小径，

走过童年时代的绿色大地，

它们还会将我们的心震撼，

它们陌生而伟大，传奇般美丽。

啊，前面等待我们的，

都不会再有单纯的光亮，

不似那从前，当我们还是小男孩，

每天在花园捉蛾蝶的时光。

日子何其艰难

日子何其艰难！

没有哪堆火可让我取暖，

太阳没了笑脸，

一切空了，

没有怜惜，一切冰凉，

自从我心知道

爱情也能死亡，

连明洁可爱的星星

也只对我漠然观望。

旅行之歌

阳光照进我心间，

风儿吹走我的忧虑与负担！

走在远方，多么快乐，

更大的愉悦不知世上哪儿还能遇见。

迈开大步，我走向平原，

大海令我清凉，太阳将我灼晒；

我要敞开所有的感官，

去感知我们的大地生活。

这样，每一个新的一天，

都会带给我新朋友、新兄弟，

让我可以赞美所有自然力量，

做所有星星的朋友与客宾。

去睡

白日把我搞得疲倦，

布满繁星的夜晚

应像对疲倦的童孩，

将我的急迫要求友好满足。

双手，什么都不要做，

大脑，要将所有念头忘却，

我的所有感官

都想沉入睡梦。

可心灵没有守护，

要展开羽翼，飞翔自如，

还要在夜的神奇里

千百次地将生活经历。

非洲对面

拥有家乡，的确不赖，

自家屋檐下香盹随便打，

狗儿、孩儿和花园亦宜人可爱。

可是，你刚从旅途中缓过劲儿，

远方又会开始新一番诱惑。

较好的是，怀有乡愁，

高高星空下

与自己的渴望独自相伴。

只有心绪从容者，

才可享受财产与歇息，

而行者总要于落空的希望中

承受旅途之劳顿艰辛。

所有的旅途之苦，真的更要轻松些，

比起在家乡山谷寻找安宁，

因那里寻常的忧喜圈中，

只有智者知道如何建造他之幸福。

对我来说更好的是，去找却永远找不到，

但不将自己紧绑于近处，

因为在此尘世上，

我只能做个幸福过客，定居一地永远不会做。

没有慰藉

没有哪条路可回归原始世界，

没有星星军团，

没有什么森林，溪流，海洋

可以给心灵以幸福，以慰藉。

不会有树木、河流、动物

可以抵达你的心，

能使你心得到安慰的

只能是你同类。

抵达锡兰

棕榈高大，耸立海滩，

大海闪亮，划桨人赤体露身，

古老神圣的土地啊，

年轻太阳的火焰永远绕着它烧燃：

这里，黛色群山隐于雾与梦之间，

山峰巍峨，阳光下却难以显现。

迎着我的是耀眼海滩：

陌生树种，高耸蓝天，

浴着阳光，房屋色彩斑斓，

模糊街巷里，传来人之呼唤。

心怀感激，我的目光移向拥攘人群——

好似无尽头的航行后，这是怎样的喜人变换！

我的心兴奋得发紧，

旅行喜悦中，心跳如同在爱恋。

黑 塞 生 平 与

漂 泊 的 灵 魂

故乡与少年时代

1877年7月2日，黑塞出生于德国南部的小镇卡尔夫。

“在不来梅与那不勒斯之间，在维也纳与新加坡之间，我看过不计其数的美丽城市……可是，在我所知道的城市中，最美的还是纳格尔河畔的卡尔夫。那是席瓦本黑色森林里的古老小城。”正如黑塞自己所说的，卡尔夫的确是温馨的美丽小城。在今天，清澈的小溪依然静静地流过布满森林的小丘，潺潺的水声，总是不禁令人发出思古之幽情。他甚至认为和少年时代终日垂钓于旁的石桥相比，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广场也显得微不足道了。对黑塞而言，这绝不夸张。虽然他在出生地居住的岁月并不长，可是却特别怀念这里，他曾多次描述卡尔夫和周边的情景。卡尔夫虽然不大，但也有郡公所，知名的新教出版社也在这里。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小城，随着季节的转移，空气中总是充满了新鲜的干草气味和又酸又甜的苹果芳香。在这里，城市与乡村、文化与大自然融合成了一体。只要提起卡尔夫，不论是垂钓的地方，或老人那令人感到害怕的怪癖，以及小狗和小鸟，少年黑塞都了如指掌。这些都在《心灵的归宿——在轮下》和《美丽的青春》等作品中酝酿出独特的气氛。

卡尔夫不仅是黑塞出生的故乡，也是他文学的故乡，从纳格尔河到涅卡河的席瓦本地区，诞生出南勒、赫夫、梅里克、赫尔达林等许多诗人。黑塞的诗人气质也植根在这样的沃土上，该地区的自然与文化更培育出他的文学涵养。因此黑塞写了40篇描绘乡土的散文作品，以及《制皮匠之乡》两卷，此外，描述故乡的诗也有不少。年轻时即离开故乡，而又如此多彩多姿地描写故乡的作家并不多见。对黑塞来说，少年时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卡尔夫虽然远离主要道路，但黑塞一家人和广大的世界却有着密切的关联。父亲约翰涅斯·黑塞是德国北部的俄国后裔，出生于波罗的海的亚斯特南，年轻时即立志为新教传道，在瑞士的巴塞尔接受完教育，然后到印度从事传教。黑塞的母亲玛丽出生于印度，她的父亲是著名的传教士赫尔曼·肯德尔特。赫尔曼·肯德尔特是在德国南部被称为“圣经肯德尔特”的牧师家庭出生，也是著名的印度学者。黑塞的母亲也是诗人，和英国传教士艾森巴古结婚后，在恒河上游从事艰苦的传教。丈夫病故后回到卡尔夫父亲肯德尔特家里，在新教出版社帮忙处理一些工作。约翰涅斯·黑塞也在印度染病归国，奉巴塞尔传教本部之令到卡尔夫担任助手。于是，玛丽在32岁时和小5岁的约翰涅斯再婚，于是诞生了诗人黑塞。

就这样，黑塞在富饶的德国诗人的环境中成长，同时接受了世界公民般的血统，和东方发生密切的关联。这对他的思想和文学的进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外祖父赫尔曼·肯德尔特，精通希腊语和梵语等多种语言，同时也研究基督教与印度的宗教。黑塞就在这位伟大的外祖父神秘的感化下成长。他在《魔术师的童年》自传式的片断中说，小时候很希望将来成为一名魔术师。这一定是受到充满神秘气氛的外祖父的影响。并且正如他所盼望的，他成了语言的魔术师，也就是诗人。

可是，在体验故乡那独具山川与森林之美的大自然，以及外祖父那融合东西方宗教的精神世界之前，4岁的黑塞和一家人移居到了巴塞尔，父亲决定在传教本部致力于海外传教的工作。巴塞尔是横跨莱茵河的新旧兼具的文化都市，日后黑塞就在此以新进作家的姿态跃登文坛。他就在郊区的传教总部，和蝴蝶、蒲公英以及蓝天为友，在孤独的草原上成长。他是个性格内向、顽固而又激烈的孩子。就连极有耐心的母亲也常感叹他的难以管教。黑塞也感觉到自己的智慧和精力过人。从4岁起他就能创造出歌曲之类的东西，用自己的旋律在口中哼唱出来。诗人的美丽狂热似乎已经在他的心中激荡了。直到他找到用创造来发泄为止，黑塞的迷惑始终不曾间断。

9岁时黑塞回到了卡尔夫，因为父母又要协助外祖父处理新教出版事业。在以后的8年岁月里，他从故乡的人与自然中摄取了一生也写不尽的素材。用他纤细的感觉去体味喜悦与眼泪，幸福与不幸，善与恶，明与暗。这些感情反映在《我的幼年时代》《儿童的心》《中断的上课时间》等短篇，以及《在轮下》和《彷徨少年时》等长篇里。看到污秽和罪恶不但在神圣的牧师家里出入，也在有如天使般的孩童心中浮现，使得他感到恐怖颤栗，同时也对此怀着莫大的好奇心。这促生了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萌芽。

离开神学预备学校前后

对黑塞而言，和外祖父以及父亲一样成为新教牧师，似乎是一开始就决定了的。因此从墨尔布隆神学预备学校毕业后，在杜宾根大学专攻神学是明摆在眼前的一条路。如果能以公费完成学业，保证一生可以成为受人尊敬的牧师。可是黑塞与生俱来的流浪者性格，使他主动离开这条安全又稳当的路，但也因为这样的堕落和受难，才有诗人黑塞的诞生。

为了准备精英云集的神学预备学校入学考试，黑塞离开家，转学到哥宾根的拉丁语学校（主修古典语的高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太任性，父母从教育的观点出发把他送到外地就读。严格但理解儿童心理的校长，掌握了黑塞反抗的心理。总算没有白费心力，他通过考试，1891年9月进入墨尔布隆的神学预备学校，但只在此就读了半年左右。那里的自然景色极其平凡，有一片小小的水塘，另外还有疏疏落落的森林和耕地。并且有12世纪建成的罗马式教会建筑，高贵典雅。也有据传是16世纪浮士德博士尝试炼金术而惨遭杀身之祸处的浮士德塔，阴森恐怖。在墨尔布隆的生活，给黑塞的内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是《在轮下》，在《知识与爱情》中，也以玛莉亚布隆之名以此作为舞台。最后的巨作《玻璃珠游戏》中的宗教团体也使人联想到墨尔布隆。虽然他是很痛苦地离开了此地，但日后墨尔布隆却成了他文学的无尽泉源。就读神学预备学校前后的心境，他在《心灵的归宿》中有近乎事实的描述，可是根据当时的书信，他的寄宿生活似乎比小说里写的更快乐一些。并且，“从13岁起，就一心想做诗人”的心情已经非常明确，而且愈来愈难以抑制。另外，学校的填鸭式教育和一板一眼的寄宿生活不断地压抑他内心的欲求，最后终于演变成“内在的暴风雨”爆发出来。

1892年3月7日，他逃离神学预备学校。虽然这只是一时的冲动，但老师们却把他视为危险人物，对他另眼看待，因而黑塞身心失去平衡，为失眠和神经衰弱而苦，结果这一年的5月退学，被送到距离几小时路程的保尔疗养地，交给以精神疗法闻名的牧师治疗。可是他借钱买手枪，有自杀的倾向，情况异常。于是为了转变他的心情，又把他送到了巴塞尔的老朋友家，托付给别的牧师照管。

情况终于有些稳定下来，因此，这一年的11月转学到肯席达特的高中。他的年纪比同班的学生大两岁，古典语虽然出类拔萃，但法语和几何却落后很多，想跟上进度实在是非常吃力。这时候他又卖掉了教科书去买手枪，使母亲感到惶恐不已。这个脱轨的学生终日沉迷在屠格涅夫和海涅的作品里，只有诗才能激起他的热情。父母认为做诗人，生活无法获得保障，而他对自己的诗才也没有信心，找不到可以走向诗人的路。再三彷徨的结果，被老师视为异端的天才学生终于结束学业，为11个月的高中生活谱下了休止符。

休学后立刻到亚史林根的书店当见习生，但3天后就逃之夭夭了。看起来黑塞做什么都不行，将来不像是会有出息的人。他自己也陷入了绝望，写出忧郁的歌曲，用自己的节奏唱出来。为了这个孩子弄得身心交瘁的母亲，一边听他唱悲哀的歌曲，一边为这个彷徨迷惑的孩子不断地祈祷。母亲的爱终于使黑塞重新站了起来。自我毁灭的《在轮下》中的男主角没有母亲，是小说和事实的最大差异。

大约有七个月的时间，他帮父亲处理工作，有时候也做做园丁的工作。可是看到母亲备受骨头软化症的折磨，实在不忍心再让她操心，于是1894年6月，17岁的他到卡尔夫的工厂做见习工。神学预备学校的高材生开始做磨齿轮的工作，他的起步比同班同学晚了许多，肉体上受尽痛苦，精神上也感到屈辱，但现实的生活给了他很好的锻炼。他一面劳动，一面将家里丰富的世界名著藏书全都看完。他明白想成为诗人唯有靠自己的力量。他在文学领域中独自摸索学习，虽然遭逢了不少失败，但正是由于这刻骨的悲痛经验才使得黑塞成为了诗人。创造新东西的诗人所产生的苦恼比一般人大，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另一方面，在做见习工的同时，他也向姐姐学英语，考虑移民到巴西去。可见他依然处于彷徨中，但已经从绝望的浑浑噩噩中重新站起来却是不争的事实。黑塞在晚年的《玻璃珠游戏》中说：“神送给我们绝望不是要杀死我们，而是想唤醒我们心里的新生命。”这可能是从他少年时代的亲身体验中所发出的肺腑之言。

作诗的书店店员

一年三个月的工厂生活，无论是从锻炼身心方面看来，或是从了解劳动者以及实业世界看来，他的汗水都没有白流。可是黑塞仍旧希望以书为业，他从报纸的求职广告上应征工作后有了消息，便立刻辞去了工厂的工作，1895年10月，到不远的大学城杜宾根的赫肯豪书店当见习员。如果从神学预备学校正式毕业，本来应该成为那里的大学生的，但现在却是卖书给大学生的身份。他忍受这种自卑感，诚实勤奋工作的同时，除热忱地阅读歌德与浪漫派的作品，也尝试作诗。19岁时，首次在维也纳的小杂志发表诗作。三年后成为正式的店员，在经济上也能自立。1899年，22岁时的他便自费出版了处女诗集《浪漫之歌》。同年一家声誉不错的出版社也出版了他的散文小品集《午夜后的一小时》，并得到利鲁克的赏识，但这两本书都只卖出了五十多本，可以说是惨不忍睹的起步。但是不久，《浪漫之歌》受到《山的那一方》的诗人卡尔·布塞的激赏，黑塞的《诗集》（1902年）因而加入新德国诗人双书的行列中。

可是，老板很看不惯写书的店员，这一年的秋天，黑塞转到巴塞尔的旧书店。同时，到瑞士和意大利北部旅行，使他逐渐从自虐的忧郁和幻想的唯美主义中解放出来。在新的世纪开始时出版的诗文集《赫尔曼·洛雪尔》虽然还充满杜宾根时代世纪末的忧郁气氛，但也显出从那里脱离出来的痕迹。同时也表露出黑塞独特的抒情和富有音乐性的文体的魅力。这本书得到了柏林近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出版社费舍的好评。1904年，该社出版了《乡愁》，这部教养小说以清新的文体和生动的生活感情获得广大读者的广泛回响。黑塞在27岁时一举成名。在长久彷徨之后，这算是迟来的春天。

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

虽然成为畅销作家，但他并没有去柏林，而是在莱茵河畔的乡下和大他9岁的玛莉亚结婚，开始了原始的田园生活，和白云流水相伴的日子给他带来了可观的收获。在那里，他完成了自传小说《在轮下》与音乐家小说《生命之歌》两个长篇，还有《美丽的青春》等许多中短篇，以及诗与随笔。在勤快地写作的同时，他也担任慕尼黑《三月》杂志的编辑，这份杂志对批判讽刺皇帝独裁统治不遗余力。

在这期间，妻子为他生了3个男孩，看似一切都很顺利，但作家生活带来的倦怠感，以及对欧洲感到厌倦，1911年夏天起直到年底，他前往新加坡、苏门答腊、锡兰等地旅行，写成诗文集《印度纪行》。东南亚的殖民地当然不能激发他沉滞的心，但却加强了他的世界主义意识。回国后搬到瑞士首都伯尔尼郊区居住。具有艺术家气质的钢琴家玛莉亚夫人，忧郁症愈来愈严重，家庭面临危机。黑塞把他的苦恼写成了小说《艺术家的命运》，无疑道出自己婚姻生活破裂的先兆。唯一维系夫妻关系的爱子的死亡，陷入离婚的窘境，可是男主角还是克服了一切悲伤，为艺术而活了下来。这本小说出版后，那5年之间，现实中的黑塞就是以这样的意志活下来的。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1月，黑塞以《朋友啊，放弃那种笔调！》的评论，呼吁文化人不要煽动憎恨敌国，要求停止盲目地赞美战争。这是“爱比憎恨美，理解比愤怒强，和平比战争高贵”的人道主义诉求，黑塞立刻被德国视为背叛者、卖国贼而受到弹劾，也受到新闻媒体的排斥。他陷入了困境，但依然主张和平主义的立场，同时为慰问德国俘虏积极工作。有同样的主张，同为战争牺牲者的罗曼·罗兰，与黑塞产生了共鸣，拜访他在伯尔尼的家并结为挚友。对孤立的黑塞而言，这是他心灵上的最大支柱。两人那基于和平与人道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罗曼·罗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去世为止。后来黑塞将政治随笔集《战争与和平》献给罗曼·罗兰，两人的书信也加上黑塞的水彩画插图出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黑塞清算过去的一切，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上，为恢复本来的自己，严格地反省内在的心灵，以辛克莱的笔名发表问题小说《彷徨少年时》。这本小说对战败后成为虚脱状态的德国青年产生雷击般的刺激，影响深远。无名的新人获颁柏林市新人文学奖——方达诺奖，不久便发现作者是黑塞，于是收回新人奖，改以黑塞的作品出版《彷徨少年时》。历经失去祖国、朋友、收入、家庭的苦难，第二个黑塞诞生了。

战争中的压抑已经解除，创作欲有如泉涌。黑塞一个人住在瑞士南部的蒙达纽拉，开始写有强烈色彩的《克林梭最后的夏日》以及具有精神分析手法、风格迥异的中篇。创作童话《梅尔恩》横跨了和平明朗的时代与黑暗艰苦的分裂时期。但是，为了活下去，是需要某种慰藉的，因此黑塞从战争末期开始画水彩画。文与诗及画的作品《流浪》与《画家的故事》（均为1920年）就是这样诞生的。他在严格自我追究的创作中获得了愉快的解放。

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前后

通往内在心灵之路的巅峰是副标题为“印度之诗”的《悉达多求道记》（1922年）。这是借用释迦牟尼出家以前的名字写成的故事，描述追求领悟的人的体验。热爱花红柳绿的万象，肯定一切原有的形态，以此作为最高境地的志向。可是大战后的现实社会，不论国家还是个人都走向追求物质的利己主义，失去了神，灵魂也变得轻薄。在这样的世界里，黑塞感觉到自己脱离了这个社会，成了局外人。为神经衰弱与神经痛所折磨的他，在温泉疗养期间执笔的《温泉疗养客》、长篇《荒原狼》以及限定版的诗集《危机》中，严厉批评了现实社会，并且也对自己的矛盾、丑恶及虚伪进行批判。

在这期间，他和精神病恶化的妻子离婚，和无名的年轻歌手露蒂·布恩卡结婚。第一任妻子大他9岁，而第二任妻子则小他20岁。他的再婚只维持了3年左右，在描述露蒂所带给他的欢喜与失望的《危机》（1928年）中，他已经提到了妮侬女士。曾经是讽刺画家杜鲁宾之妻的妮侬不久离婚，1931年在蒙达纽拉的新居和黑塞结婚。端丽而理智，又有高尚教养的妮侬成为黑塞最好的秘书，也是最佳的终身伴侣。和她结缡（指女子出嫁）后，黑塞不安定的生活以及创作终趋安定，进入成熟的境地。《知识与爱情》就是象征灵与肉的两个灵魂的排斥与友情的美丽故事，与精神分裂症的狂躁曲《荒原狼》相对，《知识与爱情》是用温暖的血调和了的奏鸣曲。

终于获得安定之际，又因为希特勒的暴政，使作为瑞士公民的黑塞无法获得安宁。他在险恶的政治情势下，写出追求真善美和信仰的人们到光之乡巡礼的超现实的故事《东方之旅》。而后再为战争与杂文文化的20世纪写出《玻璃珠游戏》，描述高度精神文化的理想之乡。这本融合东西学艺与睿智的大作，无法在战争中的德国出版，只能在瑞士战战兢兢地刊出。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这成为颁发给黑塞诺贝尔文学奖的直接契机。

此外，年老的黑塞也获得了几个大奖，但因痛风和眼疾的关系，他不得不放弃撰写长篇作品，只在小品和诗里表现出回味无穷的人生观察。特别是将读者视为“共同苦恼者”的他热心地给读者写信，并且把竹和山茶等东方植物种植在庭院里，以此寄思于禅，度过精研生死之道的晚年。而就在凝练出一首表白热爱生命的诗作后的一个夜晚，也就是1962年8月9日结束了他85年的一生。

总之，基本上作为一个杰出诗人的黑塞，无论小说、散文、随笔、评论，都在涌现那颗锐敏、深邃、致密心魂的洞察。他的作品几乎都是他自己每一阶段的心灵自传，淋漓洋溢着真挚的告白，可是他那不流于唯美、浪漫、矫情，充满诚恳和犀利解析的风格，如诗如画的节奏，宛如小提琴和钢琴的合奏曲，时而悠扬，时而低沉，带着浓郁诗质的乡愁和对生命执著的热爱，使黑塞的作品引起无数读者群的共鸣。

他对生命的讴歌是历经战斗、人世、折磨和历练之后的彻悟，不是苍白、浅薄、强说愁的无谓感伤。如果人生注定是往而不返的征程，而且是单程的生之历程，那么黑塞的作品确实能超越时空，传播给每一位爱好文学、热爱人生的人真实而又足资启发的佳妙讯息，带给我们面对命运挑战的勇气，因为黑塞是真诚的兄弟、勇者的榜样。他爱过、生活过、受伤过，但是他裹伤再战，而且把每一阶段的足迹留给世人，他的作品就是活生生的印证。

20 世 纪 俄 罗 斯 诗 歌

发 展 概 述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迎来了其历史发展的又一次繁荣，诗歌则是其中一片最为耀眼的天地。与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在19世纪初叶造就的“黄金时代”相对应，文学界形象地称这个时期为“白银时代”。这种繁荣景象的形成一来是顺应了文学发展起落交替的自然轨迹，二来是借助于世纪转换时代的复杂文化氛围。当时在思想界、文化艺术界普遍地弥漫着一种强烈的“世纪末”情绪，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相继爆发又增加了人们的震惊和迷茫，从哲学到文学，从宗教到艺术，都不由自主地为寻求命运的出路而努力。这种繁荣景象的表现首先是流派争鸣及其发展更迭。诸多流派之间不仅相互对立和排斥，而且相互继承和渗透，他们用各具特色的声部组成了整个时代汹涌的大合唱，也使20世纪俄罗斯文学第一次以多元化的风貌展现出来。

这一时期诗歌发展的最主要特征是现代主义各流派的先后涌现，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象征派、阿克梅派和未来派等。

象征主义在三大流派中首先崭露头角，它也是其中历经时间最长、发展最为完整，影响最为深远的诗歌流派。它的产生主要受到西欧尤其是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同时又是在继承19世纪俄罗斯诗歌传统的同时“反叛”而出的一个新流派。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是俄罗斯象征派成员共同的思想源泉。从成员构成来看，俄罗斯象征派诗人通常分为“年长一代”和“年轻一代”。“年长一代”包括В. 勃留索夫（1873—1924）、3．吉皮乌斯（1869—1945）、Ф. 索洛古勃（1803—1927）、К. 巴尔蒙特（1867—1942）、И. 安年斯基（1855—1909）等；“年轻一代”包括А. 勃洛克、А. 别雷、В. 伊万诺夫（1866—1949）、С. 索洛维约夫（1885—1942）等。

俄罗斯象征派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自己的理论建设。1890年，Н. 明斯基（1856—1937）发表《在良心的照耀下》（1890）一文，宣扬反对艺术的“功利性”，成为象征主义思潮的发端。1893年，Д. 梅烈日科夫斯基（1865—1941）发表《论现代俄罗斯文学衰落的原因和新的流派》（1893），将新艺术的主要特点归结为“神秘的内容、象征和扩大艺术感染力”，它被视为象征派的诗学理论宣言。此外，19世纪90年代的文章还有В. 索洛维约夫（1855—1900）的《自然中的美》（1889）和《艺术的一般意义》（1890），他被视为俄罗斯象征派美学、哲学思想的先驱。1894年，勃留索夫创办并作为主要撰稿人出版了辑刊《俄罗斯象征主义者》（1894）的第一辑，辑刊的前言阐述了他的象征主义主张，成为俄罗斯象征派正式登上舞台的标志。到了20世纪初，别雷、В. 伊万诺夫等“年轻一代”理论家的加盟，又为象征主义理论体系添加了浓重的一笔，他们把“年长一代”所认为的象征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推进为象征主义是一种世界观，把“年长一代”的“颓废”调子抛去，代之以精神改造世界的积极态度。

象征派理论家或诗人的艺术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具有矛盾性，但他们有着一个基本认同的诗学、美学原则。这些原则包括：艺术是以非理性的方式对世界做出的理解，是透过外部表征豁然领悟内在本质的可能性；诗是非语言所能表达的密码，是诗人心灵活动的表现；象征是表达某种现象之实质的诗歌形象，它用来传达个性化的、常常是诗人瞬间的感受，它是“通往无限的窗口”，具有隐含的、无尽的多义性；象征主义作品的读者是另一个创造者，他将通过最细腻的心灵活动和作者一起来感悟世界；“音乐精神”是世界的本质和创作的原动力，音乐是达到完美境界的重要手段，是最具魔力的艺术，它最理想地表达象征，因此要最大限度地使用音响和节奏手段以使诗歌富有音乐性。

象征派的每一位成员均在创作实践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个性魅力。勃留索夫是象征派的领袖，始终坚持艺术的独立性。他的早期作品消极颓废情绪较重，沉浸在“我”和“艺术”之中，如诗集《这是我》（1896）。20世纪初起，诗人的创作思想发生变化，尤其是1905年革命，使他转向相对积极的人生哲学，诗歌中出现历史、城市等更加“现实”的主题，但是仍以诗人的个人体验为表达对象，如诗集《第三警卫队》（1900）、《致城市与世界》（1903）、《花环》（1906）。在诗歌创作方法上，他既积极模仿和借鉴法国象征主义的经验，又重新挖掘和学习本国诗歌大师费特、丘特切夫的创作技巧，在诗歌中充分运用暗示手法，通过对细微情绪、瞬间感受的描画，表达对存在的灾难感和宿命感。

巴尔蒙特在早期创作中同样表现了世纪末的悲观色彩和消极情绪，他也同样善于捕捉瞬间的感受，作品体现出象征、朦胧的印象主义特色，如诗集《在北方的天空下》（1894）、《在茫茫中》（1895）、《静寂》（1898），等等。也是从20世纪初起，巴尔蒙特的诗歌变得明快、乐观。诗集《燃烧的大厦》（1900）、《我们将像太阳一样》（1903）中许多诗作对“火”、“太阳”和“光明”的塑造和追求，以及他的做“纯正”抒情诗人的理想，使他被誉为“太阳诗人”。巴尔蒙特诗歌创作的另一成就是对诗歌音乐性的开掘，他尝试用各种方式使诗歌“外在地表现有节奏语言的内在音乐”，因此被称为“俄罗斯的帕格尼尼”。

索洛古勃的诗歌作品通常以象征形象描写现实生活的恐怖和可恶，又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理想世界的神秘和魅力。正是因为陷入这样一种难以自拔的矛盾，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他的抒情诗题材较为狭窄，风格也较为单一，“死亡”和“魔鬼”是他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他的诗集代表作是《火环》（1908），诗歌结构严谨，语言简练，富有节奏感。他还以长篇小说《卑微的魔鬼》（1905）而闻名。

吉皮乌斯是象征派中最著名的女性代表，她是梅烈日科夫斯基的妻子，与丈夫一起宣扬象征主义的“新宗教意识”。她的诗歌创作同其他“年长一代”诗人一样表现想象中的非理性世界，描绘爱情、死亡和孤独主题。她善于敏锐地传达出心灵之声，非常讲究语言的音乐性，《歌》（1893）、《爱——有一没有再》（1896）等诗歌作品唱出了她的“心灵的祈祷”。

“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的创作基本上是从1900年以后开始的，他们的文学成就总体来讲超过了“年长一代”。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宗教哲学家和诗人В. 索洛维约夫的影响。索洛维约夫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索菲娅”说，索菲娅是集善、爱、美于一身的“永恒女性”，具有深邃的智慧和无比的神力，她代表着一个统一的“世界心灵”，保卫着宇宙和人类。这个“永恒女性”成为“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的艺术观念基础和诗歌形象基础。20世纪初紧张的社会斗争和思想氛围迫使“年轻一代”注意到当下的和历史的问题，他们由沉浸于个人心理感受转向关注俄罗斯命运、人民的生活和革命的进程。但是这些物质世界的现象更多地体现为他们意识领域的象征。他们解决个人命运、俄罗斯命运、乃至整个世界命运的途径是索洛维约夫那种“启示录”式的拯救，是在消灭了时间感的、因善战胜了恶而迎来美的“永恒世界”里建立神权统治，是创造人类和解的精神圣殿。索洛维约夫诗歌中雾、雪、风、朝霞、晚霞、疯狂、永恒等主题形象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进入了“年轻一代”诗歌创作的形象体系。

在“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当中，别雷以“艺术的革新者”而引人注目，他是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诗人和作家，勃洛克以其卓越的诗歌成就而被同时代人视为“象征主义第一人”，而В. 伊万诺夫在神秘主义和“通灵术”方面走得最远，他试图通过“神秘宗教仪式”来体现“集结性”思想，从而建立一个大同的世界。伊万诺夫的诗歌作品倾向于使用古代诗歌语言和形式，内容具有很强的宗教性。

1910年前后，象征派内部发生严重的分裂，其主要原因是对艺术的性质和作用的不同看法。象征主义者所追求的宗教神秘主义也遭到了新兴的阿克梅派和未来派的反对，他们从外部对象征派产生强烈的冲击。

1910年，诗人М. 库兹明（1872—1936）发表《论美妙的清晰》（1910）一文，率先主张以“清晰”取代象征主义的“迷雾”。1913年，Н. 古米廖夫、С. 戈罗杰茨基（1884—1967）分别在《阿波罗》杂志上发表《象征主义的遗产与阿克梅主义》和《当代俄罗斯诗歌的若干流派》（1913），标志了阿克梅派的诞生。

这一流派的名称包括几种不尽相同的含义：希腊语的“顶峰”、“尖端”（акме）；代表坚定而明确的生活观的“亚当主义”（адамизм）；崇尚美妙的清晰感的“清晰主义”（кларизм）。这几种含义从不同侧面表达了阿克梅主义的艺术主张：从关注未知而神秘的“彼岸世界”转向美与丑并行、有着“形式、重量和时间”的“此岸世界”；从探求词语隐含的意义回到其实际意义；观察事物要清楚明晰，语言形象要精确凝练；研究的对象不是世界观，而是审美趣味和修辞的完美。

阿克梅主义从象征主义所强调的精神性和抽象化回到了质感性和具象化，这的确是对象征主义的一种反叛。然而他们眼中的“物性”世界并不是充满矛盾斗争的社会现实，他们所着力反映的仍是“人”这个小我的现实，只是在表现手段上加以改造，一反象征派的混沌多义而用细致准确的描述反映人的内心世界、人的肉体感受和对生与死的认识。他们也同象征主义一样，拥护“艺术至上论”，承认艺术的本体地位和艺术家的作用。从这两点来说，阿克梅主义又是沿袭了象征主义，其成员也承认象征主义是它“当之无愧的父辈”。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阿克梅派有“诗人行会”这样一个组织，有《阿波罗》杂志这样一个阵地，成员有古米廖夫、戈罗杰茨基、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В. 纳尔布特（1888—1938）、Г. 伊万诺夫（1894—1958）等人。但是尽管如此，这些成员并没有一致而又一贯地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捍卫和遵守自己流派的主张，相反的，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诗歌题材、视角和风格的各不相同。

戈罗杰茨基对古斯拉夫神话和传说有着浓厚的兴趣，1907年先后出版了以古斯拉夫多神教神话为基础的诗集《春播》（1907）和《雷神》（1907），对原始人的野性力量和大自然的威力进行了诗意的描绘。古米廖夫早期热衷于对尼采式超人的赞美，这体现在1905年出版的诗集《征服者之路》中。1908—1912出版的诗集《浪漫之花》、《珍珠》和《异国的天空》又以浓重的修辞和装饰画笔描写着异国风情，似乎以此来展现他心目中的理想现实。曼德尔施塔姆选择了对“活的词语”的开发和对不同历史文化间的比拟，1913年出版的诗集《石头》和1922年出版的诗集《Tristia》，都注重实实在在的时间感和空间感，让声音清晰可闻，让力量掷地有声。阿赫玛托娃的早期诗歌则是从女性的视角，建立起独特而又丰满的“室内乐”和“小世界”，1912—1917年出版的诗集《黄昏》、《念珠》和《群飞的白鸟》，通过对种种具象的高度浓缩的描绘，衬托出抒情主人公紧张复杂的心理感受。

阿克梅派诗人虽然没有从美学上提出全新的见解，但是在诗学上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其诗歌作品既表现出“图示般丰富多样的形象和以线条、色彩、形式构筑而成的精巧的视觉印象”  ，又继承了象征派所追求的音乐感，只不过不再因为强调音的“魔力”和流畅的旋律而忽视词本身的意义，并且以更富有弹性的节奏感震撼人的心灵。

在俄罗斯象征主义发生危机的时期，同阿克梅派一起产生了未来派。这一流派自成立之初就缺乏一个团结的中心和统一的纲领，它仅以四个分支或小组的形式登上舞台。一是“自我未来派”，代表人物有И. 谢维里亚宁（1887—1941）等人，其标志是谢维里亚宁于1911年在彼得堡发表的《自我未来主义的开场白》（1911）；二是接近自我未来派的“诗歌顶楼派”，成员有В. 舍尔申涅维奇（1893—1942）等；三是“离心机派”，加入者有帕斯捷尔纳克、Н. 阿谢耶夫（1889—1963）等人；四是“立体未来派”，由Д. 布尔柳克（1882—1967）、А. 克鲁乔内赫（1886—1968）、В. 马雅可夫斯基、В. 赫列勃尼科夫（1885—1922）、В. 卡缅斯基（1884—1961）等诗人组成。前三个分支存在的时间都很短暂，总体成就不大，未来主义特征也不十分明显，只有自我未来派的谢维里亚宁较有影响，他的“纯抒情诗”风格在当时很受欢迎，作品有《鼎沸的高脚杯》（1913）、《金竖琴》（1914）、《香槟中的凤梨》（1915）等。真正代表俄罗斯未来主义的是“立体未来派”，其成员于1913年共同出版了文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它成为该流派的宣言，此外，在1910—1916年间还出版了一系列体现该派理论原则的诗集，如《审判官的陷阱》、《瘦月亮》等。

立体未来派的最大特点就是既反对一切传统文化和文学先驱，反对同时代的所有其他流派和作家，也反对资产阶级文明和道德传统。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现代城市的喧嚣和混乱上，表现出反审美主义倾向。这种对技术进步和机器文明的兴趣与意大利马里内蒂为代表的未来主义有着渊源关系，但是与后者不同的是，他们“不是寻求人的机械化，而是歌颂战胜自然的人”，因为“机器在社会中起到革命的作用”，所以要把它“反映到艺术里去” 。立体未来主义认为机器的轰响和城市的能量能够推动人类去征服时空，从而创造一个崭新的未来世界。这是与象征主义那种通过对彼岸的神往来拯救堕落的现实完全不同的艺术观。不过，也有一些立体主义者认为现实是不可知的，因而混淆了艺术与现实的界限。

立体未来主义者自称是唯一的艺术创造者，他们倡导语言革命，主张打破词语的“思想枷锁”，大胆臆造新词和派生词甚至仅有原始声响的“无意义语言”（заумь），在诗歌中引进“电报式”句法，运用符号、图饰、笔迹等非语言因素，冲破传统的格律和格式，开发新的诗歌形式，因对先锋派绘画艺术的青睐而喜欢制造特殊的视觉效果。这样一些标新立异的表现在赫列勃尼科夫的《笑的咒语》（1910），克鲁乔内赫的《化装膏》（1913），卡缅斯基的《康斯坦丁堡》（1913）等诗歌中可见一斑。

未来主义在崇尚文化虚无和追求古怪新奇方面有其极端性，但是他们的诗歌探索还是颇有成就的。他们对民间生活的介入和广泛的诗歌题材得到了高尔基的肯定。马雅可夫斯基、赫列勃尼科夫、卡缅斯基等诗人在诗歌语言和形式方面的实验探索，对日后的俄罗斯诗歌发展和形式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上述三大现代主义诗歌流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为醒目的文学现象。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尽管这些流派对这一时期诗歌艺术的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却不能代替这一时期诗歌艺术发展的全貌。在这些重要流派之外，还有一些潮流和倾向也值得关注，它们和现代诗歌流派既存在相互联系，也时常矛盾对立，构成了时代的独特风貌。

著名的“知识派”诗人布宁以他的哲理抒情笔触，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现实主义诗歌艺术。高尔基的早期诗歌作品体现了浓郁的浪漫主义激情。茨维塔耶娃、霍达谢维奇（1885—1939）、沃洛申（1877—1932）等诗人的艺术主张和艺术实践或多或少与象征派或者阿克梅派相接近，但又以独特方式接近于古典诗歌传统。

与此同时，无产阶级文学也崭露头角。职业革命家Л. 拉金（1860—1900）1896年创作了歌曲《同志们，勇敢地前进》，Г. 克拉日扎诺夫斯基（1872—1959）创作了《华沙革命歌》（1896），一些工人出身的诗人如Е. 涅恰耶夫（1859—1925）、Ф. 什库廖夫（1868—1930）等在20世纪初也创作了许多反映工人生活和斗争的诗歌作品。无产阶级革命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1883—1945）的政治讽刺诗和寓言诗，以尖锐夸张的笔触和揭露批判力量，出色地配合了革命斗争的政治宣传需要。

此外，在这个星光熠熠的“白银时代”，还活跃着以Н. 克留耶夫（1884—1937）、С. 克雷奇科夫（1889—1937）、叶赛宁为代表的“新农民诗人”。他们虽然没有固定的组织和一致的思想主张，但是他们都把目光集中于乡村，特别是对俄罗斯古老的宗法制生活里蕴涵的东正教、多神教、古斯拉夫神话和民间口头文学传统抱有浓厚兴趣，他们对“人间天堂”的乌托邦幻想和追求，使其在思想和艺术上与象征派等现代艺术相接近。

十月革命以及后来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俄罗斯诗歌同其他艺术种类一样，发生了巨大转变。在相当长时期内，前一阶段所积累的大量艺术经验被当作腐朽意识形态的残余受到排斥，对于诗歌主题和形式的热烈探索很快消退，受主导意识形态影响，以为明确的内容寻找清晰的表现形式，“为大多数人理解和接受”成为艺术的主要信条和评价标准。但这并不等于说诗歌艺术发展就此停滞不前，而是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总的说来，这种发展很不均衡，也不平稳。

在革命后的初期，诗歌活动空前繁荣，这一方面是由于诗歌可以最敏锐和及时地反映时事变化，另一方面国内战争的困难环境（如缺乏纸张和出版困难），也促成了诗歌——这个较少使用甚至不用纸张就可以与广大群众见面的艺术种类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这个大转变时期，人们的情绪十分亢奋，众多文化速成班培养出来的大批文学青年，其中有的直接成为庞大创作队伍中的一员，绝大多数的则成为广大的文化消费者。这一时期的创作虽然活跃，但是却参差不齐，良莠杂陈。

十月革命后，象征派、阿克梅派由于其主要代表人物的移居国外或者相继去世而风光不再，而无产阶级诗人、新农民诗人以及未来派诗人在革命后一段时间内表现出高昂的创作激情。

在无产阶级诗人中，别德内依的影响和作用最为巨大，“拉普”曾经把“诗歌的杰米扬化”作为新诗歌的主导方向。他为大众创作了许多革命歌曲的歌词，他的长诗《关于土地、关于自由、关于工人的命运》（1917）和《主要街道》（1922），质朴粗犷，深受当时大众的喜爱。工人出身的А. 加斯捷夫（1882—1941）、В. 基里洛夫（1889—1943）、М. 格拉西莫夫（1889—1939）等诗人的创作，思想上明显受到“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影响，而艺术上则让人感受到维尔哈伦、惠特曼以及勃留索夫等人所代表的象征派和浪漫派艺术的影响，在颂扬工人阶级的胜利、宣扬世界革命乃至宇宙革命的同时，又存在着鼓吹文化虚无主义和夸大“钢铁”力量的倾向，基里洛夫的《我们》（1919）在表现“劳动大军”的自豪之情之后，写下这样的诗句：“为了我们的明天，让我们烧毁拉斐尔，／砸烂博物馆，践踏艺术的花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离开了诗歌创作，有的人则因“极左倾向”而受到批判。

新农民诗人在革命初期曾经热烈拥护革命，认为革命将会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庄稼汉的天堂”。С. 叶赛宁在《伊诺尼亚》（1918）、《约旦河的鸽子》（1919）、《天上的鼓手》（1919）等作品中欢呼“地上和天上的革命万岁”。但是后来形势的发展和他们的理想相差越来越远。叶赛宁一度情绪颓废，而克留耶夫创作中宗教神秘情绪愈发浓厚，克雷奇科夫则沉湎于诗化大自然的幻想。

20年代在俄罗斯诗坛最为活跃的是未来派以及创作倾向与之相接近的若干团体，其中以马雅可夫斯基为核心的未来派团体影响最大。由于他们曾以《列夫》（《Леф》，“左翼艺术阵线”俄文简称音译）杂志为主要阵地而被称作“列夫派”。他们号召向旧艺术宣战，为新生活寻找新的语言艺术形式，主张把艺术和生活结合起来，以“生产热情”来满足“社会订货”，突出文学的宣传功能。这些主张中有合理的成分，也有庸俗社会学成分。他们的创作活动在不同时期曾经受到酷爱古典艺术的列宁等人的批评，也受到“拉普”分子的排斥和打击。但是后来在有意尽量缩小马雅可夫斯基的现代派艺术的“形式主义”“错误”之后，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成为苏联诗歌的一个重要传统。

与“列夫”艺术主张相接近的文学团体还有1924年成立的“构成主义文学中心”（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центр конструктивистов），成员包括И. 谢利文斯基（1899—1968）、В. 英贝尔（1890—1972）以及后来加入的Э. 巴格里茨基（1895—1934）、В. 卢戈夫斯科伊（1901—1957）等人。他们倾向于用工业技术手段组织艺术，把小说技巧、特殊语汇（行话、黑话等）引入诗歌，追求叙事性和情节性。

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还有一个现代派的小团体——“奥贝利乌”（ОБЭРИУ），即“现实艺术协会”（Объединение Ре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俄文缩写，后面加上一个没有意义的、令人发笑的“У”，成员包括А. 维登斯基（1904—1941）、Д. 哈尔姆斯（1905—1942）、Н. 扎鲍洛斯基（1903—1958）等。他们所说的“现实”艺术，不是现实主义艺术，而是“除去文学和日常生活外壳的具体物品”，他们的创作体现出怪诞、荒诞、反逻辑的艺术特征。30年代初一些主要成员遭到逮捕，之后转入儿童文学创作。只有扎鲍洛斯基在经历长期磨难后仍然留在诗坛，写下许多发人深省的作品。

20年代中期，苏联长诗创作取得很大成就，特别是以历史人物和真实事件为基础的作品，如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好！》，叶赛宁的《安娜·斯涅金娜》、《伟大进军之歌》，帕斯捷尔纳克的《1905年》、《施密特中尉》等，这些作品在叙事同时突出了抒情因素，个人与群众、个人与历史常常成为诗人思考和表现的核心主题。

在20年代后期以及30年代初期，一批新诗人步入文坛，给诗歌创作带来新的气象，这其中尤其是以一些以农村生活为主要创作主题的诗人最为耀眼，如М. 伊萨科夫斯基、А. 普罗科菲耶夫（1900—1971）、А. 特瓦尔多夫斯基等。他们不像其文学前辈那样感伤“钢铁客人”导致农村旧有生活秩序被破坏，走向没落，而是以新生活的代言人和歌手的姿态，讴歌生活的新变化。特别是伊萨科夫斯基及其同乡、自称是其学生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更是构成了农村诗歌中的新流派——斯摩棱斯克派，这一流派主张向19世纪诗人涅克拉索夫流派学习，向民间文学传统学习，情调明快流畅，语言通俗易懂，形式质朴清晰，主题、形象鲜明。

М. 伊萨科夫斯基（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Исаковский，1900年1月19日出生于斯摩棱斯克省格洛托夫卡村，1973年7月20日逝世于莫斯科）出身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患有眼疾，所受教育不多。14岁时开始发表诗作，但直到1927年，他的诗集《麦秸中的电线》（1927）才使他真正成名，高尔基称他是“一个懂得城市和农村是两个无法单独存在力量的新人”。诗人伊萨科夫斯基敏锐地捕捉到生活变化的明显特征，故乡的一切平淡而美好，新生活的气息就像给房舍带来光明的电一样来到家家户户。长诗《四个愿望》（1936）描绘了旧农村的生活的艰难。《离去之诗》（1929）叙述告别个体经营、加入合作社的小农户的心声。他在30年代所写作的许多抒情诗被谱写成歌曲，广为流传，如《告别》（1936）、《有谁知道他》（1939）、《喀秋莎》（1939）等。这些作品朴实生动，带有某些故事性，有时又略带幽默。《喀秋莎》是他的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诗中描写了忠实于对一个边防战士的爱情的农村姑娘喀秋莎，她的抒情形象和春天迷人的景象融为一体，亲切感人。卫国战争期间，他先后创作了《灯光》（1942）、《在靠近前线的森林里》（1942）、《敌人烧毁了故乡的房屋》（1942）等作品，表达了对故乡、亲人的爱和对法西斯的仇恨。战后所写的《候鸟飞去》（1948）是真挚的爱国之情的写照。晚年所写的风景诗《在秋日》（1967）把物候与人的心境结合起来，坦然地面对生活。

А. 普罗科菲耶夫虽然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农民诗人，但是他的确是以创作农村题材作品而成名的，他早期的许多作品赞美了北方的拉多加湖地区的自然景色和淳朴的人民。而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春草国》则被看作是肯定和歌颂农业集体化的一部典范作品。

30年代诗歌的一种特殊体裁——歌词创作成绩斐然。虽然伊萨科夫斯基的许多作品被谱写成歌曲，但是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并不是专门为歌曲创作的。而另外一些诗人则主要被看作是歌词作者而闻名。如А. 苏尔科夫（1899—1983）、В. 列别捷夫-库马奇（1898—1949）等。

列别捷夫-库马奇曾经为多部电影主题歌创作歌词，比较知名的有为影片《快乐的人们》所创作的《快乐的人们进行曲》（1934），为《大马戏团》所写的《祖国之歌》（1935），此外还有二战前写下的一些“国防”歌曲，如《假如明天是战争》（1939）。特别是《祖国之歌》写得庄严豪迈，动人心魄，曾被视为是苏联“第二国歌”。卫国战争刚一爆发，他便创作了歌词《神圣的战争》（1941）来激发人民的斗志：“让高尚气节的愤怒，／波涛般汹涌沸腾，／这是人民的战争，／这是神圣的战争！”这首歌成为战争期间苏联人民最为熟悉和最受鼓舞的歌曲作品。

20—30年代苏联社会特殊的历史形势也使另外一些诗人的生活与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侨居国外的茨维塔耶娃在许多作品中表达了远离祖国的伤感之情，特别是在她1931年创作的《祖国》中突出体现了难舍难离的思乡之情。帕斯捷尔纳克在20年代初从诗集《我的姊妹——叫生活》开始，已经与早期过度追求奇异和深奥的诗风有所变化，这一点在他的诗集《第二次诞生》和《在早班列车上》表现尤为明显。阿赫玛托娃在30年代后期创作了其不朽之作《安魂曲》，成为那个时代的真实历史的见证。还有一些诗人由于各种政治原因而受到不公正对待，被捕入狱，甚至被杀害，如曼德尔施塔姆、扎鲍洛茨基等。

就总体而言，30年代的诗歌创作从数量到质量远不如同期小说创作，也比不上20年代初诗歌创作那样丰富多彩。

卫国战争期间，诗歌创作又重现了十月革命初期的繁荣景象，诗歌创作的数量超过了小说，也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民族团结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旋律，各种诗歌体裁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除了大量有很强时效性的政论诗和纪实作品以外，抒情诗、歌曲和长诗创作都留下许多优秀作品。К. 西蒙诺夫的诗作《等着我吧》，如实反映了前线士兵对忠贞爱情的渴望，在献给苏尔科夫的《你记得吗，阿辽沙，斯摩棱斯克的道路》一诗中，抒发了战争初期战士在撤退过程中目睹大好河山沦陷的悲怆之情。А. 苏尔科夫的《窑洞》（1941）描写了严酷战争环境下爱情给战士心灵带来的慰藉。由丘尔金作词、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作曲的歌曲《海港之夜》（1942）虽然是描写战士即将起航，但却没有过度伤感，意境宁静辽远，感情深挚。

在长诗方面，女诗人В. 英贝尔的《普利科沃子午线》（1943）和О. 别尔戈丽茨（1910—1975）的《列宁格勒长诗》（1942）记叙了艰苦卓绝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女诗人М. 阿丽格尔（1915—1992）的长诗《卓娅》（1942）以动人的笔墨描写了苏联女英雄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并且努力从英雄成长的环境中把她塑造成“时代英雄”。老诗人П. 安托科利斯基（1896—1978）的《儿子》（1943）倾诉了痛失爱子的伤悼之情。卫国战争期间长诗的最高成就当属特瓦尔多夫斯基所创作的“士兵的书”《瓦西里·焦尔金》。

20世纪俄罗斯诗歌的最后一次高潮出现在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即所谓“解冻”时期。一批以往受到政治运动冲击的老诗人重返诗坛，焕发活力。一些由于各种原因被打入“另册”的诗人恢复了名誉，其作品开禁，与读者见面。在一批中年诗人继续发挥艺术潜力的同时，一批新人为诗歌注入新鲜血液。虽然从大环境讲，行政命令依然从根本上影响着文坛的走向，但是多少在主题和形式上放宽了某些限制。“诗歌节”（1956年起）的频繁举办也扩大了诗歌的影响范围。

在老诗人当中，阿赫玛托娃最为耀眼。她在1946年受到侮辱性的批判之后，终于在60年代获得新生，她不但出版了总结性的诗集《时光飞奔》，而且还完成了以1913年彼得堡文学生活为背景的长诗《没有主人公的长诗》，她的声誉驰名世界。帕斯捷尔纳克在50年代末期完成了最后一部诗集《雨霁》，以及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最后所附的一组意味深长的哲理诗。Л. 马尔蒂诺夫、扎鲍洛茨基的哲理诗受到人们的关注。В. 卢戈夫斯科伊花费十几年完成、由20多部长诗组成的巨著《世纪中叶》（1957）对俄罗斯半个世纪以来的艰辛历程和风云变幻做了历史性的回顾，在书的最后表达了诗人对未来道路的乐观情绪。

在中年诗人中，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创作最具有代表性。他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是一部构思独特的抒情史诗，《焦尔金游地府》严厉批判了斯大林主义给苏联社会造成的危害，诗人晚年的一些抒情诗不太涉及重大政治题材，但是不乏生活的睿智。Я. 斯麦里亚科夫（1913—1972）50年代中期创作的长诗《严峻的爱情》（1956）以及一些抒情诗明显带有为30年代的青年们在近乎于禁欲主义的言行举止下所拥有的高尚理想和情操进行辩护的意味。他在60年代后期声誉明显提高，他的诗集《俄罗斯一日》（1967）获得了国家奖金，长诗《年轻的人们》（1968）获得了列宁共青团奖金。

这一时期在诗坛上有一批年轻诗人特别活跃，他们中间许多人喜欢在露天舞台、广场上等公众场合朗诵自己的作品，因而有时被称为“舞台诗人”（эстрадные поэты），又由于他们的作品偏向社会生活，对政治主题和社会生活反应敏感，情绪激烈昂扬，他们的作品有时也被称为“响派”诗歌。这派诗人主要有Б. 阿赫玛杜琳娜（1937— ）、Р.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1932—1994）、Е. 叶甫图申科（1933— ）、А. 沃兹涅先斯基（1933— ）等。阿赫玛杜琳娜的诗风明显受到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的影响；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则倾向于政论和哲理；叶甫图申科的诗歌曾经风行一时，成为这一诗派的代表人物。他60年代初的一些作品迎合了当时批判斯大林和揭露社会阴暗面的社会风潮，表达了青年人中相当突出的“反叛”情绪，如诗作《斯大林的继承者》（1962）和揭露社会反犹倾向的诗作《娘子谷》（1961）等。1963年，他由于未经官方允许在法国《快报》上发表自传而受到严厉批评，70年代名气开始下降，80年代初他又创作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长诗《妈妈和中子弹》（1982）等作品，此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浆果处处》（1982）以及电影剧本《幼儿园》（1983）和《斯大林的葬礼》（1990）。

沃兹涅先斯基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建筑学院。学生时期曾经与帕斯捷尔纳克交往，一些习作受到后者赏识，但模仿痕迹也很明显。50年代起创作逐渐独树一帜。他的短诗《戈雅》（1957）突出反映了战争给人带来的苦难和诗人对战争的仇恨，他把童年记忆与19世纪西班牙画家戈雅所描绘的屠杀场面留下的印象结合起来，诗歌声音洪亮而震撼人心。作者在作品中独到地使用了许多与“戈雅”发音相近的词汇，如痛苦（горе）、声音（голос）、饥饿（голод）、喉咙（горло）等，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1962年出版的诗集《长诗〈三角梨〉中的40首抒情插笔》使沃兹涅先斯基声名大振，也令舆论界对他毁誉参半。这部诗集中占重要位置的是他一些关于美国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记录了他自己随作家代表团访美所留下的印象和感受。按照诗人的解释，梨的轮廓是金字塔形，也就是三角形。尽管他不同意把它狭隘地理解为“美国地铁里的电灯形状”，但是其中他直接或隐晦地将两大物质强国从诗人视角加以观照，表达出对文化和人的精神前途的忧虑，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有些作品过于追求奇特的隐喻和联想以及节奏和声音效果，从而影响了人们对作品主题的理解，此外，有些主题和形象还被某些评论家看作是不合时宜的。长诗《奥札》（1964）延续了他对在工业高度发达后人的精神世界健康的担忧，在诗人看来，“所有进步都是反动，／如果人遭到毁灭”。沃兹涅先斯基的诗歌呼应了世纪初俄罗斯未来主义的传统，是“响派”诗歌中最具有革新精神的诗人，他用词大胆，大量使用头韵和近似韵，诗歌节奏变化多端，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把图表、图画、变形字体等视觉因素以及节奏散文等文学因素引进诗歌创作，他的文化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

继“响派”诗歌兴起后不久，另外一种与之相反的诗歌潮流——“静派”诗歌也悄然出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有В. 索科洛夫（1928—1997）、Н. 鲁勃佐夫（1936—1971）、А. 日古林（1930—2000）等。这些诗人的创作风格受到费特、丘特切夫和叶赛宁的影响较大，大都拒绝长篇叙事和政论体裁，而青睐于传统抒情诗创作。他们的作品一般着眼于相对狭小的世界，对社会生活的动荡变迁反应并不敏感，可是对自然风光的描写、对故乡和童年的回忆以及由此引发的叹惋、忧伤、惆怅之情占了很大比重。鲁勃佐夫是其中被人们公认为最有才华的一位诗人。他的《我宁静的家乡》（1964）、《田野之星》（1964）等作品，饱含着对故乡农村田野的无尽怀想和留恋，这一切都成为其精神寄托和灵魂支柱。但是这派诗人的作品后来被认为有题材过于局限，主题不够深刻，视野不够开阔，形式流于保守等缺点。

从70年代开始，俄罗斯诗歌逐渐走了下坡路，缺少有影响力的诗人和作品。然而，某些受到压制和迫害的诗人的“自创歌曲”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具有很大的影响，尽管当时的“自创歌曲”处于边缘状态和“地下”状态，也得不到官方的承认。

与30年代的大众歌曲不同，“自创歌曲”（шансон）往往由诗人自己创作并且演唱，伴奏乐器往往只是一把吉他，因而这些诗人有时也被称作“弹唱诗人”（барды）。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有Б. 奥库贾瓦、В. 维索茨基、Г. 加里奇（1918—1977）等。他们的创作比较接近于普通人的日常心态，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多少受到左琴科传统的影响，把文学传统与城市口头文学结合起来。相比之下，奥古贾瓦更倾向于幻想和哲理，风格轻快，维索茨基则倾向于戏剧性，而加里奇多少具有一些喜剧性，温情和讽刺并存。

加里奇在60年代之前主要是以剧作家而闻名，曾经创作过一些戏剧作品和电影剧本。他在自己的剧作《出征进行曲》（又称《黎明前一小时》，1957）中创作的歌曲《共青团员之歌》曾经风行一时。但是从50年代末开始，加里奇开始写出一些与以往作品浪漫情调有很大差别的“自创歌曲”，这些歌曲有的带有现代童话色彩，如《列诺契卡》（1959）；有的把通常比较忌讳的集中营题材引入歌词，如《云》（1962）；有的描写对普通人的关爱和怜惜，如《大人圆舞曲》（1967）；有的则是对不良社会习气的讽刺和揭露。1968年他因写作反对苏联武装入侵捷克的歌曲《彼得堡浪漫曲》（1968）而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特别是由于他与萨哈罗夫等“持不同政见者”的密切往来，而在70年代初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他先后在挪威、德国等地讲学、创作、举办个人演唱会，1977年在巴黎住所由于操作电器失误而意外身亡。加里奇的作品通常是先写出短诗，然后配上简单的曲调登台演出，他不像奥库贾瓦、维索茨基那样具有音乐天才，因而他主要长于语言创作，特别继承了左琴科的幽默和讽刺以及歪用合乎角色身份词语的手法。加里奇的创作直到80年代后期才在国内受到广泛承认和肯定。

在“弹唱诗人”中，最有成就的当属В. 维索茨基。他的诗歌将古典诗歌传统与现代诗歌发展结合起来，是20世纪后期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俄罗斯诗人之一。

80年代苏联社会的动荡对诗歌创作没有起到多少积极推动作用。诗歌出版主要为“回归文学”、“白银时代文学”所占据。苏联解体后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在“强国梦”破灭后的社会情绪低落和大众消费文化的冲击下，诗歌更处于边缘化，到目前仍无明显的复兴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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