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后期，在先锋小说兴盛于文坛的同时，许多作家意识到本土创作对于文化建设的意义。他们在东西方不同文化和不同文化价值观的比较中，深切感受到“文革”等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压力，遭遇到“现代化”进程和“文化冲突”所产生的令人困惑的难题。于是，在这种强大的文化后果的压力下，他们设想，“如果以‘现代意识’来重新观照‘传统’，将寻找自我和寻找民族文化精神联系起来，这种‘本原’性（事物的‘根’）的东西，将能为社会和民族精神的修复提供可靠的根基” 。1983年到1984年间，一些青年作家如韩少功、郑义等，围绕文学寻根交换意见，并在1984年12月在杭州召开专门的座谈会。1985年夏，他们分别在报刊上撰文，倡议和宣传文学寻根的主张，迅即在文坛上掀起了一股寻根思潮。虽然他们对“根”的理解不同，但却都主张：中国文学应建立在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开掘这块古老土地上的“文化岩层”，才能与世界文学对话。总起来讲，文化寻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在文学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与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 正是基于以上三点，文化寻根思潮作为一种文学主张，对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小说和诗歌创作上。在小说方面，阿城的“三王”系列、王安忆的《小鲍庄》以及韩少功的《爸爸爸》等寻根小说在文坛上引起强烈反响。而在诗歌方面，江河和杨炼一些古代题材的诗歌创作也表现出明显的寻根意味。
江河的诗更多地寄寓了对历史、民族和自我价值的思考。《纪念碑》是他的代表作。诗人通过对“纪念碑”这个富有历史容量的意象，表达了自己对历史、对民族以及对自我生存价值的深沉思考。而他在1985年创作的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取材于古代的神话故事，在宁静客观的叙述中，把神话人物和他们的行为都作为审美对象和自然的一部分，以此来探寻汉民族的审美特质。杨炼（1955—）的大型组诗《礼魂》（包括《敦煌》、《诺日朗》等）、《西藏》和《自在者说》等，都以诗的形式演绎了中国古代文化精神或哲学观念。这些充满诗的想象和哲学思辨的文字带有强烈的寻根色彩，由此可以看出寻根思潮对新时期诗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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