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没有第二个特洛伊》

1884年，叶芝刚念完高中的时候，读到了辛奈特的《佛教密宗》，他立即被书中介绍的印度和藏传佛教密宗的修行原理和方法深深吸引了。翌年，他与四五位志趣相投的同学好友成立了“都柏林秘术研究会”，自任会长，志在研究和弘扬东方宗教和秘法。他们不仅阅读和讨论时下流行的关于印度古典哲学、新柏拉图主义以及降神术的文章，而且还按照其中介绍的方法修炼。稍后，他们邀请正在伦敦讲学的印度婆罗门摩希尼·莫罕·查特基到都柏林讲学。这位通灵术士宣讲的是古印度哲学家商羯罗所创吠檀多学派的离欲和出世学说及其静修法门。他对印度教教义的精辟阐释使叶芝心悦诚服，后者从此树立了对轮回转世学说的终生信仰。叶芝后来在自传中写道：“那是我第一次遇到一种哲学，它巩固了我的模糊的玄想，显得既合逻辑又博大无边。”

遭勃拉瓦茨基夫人的通灵学会驱逐后，叶芝旋即投靠了早有联系的麦克格莱戈·梅瑟斯的“金色黎明”秘术修道会。梅瑟斯不仅教给叶芝犹太教秘法卡巴拉冥想和操作仪式之法，而且不反对实验。该会有一套复杂而严格的科仪和考试制度；会员通过自学自修，然后通过考试晋升等级。叶芝学到了许多秘密知识，做过无数次法术实验。另一方面，叶芝一直采用卡巴拉的冥想方法修习打坐，研习法事仪式，力图上升到更高的精神境界。

Had they but courage equal to desire?

What could have made her peaceful with a mind

That nobleness made simple as a fire,

With beauty like a tightened bow, a kind

That is not natural in an age like this,

Being high and solitary and most stern?

教给那些无知的小人物，

让小巷冲上去同大街抗衡，

如果它们的勇气足以同欲望并肩？

什么能使她平静，而心灵

依然高贵，纯净有如火焰，

她的美又如强弓拉得绷紧，

这绝非当今时代认为自然，

由于它深远、孤独而又清高。

把小巷子掷到大街上，

若他们的勇气足以与愿望比肩？

什么能让她平静，那高贵

使她的心灵单纯如一团火，

而她的美如拉紧的强弓，这美

在如今这样的时代不自然，

它孤高、寂寥，至为凛厉。

会教给无知的人们最狂暴的方式,

或煽动小人物与大人物作对,

只要他们有大如欲望的勇气?

什么能使她安静,拥有一种

被高尚用张满的弓一般的美

造就得单纯如火的精神,一种高贵,孤独且极为坚毅,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显得不自然的精神?

多年以后，叶芝在回忆起伦敦往事的时候，仍抑制不住语气的激动：“现在，她驾车来到贝德福德公园街我家的房前，带着约翰•奥迪里写给我父亲的信件。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一个活生生的女人身上看到这样超凡的美——这样的美，我一直以为只是属于名画、属于诗歌、属于古代的传说。苹果花一般的肤色、脸盘和身体正是布莱克所谓的最高贵的轮廓之美，因之从青春至暮年绝少改变，那分明是不属于人间的美丽！”

倾国 He Tells of the Perfect Beauty

那云样的眼睑，梦样的瞳子啊！

O cloud-pale eyelids,dream-dimmed eyes

诗人们日夜的辛勤

The poets labouring all their days

用诗韵造就的倾国之美

To build a perfect in rhyme

却被一个女人的眼神轻易击溃

Are overthrown by a woman’s gaze

被天空里悠然的群星轻易击溃

And by the unlabouring brood of the skies

于是，当露水打湿睡意

And therefore my heart will bow,when dew

我的心就会倾倒，直到

Is dropping sleep,until God burn time

上帝燃尽时间

Before the unlabouring stars and you

在群星和你的面前

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起，叶芝的一生就此改变，彻底改变。只有他内在一股超乎常人的意志力，才使他免于完全被她击垮，要不然“直射”的能力极可能永不复返（他曾经说过，“十七岁时的我已宛如一炮弹上膛的老式铜炮，除怀疑自己能否直射之外，鸣枪毫无问题”）。

茉德•冈并没有回应他的热情，她只是欣喜地把他视为朋友。她怀抱炽烈的渴望要把爱尔兰人从七百年的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其狂热程度只能从那些不仅反抗暴政也对自己家庭背景深恶痛绝的人身上才可见一斑。他深知她热爱刺激与冒险的性格：

她活在风暴和争斗中

She lived in storm and strife

她的灵魂如此渴求

Her soul had such desire

壮烈成仁的结局

For what proud death may bring

因此无法忍受

That it could not endure

寻常美好的生活

The common good of life

她只在乎他诗中奉献给爱尔兰的部分，如果她能遂行己意，他就会成为一位把民族主义宣传化为诗歌的作家，近似于同时代的托马斯•戴维斯。

在那些天里，叶芝还是一直沉迷在与茉德•冈的交往之中，伦敦对于他来说突然变成了一座遥远的城市，他逃离在这座城市的外面，在一个叫作天堂的地方与他的女神共同渡过最美妙的时日。以往的全部岁月，其意义就在于为了这短暂的相遇而等待；今后的漫长生涯，将是为了这片刻的光阴而回味。叶芝沉醉于茉德•冈的声音里，他从此相信了这世上有塞壬女妖的存在，可以用美妙的声音温柔的杀人，他也常常盯着茉德•冈的眼睛，眼神如“一座燃烧的城市”。他着魔于她的每一举手投足，美目流转，甚至连他革命性的一面也不例外。

1891年，叶芝在伦敦创立“爱尔兰文学协会”，同年他回到爱尔兰鼓起勇气向茉德•冈求婚。她虽拒绝，却恳求他维持这段友谊。在那一年，他仍旧对他魂牵梦萦，也挂念着他要将爱尔兰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执着，因此写了一出剧本，即《凯瑟琳女伯爵》。剧中的女主角正是以他的挚爱为蓝本：凯瑟琳是一位美丽的贵妇人，把灵魂卖给魔鬼，好让他的同胞免于饥荒，最后上了天堂。这出剧本在都柏林上演的时候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与此同时，茉德•冈仍旧热衷于各种集会、示威、选举，以及其他具有颠覆性质的公开或秘密活动，他经常往返于伦敦、巴黎及整个爱尔兰乡间小镇。她勇往直前，金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心脏砰砰跳跃，“帕拉斯•雅典娜祭神于那挺直的背脊和昂扬的头！”但在1903年，一个消息给叶芝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那就是茉德•冈与麦克布莱德的婚姻：

我乍然看到那冰冷的鸦群的天空

Suddenly I saw the cold and rook-delighting heaven

如冰在烧，如无尽的冰在烧

That seemed as though ice burned and was but the more ice

于是心要疯魔了，以至于

And thereupon imagination and heart were driven

散乱的思绪化归空无，只剩下

So wild that every casual thought of that and this

带伤的爱情的回忆——那过时的

Vanished,and left but memories,that should be out of season

青春的、热血的爱情的回忆

With the hot blood of youth,of love crossed long ago

而我承担了一切伤害，无缘无故

And I took all the blame out of all sense and reason

我嚎啕、颤抖、瑟缩

Until I cried and trembled and rocked to and fro

被日光射穿……

Riddled with light……

诗中满是混乱、伤心、无辜的词句，可见诗人用情至深，却被伤害到体无完肤。只有他内在一股超乎寻常的意志力，才免于完全被她击垮。不过他最终还是原谅了她，他对自己说：“我感到我面对的是一种伟大的宽容和勇气，一颗不宁的心灵，当她和她所有那些唱歌的鸟儿离去，我的忧郁已不单是爱的忧郁。”自此，他诗风大变，逐渐抛弃了早期的朦胧华美，脱去“缀满剪自古老神话的花边刺绣”的外套而赤身行走了。

后来，由于爱她的心不死，叶芝又多次向离婚了的茉德•冈求婚，甚至转向了她的养女，均遭到了拒绝，不得回报的爱升华成了一篇篇感情复杂，思想深邃，风格高尚的诗，它们贯穿于叶芝的第二本到最后一本诗集中。他把茉德•冈比作玫瑰、特洛伊的海伦、帕拉斯•雅典娜。还不曾有过哪位诗人像他那样把一个女人赞美到如此程度。直到他1917年五十二岁结婚的时候，仍对她怀有至诚之爱：

因你未守那深沉的誓言

Other because you did not keep

别人便与我相恋

That deep-sworn vow have been friends of mine

但每每，在我面对死神的时候

Yet always when I look death in the face

在我睡到最酣的时候

When I clamber to the heights of sleep

在我纵酒狂欢的时候

Or when I grow excited with wine

总会突然遇到你的脸

Suddenly I meet your face

在六十岁担任参议员视察学校工作的时候，看到校园里天真可爱的孩子，他发出这样的感叹：“心想着那时的悲与怒；我看看这个孩子又看看那个；想到她在这个年纪是否也是这般样子。”（在学童之间）这是对茉德•冈深深思念的一种独特表达，是至情之人才有的感受。

叶芝最后也意识到茉德•冈对他的不理解成就了他的诗，否则“我本可抛弃蹩脚的文字，心满意足安于实际的生活。”茉德•冈也曾说，世人会因她没有嫁给他而感谢他的。可个中悲苦又有谁能知？那种日夜噬咬自己心灵的相思之苦又有谁能体会的到？故事似乎就这样结束了，激情终将消损，“我们倦了，却还有别样的爱等着我们，去恨去爱，没什么抱怨。”叶芝作为英语界与华兹华斯比肩的诗人，足以傲然于世。但那神奇的国度所蕴藏在诗人体内的潜能，使故事的发展远远不止于此。在把对这段恋情的诅咒变成葡萄园后，他对茉德•冈的爱也升华了，不，应当说，他深植于骨子里的对爱尔兰的热爱因为这个女人而被激发的淋漓尽致了。作为一个艺术家和诗人，在目睹了政客的背信弃义、党派的勾心斗角、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的相互仇恨和愚昧无知，茉德•冈等共和党人所热衷的暴力行动，他对政治灰心丧气，进而转向诗歌以唤醒民众对祖国的热爱，拯救自己赤子般深爱却日渐薄暮的祖国。叶芝曾说过，“我深信，我诗歌中的风景必须取材于我的祖国，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有的诗歌，只要可能，都应有本土的人民，我们应该用诗歌来描写那些我们热爱和熟悉的风景，而不是我们感到惊异陌生而又夺目的风景。”他把他的诗笔投向了祖国，我们来看看他献给她的诗篇：

任何说英语的浪漫主义者，只要稍具文学禀赋，或者口袋里有一本华兹华斯诗集，就能写出如《快乐牧羊人之歌》中的诗句：

我一定是走了，一座坟墓边

I must be gone:there is a grave

有水仙和百合摇曳

Where daffodil and lily wave

但除了叶芝，这位深深着迷于自己祖国乡野传奇的唯美诗人，再也不可能有人写的出《被偷走的孩子》（The stolen child）。在其中我们听到一个精灵引诱一个孩子离开人世的痛苦，来到一片无形的销魂乐土：

他随我们远走

Away with us he is going

双眼肃穆之子

The solemn-eyed

他再也听不到

He’ll hear no more the lowing

温暖山丘上的小牛哞哞

Of the calves on the warm hillside

或是壁炉铁架的水壶

Or the kettle on the hob

安祥唱进他的心胸

Sing peace into his breast

或是看到棕鼠晃动

Or see the brown mice bob

在燕麦粥四周

Round and round the oatmeal-chest

因为他前来，这位人类之子

For he comes,the human child

来到水湄和野地

To the waters and the wild

与仙子手牵手

With a faery,hand in hand

离开一个哭泣盈盈，远非他能了解的世界

From a world more full of weeping than he can understand.

其中的思想及风格非常刻意、知性，而且独具一格。但在另一方面，这些诗篇的素材、灵感及意象——包括《乌辛之浪迹》在内——并非出自某个流派，而是超越诗人自我品味或早期阅读的源头：他们来自他的血脉、他的感官、他的心。究其本源他们来自他的祖国，来自爱尔兰本身。吹拂她山巅的轻风，流过她峡谷的溪涧，长在那墓地里山楂，在好几个世纪的沉默之后再度发声，以前是古爱尔兰游吟诗人所用的盖尔语，而这次是透过叶芝之口说出奇特而崭新的英语。

除了用那些发自灵魂的诗歌赞颂之外，叶芝把主要精力都灌注到爱尔兰文艺复兴中，希望通过文艺复兴创造出一个民族的灵魂，这种灵魂也必然会振兴一个民族的伟大文艺。为此，叶芝帮助创建了“伦敦爱尔兰文艺协会”和“都柏林民族文艺协会”，把由于民族运动走入低潮而对政治感到厌倦并把兴趣转向文学的青年人组织到这些文艺社团中。1902年，他还和格雷戈里夫人一起创立了“爱尔兰民族剧团”，同年，他又写了一部与凯瑟琳有关的诗剧，名为《胡里痕的凯瑟琳》，不同于前面那部的是，这部剧是献给爱尔兰的。他认为要使整个民族团结起来，必须在人民中培育出一种有高度美学素质的民族文化，创造出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国家形象。为此他主张回到古老基督教的爱尔兰，回到古代勇士传奇和民间传说中去，寻找像库霍伦这样的英雄人物来建造一个美好统一的国家。这种思想在《胡里痕的凯瑟琳》中得到了形象体现：爱尔兰就好似一个贫穷的老妇，但只要所有的男子汉都具备了库霍伦的武士 气概，并决心为他献身，她就会变成美丽的皇后。

在久远的日子里，我们缅怀叶芝对茉德•冈一生的不世之恋，缅怀他中年及晚年的时日：《驶向拜占庭》的金黄美感，《班礡磅山下》山下昔日辉煌，不断的转变节奏，在道别的最终讯息中一派高贵朴实，也缅怀他最佳成就及奖励的伟岸。但我推崇他，并非由于他参议员的身份，也非使人印象深刻的审美家及社会人物，不是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他对一些无形之物的权威解释——甚至不是因为他被视为当代英语世界的主要诗人之一——而是迷住爱尔兰本身，也使爱尔兰迷住全世界。叶芝对于同胞的知性及爱尔兰民族命运所产生的无比影响，早在当年那个游走于外祖父家乡斯莱果街道上以及漫步于茵尼斯弗利湖边的细瘦少年时期就决定了。本世纪在文学或戏剧园地中耕耘的爱尔兰男女，没有一人不曾追随他那模糊而不实际的手指所指出的方向，今天的爱尔兰知识界一大半是他的心血结晶。他生正逢时，比起同时代者对爱尔兰产生了更为远大的影响，这股影响力至今仍让人一知半解。然而这已使他在爱尔兰的想象及抒发中留下了不朽的名声，就如但丁之于意大利，塞万提斯之于西班牙，普希金之于俄罗斯。

是到该结束的时候了，而诗人也早已经渐行渐远，去往他心中的圣地：

湖心岛茵尼斯弗利 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

我就要动身离去，去往茵尼斯弗利

I will arise and go now,go to Innisfree

造座茅草的小屋；泥土，树枝的篱笆

And a small cabin build there,of clay and wattles made

再种些豆角，为蜜蜂钉个蜂箱

Nine bean-rows will I have there,a hive for the honeybee

在蜂声的聒噪中独处

And live alone in the bee-loud glade

静下来了，那里的宁静是缓慢降临的

And I shall have some peace there,for peace comes dropping slow

缓慢降临，从清晨的面纱到蟋蟀的歌唱

Dropping from the veils of the morning to where the cricket sings

午夜的微光，正午的浓浓紫色

There midnight’s all a glimmer,and noon a purple glow

黄昏铺满红雀的翅膀

And evenning full of the linnet’s wings

我就要动身离去，因为每一轮日夜

I will arise and go now,for always night and day

我都听到湖水拍打岸边的声音

I hear lake water lapping with low sounds by the shore

而我，站在公路上，站在灰色的人行道上

While I stand on the roadway,or the pavements grey

任那浪花的歌拍打在我的深心

I hear it in the deep heart’s core.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唐诗是中国五七言古今体诗的高峰。

这座高峰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有多方面的原因：从七世纪建国到八世纪中叶安史叛乱之前这一百多年，唐帝国的经济一直是上升的。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文化的繁荣，即使在安史乱后由于南方的开发与南北交通保持畅通，经济和文化增长的势头也没有停顿下来。这个社会，正是整个唐代文学艺术的温床。其次，有“五胡十六国”极其纷扰混乱的局面到隋唐统一，是一个国内各民族有斗争而融合的过程。国内各民族的融合还加上当时日趋频繁的国际文化交流，都使得各阶级阶层的生活变得丰富复杂，为作家们的修养和创作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养料和素材。其三，在长期南北分裂以后建立起来得唐帝国，对各种思想，也和对各族文化一样，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例如儒释道三教就是始终并存的，虽然有的时候也因人主的好恶，不免轩轾。因此，唐人思想比较活泼言行较少拘束。这就为诗歌创作和流行提供了方便，从而形成了唐诗的群众性基础。大家都爱写诗，爱读诗。这，对于唐诗的发达，诗人的成长，是不可能不发生积极作用的。其四，唐帝国为了巩固其统治，制定和执行了通过科举从庶族地主中选拔人才的制度，以打破高门大族对仕途的垄断。进士是科举中最贵重的，而进士的考试以诗赋为主要内容。这种决定士子前途的考试和因之而派生的行卷之风，也直接促进了诗歌的创作。最后就诗歌本身而论，过八代先驱者的努力，五七言古诗已经成熟，律绝诗也基本上跨越了它们的试验阶段，足供唐代诗人自由采用。前辈们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充分表现了汉语之美的多种样式，都使得他们易于借鉴昔贤，驰骋才力，发抒性灵，来扩大诗的反映面，提高诗的表现力。所有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使得唐诗盛况空前，后难为继。

以下，试将唐诗的流变勾画一个轮廓。

自公元618年唐帝国建立后，最初30余年，诗坛上仍旧弥漫着梁陈余风。形式上讲究调声、隶事和内容上延袭宫体，是其主要特征。只有王绩在追踪晋宋间独来独往因而不免于寂寞的陶渊明。他虽以此为后世所称叹，但在当时，也同样是寂寞的。

武则天于公元655年立为皇后。在她当政时期，唐诗开始呈现了自己的面貌。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沈佺期、宋之问和杜审言等，陆续登坛。这些人，在当时封建秩序以及道德规范、审美观念逐渐恢复正常的基础之上，改造了宫体诗（包括律化了的绝句--小律诗），完善了七言古体。经过他们的努力，题材和主题由宫廷的淫靡改变为都市的繁华和正常的男女之爱，由台阁应制扩大到写江山之美和边塞之情；风格也由纤柔卑弱转变为明快清新。

同时，陈子昂却走着与这些人在方式上看来相反，而在效果上相成的道路。四杰等用改造宫体诗的方法结束了”六代淫哇”，而陈子昂则从汉魏风骨中汲取素养来开辟唐诗的疆域。他是一位能够把握住对超现实的向往和对现实的执着这一基本矛盾，并且用新的语言和形象来加以表现的诗人，上承阮籍、曹植，下开李白杜甫。

如果承认唐诗是中国诗的高峰，那么，就不能不近而承认：盛唐诗乃是这座高峰的顶点。

从玄宗继位到代宗登基（712-762），这半个世纪通常称为盛唐。但在公元七五五年安史乱前和乱后，诗坛的面貌是并不一样的。在这次战乱以前，诗人们在其创作中都发散着强烈的浪漫气息。或者表现为希企隐逸，爱好自然，诗中的代表人物性形象是隐士；或者表现为追求功名，向往边塞，诗中的代表人物形象是侠少。这，实质上也就反映了他们由于生活道路的千差万别而形成的得意与失意、出世与入世两种互相矛盾的思想感情．不同的生活道路与不同的生活态度，使他们或者成为高蹈的退守者，或者成为热情的进取者或者因时变化，两者兼之．前人所谓“盛唐气象”，在很大的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富于浪漫气息的精神面貌。

孟浩然、王维、常建、储光羲等的许多作品，都极为成功地描绘了幽静的景色，借以反映其静谧的心境．这种诗人脱离现实斗争，但对于热中奔竞、趋炎附势者流，也具有清凉剂的作用，而其所提供的自然美的享受则是不可替代的．这些人是以写田园山水诗得名的陶渊明、谢灵运、谢朓的后继者，气象的浑穆或有不及，而措语的精深华妙则有过之．其后的韦应物、柳宗元在这方面是他们的追随者。

但王维却在描摹自然、歌颂隐逸之外，还曾将其诗笔扩展到更广阔的生活领域．在另外许多同样成功的篇章中，他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进取精神和悲壮情怀．王维在高蹈者孟浩然等和进取者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之间，恰好是一座桥梁．所以有些评论家就一方面将其与孟浩然相提并论，合称王孟；而另一方面，又将其与高适等相提并论，合称王、李、高、岑．当然，这种提法也包含有对诗歌样式的考虑在内．王维是兼有五七言古今之长的，而王孟并提，偏指五律；王、李、高、岑并提，则偏指七古。

集中反映了盛唐时代积极进取精神的，是出自王、李、高、岑等人之手的边塞诗。这类诗篇，塑造了许多边庭健儿的英雄形象。诗人们歌颂从军报国、建功立业，却并不无原则地讴歌战争，往往还反对开边。在写胜利的喜悦或失败的痛苦时，也反映了战争对广大人民和平生活的干扰和破坏。这些诗交织着英雄气概与儿女心肠，极悲凉慷慨、缠绵宛转之情。其源出于鲍照、刘琨，更上一点，还可以追溯到建安作家群，虽然那时写边塞的作品还很缺少爱情成分。

借诗中隐士和侠少的形象来说明安史乱前的浪漫倾向，并不等于认为当时诗歌中所反映的仅止于这两类人的生活，也决非那些诗人描写的题材如此狭窄。否则，许多繁丽的社会风光和莽苍的边塞景色会出自佛教徒王维和道教徒李颀笔下，而著名的七绝组诗《从军行》和《长信秋词》乃是王昌龄一人的手笔，就不免费解了。

但浪漫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却不能不推李白。自从贺知章称之为谪仙人，后人又尊为诗仙，这就构成了一种错觉，好像李白之所以伟大，就在他的人和诗具有他人所无的超现实性。这是可悲的误会。事实上，没有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是超现实的，李白何能例外?开元、天宝时代的其他诗人往往在高蹈与进取之间徘徊，以包含的有希冀的痛苦或欢欣来摇荡心灵，酝酿歌吟。李白却既毫不掩盖他对功名事业的向往，同时又因为自己绝对无法接受那些取得富贵利禄的附加条件而弃之如敝屣。他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合理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习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许就是李白的独特性，和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和反映祖国、人民的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而又相成的。

安史之乱是唐帝国由胜转衰的界标，也是唐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活动于开元、天宝时代的重要诗人，除孟浩然外，大都死于乱后。他们都经历了这场由于统治者的昏聩荒淫而造成的地方军阀叛乱。在乱前，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为社会表面的安定繁荣所迷惑，一意追求自适其得的浪漫生活，乱后却丧失了过那种生活所凭依的许多条件，就转为意志消沉，再也唱不出热烈高昂或悠悠自在的歌了。而另外少数人，则乱前就比较清醒，在朝野沉酣中，对潜在的严重危机已有预感。残酷的战争、苦难的环境使他们受到锻炼、教育，使他们在经历危机的同时也产生了希望，使他们终于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坚决地站出来，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哀乐而歌唱。杜甫，就是这少数人中的杰出代表。他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而忠实的反映社会生活，即使在大局极端危机的情况之下，也从来没有失去信心。而其所具有“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的高妙艺术手段，又足以充分地将这种高贵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在我国诗坛上，杜诗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这就是后人尊之为诗圣，将其作品尊为诗史的理由。

李诗大源出于《楚辞》，杜诗大源出于《诗经》和汉乐府，二人又再不同方面受到《文选》很深的影响。安史乱前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乱后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双峰对峙，在诗歌创作方面，显示了盛唐之所以为盛。

代宗大力时期（766—779）的作者，由于生活在一个遭受了极大破坏的社会，物质精神两方面都未免贫乏。他们既不能如杜甫那样，在困厄之中依然奋发，所以便继承了王维、刘长卿诸人作品中适合于他们生活情调的那一部分，而着眼用力于写日常生活。时序的迁流、节物的变化、人事的升沉离合等方面的描绘，贯穿于悯乱哀时的情绪之中，便形成大历诗歌的基调。诗人们对这些方面具有特殊的敏感，寄以沉重的感慨，体物甚是工致，抒情颇为深刻，因而其作品富有人情味。那是一个从恶梦中醒来却又陷落在空虚的现实里因而不能不忧伤的时代，诗人们具有这样的心情，诗人们具有这样的心情不足为异的。钱起、郎士元、李端、韦应物、司空曙、卢纶、戴叔伦、李益等的作品，虽然各有自己的个性，却都带有这种烙印。而韦应物之澄湛，李益之悲慨，尤为后人所称赏。

由德宗到穆宗约计四十余年，这时，一度中衰的诗坛又逐渐重振旗鼓。其中宪宗元和时期（806—820）最为兴盛，所谓”诗到元和体变新”。虽然白居易所说”新体”可能仅指以自己为代表的那一类诗，然而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元和新体主要指两个诗派：一派以白居易为首，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为羽翼；另一派以韩愈为首，孟郊、贾岛、卢仝、李贺等为羽翼。其源都出于杜甫。从此以后，杜甫在祖国诗坛上的影响就变得非常突出，而且历久不衰。

白派诗人对杜甫的继承侧重在他敢于正视现实、抨击黑暗这一方面，并且进一步努力使自己的语言变得更为通俗流畅，生动感人。他们的乐府叙事诗，无论在题材的广阔上，或组织的复杂上、风格的平易上都有所发展，因而容易为读者所爱好和接受。与此相反，韩派诗人则继承了杜甫在艺术上刻意求新，富于创造性的精神，而特别致力与在杜甫胸中笔下还没来得及开拓的境界。在内容上，他们写险怪，写幽僻，写苦涩，写冷艳，甚至写凶狠。在形式上，他们以散文句法入诗，并且大量使用一些非前人诗中所习见的词语。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创造，迫使人们同意诗是可以这样写的。这个愿望，到了宋朝，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获得了部分诗人的承认。在韩派中，李贺在意境和语言上的创新显得比他家更为突出。除了这两大派之外，柳宗元、刘禹锡也是这一时期有成就的诗人。柳诗峻洁而清腴，模山范水之篇，上乘谢灵运。刘诗简炼而沉着，讽刺时政之作，下启苏东坡。

文宗到宣宗（827—859）的三十余年里，是杜牧和李商隐活跃的时代。杜牧出于杜、韩，而再风格上将清新峻拔熔为一炉方面有新的发展，这正适合于表达他诗中较为丰富的政治抱负和激情。李商隐尤长于七律，在这种样式已经杜甫作了多方面开拓之后，还有可喜的发展。他以精心的结构、瑰丽的语言、沉郁的风格发抒自己的身世之感、宗国之哀，足以接席杜甫而无愧。虽然有时措意过深，不免晦涩难懂，和李贺一样被人所诟病，但懂与不懂，不但是作者一方面的问题，读者也有一个正确对待和习惯于新的表现手法的问题。与李商隐齐名的温庭，情思才力，都比不上李，但其轻艳的作风对唐末诗人颇有影响。

懿宗即位以迄唐亡（860—906）诗人不少，成就不大。其间不少作者，追踪元白，以通俗的语言反映社会问题，如杜荀鹤、罗隐、于濆、聂夷中等；还有一些人则以凄婉轻艳的风格伤悼乱离，如司空图、吴融、韩偓、韦庄等。而皮日休和陆龟蒙则每于吟咏个人生活的悠闲时，显出不忘世事的沉痛，有异于其他作家。但这些人都无法和他们的前辈较量。到了北宋，五七言古今体诗才又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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