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兰英：激励与惩罚：放过企业不放过企业家 | 学者评论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其中，王某某泄露内幕信息、金某某内幕交易案是全国首例民营企业高管涉证券犯罪案件。该案中，涉案企业广东某公司存在家族式治理、关键人控制、实际决策人与职权分离等民企常见的内控失调情况。在公司向产融运营模式转型的关键期，长期负责公司战略规划、投融资的王某某被羁押造成多个投融资和招商项目搁浅，涉十亿元投资的产业园项目停滞。为此，检察机关决定对此案适用合规改革的全流程办案机制，在侦查程序中慎重采取强制措施，审查起诉环节督促开展专项合规整改，起诉后基于合规整改情况提出宽缓的量刑建议，兼顾了惩罚个人犯罪和激励民企合规建设的双重目标。

目前，在我国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实践中，合规对象主要是中小微企业，此类企业普遍存在家族式管理的弊病，高管与企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何处理维护企业经营与惩罚犯罪之间的关系，事关企业的生死存亡。

在风险社会的催化下，现代刑事法律规范呈现出由消极预防向积极预防的转向。然而，过于严厉的刑事处罚虽能在短时间内限制企业再犯的可能，同时也将遏止市场参与者对于自身内部管理制度的自行修正，有挫伤市场创新积极性与生命力之虞。尤其在涉及金融安全的证券交易市场，某一市场机构的倒闭很可能会引发“多米诺效应”的风险，触发层叠式员工失业、行业受累以及无辜第三人财产损失，最终损害整个营商环境。

从长远来看，这无助于消解企业自身运营所存在的风险，反而徒增企业“东山再起”的交易成本和监管部门的监管压力。因而，企业合规无疑是积极预防与宽缓治理的调和，通过面向未来的合规计划，实现“办理一起案件、扶助一批企业、规范一个行业”的正向效果。通过国家与企业联合治理，赋予企业自我管理、主动合规的积极义务，有利于节约国家执法资源，促进企业合规管理走向成熟。

但案件尘埃落定，疑问也随之而来。是否只要成立了公司，个人的罪名就可以通过企业合规的方式予以减免？答案是否定的。

企业刑事合规的本质，是“放过企业，不放过企业家”。企业合规改革的目的，在于事前预防与事后止损，而非为自然人犯罪开脱罪责提供庇护。一方面，刑事合规是刑法实体法的前置，通过合规正向激励，使公权力提前介入企业内部的经营活动，敦促企业自觉遵纪守法，从而达到事前预防企业犯罪的效果；另一方面，当企业内部出现违法犯罪时，良好的合规体系可将守法企业与违法员工进行切割，从而保全企业，惩罚个人。涉案公司积极合规的意愿与行动，意在通过合规将企业责任与高管责任、员工责任、第三方责任进行有效切割，最大程度地保护企业免于承担因高管、员工违法违规引致的刑事责任。换言之，企业是否进行合规整改，与是否对涉企人员从宽处罚并不存在直接关联。

基于我国企业合规意识较低之现实，合规改革试点需在维护市场秩序稳定的前提下逐步放宽推广范围，依托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推动资本市场非上市公司更新合规理念，缓和自然人犯罪给资本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畅通企业合规自救渠道，从而在整体上为民营企业“松绑解禁”。

在未来企业刑事合规法律制度的构建中，应以专项合规为重点，全面合规为目标，精准定位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规章制度、人员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顽疾”。在现有法律框架中，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适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强化事先审查，对构成犯罪的涉案企业责任人依法予以惩处；对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个人，则应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政策。

企业合规改革不应是检察机关的独角戏，而是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时代课题。检察机关应充分挖掘刑事合规惩罚与激励并重的功能，坚守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底线，在推进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的过程中，防止任意扩大解释和滥用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的情况发生。 

作者 | 李兰英（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原文刊载于《上海法治报》2022年9月2日B7版“学者评论”，责任编辑：徐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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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谢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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