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西安的死与生
时下对老照片的热切追捧，俨然已成风气。当人们再也回不去了，当日新月异的发展摧毁了曾经的一切，我们只能从一张张老照片里看到过去，也对比着今天。
城市总是不断建设、变化。隋唐长安城被称为公元六至九世纪世界城市建设的典范之作，而今早已烟消云散。时代更替，城市变迁，方死方生，方生方死。
只是，一个老城的死去，是否真正意味着一座新城的又生。
或许，老照片能告诉我们点什么……
老西安的死与生
老照片上不曾有过的新城市
“哎呀！”
（记者者木闻公众号 小人物大人物）
穆帅先生大叫一声，几乎要从凳子上蹦起来，把周围几个正在喝茶的人，着实吓了一大跳。有人吃惊地看他，端着杯子的手晃了一下，茶水漾出来，洒了一地。
平时一向沉稳的穆帅却不顾失态，还沉浸在突如其来的感触中，连声啧啧慨叹，像是被电打了，一时懵了，又清醒万分。很意外，很兴奋。
他的视线完全粘在了手里那本书上，那是赫赫然一幅黑白大照片，一群人，或坐或站，黑压压一片。背景是一片低矮的老房子和几棵老树。
多少年了，这样的场景一直浮现在穆帅的脑海里，他闭上眼睛，那些人啊树啊房子啊，就像电影一般，飘过去又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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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想到，不过是无心的随手一翻，竟会被这张拍摄于上个世纪末的老照片瞬间击中。他记忆中的老西安奇迹般复活了，像是施了魔法，猛然逼近到眼前。
西安风雷巷。赵利文摄于1988年
“我突然意识到，这种大院式的邻里亲情将永远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冷漠而无情。”
如果没有那些过往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可能很难感受穆帅的那种激动。
“在旁人看来，它不过就是一张薄薄的照片，但它承载的是岁月，是我对这个城市的牵挂，也是人生在那个阶段的情感。”穆帅怀着不可抑制的激动，找到了这张老照片的拍摄者摄影师赵利文先生。
尽管距拍下这张照片已有十八年，赵利文对当时的场景却记忆犹新，回忆起来也难掩感动。“我当时感觉到，那将是一个永恒的瞬间。”
那年是一九九五年。初冬的某个中午，赵利文骑着那辆旧自行车，从西安西郊赶到城墙内东北角的这片民居。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穆帅的祖父母从农村迁居至此，这是年轻的新政权给城市平民修建的第一批公房，是个相当大的大杂院，一排接一排，有二三十排，每排都有二十来间屋子，尽管面积很小，每家只有不到二十个平方，但租金低廉。穆帅保存着他家签订于一九五三年二月盖有“西安市人民政府房地局印”的一份房产租约，上写着“东八路新民村第十一排十一号，月租金人民币五万元”——就是后来的五元钱。
这里靠近西安火车站，沿着陇海铁路而来的河南人与本地人几千口杂居一处，锅碗瓢盆，生老病死，一派人间烟火的气息。赵利文也是瞅上了这一点，将镜头对准了这片大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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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后后，他来此拍照有三十多次，最早的拍摄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虽然身背照相机的人不多，但人们并不反感被摄入镜头。有人会带着些许疑惑的表情看着他，问“你这是拍啥呢”，但也仅此而已，更多的则是面露笑容，该吃吃，该喝喝，像平时那样，露出生活本真的一面。
那天有点风，透出一丝寒意，却难得的出了太阳。中午一点多的样子，老人们靠着山墙围坐，拉着闲话，小孩蹲在墙角玩着过家家。两棵树之间的绳子上搭着被子，树杈上也挂着待晾干的衣服和裤子。
陡然间，赵利文心头升起一种异样的感觉，“有些暖暖的，又有一丝清冷，是一种伤感的味道。”
他对几个老年人说，大娘大爷，咱都坐到一块来吧，你们邻里邻居的这么多年，我给大伙拍个大合影吧。
西安东八路新民村十二排门口。赵利文摄于1995年
“那时候，人们都简单而单纯，生活的态度也是善意的。要是搁现在，恐怕就很难拍到那样的画面了。”
有人认识眼前这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常见他挎着相机拍这儿拍那儿的，就帮他张罗着喊人，“来，照相喽！”
赵利文也激动地挨个小巷子跑着喊人。以前，他拍照从不打扰别人，生活是什么样，他就拍成什么样。但今天，他想要留住一个画面。
很快，五十来人聚了起来，形成一个半弧状，挤满了狭窄的小巷。中间位置是老人们，坐在小马扎、小板凳上，有人怀里搂着小孙儿。年轻的媳妇们扎堆挤到一块，叽叽喳喳说着话，笑着。还有人就像平时那样，坐在倒在路边的半截树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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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利文不再“导演”他们，只是让他们聚在镜头里。他借了个高凳当梯子，站上去，按下了相机的快门。
新民村的老街坊们。赵利文摄于1995年
那时还没有出现数码相机，赵利文拍照用的胶卷大多是国产的公元、乐凯，几块钱一个，但拍这幅画面时，他掏出了在包里揣了很久，一直不舍得用的进口胶卷TAMX——一卷二十来块钱，能买十个一般的胶卷。
只听快门闪动，“咔嚓咔嚓”，赵利文“一口气干掉了两卷”，就只拍了这一个场面。
“我觉得这个画面值这两个卷。我突然意识到，眼前这种大院式的邻里亲情将永远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冷漠而无情。”
照完相，有个河南口音的老太太对赵利文说，你到礼拜天来，那时候人才多嘞。
赵利文却再也没有去。他知道这里很快就要拆了，不忍心拍悲伤和离散。
老照片都是那些惯常的生活画面：吃饭、聊天，甚至吵嘴；还有很多老街道：甜水井、五味十字…………有的如今只剩下一个名称，淹没在记忆中。
穆帅在赵利文镜头里的新民村大院生活了将近二十年，那是这个城市之于他最初也最温暖的地方。这些年，他几次回到故地，想找找曾经的印记，却只能依照几棵梧桐树的位置，估摸着当年街巷的大致方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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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故地”，赵利文觉得整个西安城都可算是他的“故地”，尤其是那些小巷子、老街道，他再熟悉不过了。
赵利文原来是个保安，十八岁那年，他曾在唐城宾馆干过几年门迎、服务员。后来又开过广告公司。其实，自由摄影师才是他真正的身份。
赵利文的父亲赵秀华当年是西安西郊一家公司的工会干部，常常拍照，由此影响了赵利文。一天，老赵带小赵去找老友《陕西画报》记者潘科，说，这娃喜欢摄影，请你给调教调教。
潘科是陕西纪实摄影群体的重要成员之一，一九八六年，他与侯登科拍摄的作品《出征》引发了中国新闻摄影观念大讨论。
“去拍摄老百姓过日子的真实镜头。”潘科这样鼓励赵利文。“利文憨憨地笑着答应着，很勤奋，拍着拍着，不起眼儿的日常生活串起来就有看头了。”
在潘科看来，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后的一段时期，“中国摄影都是离真实的生活太远，不是装腔作势就是干瘪说教，鲜有活生生的风貌与灵魂。”赵利文回忆说，当时他在恩师潘科那里看到“禁书”——美国《生活》画报，让他很震撼，“原来照片可以这样拍”。
他蹬着一辆旧自行车，挎着父亲的相机，开始“扫街”。那时的老西安，街道狭窄，房屋低矮，却古风犹存——既有像新民村那样的大杂院，也有像西大街两侧那样众多的四合院。赵利文的“扫街”不只“扫街面”，他会纵深到院子里去，闯进人们的生活，也试图走进人的内心。吃饭、聊天、纳凉、取暖、洗脸、理发，甚至生气、吵嘴，那些惯常的生活画面，他都一一拍了下来，仿佛一架记录时代的扫描仪。
有人不理解，说天天拍这有啥用。赵利文只是高中毕业，没有受过所谓学院派的影响，也就没了条条框框的束缚，只是凭着感觉，一味“用心按动快门”。
也有人阻止他，问他是干啥的。赵利文心“咚咚”跳个不停，就把揣在怀里的报纸拿出来，那上面刊登着他拍的照片。他“骗”他们说，拍拍街道，给将来的规划留点资料。
他确实拍下了老西安的很多老街道：庙后街、四府街、甜水井、五味十字、西仓巷……有的街道，如今只剩下一个名称，淹没在记忆中。
五味十字。赵利文摄于1987年
西安城墙东北角内。顺城北道东段的新民村。赵利文摄于1988年
新民村十一排门口。如今这里已被拆除，成了一片空地。赵利文摄于1989年
“再也回不去了。”念叨着张爱玲的名句，穆帅后悔当初没能像摄影师那样拍下大杂院里的一切，“没那个意识”。
他只能指着照片上的那些老人，给当初拍下他们的赵利文介绍，这位是“郑婆”，这位是居委会的“苟主任”，这几位是“孬他妈”、“辣子她奶”、“胜利他娘”……
赵利文就又激动起来，“呀呀”叫着，说，能不能把他们都找到，再拍一张大合影。
（记者者木闻公众号 小人物大人物）
可惜，这几乎不可能了。很多老人已经故去。那个存在了近五十年的大杂院也早已拆成一片废墟，建起十几栋小楼，不几年，又拆了，而今是个临时停车场。
存在了近五十年的大杂院，变成一片空地，现在做了临时停车场。木闻摄于2012年2月
“平常万岁”，因为平常的生活最长久，有耐力，生生不息；不像大起大落，尽管惹人注目，轰轰烈烈，却短暂。
与当下相比，赵利文拍摄的那个时代的功利性是很少的。人是如此，城市也是这样。
赵利文拍照时没想过获奖，当时能得奖的照片大多是“高大全”、“红光亮”，谁会理睬平常的市井生活呢，它甚至会被看作是庸常的。赵利文把近两万张底片压在了箱子底，直到几年前。
摄影家、《照相》杂志主编潘科先生评价这些老照片，“利文朴实平和地为西安百姓的日常生活作证。岁月更替，一切皆有生死，时代比谁都‘牛’！想看上个世纪末的西安市井众生相，利文的照片是不可绕过的。再过它几十年几百年，可能真有几张‘文物’在其中。”
摄影批评家萧沉先生则直接对这组纪实摄影喊出了“平常万岁！”他说，平常为什么万岁？因为平常的生活最长久，有耐力，生生不息；不像大起大落，尽管惹人注目，轰轰烈烈，却短暂。
在震惊之余，萧沉以为这简直堪称“一部八十年代中国城市影像意义上的《清明上河图》。”
在一篇批评短文中，萧沉忍不住用了粗鲁的标题《赵利文的片子/真他妈的好！》，以“骂”为赞，是最痛快淋漓的赞美，甚或是带着嫉妒心的欣赏。
他认为，赵利文所拍的“柴米油盐万岁！吃喝拉撒万岁！黄瓜茄子万岁！大白菜万岁！鸡吵鹅斗万岁！草民万岁！这才是真正的万岁，其他全是瞎鬼，全是摆造型，拍马屁，虚头巴脑，一闪即逝的流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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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沉甚至觉得赵利文镜头中的老西安，是个开掘不尽的神秘地窖，包含着人物、服饰、生活、场景、物品等等丰富的社会时代历史人文信息，乃至批判意识。
四府街。赵利文摄于1989年
庙后街。赵利文摄于1987年
就像作家贾平凹在《老西安》里说的那样，他写《废都》，很多地名都是西安真有其事的老街老巷。《废都》一出版，有好事者去那些街巷考证。可紧接着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西安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区改造，大部分老街老巷旋即荡然无存，留下来的只是它们的名字和遥远的与并不遥远的记忆。
贾平凹慨叹：“其实，西安人甚至更愿意保留下旧城，重新在别处再建一个新的西安。”
可是，时过境迁，如今已物是人非。就像穆帅家的老房子拆了，旧邻居没了一样，记忆中的老西安，连同那些老街道，都已经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贴着蓝绿玻璃，在太阳的折射下，闪着刺目的光。
（记者者木闻公众号 小人物大人物）
赵利文把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拍摄的老西安照片结集出版，名为《世俗西安》。这些黑白照片无声地告诉未来，一个时代，结束了——老西安，是“死”了。
世俗西安摄影展
穆帅在赵利文摄影集《世俗西安》老照片旁边的批注。
老照片跟新城市有关系吗？老西安具有的“浑然的厚重的苍凉的”独特风格和精神气质，如今安在？
一九九九年，在写《老西安》那本书时，贾平凹说，“有关旧时西安的照片少得可怜，没有照片的老西安正是老西安。”其实，这种观点并不确切。
二〇〇二年，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纂了一本书《古都沧桑——陕西文物古迹旧影》，有四百多幅清末至民国时期的老照片，很多都是老西安的。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老先生看了，“平静的黑白世界，带来的是难以割舍的情怀。”
时年92岁的石兴邦先生。木闻摄于2014年10月
石兴邦问，“面对当前汹涌澎湃的现代化进程，如何保存好这些遗产，是这部旧影集给我们提出的警示。”否则，将来“我们只能立此存照”，“以怀古之深情凭吊和追忆了”。
石老谈的是文物，但道理同样适用于城市以及它的灵魂和精神。
近年来，赵利文尘封了二十多年的老照片受到追捧。二〇一〇年，西安旅游集团花了十万元，买下他的一百八十八张老照片。二〇一三年，号称要建280米超高层地标的西安国际中心，又买了赵利文的十幅老照片，摆在大厅里展出，“鉴证城市新生未来”。
“说起城市的未来，似乎应该是洋酒、骑马、高尔夫这些玩意儿。老照片跟新城市有关系吗？”赵利文听到对方的回答，感觉说得特别好——一个有记忆的城市才有未来。
如果说过去的老西安“死”了，当下日新月异的变化，是否就是老西安的新生。
就像赵利文的镜头，也从过去的世俗老西安，转到当今社会中产阶层生活状况的《别墅人家》上来了。
（记者者木闻公众号 小人物大人物）
问题是——老西安的精神气质，如今安在？
很多人都认同贾平凹的观点——因了历史悠久的积淀，西安保留着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使它具有“浑然的厚重的苍凉的独特风格”，“正是这样的灵魂支撑着它，氤氲笼绕着它，散发着魅力，强迫得天下人为之瞩目。”
顺城巷和平门。木闻摄于2009年6月
“看到照片里没有高楼，没有被破坏的西安，我总是激动得想哭。”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一个傍晚，一场太阳雨让古都西安罕见地出现了彩虹，本地的微博、微信里一时热闹起来。网友“1024小虎牙”发出一组照片，说，我站在32层的高楼上，望着落日金色的余晖洒满整座城市。雨后的空气十分通透，远处的山、近处的楼都一览无余。夜幕降临，向西望去，一边是锦业路上的高楼大厦，一边是绕城高速上的车水马龙。有一座城叫西安，充满现代感的西安，就在这里。
“小虎牙”煽情的文字，描绘出一个日新月异、充满生机的西安。近年来，西安城市建设的速度的确很快，快得让人有些认不出了。相关的讨论、相反的观点，一直在网络上热烈地进行着。微博网友@秦咸阳汉长安说，“西安仿古风格霸气秒杀全国各大城市！希望西安现代发展的同时，注意保留特色，保留一点老西安的味道！”
有人在网上发布了一张一九五七年西安碑林的全景照片，网友@绵羊鱼说，“看到照片里没有高楼，没有被破坏的西安，我总是激动得想哭。”网友@达芬奇的画布说，可惜了，现在只剩下高楼、水泥了……
这种带着淡淡的乡愁气息的怀想和遗憾，不止出现在西安。被誉为“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曾呼吁北京要慎重考虑城市建设，他说，“故宫！金碧辉煌的屋顶上面是湛蓝的天空，这是多么壮丽的天际线啊！但是如果掉以轻心，不加以慎重考虑，要不了五年十年，在故宫的屋顶上面看到的将是一些高楼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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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故宫东侧已然高楼林立。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北京几次修编的城市总体规划，都以旧城为单一的城市中心、以改造旧城为发展方向，这使得旧城内的老胡同、四合院不断被高楼所取代。
说到西安的老街道，赵利文也充满遗憾。“比方说甜水井，当初能不能别全拆，要是能留下几座老四合院，会给西安留下别有风味的人文气质……”
在赵利文这样的老西安人记忆中，那时城墙刚刚修复，城河正在疏浚，几座城门楼还是旧旧的模样，虽也雕梁画栋，却绝非如今貌似古旧实则簇新的样子。尤其是靠近城墙的建筑也多有限制，不可高过城墙。
党晟教授记忆里是五十年代的老西安，秩序而古朴。木闻摄于2014年1月
而如果再老一些，像教授党晟先生，他印象里的老西安，又别是一番风貌。党晟先生观看了赵利文的世俗西安摄影展，他回忆起五十年代初期的西安城，“安静祥和，古朴秩序”，而赵利文镜头里的世俗西安，是八十年代的景象，“已经比五十年代破败了，显得有些混乱，缺乏秩序”。党晟先生遗憾着，五十年代的老西安，鲜有人拍摄，也很少能看到那时的老照片。
如今，更是今非昔比了。
现在，人是焦躁的，城市也是。为什么焦躁？为什么怀念过去？不是说过去多么好，而是对未来感到有太多的不确定。
当然，西安这些年的规划建设也有颇值得说道的地方——南边的曲江、北边的大明宫、东边的浐灞、西边的西咸新区，仿佛是老西安“死”了，一个大西安“生”了。
西安鼓楼。木闻摄于2010年7月
一九六一年，美国新闻记者简·雅各布斯出版了她那本在城市规划界引起一场“地震”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遗憾的是，书中提醒人们要注意的那些方面，近年来，在中国各大城市的改造建设中，都一一实现了。
新华社记者王军以为，这部著作“可贵之处就在于‘死’在‘生’前。”这不是消极而是积极，因为它充满了一种希望，一种对生的希望——对于被异化的城市而言，你不知道它是怎样死掉的，又怎能让它活过来呢？
再说回到老照片。潘科先生说，当前精神的力量正淹没在物质的汪洋中，全球化让中国展现疯狂的一面、展现愚昧的一面、展现僵死的一面，也一定展现智慧的一面、展现让我们的心感到温暖的一面。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诱惑连带陷阱，假象覆盖真命，而摄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能。
（记者者木闻公众号 小人物大人物）
这，或许正是老照片映射给新城市的一点思考。
西安城墙和平门外。看戏的人们。木闻摄于2010年1月
【原创声明】
这里的文图均为记录者木闻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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