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和弓的故事丨马友友谈艺录丨那个“拯救”马友友的女人与他们不为人知的爱情丨音乐即哲学丨“我哪也不去，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
“我庆幸拥有了这样一位集美丽、智慧和爱于一身的女性为伴侣。我们是大提琴上的弦和弓，谁离开谁都不是琴，都不成音乐……”
“你离开我后，爱情和音乐似乎都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我放弃了大提琴已经快4年了，现在的我不知道还能否会拉琴。昨晚，我踌躇了一夜，我想要为你做一件事情，弥补我从前的荒唐和轻薄。我想了很久，觉得只有一个办法：我要为你举行一个独奏会。请别拒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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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友友和伯恩斯坦以及美国总统肯尼迪夫妇
被西方媒体评为“最性感的古典音乐家”马友友，居然没有任何音乐学院的毕业文凭。虽然他已获15个格莱美大奖，却一直拒绝登上领奖台。《时代》人物周刊的一篇文章认为：马友友是古典乐坛的宠儿，也是最受争议的叛逆者。几十年来，这位华裔音乐家走过了一条艰难的人生孤旅。而他的爱情也如他的大提琴曲一样，如天籁之音，充满梦幻般的色彩……
“一吻之赌”失掉初恋
马友友出生于音乐世家：父亲是音乐教育家，母亲是歌唱家。4岁时，父亲把他领到了大提琴面前，把巴赫的乐谱交给他。马友友对音乐的痴迷让人吃惊：两年时间，他练琴的地板上居然被压出了一片坑凹。
6岁时，马友友来到美国，跟著名指挥家斯坦恩同台演出。演奏完毕，观众把疯狂的掌声送给了这位音乐神童。【视频见开头】
几年后，在斯坦恩的劝导下，9岁的马友友决定进入正规的音乐学院学习。那时马友友已经跟许多名家合作演出过，出了个人专辑，上了畅销排行榜，已颇负盛名。但是，正处在青春萌动期的他开始放纵自己：他蓄起了披肩长发，开始旷课、抽烟、酗酒……
一个周末，马友友在百无聊赖时参加了一个同学的生日派对。朋友同他打赌，谁能在晚上12点时得到一个叫吉儿的女孩的吻，那么第二天他就可以获得两张NBA的入场券和一整块外卖海鲜比萨饼。
马友友对吉儿一无所知，只听说她是才女，从小在欧洲长大。还有她因为外型酷似“芭比娃娃”有了“芭比小姐”的绰号。可是，当马友友走到她面前的时候，手心却开始冒汗，这是“派对王子”从来没有过的。然而，漂亮的女孩却主动向他伸出了手：“我叫吉儿，很高兴认识你，YOYOMA（马友友的英文名）。”
入夜，晚风有些清凉，吉儿给马友友讲起一个故事：“14岁生日的时候，我在维也纳得到了一张音乐会的门票，那是一个大提琴独奏会。大幕拉开后，是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少年。在钢琴的伴奏下，他老练地开始了演奏，所有的人都被他吸引。那天晚上我对父母说，这个才华横溢的少年是我见过最性感的男人……
“我搬到了美国，到了纽约，试图再寻找那个少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再也没有查到他音乐会的消息了。直到有一天我听说了他在朱丽亚音乐学院就读的消息，你可以想象我的兴奋……”
听了吉儿的一席话，马友友良久无言———那个少年之所以销声匿迹，是因为他正沉湎于各色派对和酒会中的缘故。12点到了，几个朋友在远处叫马友友的名字，他一下子回到了现实。他想都不想就吻了吉儿，转身离去。
第二天，马友友得到了NBA门票和比萨饼，可是他一点儿都不快乐。而吉儿知道那个晚上的内幕后觉得很受伤。她给马友友送来一封信，信中夹着那张她14岁生日时马友友的音乐会门票。她只写了一句话：“我后悔回到美国，你摔碎了我的梦。”
吉儿的信让马友友深受震动，一番痛苦思考后，他决心重新调整自己的人生。1972年春，17岁的马友友决定从朱丽亚音乐学院辍学。院长握着他的手不解地问：“为什么要让自己的音乐理想湮灭？”马友友回答很简单：“我觉得现在的自己没有资格继续做一个音乐人，我迷失了太久了。”
不久，吉儿要回欧洲了。马友友听说后赶到机场送行，却没有勇气向她当面道别。飞机离去后，这个少年久久徘徊于机场外的草坪，眼中噙满泪水。说起这段经历，马友友的母亲说：“那是他的初恋。吉儿走后，他痛苦了一大段时间，甚至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办法让时间倒流？我告诉他没有，但是我们可以重新书写未来。于是，他考上了哈佛。”
转眼间，马友友在哈佛已经进入了第4个年头。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习惯低头思索走路的马友友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人，他抬起头的一瞬间呆住了。
“你胖了高了，而且换了眼镜。”她平静地看着他说。他张着嘴，什么都说不出，他的手心又在出汗……
她就是吉儿，他们分手4年后竟又重逢。吉儿还是那么热情和大方：“听说你在修人类学，这似乎跟大提琴无关呢！我修数学，刚刚入学。”与吉儿相遇后的那个晚上，马友友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他把电话打到了吉儿的宿舍，吉儿的同室说她已回长岛家中了。
吉儿到家后意外地收到了马友友的信，里面是那张被保存多年的音乐会门票。在吉儿当年的留言旁边，贴了马友友这样的字条：“你离开我后，爱情和音乐似乎都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我放弃了大提琴已经快4年了，现在的我不知道还能否会拉琴。昨晚，我踌躇了一夜，我想要为你做一件事情，弥补我从前的荒唐和轻薄。我想了很久，觉得只有一个办法：我要为你举行一个独奏会。请别拒绝我。”
马友友为吉儿所举行的独奏会是在学院小礼堂举行的。马友友这辈子从没有这样怯场过，他调音许久，就是不敢拉出第一个音符。吉儿在台下耐心等着，她发现马友友的手抖得厉害，就走到了他的面前，把手搭在了他的肩上，温柔地问道：“亲爱的，你担心什么呢？”马友友憋红了脸说道：“我担心我演出失败，你又跑回欧洲。”吉儿在马友友的脸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说道：“我哪也不去，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
马友友受到了鼓励，第一个深沉的音符终于从他的手中滑出。同样是巴赫的《热情》，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热情》里饱含着男人深沉的渴望。当音乐终于停下的时候，吉儿走上了台，俯身在马友友的身边说：“4年前的那个晚上，我曾经对父母说过你是我见过的最性感的少年。但是我隐瞒了一句话，现在我补充上，我要嫁给他！”马友友的脸红了，激动地抱住他的梦中情人，拼命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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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马友友/Proms/2015）
1974年，在哈佛大学生的反越战集会上，马友友在吉儿的鼓励下，正式拾起了大提琴。在那个上万人的集会上，他那首优美动人的越南民歌《湄公河春望》和匈牙利作曲家柯达依的《悲惨世界》震撼了在场所有人。演出结束后，会场里一片寂静，许久，大家才从他美妙的意境中苏醒过来，长久地欢呼着“YO- YOMA”的名字，如痴如醉。那次集会使马友友深刻感受到了音乐给人们带来的震撼力，他决定重出江湖。
1978年，马友友与吉儿正式结婚。两年内，他们的一双宝贝儿女相继出世。吉儿放弃了在哈佛继续攻读数学博士的机会，做了一个贤妻良母。吉儿不仅是丈夫生活上的好伴侣，也是事业上的好帮手。她以自己旅行非洲时所见的丛林音乐卡尔哈利的节奏为灵感，建议丈夫大胆尝试非洲音乐元素。一年后，承载着马友友全新创作理念的《Meyer》获得了该年度的格莱美大奖。
同年，马友友的4张新专辑全部打入了世界古典音乐排行榜。尤其是他的《巴赫灵感》专辑，由于对巴赫的全新诠释风靡世界，被誉为二十世纪古典音乐界一个伟大改革，为古老的经典曲目赋予了新的生命。许多现代音乐评论家指出，马友友的大提琴穿越了国界、战争、宗教，琴声里饱含了生命的激情和爱情的震撼……
20世纪90年代初，正当马友友处于事业顶峰之际，却遭受了一场重大的危机。而在最艰难的时候，让他重新站立起来的恰恰又是他的妻子吉儿。
由于马友友从20世纪80年代起，不断地把世界各地的民乐、通俗乐甚至边缘乐器都融入了他的创作，触怒了严肃音乐界的保守派。1992年春，维也纳国家剧院宣布取消与他签订的演出合约。同时，马友友的恩师，也是他最依赖和崇敬的指挥家斯坦恩先生也拒绝与他同台演出。电话中，他对马友友说：“孩子，你在自以为是的轨道上滑行得太远了，难道你想把古典音乐变成儿歌秀？”
马友友无声地放下了电话，被迷茫和孤独彻底地打倒。那天晚上，他给远在美国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吉儿第一次听到丈夫哭泣，心都碎了。她推掉手头的工作，飞到了丈夫身边。
吉儿像母亲一样地摸着马友友的头说：“贝多芬说过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你认为所有的古典音乐都是当时的民歌和流行音乐的最佳组合，你不愿意我们的孩子和孩子们的孩子只知道莫扎特和巴赫，而不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音乐存在过！你没有错，这不是一个妻子的看法，而是你最信赖的朋友的由衷感慨！”
1999年，马友友酝酿了10年之久的《巴西之魂》专辑终于问世。经过旷日持久的论战，格莱美第12次给他“加冕”。2000年，他为电影《卧虎藏龙》演奏主题曲，这首新古典提琴曲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音乐奖。2004年春，马友友再次获得43届格莱美大奖。迫于公众和媒体强大的舆论压力，维也纳国家剧院再次向马友友发出邀请。
2005年春，马友友在回答美国《时代》周刊专访时说到他和吉儿的婚姻：“我庆幸拥有了这样一位集美丽、智慧和爱于一身的女性为伴侣。我们是大提琴上的弦和弓，谁离开谁都不是琴，都不成音乐……” （据《婚姻与家庭》詹蒙/文）
马友友：音乐即哲学
卷首：7岁起先后在五任美国总统面前拉琴、16次格莱美音乐大奖的奖座、1999年纽约曼哈顿东46街与第五大道交叉的路牌曾暂时性地换成“马友友路”(Yo-Yo Ma Way)、2011年初象征美国平民最高荣誉的“总统自由奖章”......这些都没让马友友端起丝毫架子。2011年9月初，本刊记者在伦敦与大提琴家见面。尽管已受访一整天，马友友见到记者还是主动迎上来，嘘寒问暖。他的新专辑《圈羊四重奏》(The Goat Rodeo Session)将于10月17日做全球发行。这一次，他与另外三位音乐伙伴录下的是美式乡村音乐。录音期间，四个人之间互起绰号。马友友在大伙儿心目中高瞻远瞩，而且他的琴音总像在天际翱翔，因而他叫“老鹰”。
采访后没几天，传来新消息：56岁的马友友，今年12月又要走上领奖台—他将与美国老牌歌手尼尔·戴蒙、百老汇名女伶芭芭拉·库克、爵士乐大师桑尼·罗林斯和好莱坞女星梅丽尔·斯特里普一起，从美国总统奥巴马手中接过“肯尼迪中心终身成就奖”。但他听说自己获奖的消息时，只是谦虚一句,“我还年轻，获这样一个奖还太早”。
我在巴黎出生，父亲从上海来，母亲是香港人，我们5岁就搬到了纽约。最初我和姐姐跟随父亲学小提琴，我4岁时跟父母说，想要换一种体型大点的乐器学，其实当时我喜欢的是低音提琴。父母跟我讲条件：只要我不再嚷着换别的乐器，他们就让我学大提琴。我最初练习的乐曲就是巴赫无伴奏组曲的简化版，父亲让我一小节一小节地记谱，到晚上睡觉之前还开着巴赫的音乐帮我们“放松”。我记得练了一年后，就能记住一半乐谱了。结果是很早—1983年我就第一次录下了这套巴赫无伴奏组曲。后来父亲临终时，我为他拉了最后一遍第五首中的“萨拉班德”舞曲。这一段曲子，我在2002年“9·11”一周年纪念日时，也在世贸双子塔的遗址上拉过。
搬到纽约不久，很偶然的，我有机会在西班牙大提琴演奏大师卡萨尔斯面前拉琴。7岁时，他推荐了我和姐姐一起在华盛顿的一场募款活动上演出，当时坐在观众席上的有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卡萨尔斯(西班牙大提琴家)是我早期的偶像，他说的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是音乐家，再次才是大提琴家”。
我是在纽约长大的，那时候我常背着琴骑自行车来来回回，我很怀念那段时光。
人们常问我，到底我算是哪国人?其实我倾向于把自己看成就是“人”一个。记得小时候，有过很多疑惑，法国人跟我说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最伟大，我父母跟我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后来我美国的老师和同学们说美国最伟大。7岁时我想得到具体的答案，不可能他们说的全是对的吧？慢慢地我就开始想：每个人看事情都是不一样的。非要我去选择当中国人、法国人或者是美国人，压力都太大了，结果我的选择是不选。
我的反叛天性
记得小时候我最爱读的是亚瑟王、罗宾汉和福尔摩斯的故事。亚瑟王的故事告诉我：每一段时光都只是短暂一瞬，巫师默林只活一阵子，然后就回去睡八百年的觉了。肯尼迪遇刺后，她的遗孀在一次访问中将肯尼迪时期的美国比喻成“卡米洛”圣城：不在于永恒，但充满乐观和希望。罗宾汉是代表社会公正的冒险者，这马上就吸引住了我体内的反叛天性。福尔摩斯最重要的是他能解决问题，能通过观察和博学做出推理，就像诸葛亮的谋略。
我很想念艾萨克·斯特恩。他听过我拉琴后，就说服了我家里人，让我跟朱利亚音乐学院的大提琴家莱昂纳多·罗斯学琴。15岁高中毕业后，我进了“朱利亚”，可跟别的孩子相比，我一直不爱守规矩，好几次下雨还把琴留在外面。好像我真是不大爱惜我的琴呢—后来我拉一把1733年制造的琴，1999年忘在了纽约一辆出租车里了。当时我要到卡内基音乐厅去放东西，已经快迟到了，所以下车很匆忙。我和太太都急坏了。幸亏我留了出租车的收据—记得一定要拿收据!好心人帮忙在五个小时以内就找回来了，大提琴完好无损。我拉的另一把琴也很有意义：是杰奎琳·杜普蕾(著名大提琴演奏家)临终前说明要留给我的，现在我主要用来拉巴洛克作品。
每次出去演出，我都要给我的琴单独买张机票—而且经常是一等舱的坐位。有一趟航班甚至用渔网把琴捆了严实，看着就像一头困兽似的。
在“朱利亚”时期，最大的收获是我跟钢琴家艾曼纽尔·埃克斯成了好朋友。离开“朱利亚”后，我考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我不想局限在音乐厅的演奏和练习中，想学得更多。可是一个学期都没过完，我就瞒着父母换到了当时我姐姐学习的哈佛大学里—我青春期的反叛是出了名的。
其实在进哈佛之前还有一段插曲：卡萨尔斯邀请我去参加他当总监的一个音乐节，那是1972年，我结识了在音乐节帮忙的吉尔·霍纳，结果是一连四个夏天我都跑到这个音乐节上去待着—后来我和吉尔成了家。
在哈佛我学的是人文专业，同时也继续跟着两位老师学大提琴。跟同班同学组了个三重奏，整个大学时期我们都有不间断的演出。当时我让老师们很头疼，因为我不爱钻研技巧。1976年，我参加了罗斯特罗波维奇示范的大师班，他不像别人那样不断夸奖我，而是很严厉地要求我，教我要用琴弓把作品的灵魂给“拉”出来。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哈佛当了两年“驻校艺术家”。22岁时，我和波士顿交响乐团第一次开始合作录音，到现在我们一起录下过50多张唱片了。
我想对于不同人，什么是古典音乐、怎么才是认真对待音乐，存在不同的看法。就我而言，我一向好奇，到现在还是那个不停提问“为什么”的小孩。而我之所以对我的“第一音乐语汇”—即古典音乐的感觉越来越深，正来源于我对不同音乐领域的探索：在那个过程中—比如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体验皮亚佐拉(阿根廷著名作曲家)的阿根廷时，看到人们在墓地上约会和野餐、在探戈俱乐部里看到90岁的老人弹起钢琴来依然激情如火—这些，让我感觉自己离“人类”更近一些。
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身为音乐家的价值所在。1993年我到了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去，跟丛林土著人们一块录音。我给他们拉琴，也跟他们学玩一些当地乐器。自从1998年创办“丝路计划”开始，通过亚、非、美洲交互的文化传递，我慢慢开始了解地理与音乐之间的紧密联系。
也许频繁在世界各地巡演、频繁录制唱片是许多音乐家的梦想，但在听说了“中国西部发现凯尔特人五千年前木乃伊”这样的新闻后，我发现自己还是太无知，要学的还有太多。我二三十岁的时候会因为自己游历广泛而沾沾自喜，可那只不过在原地绕圈子而已。我的“丝路计划”中，各地的乐器、旋律和音乐传统共冶一炉，我想这也算是对全球化的一种思考，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终于把我最关心的两样放到了一起，那就是“音乐”和“人类”。
在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是成家、生子，自此后，我对时间、生命和死亡的态度完全改变。忽然间，“一切都是动真格的了”，你不能再流离浪荡，要负起责任了。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你不再相信青春可以无穷无尽。还有就是我父母去世后，我马上感到担子都到我肩上来了。
可是因为到处去演出，30年里大概有20年我都是离家在外的，那样一来照顾整个家的重担其实都落到我太太肩上了。她很好，每次我离家她从来不让我感到负疚，而我总是尽可能留出更多时间待在麻省的家里，和两个孩子一起开玩笑—那是我们最享受的时刻。作为父亲，我特别享受跟两个孩子一块上《罗杰斯先生和他的邻舍》儿童电视节目—主持人弗莱德·罗杰斯(Fred Rogers)是我的一个了不起的榜样。
这个月将要全球发行的新专辑，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四个音乐家，因为交互的友情走到一起来，真心相待，彼此的信任到达了“我的家是你的家”的地步。因而，对方喜欢什么，彼此都能完全接纳。信任对方的品位，信任友情时，就不再存在“自我”的问题了，大家绝对平等，自在随意地互相批评。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就连唱片公司也都不会指手画脚说：“拜托，请弄得商业化一些”—公司听过了我们的合作也很满意。我的这些音乐家同伴们，才华横溢，每个人都会不同的乐器，而且都懂得即兴。我反倒像是他们的客人：“来啊，加入我们吧!”
他们给我起各种绰号，我们之间玩笑不断。埃德加·迈尔(低音提琴家)和我20多年朋友了，他和“丝路合奏团”也一起合作过。后来我们与马克·奥康纳还录过两回传统民族音乐—那可以说是我最初碰触阿巴拉契亚音乐(美国东部山脉，但传统音乐受到欧洲和非洲音乐的影响)。新专辑里面的“蓝草”音乐，算是传统提琴音乐领域中的另一个分支吧。七年前，埃德加给我写信说，我应该认识一下克里斯·提尔(曼陀铃演奏家)，他简直了不得。可是到真正和克里斯碰面，已经是四年之后了：我请埃德加和克里斯一起录制了名为《欢乐与和平之歌》的专辑(2008年)，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克里斯。专辑里面蕾内·费莱明有一段女高音，克里斯弹曼陀铃。蕾内忽然说了一句：要是能来一段民间调子就好了。克里斯马上就即兴了一段，放到音乐里，就是极其“对”的感觉。那是他还不到30岁，天不怕地不怕，精力旺盛，想到就能做到，在思维与行动之间几乎不存在过渡。他听得到任何微小的细节，他能弹奏巴赫，弹得极好。
我与David Zinman(纽约一指挥家)、和“丝路合奏团”的所有乐手们都有着与此相似的互相信任。如果我热爱和这些人合作，也就希望能达到这种深层的信任。达到这种信任，也有前提，比如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我们在一起，为某一样比“自我”更大的事情而努力;任何人有不同想法，我们就一起去尝试。我们要呈现的是力量的合体，假如有人感觉虚弱，我们就会一起帮助他度过困境。我们互相之间彼此尊重，不会撕破脸皮叫嚣，就像和睦一家子。我们也关心彼此的生活，埃德加、斯图瓦特都有儿子，克里斯没结婚，但我们都知道他在约会。谁也不会说“我不想提这破事”。
我们都知道这会是一辈子的友情。10年后再见，我们也会是一样的。
我太太常说，你怎么从来不看小说?年轻时我会为了讨她欢心，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读很多别的小说。只是我觉得，我的生活本身已经像小说：每次演绎一位作曲家的作品，我都要投入一个虚构的世界，而且要全身心投入去相信这个他人的世界。
随着年纪越大，我慢慢意识到：很快—其实已经在发生—年轻人会越来越多，老年人将慢慢退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我想，其中一种幸福是看着年轻人获得成功。我所定义的文化，是发自人类最内心的表达。文化，最重要的不是被创造了出来，而是诞生之后，存活于人心之中。作为表演者，我要做的并不是要把一段乐曲演奏得天衣无缝，而是要确认在那里聆听的你，也投入并喜欢这段曲子，并也开始去思考这段乐曲的来龙去脉。教育和文化说到底就是一回事：创造能存留于记忆中的事物。它们将真正在你心底活着，令你受用一生。
艺术家是不是该介入政治社会事务呢？我选择全身心投入到文化领域之内，身不在政治。我同时也知道，政治是一记沉重而巨大的棒槌，难免会把部分人遗忘掉。没有一种政治能令每个人都得到公正的对待。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事物是不可衡量的，文化就在此时出现，尝试去阐释不易衡量的事物：内心、感情等。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人类生活的三大引擎之间，需要彼此认同。
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上，我和帕尔曼等受邀做演奏，当时天气太冷，根本保证不了乐器的音色，琴弦也容易断掉。当时我们确实也在“真拉”，但同时也在播放我们两天前预先录好的录音，外面听到的主要就是录音了。那实在是无奈之下的解决方式。
同一年，奥巴马聘任我为其政府“总统艺术与人文委员会”的成员，我和查克·克罗斯（美国写实主义摄影师）、达米恩·沃策尔（舞蹈家）用了一年半时间，在写一份关于“艺术及其社会角色”的文件。最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梦想，但估计在当前的经济气候下不大可能实现：打算成立“艺术家核心联盟”，这将是第一次尝试艺术家和财团之间的合作。
接下来我们会到美国各地去，比如10月初到芝加哥，将有想法的人和行动者“撮合”到一起，将我们对于文化和教育的观念传输到各个城市中去。
我始终相信，艺术与科学都是哲学的一部分，我们全是哲学的分支。这些领域实质上都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真相的探求。我们对此理解得越多，就越是能整合出连贯的思路。那种探求是对人类的安抚：空气流动，触动体肤，能量也流通起来。（撰文 | 本刊特约记者 张璐诗）
《睡吧，我的宝贝》（Slumber My Da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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