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子:北大图书馆的乡愁
想起图书馆,想起大把大把无从打发的好时光,抑制不住的乡愁就劈头盖脸地弥漫开来。
图书馆的乡愁
文/菊子
一排一排的书架,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作者,知道的和一无所知的科目、话题,明知道这一辈子无法穷尽哪怕是一个枝节,却也无妨,就那样从容不迫地,不紧不慢地走过来,走过去,等走出图书馆时,书包里满了,怀里满了,搬回去,书桌书架,还有床的里沿,也都满了。
小时候很少想“长大以后干什么”,我是乖孩子,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那么按部就班,象阿Q一样,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不知不觉,人就已经长到“长大以后”了,国家住过几个,职业换过几回,好象自己最向往的、也最适合的形象,就是一个图书馆里的闲人,在一排排书架中间晃悠,漫无目的地东翻翻,西看看,就这么一路翻过去。
(一)燕南园、草坪和鲜花
北大的图书馆,进进出出几年,我从少年长成了大人,无处安放的青春,就在那静静的阅览室、高高的书架间懵里懵懂地打发掉了。纵然图书馆外是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的姹紫嫣红、风云际会,这七年里,给我刻下最深的年轮的,却是图书馆里那一堆一堆,一排一排,一摞一摞,漫无目的地,随意浏览的,闲书。青春的回忆,岁月的痕迹,有温馨的时刻,也有难说的遗憾,余下的,便是这一座朴实无华的绿色平顶建筑了,纵然它不识我,它,却是我的精神故乡。
我们文科女生大部分住在三十一楼,从三十一楼去图书馆,都要经过燕南园。刚进校园时,王力、朱光潜、侯仁之、周培源等人都住在那里。我去过王力和侯仁之家里,还见过朱光潜在阳光下杵着拐杖在散步。后来张龙翔当校长,也住在燕南园里,我有一次见到他很认真地拿棍子挑树上掉下来的槐蚕——“吊死鬼”。吊死鬼出现的季节,我们就不走燕南园了,而是绕道沿二十九楼一直走到三角地,然后再前往图书馆。我们的体育老师也住在燕南园里,她有好看的双眼皮,还有好看的白色滑冰鞋,我们在二体排队冻得鼻青脸肿租来的都是粗大难看的黑冰鞋,所以对她的白鞋很是羡慕。不知为什么她能够住在燕南园里,不过她的房子比较小,大约是从前仆人住的小偏房。
北大的春天的气息,我现在依旧能够闻到的,除了三十一楼前的丁香,大约就是图书馆前的蔷薇了。未名湖的桃花好看是好看,无奈离得太远,偶尔散步时碰上一回,下次再去,就已经凋谢成一树的胖叶子了。图书馆门前的蔷薇,却是真正浓得逼人,浓得令人几近呼吸不畅,正好蔷薇背后是哲学楼,我最怕哲学,连最肤浅的课堂里的哲学也参不透,大约就是图书馆和哲学楼之间这一丛一丛蔷薇的神秘香气之过。
图书馆东门,起先正中是毛泽东雕像,从东南方向往图书馆看去,沿着图书馆的墙根有一排松树,草坪上也有一株松树,叫喜马拉雅雪松。我到北大第一次单人照相就是在这里照的,带中学同学逛北大也是在这里照,毕业后回学校也是在这里照。毛泽东雕像往北,有一条绿色长椅,我们宿舍六位女生,刚进大学时合影一次,毕业时又合影一次,都是在这条长椅上。六个女孩子对着镜头傻傻地笑着,背后能看得见未名湖的博雅塔。照着照着,松树倒是没有太大变化,我却是飘洋过海,然后图书馆也变了,从绿色变成了灰色。
(二)闲书之乐
有书可读,有时间可读书,有事没事在图书馆里泡着,饿了出去吃一顿,吃完了回头再泡,泡到灯火阑珊的时候慢悠悠地溜达着回家,那样的日子,真是快活。
文科课业不重,加之我不喜欢自己专业而又无从转行,许多无聊时光,就是靠读闲书打发。借书证里面有五张卡,只有一张卡是可以去文学阅览室借小说看的,这张卡我四年中用得最多。借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选择,基本上是在书架上一排一排地扫,就这样读完了朱生豪的全套《莎士比亚全集》,雪莱,拜伦,普希金,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罗曼·罗兰,卢梭,顺带也熟识了几位翻译的名字,江枫,查良铮,柳鸣九,尤其是傅雷。《傅雷家书》也装模作样地读,其实哪里读得懂,恍惚间倒觉得自己是傅雷同辈,后来去听傅聪钢琴演奏会时,竟然觉得自己是他的长辈。
闲书读得多了,再去图书馆时竟无书可读;当时欧美风甚,然而欧美的书毕竟有限,读到后来,剩下的就还是俄苏文学居多。托尔斯泰、莱蒙托夫、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理一溜儿读下去,“反修防修”时代的也有,《静静的顿河》、《癌病房》、《多雪的冬天》,一边看,一边还记笔记,幻想着远方的一望无际的三叶草原,还有刈草的英俊少年。有时候要去图书馆了,同宿舍的同学说:借点儿别的好吗,别老是借俄罗斯苏联的,没劲。回来时依旧是夹着一本俄苏的。一翻读书笔记,连《多雪的冬天》都居然抄了小半本。
读闲书,即使纯粹打发时间,日后派得上用场也未可知。读《战争与和平》,里面的贵族们都说法语,翻译敬业,里面的法语部分也翻译成了中文,但又在下面的注释里全部引用出来,然后再加上中文翻译。我这样读书有癖的人,有了注释就忍不住看,居然多少记住一些法文单词和句子,后来为了混学位一定要两门外语加一门中东语,有了《战争与和平》注释的基础,法语总算不是完全从零起步。
实在无书可读时,居然把《史记》一本一本捧回来看。有那么一阵子,之乎者也、合纵连横地读得津津有味。轮到写硕士论文,总算是把读闲书的功夫用在正事上,《饮冰室合集》一本一本读将过去,导师陈哲夫一向看我松散不上进,及至论文写就时,方小小吃惊了一回,把它推荐刊发在《北京大学学报》上。
(三)讲课的教授和无言的老师
我们虽然不能换专业,但却有外系和本系最好的老师给我们开课。大一新生的世界历史课就是朱龙华教的,法律课是龚祥瑞,每个星期的外交时事讲座是薛谋洪,哲学课我上过汤一介的《魏晋玄学》,还选过生物系的进化论,老师叫什么我忘了,就知道他最爱讲拉马克。
朱龙华老师人很帅,灰白色的头发,略有些谢顶,十足的教授形象,又总是带着非常儒雅谦恭的笑容,比端着架子装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电影演员帅多了。不过他讲课最迷人的还是内容——他虽然给新生上简介性的大课,专业却是希腊罗马,且当时刚刚去过希腊,给我们讲起《荷马史诗》里描写的爱琴海的紫色波涛,他说,他人还没有到那里,就在心里忐忑不安地憧憬着荷马的爱琴海。他在我心中激起的,有对未知的远方的向往,也有对知识和学问本身毫无功利的热爱和享受,因为有这样的痴和迷,有这样的憧憬,生命才更加丰富多彩。
龚祥瑞是法律系权威,也来给我们上大课。他年纪大了,需要坐着讲课,讲着讲着就突然安静下来了,安静一会儿,又开始讲了,后来听别的同学讲,那是因为他假牙松了,自己在那里偷偷调整呢。龚教授给我们上完课以后,有一天听说他和小流氓作斗争了。小偷正撬锁偷自行车呢,老爷子一声怒吼,吓得小偷抱头鼠窜,《北京晚报》还登了这桩轶事。想起怒发冲冠的宪法老教授,还是不禁莞尔。
听汤一介的《魏晋玄学》,玄学没有听懂多少,倒是借机读了很多赋。汤老师比朱老师龚教授都要年轻一些,大鼻子很好看,讲的是纯粹中国学问,长相气质,却都很洋派。
薛谋洪是职业外交官,在北大只是兼职,每个星期来讲一次国际时事,由赵宝煦先生主持,最初还有陈翰笙老教授参加。平时系里班里组织的国际国内时事学习我都避之唯恐不及,却总是盼着听薛谋洪的课。他口才出众,妙语连珠,下课时总是令人感觉意犹未尽。我九十年代初期去英国留学,认识了一位波兰好朋友,和她说起波兰政局,团结工会瓦文萨,如数家珍门儿清,听得她目瞪口呆。全都是从薛教授的讲座里听来的。
外系的课有的是学校统一排的,有的是我自己去选的,有的却是我自己去蹭的。不知道从哪里查出东语系开《万叶集》,我就贸然跑去旁听,结果人家是小课,三五个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讲课全是日语。于是羞赧,还是回图书馆独自看书自在。图书馆里,有全知全能的、无言的老师——书。
新图书馆
(四)迷宫探宝
前网络时代,除了小说和期刊是开架以外,“专业”书都是要从中药铺一样的目录柜里查索引,索引有按书名排序的,也有按作者排序的,查出来后填上一把小索书条,我们不能进书库,只能把索书条交给图书管理员进书库查找。二楼往东拐,左手是社科文献室,二年级以后去得多一些。我们只能借四本,但我一般填十张条子,十张条子里递上去,能够出来两三本书已经是好运气了。
四楼朝东有个特殊阅览室,高年级以后也有资格去看了,那里收藏的都是敏感书目,似乎大多与中苏论战《九评》等等有关,班里年龄大些的同学都能如数家珍。看的什么书我不太记得,只是记得那个温婉美丽的图书管理员,后来知道她是我们系岳麟章老师儿子岳升阳的岳母。
六楼走到尽头,是期刊阅览室。《大众电影》通常抢不到,偶尔能够从同学那里蹭;来图书馆直奔《十月》、《收获》、《当代》等名刊而去,架上一般是空的,或者唯一一本是已经看过的,心中就十分沮丧。有幸拿到一本新的,就如中彩一般,匆匆地一目十行地抢着看;看完了,未免意犹未尽、嗒然若失,未看完却到了图书馆关门时,就更是心急如焚、牵肠挂肚,一晚上都心神不宁。就是从这些杂志中,读熟了张贤亮、张承志、陆文夫、程乃珊、宗璞,读熟了舒婷、北岛、顾城,也读熟了张洁、张抗抗,本校的陈建功、张曼菱、黄蓓佳,从校刊上读过洛一禾和西川,海子却是后来才听说。
虽然
我只是一粒芝麻,
被风吹离了茎的故乡。
远别云雀婉转的歌喉,
远别玫瑰迷人的芬芳。
这几句诗,是从黄蓓佳的《请与我同行》里读到的,几十年过去,依然脱口而出。最近才知道,原来这并不是黄蓓佳本人写的诗,诗的原作者叫肖雪。不知道多年过去,这一粒芝麻又飘落在何处。
图书馆座位是很紧张的,晚自习是按宿舍分配自习卡,大家轮流去。也有的阅览室是可以自由使用的,但是需要占座。有时候转了几圈也找不到座位,也有时候,好不容易占好了座位,出去草坪上坐坐、未名湖边走走,回来图书馆就该关门了,这时候就还是有些内疚。也不记得在那些座位上都读了哪些好书,只记得座位好窄,要从不认识的同学背后挤过去;有时候看见漂亮的女生、帅气的男生忍不住多看几眼,尤其是漂亮的女生和帅气的男生正好坐在一起的时候,看起来又赏心悦目又让人心生羡慕。校园里那著名的几对金童玉女,也不知道后来是不是在一起白头偕老。
(五)故纸堆和新浪潮
八十年代的北大校园各种思潮奔流涌动,读书也不光是钻图书馆的故纸堆了。路边摊上常常有人在卖书,有一阵子还开了一家地下书店(不是秘密书店,是真的就在地底下),我从那里买来了一套《新诗潮诗集》,上下两册,后来和北大支援甘肃服务团一起去支教并顺路去敦煌、酒泉、嘉峪关游玩。团里大部分是英语系的,西川也去了,他自在大饭厅朗诵《秋声》一举成名,校园里大概没有多少人不认得他额前的招牌长发了。这次去甘肃也认识了复旦新闻系在《北京晚报》实习的小记者曾红平——认识朋友是好事,可惜的是,后来她又考上人大新闻系读研究生,我心血来潮,把《新诗潮诗集》送给她了。翻开读书笔记,里头抄了一大堆“朦胧诗”,都是从这一套书中抄来的,原书却不在身边了。
给北大校刊写过一些豆腐块,写完了校刊会给两块钱稿费,要拿着小条千里迢迢去办公楼去领。《走向未来丛书》的金观涛来学校讲座,我去听了、采访了并写了采访报告,交给燕园新闻社的编辑同学,等登上校刊时却发现他把作者换上了他自己的名字。
图书馆难得关门,偶尔也有关的时候,一打听,原来是CUSPEA, CUSBEA。我孤陋寡闻,到了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是诺贝尔获奖者李政道博士创办的项目,专门从最优秀的理科学生中选拔最优秀分子,然后进入美国大学学习。在美国碰到通过这个项目来美的朋友和邻居,我就想起那天去图书馆吃闭门羹的情景。原来洪潮滚滚,千帆驶过,我却总是一个懒洋洋不识个中三昧的旁观者。
顶楼拐弯处是科技文献检索,还号称国际联机检索等等,无知者无畏没概念,不知道信息时代已经来临,鼻孔朝天地藐视而过,哪里知道,我这一走过,就错过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如今,互联网突飞猛进,许多资讯都很容易从网上查到了,买书也大多从网上买,更关键的是,我的职业学生生涯也结束了,柴米油盐焦头烂额的时候,想起图书馆,想起大把大把无从打发的好时光,抑制不住的乡愁就劈头盖脸地弥漫开来。
如今的愿望,就是有一整天时间,去图书馆里泡啊泡,一直泡到饥肠辘辘、两眼昏花,然后懵里懵懂地抱一大抱书回家,回家的时候,怀里的书太多,一路往下掉,好不容易搬回家,桌面堆满了,书架塞满了,没来得及还书,图书馆罚款了。
【作者简介】菊子:燕园学子,北美码农。本文收录在《刻在灵魂深处:80年代之北大记忆》 ,获作者授权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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