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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张瑜（微信 deany-zhang） 殷雯卿（yinwenqing15）
主要观点
本期海外论文双周志聚焦美联储收紧政策背景下美国就业情况变化。第一篇论文选自美联储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FEDS），该论文回顾了一战期间及战后美联储加息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发现战后随着货币政策收紧，经济进入深度衰退，劳动力需求迅速下滑导致劳动力市场大幅萎缩。第二篇论文选自PIIE，该论文从贝弗里奇曲线变化的角度分析认为职位空缺率的下降必然伴随着失业率的大幅上升。第三篇论文选自FEDS Notes，该论文也从贝弗里奇曲线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与第二篇论文相左的结论，认为软着陆才是未来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一个可能的合理结果。
一、一战期间的就业市场紧张及战后（1920-21）的衰退
该论文研究发现，战后温和衰退期间纽约的劳动力市场依然紧张，但1920年“大萧条”开始后，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急剧下降。尽管美国经济在1918年8月-1919年3月出现了温和衰退，但在此期间纽约的劳动力市场依然紧张，就业率高企，实际工资增长。但到了1920年中期严重衰退开始时，由于劳动力需求大幅减少，劳动力市场急剧萎缩。而且随着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紧，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在1920年9月开始快速下降。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下降主要是由于1920-21年经济衰退期间职位空缺数大幅下降，即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主要是受劳动力需求驱动的。在此期间劳动力供应相对稳定，但职位空缺数急剧下降，低于求职人数。换言之，就业机会的大幅减少破坏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推升了失业率。关于经济衰退对就业市场不同参与者的异质效应，该论文发现：（1）衰退对不同行业的就业状况的影响是不均衡的。一战期间，制造业和其他战争相关行业劳动力需求旺盛，经历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一战后，经济衰退导致制造业劳动力需求下降，但服务业劳动力需求有所提升。（2）衰退对男女工人就业状况的影响也是不均衡的。男性工人的劳动力市场比女性工人更为紧张，主要是由于制造业对男性劳动力需求较高，而服务业对女性劳动力需求更高。而在衰退期间，制造业比服务业收缩得更厉害，导致男性的失业率高于女性。综上，该论文指出，虽然控制通胀很重要，但以适当的速度调整政策利率也同样重要。在多重宏观经济风险下，货币政策紧缩可能会造成不同行业和不同性别的就业市场产生不均衡的萎缩。二、来自贝弗里奇曲线的坏消息根据贝弗里奇曲线理论，就业市场中，失业率与职位空缺率应该呈负相关关系，即失业率低的时候工作机会多，职位空缺率高；失业率高的时候工作机会少，职位空缺率低。根据该理论，结合经验证据，总雇佣人数H可以表示为空缺职位数V和失业人数U的Cobb-Douglas函数，具体为：H=a*UαV1−α，左右同时除以劳动力数量N，即可得到贝弗里奇曲线表达式：h =a*uαv1−α。其中：用v/u表示就业市场活动强度，该比值越高，表示就业市场需求越强劲，这时的点会沿着贝弗里奇曲线向上方移动。用a表示就业市场匹配效率，即就业市场中劳动者找到合适工作的效率，当其他条件不变而匹配效率a降低时，贝弗里奇曲线就会右移，意味着同等失业率水平下，职位空缺率更高。用h表示重新匹配效应，即已经就业的人离职（或者被解雇）去找新工作，当其他条件不变而重新匹配效应h上升时，贝弗里奇曲线也会右移，意味着同等职位空缺率水平下，失业率更高。从贝弗里奇曲线变动看：疫情以后，美国高职位空缺率与低失业率的主要原因在于，就业市场总体活动更强、匹配效率降低、重新匹配增加。往后看，就业市场紧张状况是否会如美联储预期那样得到较好缓解——职位空缺率明显下降、同时失业率无明显上升？1950-2019年的历史经验数据表明，职位空缺率触顶后8个季度内都伴随着失业率的大幅上行。综上，该论文认为，职位空缺率不可能在失业率不出现大幅上行的情况下明显下降，美联储部分官员的预期将落空。三、贝弗里奇曲线告诉我们软着陆的可能性有多大？该论文推导贝弗里奇曲线的框架与第二篇论文有所不同（详见正文），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未来劳动力市场可能出现软着陆。在大多数关于当前匹配效率水平和贝弗里奇曲线斜率的假设情景下，职位空缺率从7%下降到4.6%将导致失业率上升约1个百分点或更低，这意味着失业率仍在5%以下。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失业率水平仍相当低。实际上，能否实现软着陆的关键还在于是否出现大幅裁员。如果离职率较基础假设情景上升25个百分点或更高，当职位空缺率由7%降至4.6%时，失业率将升至不小于5.5%的水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远高于5.5%，这显然不属于软着陆。该论文也承认，历史上在职位空缺率大幅下降时，没有经济不陷入衰退的情况。但是，该论文强调由于当前劳动力市场处于前所未有的紧张状况，所以可能会发生史无前例的事情。由于目前V/U很高，因此职位空缺率下降对总体就业的影响有可能比一般情况小得多。即使职位空缺率下降（7%→4.6%），劳动力需求仍然强劲（4.6%的职位空缺率仍然处于历史高位），因此似乎有理由认为裁员不会大幅上升，因为历史上只有在劳动力需求疲软时，裁员才会大幅上升（指离职率高于其长期趋势值）。当然，也存在可能导致无法实现软着陆的风险因素。比如，随着经济放缓，企业可能变得极度厌恶风险，并减少支出和投资，开始裁员。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并持续，经济就无法实现软着陆。此外，如果供应冲击持续，通胀继续上升，通胀预期上升，那么降低通胀并实现软着陆将是极其困难的。不过，尽管存在上述风险，但大多数专业预测者仍在预期经济会实现软着陆，失业率仅略有上升，通胀率会朝着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下降。风险提示：论文理解和翻译偏差
报告正文
本期海外论文双周志聚焦美联储收紧政策背景下美国就业情况变化。第一篇论文选自美联储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FEDS），该论文回顾了一战期间及战后美联储加息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发现战后随着货币政策收紧，经济进入深度衰退，劳动力需求迅速下滑导致劳动力市场大幅萎缩。第二篇论文选自PIIE，该论文从贝弗里奇曲线变化的角度分析认为职位空缺率的下降必然伴随着失业率的大幅上升。第三篇论文选自FEDS Notes，该论文也从贝弗里奇曲线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与第二篇论文相左的结论，认为软着陆才是未来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一个可能的合理结果。
一战期间的就业市场紧张及战后（1920-21）的衰退该论文旨在通过引入一个新的数据集（纽约公共就业办公室发布的《劳动力市场公报》）来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在高通胀情况下，对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劳动力市场会作何反应？由于美国在近几年才开始系统地收集就业市场有关信息，而美国上一次大通胀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因此现有的经验文献对于劳动力市场面对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如何反应给出的详细信息较少。该论文旨在通过引入一个新的数据集（纽约公共就业办公室发布的《劳动力市场公报》）来填补文献中的这一研究空白。《劳动力市场公报》报告了纽约的各种劳动力统计数据，包括求职者、职位空缺、就业安置和工资情况。此外，自1918年开始，该公报按行业分组公布上述指标，并按性别分列。
该论文选取一战后美国温和衰退和1920-21年的“大萧条”作为研究时间区间，考察美联储收紧政策的经济衰退期美国就业市场状况的变化。一战后美国宏观经济状况与当前情况类似：增长强劲、通胀高企，联储加息以抑制通胀。一战结束后，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经历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和难以控制的高通胀。为了抑制通胀，1920年美联储提高了利率以缓解就业市场的紧张程度。该章节探讨了1918-1921年间影响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两个关键因素：其一，1920-1921年的经济衰退。其二，公共就业办公室（public
employment offices），负责匹配工人和雇员，主要是为了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其中纽约公共就业办公室发布的劳动力市场公报是该论文的主要数据来源。一战后美国经历了两轮经济衰退：1918.08-1919.03的温和衰退以及1920.01-1921.07的严重衰退。一战期间，美国经济持续扩张，甚至加速增长；1918年11月一战结束后，全球经济开始陷入衰退。而在1916-1921年间，美国经济共经历了两次衰退：一战后的经济衰退温和而短暂，从1918年8月开始，到1919年3月结束，仅持续七个月。第二次衰退则更为严重，发生在1920年1月至1921年7月，当时全球经济急剧收缩。美国在一战期间和战后经历了大规模经济扩张，部分是受宽松的货币政策驱动。在战争期间，美联储保持低利率以帮助战争融资。它通过向购买国库券的银行提供优惠利率贷款促进了战争债券的销售。一战结束后，为了避免战争债券的发行产生资本损失，以及降低未偿债务的偿付成本，并促进政策向和平时期平稳过渡，美联储继续保持低利率直到1919年底。在此期间，美联储对会员银行的再贴现继续激增，并且产生了通货膨胀压力。1918年4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将合格票据的贴现和预付款利率定为4%，远低于市场利率，并一直维持到1919年11月。1919年决策者开始担心通货膨胀，并采取紧缩政策以抑制通胀。到战争结束时，美国CPI已跃升至20%以上。为了抑制通胀，政策制定者开始采取紧缩措施。在财政政策方面，联邦财政支出在1919-20年间减少了65%（从185亿美元减少到64亿美元）。并且此后两年，联邦财政支出进一步减少，1922年降至33亿美元。在货币政策方面，联邦储备银行开始提高贴现率。1919年12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利率提高到4.75%。其他储备银行也纷纷效仿。1920年1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其他储备银行将贴现率提高到6%。1920年6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贴现率提高到7%。其他三家储备银行（波士顿、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也提高了利率，其余地区则维持6%的贴现率。随着联邦储备银行提高利率，1920年开始了一场持续到1921年的严重衰退。该轮经济衰退是当时有史以来最严重过的一次衰退，至今仍常被称为“1920年大萧条”。制造业生产下降了22%，失业率上升了6.1个百分点（从5.2%上升到11.3%），价格水平也有所下降。不过，此后美国经济迅速反弹，经历了长期的经济扩张。建立公共就业办公室（PEO）的目的是为了匹配求职者和雇主。在美国，各市建立了首批由政府资助的就业办公室，以帮助非熟练工人和临时工找工作。失业反复循环、私营就业服务机构泛滥、农业州缺乏农业劳动力，以及工业中心城市存在大量失业的工薪阶层，使得美国在市一级设立了公共就业办公室（Lee，2009）。1890年，俄亥俄州在其五个最大城市设立了就业办公室，此后其他州也逐渐引入了就业办公室（Lee，2009）。联邦政府的就业服务工作可以追溯到1907年，当时国会在商务部和劳工部引入了信息司（the Division of
Information）。1890-1920年间，美国经历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涌入，1907年移民达到了140万人的高点。信息司就负责在各州之间分配移民并帮助他们找到工作（Lee，2009）。1914年欧洲爆发的战争使劳工部得以扩大其有限的就业服务职能。最初，由于战争导致劳动力需求下降，就业市场面临失衡。一战开始时，许多公司失去了海外市场，导致失业率上升。为此，信息司扩大了其就业办公室的作用，不再仅满足移民的就业需求，而是扩大到服务所有工人的求职需求，并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就业机会信息系统。然而，当美国加入一战时，由于战争相关行业以及兵役的劳动力需求增加，美国劳动力市场突然由劳动力盈余变成短缺（美国劳工统计局，1931）。因此，联邦政府将信息司重组为美国就业服务局（USES），作为全国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以适应1917年战争期间的劳动力市场变化。1917-18年间，USES为动员全国工人参加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Kellogg，1933）。一战结束后的1918-19年，USES继续作为重要的劳动力市场中介，为先前转移到战争相关行业的工人和回国的士兵提供就业服务（美国就业服务局，1919；美国劳工统计局，1931）。战后，由于USES面临大量预算削减，联邦政府在就业服务方面的投入有所下降。因此，许多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就业办公室关闭。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就业办公室由州和市政府维护和运营（美国就业服务局，1935）。公共就业办公室（PEO）的主要职责是使劳动力市场出清。求职者可以在当地的PEO进行注册登记，潜在雇主则可以向PEO发送申请。求职者的登记和雇主的申请都会被PEO存档。PEO要求求职者提供与工作匹配相关的基本信息：行业、职业、性别、年龄、技能程度、地点、期望工资、就业期限（定期或临时）、种族、国籍和其他。PEO的官员使用这些信息来匹配求职者和空缺职位。他们会向雇主提供一张介绍卡，上面列出应聘者的基本信息和正在考虑的职位。当雇主或求职者通知PEO的指定官员其就业情况时，PEO就完成了一次就业安置。大多数情况下，介绍卡由雇主签署并返还给PEO（Stewart和Stewart，1933）。此外，就业办公室还会收集和发布关于劳动力市场状况的信息。PEO会发布有关劳动力供应（注册）、劳动力需求（招聘）、推荐（referred）和就业安置的信息，并且按职业或行业汇编这些信息。PEO密切监测以下比率：每100名招聘者中登记的数量、每100名登记者中获得就业安置的数量、每100名招聘者中获得就业安置的数量、每100名推荐者中获得就业安置的数量。这些数字用于评估：1）劳动力供求关系；2）通过就业办公室为求职者找到工作的可能性；3）通过就业办公室为雇主雇用到工人的可能性；以及4）就业办公室匹配求职者和空缺职位的效率。这些比率被称为今天的求职率（job-finding rate）、职位填补率（job-filling
rates）和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labor market tightness）（伊利诺伊州劳工部，1917）。经济活动在1920-21年衰退期间急剧收缩。图表1展示了当时的一些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情况。面板A展示的是1910-25年制造业产出和CPI的变化。数据表明当时制造业产出迅速增长，价格水平也急剧上升。在联邦储备银行于1919年12月开始提高政策利率后，经济活动开始收缩，从1920年1月开始萎缩，到1921年7月达到谷底。这一轮经济衰退是很严重的，制造业产出和价格水平均大幅下降。面板B重点关注劳动力市场指标，包括失业率、工厂就业数和平均每周收入。一战期间，劳动力需求达到顶峰，失业率下降到1.2%，随后缓慢上升，1921年经济衰退最严重时升至11.4%。同时工厂就业人数也略有下降。劳动力市场指标中变化最显著的是平均每周收入。1917-20年，平均每周收入增长了73%，但1920-21年间又下降了15%。换句话说，尽管美联储加息提高了失业率，但它确实成功地减缓了工资增长。
图表2展示了当时纽约州劳动力市场的情况。面板A显示的是1916年1月-1921年8月的职位空缺数/失业人数，表明劳动力市场在20世纪10年代非常紧张。在1918年三季度-1919年一季度的温和衰退期间，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有所下降，但随后迅速反弹。当美国经济在1920年1月达到顶峰时，劳动力市场吃紧。1920年中期，随着美联储提高贴现率，经济衰退加剧，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急剧下降。其中，女性就业市场比男性更为紧张。尽管如此，在经济衰退期间，对女性工人的需求仍然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劳动力市场的动态主要是由需求而非供应驱动。面板B和C则分别展示了当时的求职率和职位填补率变化。面板B显示，在1920年经济衰退加剧之前，求职率一直相对稳定。这是因为与职位空缺数相比，求职人数相对稳定。面板C则显示，1918年三季度后，职位填补率有所上升，此后随着经济达到顶峰，职位填补率下降。
在经济扩张和收缩期间，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状况是否有所不同？图表3展示了1918年3月-1921年8月期间各行业的求职率、职位填补率和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将该时段分为四个时期：1918年3月-1918年8月（一战时的扩张期）、1918年9月-1919年3月（战后收缩期）、1919年4月-1920年1月（扩张期）、1920年2月-1921年8月（衰退期）。在1920年严重衰退前，劳动力市场始终相对紧张，即使在1918年的温和衰退中也如此。求职率则相对稳定。职位填补率方面，由于1920-21年经济衰退期间劳动力需求急剧萎缩，因此1920年后有所上升。
经济衰退期间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对不同性别工人的影响并不均衡，经济衰退期间男性更难找到工作。在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程度方面，总的来说，女性劳动力市场比男性更为紧张。再分行业看，制造业对男性劳动力需求较高，而酒店和批发等服务业对女性劳动力需求更高。而在1920-21年经济衰退期间，服务部门的劳动力市场比制造业更为紧张，这表明男性工人比女性工人更难找到工作。
分行业看，一战结束后存在就业的重新分配。在战争期间，大多数求职者寻求制造业及其他与战争有关的行业的工作，大多数职位空缺也来自于与战争有关的行业，因此，大多数就业者都在从事与战争相关的行业。一战结束后，制造业和其他战争相关产业的重要性下降。这些行业的求职者、职位空缺数和雇佣人数所占比例下降。相对而言，零售业和其他非制造业部门的求职者、职位空缺数和雇佣人数的比例则有所上升。分行业的就业市场供求份额情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各行业差异如何影响总体层面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尽管一战结束后，制造业和其他工业部门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在1920-21年的经济衰退期间，这些部门的就业岗位仍占总就业岗位的四分之一以上。这意味着，在衰退期间，这些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大幅萎缩将对劳动力市场的总体水平产生重大影响。
分性别看，对于男性工人来说，战争期间的劳动力需求大部分来自工业部门；战后则大部分来自工业和农业部门。对于女性工人来说，战争期间的大部分劳动力需求来自工业部门，战后则来自服务业部门。由于制造业和农业部门在衰退期间遭受的损失最大，这就导致了衰退期间劳动力市场变化对不同性别的影响并不均衡。
图表7展示了1918年3月-1921年8月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就业指数及工资指数的变化情况。劳动力市场紧张与就业指数高企有关。战后，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和就业指数保持平稳，直到1920年中期才开始急剧下滑。战后，工资增长比就业增长快得多，随后和就业指数的情况类似，在1920年中期后急剧下降。分行业看，经济衰退对制造业各行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图表8显示，金属和机械行业的就业人数占制造业总就业人数的40%，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工资增长。纺织业也很重要，占制造业总就业人数的10%，同时其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和就业的萎缩程度最大，加剧了制造业就业的下行压力。
由于这一时期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因此该论文进一步将经济衰退时期的劳动力需求与繁荣时期的劳动力需求峰值进行对比研究。图表9显示的是，1918年3月-1919年3月衰退期和1920年1月-1921年7月衰退期各行业对劳动力需求变化的贡献。如前所述，在温和衰退期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保持宽松；而在严重衰退期间，货币政策收紧。数据显示，与1918年8月的峰值相比，温和衰退期间劳动力需求增长了14%；但与1920年1月的峰值相比，严重衰退期间劳动力需求萎缩了74%。在温和衰退期间，农业、建筑和酒店等行业的劳动力需求有所收缩，但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则有所增长；而在严重衰退期间，建筑、制造业和其他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出现了大幅萎缩。
图表10展示了求职者人数（失业人数）和职位空缺数，用于考察劳动力需求的下降是否导致了职位空缺数的下降或裁员人数的增加。如果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是由职位空缺数的下降驱动的，那么求职者人数将相对稳定；如果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是由裁员人数增加造成的，那么求职者人数将有所增加。结果发现，劳动力供应（求职者人数）相对稳定，但职位空缺数急剧下降，且低于求职者数量。这意味着是就业机会的大幅减少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推升了失业率。
总而言之，劳动力市场在1920年之前相对紧张，从1920年中期开始急剧收缩。分行业看：其一，经济衰退对不同行业和不同性别的就业影响并不均衡。制造业和工业部门受到的影响最大，服务业部门受到的影响最小。同时由于男性工人就业需求集中在制造业，这就导致经济衰退对男性就业的影响大于对女性的影响。其二，制造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就业人数占比较大，在整体就业市场中较为重要，其劳动力需求大幅萎缩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整体萎缩。该论文研究发现，战后温和衰退期纽约的劳动力市场依然紧张，但1920年“大萧条”开始后，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急剧下降。尽管美国经济在1918年8月-1919年3月出现了温和衰退，但在一战期间和战后，纽约的劳动力市场依然紧张。劳动力市场紧张导致就业率高企及实际工资增长。但到了1920年中期严重衰退开始时，由于劳动力需求大幅减少，劳动力市场大幅萎缩。而且随着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紧，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在1920年9月开始急剧下降。该论文还发现，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的下降主要是由于1920-21年经济衰退期间职位空缺数大幅下降。在此期间，劳动力供应相对稳定，但职位空缺数急剧下降，低于求职者人数。换言之，是就业机会的大幅减少破坏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推升了失业率。关于经济衰退对就业市场不同参与者影响的异质效应，该论文发现：（1）衰退对不同行业的就业状况的影响是不均衡的。一战期间，制造业和其他战争相关行业经历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一战后，制造业劳动力需求下降，但服务业劳动力需求有所提升。总的来说，尽管美国经济在1918年8月-1919年3月期间出现了温和衰退，但劳动力需求仍有所增加。但是，在1920年1月-1921年7月的严重衰退期间，由于制造业和其他工业部门的职位空缺数大量减少，美国就业市场整体劳动力需求急剧萎缩。（2）衰退对男女工人就业状况的影响也是不均衡的。男性工人的劳动力市场比女性工人更为紧张。主要是由于制造业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较高，而服务业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更高，而在衰退期间，制造业比服务业收缩得更厉害，导致男性的失业率高于女性。正如Friedman和Schwartz（1963，p. 239）所述，美联储错误地估算了货币政策效应的滞后时间，从而在衰退的早期阶段就提高了利率，而且加息太快。虽然控制通胀很重要，但以适当的速度调整政策利率也很重要。在多重宏观经济风险下，货币政策紧缩可能会造成不同行业和不同性别的就业市场产生不均衡的萎缩。该论文的研究结果对于今天具有政策指导意义。当前，美国经济正在从疫情中逐步复苏，就业市场强劲，通胀居高不下。美联储认为劳动力市场紧张是推动价格飙升的关键因素之一（美联储理事会，2022）。为了对抗通胀，美联储一直在加息，主要是为了通过减少新增岗位使劳动力市场“降温”进而抑制通胀（Powell，2022）。此外，美联储还专注于监测通货膨胀以及加息对劳动力市场不同参与者的异质效应。
当前美国劳动力市场非常紧张。失业率很低，同时职位空缺率特别高。如图表11所示，在（失业率，职位空缺率）散点图中（称为“贝弗里奇空间”），撰写本文时的最新数据点（红点，2022年4月）属于异常值，位置非常高而且非常偏左，表示失业率非常低且职位空缺率很高。
在劳动力市场需要放缓以减轻通胀压力的前提下，一些美联储官员表示，可以通过降低职位空缺率，同时不影响失业率来达成目的。换句话说，可以使图表11的红点沿着纵轴下降。参考以下表述：“存在能够使劳动力市场保持温和需求的路径，从而能使职位空缺率下降而失业率不会上升......”——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新闻发布会，2022年5月4日“职位空缺率可以像2019年那样，从目前的水平大幅降低至2019年1月的水平，同时职位空缺水平仍然保持与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和低失业率相一致。”——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成员克里斯托弗·沃勒（Christopher Waller）在货币和金融稳定研究所（IMFS）的演讲，2022年5月30日“我们的职位空缺数是失业人数的两倍。从历史上看，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减少招聘，从而使职位空缺数降低，而不一定是裁员。”——美联储副主席拉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CNBC采访，2022年6月2日对此，该论文持怀疑态度。在该论文中，作者对最近的职位空缺率和失业率的演变趋势进行了解释，并确定了两个重要的政策含义。该文章认为，可以将贝弗里奇空间中的任何点视为两种关系的集合：其一，就业市场整体活动强度（即就业市场紧张程度），称为活动关系；其二，重新分配（reallocation）和匹配效应（matching），称为匹配关系。该文章由此得到的结论是：当前的异常点是就业市场整体活动强和匹配难度高的结果，反映了更多的重新分配和更低的匹配效率。这有两个重要含义：其一，匹配效率更低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自然失业率已经上升。该论文估计，不考虑其他情况，自然失业率都将比疫情前水平高约1.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实际上比目前仅通过失业率观测到的水平还要紧张。其二，与美联储官员的期望相反，职位空缺率极不可能在失业率不出现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出现明显降低。理论表明，若要实现这一点，需要通过减少重新分配或提高匹配效率来使匹配关系大幅改善，而美联储对此没有控制能力。同时该论文认为没有理由期待匹配关系会明显改善，因为经验证据表明，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综上，该论文认为，对抗通胀需要职位空缺率降低同时失业率上升。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该论文认为，可以将失业率和职位空缺率的相对关系看作由以下两种关系决定：第一种是“活动关系”（activity relation），即就业市场整体活动强度与失业人数和职位空缺数的关系。就业市场活动强度越高，企业发布的职位空缺数就越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失业人数会减少。假设职位空缺率/失业率是就业市场活动水平的函数：总体活动越强，职位空缺数量越高，失业人数越少。因此，定义V/U=X。其中，V表示职位空缺数，U表示失业人数，X是就业市场活动指数。等式两边同时除以劳动力数量N，得到：v/u=x，其中v=V/N，表示职位空缺率；u=U/N，表示失业率。对于给定的就业市场活动水平x，活动关系可以用贝弗里奇空间中由原点出发的一条射线来表示。给定的就业市场活动水平与高职位空缺率和高失业率或者低职位空缺率和低失业率相一致，活动水平决定了v/u。活动水平越高，射线越陡，v/u就越高。对于一个给定的x值，绘制活动关系射线如图表12所示。第二种是“匹配关系”（matching relation），即总雇佣数与失业人数和职位空缺数之间的关系。总雇佣数取决于公司发布的职位空缺数和求职者人数。为了便于理解，先假设只有失业者在寻找工作，这样就可以根据职位空缺数和失业人数来计算总雇佣数。职位空缺数（寻找工人的工作）越多，总雇佣数就越多；寻找工作的工人越多（失业人数），总雇佣数也就越多。因此可以将这种关系写成：
其中，H表示总雇佣数（远高于净雇佣人数。自2000年12月以来，平均每月净雇佣数8万人，而总雇佣数达500万人）。m（U，V）是匹配函数，其中m是U和V的增函数。参数a表示匹配效率。如果空缺职位的要求和求职者具备的技能特征非常相似，那么匹配就很容易，a就高；反之，a较低。经验证据表明，函数m（U，V）可以用Cobb-Douglas函数表示，即UαV1-α，因此公式（2.1）可以改写为：
其中，h定义为总雇佣率，可以反映就业市场的重新分配效应，等于H/N。公式（2.3）给出了失业率u和职位空缺率v之间的凸性关系（即所谓的贝弗里奇曲线）。具体如图表12的红色曲线所示。曲线的位置取决于a、h和α。综上，活动关系和匹配关系共同决定了失业率和职位空缺率，并影响它们的比率。（1）更强的就业市场活动水平v/u会使活动关系射线向左侧旋转，导致更高的职位空缺率和更低的失业率。（2）更低的匹配效率a会使匹配关系曲线（即贝弗里奇曲线）右移，导致更高的职位空缺率和更高的失业率。（3）更高的重新分配效应h也会使贝弗里奇曲线右移，导致更高的职位空缺率和更高的失业率。
使用上述分析框架，该论文将职位空缺率和失业率变化的驱动因素拆分成三类：活动效应、匹配效率变化和重新分配效应。2022年4月的职位空缺率和失业率相对于疫情前2019年12月的变化可以拆解为两方面的转变（图表13）：就业市场整体活动增强使得活动关系射线向左旋转，同时匹配效率降低以及重新分配增加使得贝弗里奇曲线向右移动，最终使贝弗里奇空间中的（u，v）散点由2019年12月的A点移动到2022年4月的B点。
该论文还进一步考察了上述三个效应（活动效应、匹配效率变化和重新分配效应）在疫情后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关于匹配效率a的计算，需要首先对α作出假设。根据文献结果假设α为0.4，然后根据公式计算出a。自2019年以来三个效应的变化情况如下图（14、15、16）所示。图表14显示，在疫情前一直保持稳定的v/u在疫情爆发后急剧下降，反映就业市场活动突然大幅萎缩，但随后稳步恢复，目前为疫情前水平的1.5倍。图表15显示，在疫情爆发之初，匹配效率急剧下降，尽管失业人数大幅增加，职位空缺数小幅下降，但总雇佣人数却有所下降。此后，匹配效率部分修复，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如果将2019年12月的匹配效率a的水平定义为1，则2022年4月时匹配效率a约为0.8。图表16显示，与2019年平均重新分配效应h约0.36的水平相比，疫情后重新分配效应h似乎稳定在了更高的水平0.4。
该论文通过上述分析框架得到如下结论：职位空缺率/失业率仍然非常高，表明劳动力市场活动水平很高，并且可能处于过热状态。贝弗里奇曲线向右移动则表明，较低的匹配效率和较高的重新分配正在影响就业市场。虽然对自然失业率的讨论通常集中在失业率上，但理论表明，职位空缺率也有影响，相关的变量应该是职位空缺率/失业率（v/u）。原因在于：对于工资以及确定劳动力市场均衡而言，重要的是企业雇用工人与工人找到工作的难易程度，而这两者都取决于职位空缺率/失业率。在公式（2.3）的基础上，对于给定的v/u，失业率u可以写成：
因此，对于给定的v/u，重新分配h增加或者匹配效率a降低，将导致更高的失业率。例如，给定v/u为2019年12月的水平，分别将2019年12月和2022年4月的a和h值代入公式（2.4），可以计算得到2022年4月失业率将升至4.9%，相比2019年12月的3.6%增加1.3个百分点。假设2019年底劳动力市场大致处于均衡状态，因此职位空缺率/失业率大致等于其自然比率，失业率大致等于自然失业率。上述计算结果就意味着自然失业率从2019年12月的3.6%升至2022年4月的4.9%左右，而当前失业率仅为3.6%，这表明失业率缺口高达1.3个百分点，经济严重过热。需要注意的是，该论文专注于匹配问题，没有考虑其他因素的变化，对自然失业率的估计比较保守。自然失业率还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包括企业的提价决策、工人的保留工资，面对不利的供应冲击时实际工资的刚性程度等，这些因素可能会进一步提高自然失业率。因此，该论文对失业率缺口的估计是比较保守的。回到图表13，就业市场状态从B降到A（这是一些美联储官员想要实现的目标）将需要匹配关系曲线（红色曲线，即贝弗里奇曲线）大幅下移。只有匹配效率a提高或重新分配效应h充分下降，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但图表15、16显示，到目前为止，上述情况还没有发生，也没有理由期望它会发生——疫情将对就业市场的重新分配效应产生实质性影响，特别是在远程办公的影响下变得更加明显。随着工人跨部门和跨空间转移，更高的重新分配h可能导致匹配效率a持续下降。而收紧货币政策，使活动关系射线向右旋转，根本不会改变匹配关系。因此，可以预期的是（u，v）散点沿着匹配关系曲线下移，进而导致职位空缺率下降，同时失业率上升。1950-2019年的历史经验数据表明，职位空缺率触顶后两年内都伴随着失业率的大幅上升。20世纪50年代以来职位空缺率触顶回落后的失业率变化轨迹表明，历史上从未有过职位空缺率大幅下降而失业率没有大幅上升的例子。图表17分别绘制了1951-2019年间每次职位空缺率触顶前后八个季度职位空缺率和失业率的变化。职位空缺率达到峰值前的八个季度用蓝色表示，达到峰值后的八个季度用橙色表示。该图显示，1950-2019年间，在职位空缺率达到最大值后的八个季度内，失业率均会大幅上升。
图表18展示了职位空缺率触顶后半年、1年、2年内，职位空缺率和失业率的变化幅度，以及二者变化幅度的相对比率。据此，可以得到两个结论：其一，存在贝弗里奇循环（Beveridge loops）。每次职位空缺率触顶开始回落后（1978年11月除外），失业率上升幅度/职位空缺率下降幅度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换言之，最初，职位空缺率下降速度快于失业率上升速度，但随后失业率上升变快。失业率上升幅度/职位空缺率下降幅度在职位空缺率达到峰值后6个月内的均值为-0.4，12个月内均值则变为-0.7，24个月后则变为-1.5。其二，职位空缺率明显下降时，一定伴随着失业率的大幅上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今天也没有理由能免费吃一顿。
（三）结论
该论文认为，贝弗里奇空间传递的是“坏消息”。低失业率和非常高的职位空缺率/失业率表明，劳动力市场过热，而且自然失业率大幅上升，反映出匹配效率降低以及重新分配增加。在理论和经验证据面前，寄希望于在不增加失业率的情况下实现职位空缺率的明显下降是不现实的。
该论文运用一个与贝弗里奇曲线的现代理论分析相一致的框架来研究劳动力市场发生软着陆需要哪些必要条件，以及这些必要条件发生的可能性是否真得像BDS（Blanchard, Domash, and Summers，2022，即第二篇论文）说的那样基本为零，结果发现，软着陆是劳动力市场未来发展的一个可能的合理结果。该论文采用了标准的贝弗里奇曲线分析框架，与BDS的框架略有不同。文献中的标准做法是通过计算失业人员的流动来解释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失业人数的变化ΔU由下式给出：
失业群体的流入量（即从就业人口转为失业人口的数量）=E*s，其中E表示就业人数，s表示离职率（separation rate，就业人口中被解雇的比率）。失业群体的流出数量（即从失业人口转为就业人口的数量）=U*f，其中U表示失业人数，f表示求职率（job finding）。为了方便，将劳动力数量标准化为1，因此有：就业人数=1-失业人数，即E=1-U。据此，可以从失业人数变化的方程3.1推导出贝弗里奇曲线方程，如下所示：
综上，该论文构建贝弗里奇曲线时首先考虑了劳动力个体在就业和失业状态之间的动态变化，这是所有现代劳动力搜索模型推导贝弗里奇曲线的标准方法。该论文强调，BDS在分析中没有考虑这种流动，因此该论文将BDS的分析称为非标准分析。求职率（job finding rate）可以通过匹配函数与V/U（职位空缺数/失业人数）相关联。等式3.4中展示了匹配函数假设：雇佣人数是职位空缺数和寻找工作的失业人员数量的递增函数，即寻找工人的工作岗位（职位空缺数）越多，或者寻找工作的工人（求职人数）越多，雇佣数就越多。
为了方便，该论文也假设匹配函数为Cobb-Douglas函数。匹配函数中有两个关键参数：μ和σ。其中，参数μ衡量匹配效率，表示在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就业市场活动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可以使总雇佣数增加（或减少）的因素。如果寻找工作的工人（求职者）非常适合空缺的职位，匹配效率将很高；反之，匹配效率将很低。参数σ表示对于增加总雇佣数而言职位空缺数的相对重要性，σ较低则表示职位空缺数在职位匹配（从而增加总雇佣数）过程中的重要性低于失业人数。可以看到，关于匹配函数，该论文使用了与BDS相同的表达式。关键区别在于：（1）两篇论文如何使用匹配函数来求解模型；（2）两篇论文各自分析中使用的μ和σ的数值。根据公式3.4可以使用匹配函数推导出求职率f。将等式3.4两边同时除以失业率U，可以得到：
等式3.5将求职率f表达为职位空缺率/失业率（即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的函数。由于等式左右两侧的数据都是已知的，因此可以用该等式估算求职率相对于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的弹性（也就是σ）以及匹配效率μ。具体而言，该论文使用2009-2019年JOLTS报告中关于职位空缺的数据，以及BLS报告中关于失业人数和从失业人口转向就业人口的人员数量的数据，对log（f）和log（V/U）做回归，得出μ=0.27，σ=0.3。将求职率f表达式代入方程3.3，得到稳态失业率表达式：
等式3.6展示了职位空缺率如何影响失业率。为了说明这种关系，作者在保持匹配效率相关参数μ和σ不变的情况下，针对不同的职位空缺率V和离职率s求解方程3.6，绘制贝弗里奇曲线如下图19所示。该图绘制了四条曲线，显示了四种不同离职率s下职位空缺率V对失业率U的影响。每个曲线都是凸的，表示随着职位空缺率升高，企业越来越难找到合适的工人填补空缺职位。这正是当前许多雇主正在经历的情况：因为空缺职位越来越多，由空缺职位驱动的总雇佣增加越来越少，所以职位空缺率上升导致的失业率下降幅度越来越小。但更多的职位空缺继续强势推动工资上涨。黑色曲线显示了离职率s和职位空缺率V均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失业率U如何变化，与V和U的实际情况相吻合。离职率下降会降低失业率，但不会改变职位空缺率，因此相对于仅反映职位空缺率变化对失业率U影响的贝弗里奇曲线，黑色曲线更平坦。如果只想看职位空缺率的影响，那么应该关注更陡峭的曲线，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紧张的情况下（就像现在这样）。
如前所述，该论文的分析框架与BDS的框架有所不同，BDS只是将匹配关系写为：
并将式3.7称为贝弗里奇曲线。该论文则更倾向于从失业人数的流量方程3.1推导贝弗里奇曲线的方法，主要是出于以下原因：其一，在BDS的失业率分解中没有离职率（separation rate），从而很难解释重新分配对失业率的影响。在经济衰退时，离职人口（就业人口中被解雇的人员数量）会显著增加。大多数研究认为，解雇在推动失业率周期性波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不包括解雇的模型很难解释失业率的变化。同时，在不考虑解雇现象的情况下，很难衡量重新分配（reallocation）在推动失业率变化中的作用。不同行业间对劳动力数量和技术需求的相对变化往往会导致劳动力在不同公司、不同行业之间的重新分配。通常情况下，重新分配的工人在找到另一份工作之前会先进入失业状态，因此重新分配会增加失业率。而决定重新分配对失业影响的关键就是工人从就业人口转移到失业人口，即被解雇或者说离职（separation）。其二，BDS使用雇佣率（hiring rate）来解释重新分配对失业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BDS也使用总雇佣数来估算匹配效率（正如该论文所做的那样），而使用总雇佣数来估计匹配效率意味着它不能再提供关于重新分配水平的独立信息。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从时间t0到t1，匹配效率增加，导致在职位空缺率和失业率的给定水平下有更多的总雇佣数。进一步假设在时间t1，职位空缺率和失业率水平与t0相似。那么，根据，从t0到t1，雇佣率的变化幅度应该与匹配效率的变化幅度相同。但是BDS会将雇佣率的变化解释为重新分配增加，而实际上这段时间仅有匹配效率（而不是重新分配效应）发生了变化。其三，BDS还假设在一条贝弗里奇曲线上总雇佣数是固定的，这一假设过于严格，没有必要。因此，BDS所称的贝弗里奇曲线只是匹配函数中的等量曲线，显示在给定匹配效率水平下，产生相同水平的雇佣数所需要的V和U的组合。这不是标准假设，而且过于严格，没有必要。基于稳态失业率并包括离职率假设的贝弗里奇曲线模型没有上述问题，是评估劳动力市场前景最有用的工具。不过，该论文作者同意BDS中的两点结论：（1）劳动力需求（即活动强度的变化）将使V/U增加，并使（U，V）散点沿着贝弗里奇曲线上移；（2）重新分配增加和匹配效率下降都将使贝弗里奇曲线上移，从而推升失业率。该论文认为，如果职位空缺率从当前水平大幅下降，经济到底能否实现软着陆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1）贝弗里奇曲线的斜率，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在当前贝弗里奇曲线的什么位置；（2）裁员是否显著增加。关于贝弗里奇曲线的斜率，目前V/U处于历史高位，这意味着当前劳动力市场处于贝弗里奇曲线非常陡峭的部分。当V/U=经过“High V-U ratio”标记点的射线斜率时，贝弗里奇曲线的斜率要比当V/U=经过“Average V-U ratio”标记点的射线斜率时陡峭得多。更陡的贝弗里奇曲线斜率意味着，在职位空缺率下降相同幅度的情况下（保持离职率不变），失业率上升幅度更小。
在该论文和BDS的模型中，贝弗里奇曲线的斜率均取决于σ。BDS认为参考过往文献，σ取值应该在0.3-0.5之间。而该论文倾向于0.3，这是使用美国就业市场历史数据根据公式3.5估计得出的。当然，实际的σ值可能更大。
可以使用上述简化模型来估计，如果职位空缺率从目前的7%左右下降到疫情前的4.6%，失业率将增加多少。下图22第一行展示了在三种σ取值假设（0.3、0.4、0.45）下失业率的增长幅度。可以看到，随着σ的增加（即贝弗里奇曲线变平坦），失业率的增长幅度增加。BDS认为，在疫情期间匹配效率有所下降，匹配效率降低将使贝弗里奇曲线右移，同时也会改变其斜率。图表22的第二行和第三行就展示了疫情期间匹配效率的下降将如何影响失业率的变化幅度。该论文分别考察了匹配效率相较疫情前下降20%（BDS的估计结果）和10%（更符合该论文匹配函数的估计结果）的情况，结果发现，随着匹配效率恶化，失业率的增长幅度将上升。
下表23则进一步展示了如果职位空缺率从4.6%下降2.4个百分点至2.2%（这是以往劳动力市场紧张时出现的更为典型的情况），失业率将出现什么变化。可以发现，在这一假设下估算的失业率增长幅度要比职位空缺率从7%降至4.6%的情况下大得多，前者约为后者的2-3倍。这说明了考虑劳动力市场当前状况的重要性。在当前如此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中，相对于可用工人（求职者数量）而言，职位空缺率非常高，以至于职位空缺率的边际变化导致就业人数产生的变化幅度要比在更平衡的劳动力市场中小得多。因此，与更典型的劳动力市场情景相比，当前职位空缺率下降对就业的影响较小，对失业的影响也较小。简而言之，在匹配效率和重新分配效应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职位空缺率下降，预计失业率会上升，但上升幅度应明显小于劳动力市场处于贝弗里奇曲线更平坦部分时的幅度。
关于离职率是否显著增加，如前所述，离职率上升将使贝弗里奇曲线右移，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下图24、25、26说明了这一事实，显示了如果离职率在职位空缺率下降的同时出现上升，失业率变化幅度会受到什么影响。该论文考虑了离职率相较基准假设情景上升10、25和50个百分点的情况（从历史数据看，2007-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离职率上升了50个百分点；2000-2002年的衰退期间，离职率上升了约20个百分点）。结果显示，如果离职率相较基准情景增加10个百分点，失业率的上升幅度将比离职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多出大约60-80个百分点；如果离职率增加50个百分点，失业率的上升幅度将是离职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的5倍左右。可以发现，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避免企业裁员大幅增长。
该论文认为，根据上述计算结果，未来劳动力市场可能出现软着陆。在大多数关于当前匹配效率水平和贝弗里奇曲线斜率的假设情景下，职位空缺率从7%下降到4.6%将导致失业率上升约1个百分点或更低，这意味着失业率仍在5%以下。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失业率水平相当低。需要注意的是，能否实现软着陆还取决于是否出现大幅裁员。图表24表明，如果离职率较基础假设情景增加10个百分点，当职位空缺率由7%降至4.6%时，失业率仍将保持在5%以下，但如果贝弗里奇曲线比作者假设的情况平坦许多，那么失业率将升至超过5%的水平。图表25、26则表明，如果离职率较基础假设情景上升25个百分点或更高，当职位空缺率由7%降至4.6%时，失业率将升至不小于5.5%的水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远高于5.5%，这显然不符合软着陆的定义。同时，该论文也承认，历史上在职位空缺率大幅下降时，没有经济不陷入衰退的情况。但是该论文认为，由于劳动力市场当前处于前所未有的紧张状况，因此可能会发生史无前例的事情。目前V/U很高，因此职位空缺率下降对总体就业的影响有可能比一般情况小得多。即使职位空缺率下降，劳动力需求仍然强劲（4.6%的职位空缺率仍然处于历史高位），因此似乎有理由认为裁员不会大幅上升，因为历史上只有在劳动力需求疲软时，裁员才会大幅上升（高于长期趋势）。当然，也存在可能导致无法实现软着陆的风险因素。比如，随着经济放缓，家庭和企业可能变得极度厌恶风险，并减少支出和投资，同时企业开始裁员。这通常是发生在衰退中的情况。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并持续，经济就无法实现软着陆。此外，如果供应冲击持续，通胀继续上升，通胀预期上升，那么降低通胀并实现软着陆将是极其困难的。不过，尽管存在上述风险，但大多数专业预测者仍在预期经济会实现软着陆，失业率仅略有上升，通胀率会朝着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下降。显然，他们也相信劳动力市场的软着陆是可能发生的。[1] Anderson, Haelim, and Jin-Wook Chang (2022). “Labor Market
Tightness during WWI and the Postwar Recession of 1920-1921,”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2022-049. Washington: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https://doi.org/10.17016/FEDS.2022.049.
[2] PIIE, Alex and Lawrence, Policy Brief 22-7, Bad news for the Fed from the Beveridge space, https://www.piie.com/reader/publications/policy-briefs/bad-news-fed-beveridge-space/introduction
[3] Figura, Andrew, and Chris Waller (2022). "What does the Beveridge curve tell us about the likelihood of a soft landing?," FEDS Notes. Washington: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July 29, 2022, https://doi.org/10.17016/2380-7172.3190.
具体内容详见华创证券研究所8月31日发布的报告《【华创宏观】贝弗里奇曲线告诉我们软着陆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海外论文双周志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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