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曼纯：乌克兰语言规划及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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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语言规划及制约因素
戴曼纯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专职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00089
提要
乌克兰的语言规划史是一段复杂的历史，乌语的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经历过波折和斗争。本文在简要概述乌克兰语言生活状况及语言规划后重点分析了制约其语言规划的因素。作者指出，历史造成的双语现象及公共领域的俄语优势，法律、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及地域差异等因素不但影响了乌克兰语言规划思想的统一，还左右了人们的语言态度，造成语言群体的不确定性，阻碍了乌语标准化进程，降低了乌语推广效率。关键词
乌克兰 语言规划 标准化 制约因素
01
引言
乌克兰语( 下称乌语) 属于印欧语系的东斯拉夫语支，分三大方言: 北方方言、西南方言和东南方言。标准乌语的发展一般分三个阶段: 古乌语、中古乌语和现代乌语。古乌语时期正值基辅国 10 ～ 14 世纪的形成与解体阶段。中古乌语为 14 ～ 18 世纪使用的语言。现代乌语的演变发生在 19 ～ 20 世纪。历史上，乌克兰民族的土地多次被外族占领， 语言遭受公开或非公开方式的压制。但是，乌克兰人民保住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实现了民族自决和独立的梦想。
乌克兰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语言政策及规划的复杂性，尤其是语言规划实施的有效性。在乌克兰，语言不仅是交际手段，还是人们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复杂的语言局势也严重制约了乌克兰语言政策的实施和语言规划效果。其中隐含的启示值得我们挖掘。本文首先介绍乌克兰语言生活现状，然后探讨其语言规划及制约因素。
02
乌克兰语言生活特点及规划
1. 语言生活现实
乌克兰当前的语言生活呈双语特征，通用乌语和俄语，但这不表明所有乌克兰人都精通或使用乌语和俄语。乌语于 1989 年被确立为惟一国语，是代表乌克兰民族、文化和政治的国族语言; 俄语作为苏联时期的通用语，在某些领域和地区依然广为使用，是国家法定的几门少数民族语言之一，享有很高的非正式语言地位。虽然宪法规定乌语为惟一的官方语言，但目前还有相当多的乌克兰人将俄语作为主要语言使用，理想与现实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我们可以从一篇电影语言解读文章看出乌克兰语言现实及乌语未来的不确定性。作者分析了一部乌克兰 2004 年的电影《橙色的天空》的语言对白，试图揭示当今乌克兰语言生活的社会意义，发现了非常有趣的事实: 电影中的角色一直各自使用自己的语言( 乌语或俄语) ，几乎没有语码转化。乌语使用者和俄语使用者在同一对话中不顺应对方，饱含丰富的寓意。电影对白反映了乌克兰语言生活现实，乌语或俄语在交际中占主导地位，决定何种语言起主导地位的因素有地理位置、年龄、教育背景、家庭背景等。
乌克兰的双语现象可从下列数据窥见一斑，全国 90 % 以上的人使用乌语或俄语，有的人使用乌、俄两种语言; 60 % 的人认为自己的母语是乌语，38 % 的人认为母语是俄语。为了保护一直受到威胁的乌语及其文化，乌克兰自独立以来最大的语言国策是实现语言文化的乌克兰化，试图消除数百年来俄罗斯化造成的影响。二十多年过去了，语言推广效果并不理想。目前的语言社会功能出现了乌语和俄语各占优势的现象。例如，虽然国家通过政策调节公共领域的语言使用，但是对商业和私人领域的语言运用影响较小。政府文件用乌语发行，但议员用俄语进行电视辩论。有政府官员出席的会议可能使用乌语作为会议正式语言，而发言者可能选择使用俄语。大学教授用乌语讲课，但在办公室与学生交谈时可能采用俄语。乌克兰的这种特殊双语关系反映出语言社会分工在博弈和调整阶段。当前乌语和俄语的关系仍处于动态发展变化之中，使乌克兰语言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有研究显示，乌克兰的语言认同和语言实践一直处于变化状态，乌语规范从未处于静态。民族属性和母语带有很强的政治含义，融入了意识形态，人们的身份类型取决于个人的社会定位; 人们一般将自己的民族语言定为母语，但实际情况可能是母语掌握不佳。乌语往往与农村联系在一起，俄语则与城里人、有文化、受教育等联系在一起。其结果是，过去大量乌克兰人能熟练使用俄语。人们的语言选择取决于个人喜好、语言技能和使用环境等因素。这一现象及其背后的复杂心态影响了乌语规划进程。
2. 乌语规划
现代乌语是一门统一的语言，只有一些地域差异，当前共有约17万个词汇，其中包含丰富的借词，不少词汇来自德语、波兰语、土耳其语、塔塔尔语，有些词含有希腊语或拉丁语等欧洲语言成分。自1991 年以来，乌克兰的经济在发展，移民在增多，人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国际媒体和文化，大量英语借词涌入乌语，语言成分在发生变化，给语言规划带来挑战。
标准乌语采用西里尔字母拼写，语言系统起源于 19 世纪; 标准语以东南部近期的统一方言为基础，利沃夫西部乌语口语自 19 世纪后期开始也对标准语的形成产生影响。虽然乌语和俄语的语法和词汇特点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是差别也非常明显，不能视为相同的语言。有数据显示，两种语言的词汇差别达 38 % ，共有词汇占 62 % ，完全相同的词素占 44 % ，相似成分占 18 % 。这种差异性远远超出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25 %) 、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33 %) 、德语和荷兰语(25 %) 。乌语和俄语的某些语素差异源于音变，两种语言的性、数、格的形态句法出现了显著差异，例如俄语将来时采用一种形式，乌语则可分为两种(一种像俄语加情态动词，一种不用情态动词而依靠词缀方式) 。
比兰纽克和梅尔尼克指出，有人对乌语和俄语的差异性抱有误解，西方过去源于政治的误解将乌克兰的语言和文化归入俄罗斯语言文化; 随着乌克兰政治格局的变化，这一误解在逐渐消失。但是，这一误解在乌克兰根深蒂固，长久以来的双语现象使人们无法想象不懂两门语言是什么样的情形。由于语言规划越来越重视语言正确性、书写规范及语言界限，乌语和俄语走到一起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虽然现在很少有人会说乌语和俄语是相同的语言，但是交谈中两种语言并用的现象愈见普遍。公共场合和媒体采访中各说各语言的现象也极为常见。
乌—俄双语者的情况比较复杂，频繁的语码转化，形成了乌—俄杂交语(surzhyk，该词带有贬义) 。这种杂交语言正是语言入侵的结果，杂交语还衍生出数种结构上有差异的变体，在语言规划与矫正过程中，乌—俄杂交语被看做非标准、不纯正、没地位的语言。民族主义语言思想家认为乌—俄杂交语是俄语占统治地位带来的结果，他们试图提高乌语使用者的语言意识，认为区分乌语和俄语的能力决定一个人的语言文化水平。有了这种态度，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代表乌克兰参加2007 年欧洲歌手大赛的流行歌手使用乌—俄杂交语引起人们的愤怒，他们认为歌手用垃圾形象和破烂语言玷污了乌克兰文化。乌克兰语言纯洁论者坚持乌语和俄语要有明显的区别和界限。然而，乌语和俄语在规划或标准化方面很不对等。俄语是一门确立了标准并且推广良好的语言，乌语标准却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 权贵们往往乌语水平低下; 许多官员和教授即使会说乌语，也只是严重俄语化的乌语变体，或者不标准的乌语方言; 连什么是纯正乌语、什么是不纯的乌语，仍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因此引发了语言观点之争。对于单语或双语问题，不少学者讨论过以下几个方面，包括乌克兰是否应该定性为双民族国家( 即乌克兰族和俄罗斯族) ，乌克兰语言法是否应当作为强制实行乌克兰化的一部分而写成一部排他的法律，国家建设( nation building) 是否应当作为归化过程。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乌克兰需要拥有自己的语言。这一原则已成为坚持乌语为惟一语言以巩固国家的理由之一。乌语是国族认同的显著标志，一定程度上象征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分离，象征乌克兰的独立。
由于标准乌语和方言口语发展至今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差异，当前乌语标准化与 20 世纪 20 年代有所不同，乌语纯洁标准不再与农村口语联系在一起，而是根据乌语科技精英和文化精英的语言认识制定而成。人们实际使用的口头乌语已经变质，带有明显的俄语化特征，偏离了标准乌语规范，以至于语言学家也难以就本地语的界定达成一致，视本地语为标准语的口头变体者有之，视本地语超出了标准范围者亦有之。现在的语言纯洁化不像过去只关注外来词，已经扩大至其他方面。纯洁主义代表了语言立场，维护语言纯洁性被看做乌克兰人的道德责任。首先，乌语纯洁化要摒弃平行表达式( 即在发音、形式或结构上与俄语相通的语言单位) 中的俄语借词。问题是，有些俄语借词很难被人注意，而有的乌语成分与俄语同源、貌似相同， 容易被错判为俄语借词。更为复杂的是，乌语的城乡差异不小，城市语言变体含有更多的外来词。其次，外来词通过文学作品渗入标准乌语。再次，西部乌语和东部乌语的外来词拼写有一定差异。西部乌语借词无损于标准乌语的形象，而东部乌语写法显示出本土特色和民族特色，不同于其他任何语言。1928 年颁布的正字法采取折中方案，新的正字法倾向于东部乌语拼写惯例，而外语借词的拼法以西部乌语拼写方式为基础。1933 年，新的正字法废除了 1928 年版本，外来词的译写遵照俄语习惯。20 世纪 80 年代，乌语正字法再一次引起关注，恢复某些被前苏联禁止的语言成分被看做民族独立和国家独立的象征。新颁布的正字法(1990 年版和1993 年版)修改了外语借词译写规则。1999年出版的新版乌语正字法增订了许多内容，采纳了不少折中方案，试图统一国内外拼写惯例。可惜这一版本仅发行了100本，民众几乎无人知晓。2000 ～ 2001 年，正字法问题再次引发热议。政府官员宣称将实 施1999年正字法，新闻记者和广大民众加入了这场大辩论。赞成立刻实施大幅度文字改革者提出清除外来词。采取新的文字改革被看做实施国家语言政策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爱国的象征。而反对者认为要谨慎对待拼写惯例，不同意草率行事。这一反对意见阻止了文字改革计划的实施。正字法改革陷入僵持阶段。同一词语的不同拼写各行其是，不同拼写规范 (主要是外来词的译写) 相互矛盾。因为外来词拼写方案的选择象征并区分不同的思想阵营和文 化圈，所以语言规划方案的争议折射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当然，乌语纯洁化主要不在于废除外来借词，而是反对文体层面的书卷气。正字法方面的纯洁化则集中在希腊语、拉丁语及其他欧洲语言借词的转写上。雅沃尔斯卡认为乌克兰标准语已处于十字路口，一方面混乱的语言生活实践与强求语言统一规范的理念格格不入，另一方面编纂过程面临多方压力，有时候受不同语言意识形态的影响走向了反面。当前乌克兰语言规划不但在修订语言标准，而且还在修订制标的标准和原则，乃至更新语言准确性理念( 这一点取决于人们语言态度的转变) 。
从正字法改革陷入僵局、当代标准乌语尚无统一拼写规范来看，乌语纯洁化或标准化任重道远，既要清除外语借词，还要消除文体方面的不良影响，提倡使用民间口语表达式，制定欧洲语言借词的拼写规则等，更需要克服阻力推行新的正字法，真正实现纯洁化目标。
3. 乌语标准化的指导思想之争
乌语标准化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上流社会使用的非标准乌语强化了乌语属于不纯正乡土语言的形象，政府和科技领域过去鲜有人使用乌语，因此需要增加大量专业术语; 但是，术语的研制招来许多反对意见，损害了标准乌语的形象，降低了国语地位。
除技术层面外，语言意识形态作为指导思想，对语言标准化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代乌语标准化的影响因素来自许多方面，其中包括标准化的动机或目标。例如，语言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由来已久的文化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即解决乌克兰语言文化与其他语言文化的差异问题。雅沃尔斯卡认为乌语标准化受文化态度的影响，人们把乌语看做文化财富，而不像许多英语国家对语言持实用主义态度。这种文化财富态度与乌克兰语言政治的激烈斗争有着密切联系，放弃母语等于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因此人们关注语言选择问题胜过语言水平。雅沃尔斯卡通过分析与此有关的文化模式和语言意识形态，发现浪漫主义模式和欧洲模式对标准乌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这些模式重申并强化标准乌语的分离功能，用语言支撑乌克兰国族身份的建立。但是，近些年反映出语言标准化意识的辞典、手册编纂偶有矛盾之处，有时似乎不是编纂规则问题，而是思想观念问题。下面简要解读雅沃尔斯卡关于文化态度或模式影响语言标准化的观点。
在标准乌语形成过程中，曾有不同的文化模式(如浪漫主义模式、欧洲模式、理性主义模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现代乌语思想和规范方向。浪漫主义模式关注书面语与地方话特征，欧洲模式则注重地区标记，如区分东部乌语和西部乌语。雅沃尔斯卡认为这些模式表达了不同的文化导向，但不是完全对立的导向。它们与语言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在不同层面上认同标准乌语的分离功能( 即摆脱其他语言文化的束缚) 。带有民族主义标签的文化模式在乌语标准化历史上产生过作用，如今影响力减弱，主要是因为民族主义思想不符合构建乌克兰身份的政治目标，乌克兰文化的启蒙传统相对较弱。自 20 世纪 30 年代前苏联时期至90 年代初，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在标准乌语的形成过程中非常活跃，如今仍然在产生影响。
浪漫主义思想在标准乌语形成初期决定了语言规范的取舍。语言意识作为民族意识固有要素，对现代乌克兰人民族身份的形成产生了影响，民族主义者抛弃俄罗斯身份和波兰身份，用标准乌语作为界定外人( other) 与自己人( our) 的手段。外来的俄语被认为书卷气十足，是城里人的语言，无数外来借词让一般民众难以理解。因此，标准乌语选择民间语言作为基础，把书卷气十足的语言看做难以理解的、虚伪的、非我族类的语言。到 19 世纪，这种浪漫主义文化模式仍然盛行，20 世纪 20 年代，表现为语言纯洁主义，反对一切外来语言影响，只有使用乡村语言的文学作品才可以作为语言规范的参照标准。他们甚至对科技文本和科普著作的语言持批评态度，因为科技语言与乡村语言相同之处少，受俄语影响大。纯洁主义者反对借词，鼓励造词。这种观点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反对者讲求务实，不赞成不顾代价地维护乌语本土特点，呼吁标准化应注意当代语言生活实践，更多地利用经典文学作品和当代文学作品。然而，1933 年苏联开始进行反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斗争，语言纯洁主义首当其冲，被指控离间乌克兰和俄罗斯，属于敌对、颠覆和民族主义行为。纯洁主义者造出的新词被批评为牵强附会的生造词，俄语借词被认为是正确、自然的词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但语言纯洁主义者，而且反对纯洁主义的务实论者和民族主义的批判者都难逃厄运。语言思想和语言成分都有可能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语言纯洁主义者造出的新词是民族主义的象征，成为政治审查的内容。此间的俄语标准化和乌语标准化带有理性主义色彩，例如俄语标准化受法语标准化惯例的影响，旨在规范广袤疆域上的俄语变体，形成统一的标准。
虽然语言纯洁主义标准化在 20 世纪 30年代遭到压制，但是关于语言正确性和乌语纯洁性的意识并没有消失殆尽。浪漫主义模式在旷日持久的语言斗争中没有失去影响力。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科技术语翻译成更接近( 乌语) 本地语词根的词汇，术语专家对此反应平静，他们认为不可能完全退回至20 世纪 20 年代那种造词法( 当时乌语没有相应的科技术语) 。20 世纪 90 年代的纯洁主义做法完全不按照苏联时期的术语研制方式，而是将外来词翻译成本土词语，例如医学术语辞典中把外来词特意放在条目最后。其他科技术语也在进行这种改造，废除俄语来源的术语( 俄语音译) ，改换成新造术语。根据雅沃尔斯卡的调查，浪漫主义模式在编辑行业有相当的影响，出版物编辑将俄语化的词汇改成本土词汇。使用乌语本土词中的起承转合词语最能显示出乌语特性，也表示出语言和政治上的忠诚。与书面语做法不同的是，口语中使用俄语化的词语不表示对俄语的忠诚，而是表明语域(register) 的非正式程度，因为人们在语言生活实践中调整了词语的功能，赋予它们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内涵，表 明他们在用语言差异表示意识形态的区别。但是，有人认为，说俄语的乌克兰人使用混杂的乌语变体，玷污了乌语的纯洁性，妨碍了标准乌语的习得。
乌语规划史是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乌语在俄罗斯化及去俄罗斯化过程中实施标准化，程度不同，政治意图相左，不同时期的乌语规划没有足够的延续性。不停的反复搞乱了规划思想，影响了规划效果，也增加了当前规划的难度。
03
语言规划的制约因素
虽然政府实施乌克兰化政策，试图向全国人民推广乌语，但是乌语和俄语双语并存的关系不会短时间内发生大的变化。当前乌克兰的语言生活状况既不是乌语一统天下，也不是俄语引领一切。乌、俄两种语言在社会语言生活实践中的关系依然极不稳定，语言政策及规划的实施前景不甚明朗。不同层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左右乌克兰语言生活的发展。这些因素有多少，学者们的看法很不统一。有人认为是民族意识、政治倾向、制度要求、习惯做法、流行音乐和艺术潮流、家庭传统、个人经历等。塔兰恩科则笼统地提出三种: 社会文化因素、社会政治因素、语言群体的分化及态度。库里克认为媒体在语言生活方面起着导向作用。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几种。下面分别阐述这些制约因素的缘由和作用。
1. 语言法行文含混不清
从主权角度讲，乌克兰被多次割断历史，思想启蒙缺乏连续性，作为一个国家还没有形成强烈的国族身份感。国族身份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严重影响国家政策和语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这种模糊性甚至表现在乌克兰宪法中。有人认为宪法关于语言问题(尤其是语言教育) 的表述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例如宪法第十款规定乌语为国语，保证乌语在乌克兰境内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的功能和全面发展，但同时指出保护俄语及小族语言的使用和发展自由; 宪法支持乌语教育，也保障少数民族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语言法原本应该保护受威胁的乌语，结果被亲俄语者利用，成为保护优势语言俄语的法律依据。
2. 政界领袖摇摆不定、俄方态度咄咄逼人
乌克兰政要对待俄语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以最新一轮总统竞选为例。地区党领袖亚努科维奇在竞选总统时曾承诺提升俄语地位。根据国际文传电讯社2010 年 3 月的报道内容，当选总统后的亚努科维奇 2010 年3 月依然声称要确立俄语的官方地位，但是这一观点遭受多方批评，尤其是乌克兰议会议长的批评。议长不希望乌克兰重蹈爱尔兰覆辙的论点及其他批评改变了总统的观点，亚努科维奇选择站在维护乌语为惟一国语的阵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去俄罗斯化持否定态度，据 2010 年 6 月 7 日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克里姆林宫派总统特别代 表什维德科伊敦促乌克兰将俄语提升至官方语言地位，什维德科伊认为乌克兰的双语文化正是其力量所在，二元文化( biculturalism) 是乌克兰强盛的重要基础。他还指出，乌克兰东部及东南部地区的国民自我意识与西部地区不同，这将给乌克兰国族的形成带来严重问题; 俄罗斯需要一个强大、繁荣、民主而稳定的乌克兰，双语制是乌克兰的财富。这里的潜台词似乎是掌握俄语有利于与俄罗斯交往，仅掌握乌语不利于两国交往。俄罗斯联邦政府公开支持并保护苏联俄语遗民，对乌克兰的俄族产生了一定的语言文化感召力，强化了俄语群体保护自己母语、提升母语地位的愿望。这一思想对乌克兰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 社会政治与语言斗争纠葛不清
俄语作为乌克兰最大的少数民族语言，是相当数量少数民族选举代表的日常生活用语。某些政治势力不断重申提高俄语地位问题，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期间尤其如此。他们考虑自身利益和地方( 东部和南部) 选民的语言利益，将俄语问题纳入国家政策，代表了俄联邦对待乌克兰的文化和思想态度，多次掀起浪潮，为俄语争取第二国语或第二官方语言的法定地位。乌克兰的语言政治斗争从未停止，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是乌语推广的急先锋，但是其他语言意识形态依然势力强大。根据舒姆连斯基的分析，乌克兰存在四种不同的语言政治势力，通俗地讲可分为挺乌派、挺俄派、实用派和平等派。乌语和俄语在这场博弈中的结局尚不可知。
政府对各种语言意识形态采取放任的态度，致使相左的语言规划思想蔓延，与各种政治势力合力阻碍了乌克兰化进程，影响了国族身份建设和国语的推广。有学者指出，事实证明两大阵营( 俄语阵营和乌语阵营) 的政客并不关心找到解决语言问题( 首要的问题是俄语地位问题) 的妥协方案，大家都在关心权力和经济，有的人认为妥协实不可取，因为会妨碍现有语言政策的实施，即推行乌语、保护乌语使用者的权利。
4. 语言群体及语言态度难以确定
历史上漫长的俄罗斯化改变了不少乌克兰族的语言意识及语言忠诚度。虽然他们声称自己的母语是乌语，但是使用语言时偏向俄语。正如巴维尔 恩 科指出的那样，乌克兰语言斗争的核心过去和现在都与乌克兰民族的语言忠诚度有关。
虽然乌克兰独立以来20多年一直推行乌克兰化政策，但是语言群体划分及人们的语言态度还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有调查显示，乌克兰人的语言态度取决于他们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愿望及语言价值观的形成。人们一般认为，乌克兰俄族人 (俄语为母语的俄族人占乌克兰人口 30% ) 很容易转向乌语。大多数情况下，乌克兰俄族在心理上对俄罗斯语言和文化没有特别强烈的情结，许多人能接受乌克兰爱国思想和民间文化。乌克兰化政策制定者希望稍加鼓励，这些乌克兰俄族人就会接受乌语作为主要语言。而事实上，让他们转向乌语困难很大，尤其是在俄族人集中的地区。俄语是自己的文化传统和身份象征，乌语只是一门与个人无关的外语。这些地区的乌语推广效果不佳，强行推广往往引起反感和怨恨，有的认为自己被强行从苏联其他地方割断了联系。人们依然希望与俄罗斯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许多人甚至怀疑乌克兰独立国家主权的长久性。
正如舒姆连斯基阐述的那样，乌克兰语言群体划分复杂而微妙，语言政治影响语言生活及群体划分。乌克兰与地域相关的政治因素和语言态度也影响语言地位的确立和政策的推广。例如，东南部的地方政府往往不执行改善乌语状况的政策。20 世纪 90 年代，某些地方( 如顿涅兹克、克里米亚) 议会作出赋予俄语官方语言地位的决议，动因是这些地区的大多数人在日常交际中倾向于俄语。根据乌克兰法律，这类决议必须符合民族原则( ethnic principles) 。因为这些地区的大多数人属于乌克兰族，所以司法部门裁定地方决议违法。除司法部门的态度外，亲乌和亲俄知识分子的语言态度在引导社会语言生活方面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乌语扩大论和俄语至上论两大阵营正是如此。此外，民众的语言态度也影响语言政策的推广、群体划分及社会语言状况，例如有的学者发现许多调查对象表示，无论是否把乌语看做母语，自己均尊重乌语及其权利，但是，他们作为俄语使用者经常感受到压迫和不安。只有部分俄语使用者愿意将母语定位为乌语。
5. 媒体对乌语推广无作为
媒体对大众的语言意识形态起着引导作用，不但影响语言地位规划，还对语言规范的实行起着极其重要的样板作用。媒体既不讨论乌、俄两种语言定位的兼容问题，也不介绍个人和语言群体的不同经历和感受。媒体一方面重复国语建国、构建认同的理念，另一方面对语言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媒体文本分析显示，中间派的语言意识形态在媒体中占据统治地位。
乌克兰媒体的中间派态度既为乌语地位的确立作出了贡献，也使激进民族主义无法将俄语彻底赶出乌克兰。媒体在采访或邀请脱口秀观众时不规定选择乌语或俄语，把语言选择留给个人决定。媒体在报道与语言有关的活动时不发表个人或群体的语言观点，不鼓励人们从民权和法律角度考虑语言问题。媒体在语言问题上的有效噤声降低了大众的语言问题意识，打消了解决问题的愿望，堵塞了讨论如何解决问题的途径。有人认为，媒体不把语言当作问题来对待，有利于社会整合和社会稳定，却有碍民主。也有学者认为媒体不是毫无作为，他们的语言使用已经带有倾向性，语言及标准的选择直 接 影响语言地位和语言政策的实施。2006 年底，俄语广播电视节目 ( 52% ) 多于乌语( 48% ) 。这只 能说明媒体依然有利于俄语，而不利于乌语发展。
6. 文化教育力度不够
社会文化对语言生活的影响毋庸置疑。虽然乌语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说俄语地位大幅下降还为时过早。俄语依然是社会领域的主要语言，俄语文学( 包括从俄罗斯进口的书籍) 在乌克兰图书市场上依然占主导地位。日常文化生活中听到的是俄语声音，大部分乌克兰城市地区使用俄语。虽然政策规定外语影视作品必须翻译成乌语，但是实际上人们照常欣赏俄文影视节目。因此，俄罗斯图书和文化的输入恰好对乌语的推广产生了反作用。
因为向成人推广一门新语言的难度远远大于儿童，所以最有效的语言推广方式是向儿童教授乌语。儿童语言习得需要教育作后 盾，因为语言习得取决于家庭环境和教育环境的支撑，需要强大的学习动力。俄语家庭的儿童缺少乌语习得环境，语言教育尤为重要。1991 年乌克兰独立之初，乌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占 45 % ，俄语占 54 % ; 2005 年， 乌语学校比例上升至 78 % ，俄语降至 21 % ， 剩下 1 % 的学校以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塔塔尔语、波兰语、摩尔达维亚语等为教学语言; 在非乌语学校，乌语是一门课程，但由于师资力量、教材质量、教学经费、教学水平不 够，乌语教学质量难有保障; 将乌语作为第二语言修习的学生数低于俄语学生数。另一组数据显示，如果从 20 世纪 50 年代算起，乌语和俄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变化幅度并不太理想。1955 ～ 1956 年度用乌语教学的全日制中学占 72.8 % ，俄语占 26.3 % ，1989 ～ 1990年度乌语降至 47.5 % ，俄语升至 51. 8 % ， 1995 ～ 1996 年度乌语升至 58 % ，俄语降 至41 % ，2003 ～ 2004 年度乌语继续上升至 75 .1 % ，俄语降至 23.9 % ，2008 ～ 2009 年度乌语上升至 81.1 % ，俄语降至 17.6 % 。也就说，独立 20 年后将乌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全日制中学所占比例才提升至独立前 30 多年的水平，恢复速度还不能满足乌克兰化的预期要求。
这种语言教育状况与乌克兰宪法保护所有语言及其教育的规定不无关系，更与俄语在社会交往中确立的实际地位有关系。如果没有强大的语言学习动力和良好的语言环境，向俄语乌克兰人( 特别是成人) 推广乌语有可能面临成人二语习得普遍失败的结局。
7. 地域差异造成语言政策实施不平衡
由于历史原因，乌语和俄语的分布带有地域性。各地推行语言政策的难度和效果不同。乌克兰既有单一乌语区( 如西部) ，也有单一俄语区( 如东南部) ，还有乌语或俄语占主导的地区，甚至乌语和俄语几乎地位相等的地区; 尤其是俄语区主要集中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镇，而乌语一般流行于农村地区; 城乡差别一般与语言地位形成一定的关联，更与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挂钩。因此，乌语和俄语的区域分布及其相关因素很不利于乌语的推广。有人揭示了这样几种区域心态，西部地区的民众比其他地方的乌语使用者更坚定地支持乌语推广，东南部总体上对语言政策的抵制不如俄语本族语者那么强烈。有美国学者调查乌克兰西南部扎卡帕迪亚( Zakarpattia ) 地区的语言生活后发现，这一带居民的民族成分复杂，使用的语言或方言数量较多( 如同时使用乌语、俄语和罗塞尼亚语) ，民族认同和语言认同心态复杂。他们对乌克兰的认同还不够清晰坚定， 有的人甚至在使用乌克兰这个名称时不包含扎卡帕迪亚，还有人通过使用俄语表示自己对乌语的抵制。可见，在这样多重语言身份的地区推行乌语政策难度很大，效果不佳。
04
结语
乌语虽然具有国语地位，但是其实际使用范围受到俄语的掣肘。由来已久的俄罗斯化使俄语成为非常实用的交际工具，人们使用起来毫不陌生。乌语的优先地位主要源于国家政治和民族象征需求，俄语的偏好则源自日常社会生活需要。显然，乌克兰的语言规划受到多方制约，乌语标准化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历史造成的双语现象及公共领域的俄语优势，法律、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及地域差异等因素不但影响了语言规划思想的统一，还左右了人们的语言态度，造成语言群体的不确定性，阻碍了乌语标准化进程，降低了乌语推广效率。
文章来源
戴曼纯.乌克兰语言规划及制约因素[J].国外社会科学,2012(03):72-81.
参考文献略。
今日责编：Cec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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