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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唐荔：被开批判会，大姐催我发言“划清界限”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原题
作者：唐荔
我的小名叫三毛，是爸爸给起的。大姐大毛，二姐二毛，妹妹四毛，我自然就是三毛。
台湾女作家三毛的死触动了我永远的忌讳，她选择了与爸爸相同的告别世界的方式。爸爸死在1967年，那时我不到14岁。作为第一目击者，我没有哭。
两年后，告别北京，告别妈妈和四毛，登上北去的知青专列，我仍没有哭，因为在铁轨的那一端，有我的两个姐姐。
火车向北，走了两天两夜。车到福利屯，是早上5点多钟。事先姐姐已经告诉过我：福利屯再过一站是双鸭山，就是出刘英俊的那个地方；到了双鸭山，铁路就算到头儿了，再往前走就得坐汽车了。
车站广场上，乌压压地坐着的全是带背包的人，一排一排的，穿着黄色或是蓝色的衣裳。站着的是接“新兵”的人。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兵团战士了。
妈妈说一开车就去打电报，总不会是哭忘了吧？为什么不见姐姐面？正在胡思乱想东张西望，远远地有一个人，边走边打听着，向我们这边找来。二姐！我从高大的毛主席语录牌后边站起来，没敢出队，原地挥手喊着：“二姐！”二姐走过来，胖胖的，大大的眼睛，梳俩小抓鬏，除了黑一点儿，一年零九个月没见面，没什么大变化。
“哎，找了半天才找着你”。还是老样子，说话不紧不慢的，就跟昨天还见面了似的。
也怪，往远处看看，使劲儿眨眨眼，刚才还在眼眶里打转的泪居然忍住了。
“妈妈好吗？”
“还行。大姐呢？”
“连里不准假。”
“就让你一个人来，是吗？”
“我现在跟你们不在一块儿了。为了迎接你们这些新青年，昨天连里新成立了一个独立排。把我们独立排调到双山去了，好给你们腾地方。”
“腾地方？”
“昨天我跟排里请了假，晚上赶到团部，一大早就跟接你们的车来了，找了半天才找着你。”
广场上那乌压压的人群松动了，这边一队那边一队地上了清一色的大解放汽车，散了。我和二姐一起上了车，互相靠着，蹲在人堆里。二姐有问必答地给我讲路边所见，一面还问着北京，问着妈妈，问着家。到团部，找了半天去六连的人，然后换了一辆带拖斗的小车，车上只有七八个人。
据说团里本来就没打算给六连新知青，因为我要去找姐姐，照顾了一下，又分了几名跟我一起去。
通往六连的路不是柏油路了，路边也没有了各种建筑。放眼望去，绿色一片，二姐说那叫草甸子。车子摇晃颠簸着，我死死地抓着车帮，固执地要发现更丰富的色彩。终于有了许多黄色，深的浅的，中间还夹着些许红色。二姐说快到了。黄的红的都是庄稼，秋收已经开始了。
中午，车到六连。十几排土房，一条土路。第一个看见卡车的人大声嚷着：“新知青来啦！”人们从房间里奔出来。为首的一个边跑边往一件灰色衣服的袖子里伸胳膊，两根不长的小辫儿，额头上飘着一绺淡黄色的头发，嘴里喊着：“三毛！三毛！”我跌跌撞撞地爬下车，扑进她张开的双臂：“大姐！大姐！”大我3年的大姐把我紧紧地搂住。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傍晚，大姐带我熟悉环境。走到家属房那边，一个山东口音的女人说：看你们姐儿仨哭的，勾得我们都掉泪儿了！
9月，北大荒收获的季节。
到连里第二天就下地干活儿。先是背麦子（把割好捆好的麦子捆儿背到一起），后是割大豆。背麦子，姐姐背5捆，我只背1捆，还吊在屁股上；割大豆，姐姐她们“老”知青割3条垅，我们新知青只割两条垅，还落在最后边。割了没几下，腰酸手疼，戴着手套也不管用。
我一手捶着腰，一手遮着太阳，心中生出两个感慨：一是知道了什么叫“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不是瞎唱的；二是明白了为什么大姐额上的头发会变黄——太阳晒的。望望那望不到头的豆子，继续弯腰割起来。至少不能落在新知青的最后吧。割着割着，眼前的两条垅变成了一条垅，再割，一条垅也没有了。我提着镰刀沿着垅沟走上去。
“姐，我来吧。”
姐姐擦擦汗，一人扔下一条垅，又往前走了。一旁的老职工说：“你小，慢慢来，别跟你姐比。她俩比我们还冲呢。”我咬咬牙，不肯再歇着。总有一天，“她俩”会变成“那姐儿仨”！
有姐姐作表率，过劳动关相对容易。很快，新来的几个人里，我可以数第一了。来年秋天，再到“七十垧地”去割大豆，我已经可以和大姐比肩，不用她再替我拿一条垅了。此是后话。
入冬，几场大雪过后，一片冰天雪地。连里布置了紧急任务——献“爱国粮”。连长动员说这任务是兵团首长层层下达的：今年边境吃紧，更需备战备荒。各连队要在完成生产任务的基础上，从种子和口粮中抽出一部分粮食上缴，以表爱国之心。（后来听说，由于虚报了产量，怕上级来查露馅儿，紧急调粮以充实国库——不知是真是假。）连里决定全体出动，背粮拉练上集贤县粮库。
我们聚集在种子囤旁，一人拿一条扎紧裤脚的裤子，往里装粮食。装多装少都可以，献多少“忠心”出多少力，全由自己决定。我个子矮，裤子短，两条裤腿装满，也就二三十斤。大姐不让我再装，要走70多里路呢！
第二天天没亮，队伍就出发了。每人身上绑一条鼓鼓囊囊的裤子，就像背着一个小孩儿。虽然滑稽，却很实际：绑在身上服服贴贴的，又比麻袋轻。看看队伍前面的红旗，听听各排响亮的歌声，还真有那么点儿庄严劲儿。
走了10里路，来到双山脚下。走平路时的劲头此时是提不起来了。一步一晃，两步一喘，时不时的还得托托身后背着的裤子。快到山顶时，身后的班长看我不行了，忙拿手托住我的裤子包，嘴里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连托带推的，总算把我弄上了山。
独立排的宿舍前，二姐她们烧好了开水，正夹道欢迎我们呢。看上去颇有电影中“军队和老百姓”的味道，可惜没人给往怀里揣鸡蛋。
翻过双山，路是一马平川了，人却走不动了。背上的裤子包也由“幼儿园小孩儿”变成了“关东大汉”。背又背不动，扔又不能扔，几十斤的分量全压在腰上、腿上，走每一步都要“下定决心”了。再往前走，就只剩下机械迈腿的意识了：无论如何不能掉队！什么“远道无轻载”啦，“千里不带鹅毛”啦，还有什么“不怕慢，就怕站”啦，这回算是真懂了。
好容易挨到粮库，无数辆大小汽车都在卸粮。看着从裤子里倒出来的那一点点麦子，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献完“忠心”，吃完干粮，天已过午。太阳还没出来，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雪。
连长指导员将一干人马集合在一起，要求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精神，各自为战，自己走回家去。然后宣布解散。
解散！再也不用排在队伍中“一二一”了？太棒了！这回总算可以拉着大姐的手，想走就走，想歇就歇了。来连里几个月了，头一次这么自由。大姐可不以为然，说连长指导员顺道回家倒是近了，这散了的队伍可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家了。
大姐拉着我一股劲儿地往家走。散兵游勇似的六连战士稀稀落落地走在路上，渐渐地，都落在我们的后面。身后虽然没有了裤子包，但我仍然走不动。走，本身就是最重的负担。冰雪覆盖着草甸子，没有路标，也没有路。沿着爬犁留下的印迹，我们向连队的方向走去。10里，20里，30里，大姐不让停，拉着我一股劲儿地往前走。
周围涨满了黑暗，雪地反着光。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摸去。没有灯光，没有同伴，只有姊妹相依。我不再羡慕那些自由自在地坐在路边的人，也不再埋怨大姐比班长还严厉，只是拉着姐姐的手，凭借姐姐的方向感，一步一步地向连队走去。
又过双山。大姐说要是去了二姐宿舍今天就到不了家了。我们并肩坐在一块大石头上，黑压压的树，黑压压的天，沉甸甸的心，看不见一点儿亮。我忘了长安街上的车水马龙，也忘了家中温暖的灯光，只是靠着姐姐，脸朝着六连的方向。
再走10里，摸进六连。我一头扎在炕上，听任姐姐先到食堂打饭打水，又逼我吃饭烫脚。后半夜，朦胧中听迟归的伙伴念叨：“还是有姐姐好啊！”
一天，家里来了电报：妈妈住院速归。
电报是小哥哥打来的。小哥哥是大姐的男朋友，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文革”也没有把他们分开。大姐到兵团以后，全凭书信往来。此时正逢小哥哥大学毕业分配，去向问题瞬息万变，还是当面商量来得及时，于是便假托妈妈修防空洞受伤，连打几个电报。这事当然是瞒着妈妈的。
那时连队里一天接几个电报不新鲜，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妈妈病危”“爸爸病重”是常事，忌讳让位于实际。小哥哥设计的这个理由比较新鲜，可是他忽略了一点：妈妈是我们3个人的妈妈。连里开会研究之后通知说：鉴于工作繁忙，大毛三毛不予准假；独立排工作安排得开，二毛可以回家照顾妈妈。
二姐决定把回家的机会让给大姐，连里批准了。
临行时，姐妹仨人都哭了，不是作样子。大姐回家，挨了妈妈的批评。后来超了假，又挨了连里的批判。
大姐回家之后，二姐病了。听人带来的口信，收工后，我请假去看二姐。头一回独自上双山，又是天黑以后，心里很害怕。想想病中的二姐，我什么也顾不上了，随手拎了根木棍壮胆，一路紧走。
越走越黑，越走越快。四周寂静，只有我的脚步声。快到双山脚下，声音多了起来。虫鸣唧唧，更显寂静。突然有响声出现，心里一凛，汗马上下来了。紧接着，那声音此起彼伏，竟连续不断地响成一片。咕……咕……呱……呱……仔细听去，仿佛就在耳边。我用手中的棍子打着路旁的草，尽量做出声响，力图把那声音压住，或者吓退。可是那声音顽强地响着，我几乎要跑起来了。走到一个水泡子边上，“扑通”一声，什么东西跳下水去。我的心也“扑通”一声：原来是蛤蟆！
有这个声音“垫底儿”，什么声音都能对付了。上山时再听见各种大大小小的声音，我都拿它当蛤蟆。
到了二姐宿舍，陪她说话开心，又说起那蛤蟆，大家一笑。我想，这病也许能好得快点儿？
第二天一早，天才亮就赶回去干活。一个人走在大草甸子里，想再找找昨夜的蛤蟆，可一切都已随黑暗褪去。下山不久，回头看看，远远的，有一个人跟在我的身后。初时不觉什么，再走，那人还在身后，不远不近的。我有点“毛”了。全身的皮肤绷紧，不是昨夜只盼有人作伴的时候了。想甩掉他。快走，慢走，老是那个距离。地下工作者的伎俩都不顶用，又不能闪进商店什么的——从双山到六连，只有这一条路。
继续走，那人还在身后，大约是个男的。心揪得紧紧的。那人老这么跟着，一定不是好人。怎么办？昨晚壮胆的棍子扔在双山了，草甸子里也没处找棍儿去。浑身摸摸，只有一把穿在钥匙链上的水果刀。我把水果刀卸下来，攥在手心里，紧紧的，不由得想起冬天的一件事——
那天夜里我和副班长一起值班巡逻。从烘炉到连部走了好几趟，还不到交班时间。正赶上有人从团部看戏回来，走到烘炉，发现我们远远地走来，就躲在收割机后面，想吓唬我们。一听见有动静，我俩立刻紧张起来；又看见机器后面两条长长的腿，心里着实害怕。和那长长的黑影对峙了一会儿，对方没动，我便让副班长回连部去报告，自己留下来监视敌人。
我假装镇静，平端着扎枪向前走去——反正今天是赶上了，怎么也是个死：逃回去，万一敌人破坏成功，非把我当阶级敌人办了不可，谁让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呢？就这么迎上前去和他们同归于尽，好歹也算是英勇牺牲吧。只可惜没跟姐姐说一声。
当然，后来我也没英勇成。“敌人”见有人回去报告了，马上尾随而去，居然也跑进连部！从此我着实把那两个人恨了一阵子。
今天，我又体会到“敌情”出现时的恐惧。没有扎枪，只有一把小小的水果刀；没有“为国捐躯”的光荣，只有无谓的牺牲。 近了，更近了。六连就在眼前。我快走几步，隐蔽在房山后面，盯着那人从眼前走过——男的，老乡，手里还挎着一个篮子，穿过六连，继续向远处走去。
低头看看，手中一把汗湿的小刀。
小哥哥自愿分配到黑龙江省密山县。过年的时候，小哥哥要来看我们。
大姐想去接小哥哥，苦于没有办法请假。请病假吧，赤脚医生不给通融；请事假吧，连里根本不准。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总不会出门正赶上一块砖头砸破了头吧？
姐儿俩对坐发愣。屋里没人，只有地炉子上的开水哗哗作响。大姐的目光在屋子里无目的地巡视。目光落在门后的镐上，我摇摇头。万一砸成了残废。一辈子的事儿。目光落在地炉子上，我仍然摇摇头。炉子能做什么文章？
大姐一跃而起，用抹布垫着，提起那壶开水。我急忙摇摇头。无论如何，我下不去手。
大姐左手提着壶，右手伸了过去。
妈妈说，姐妹就是手足。十指连心，姐妹连心。
事已至此，我却不能劝！
心缩成一团。背过脸去，腿都软了。
姐姐的手上烫起了大泡。赤脚医生外号人称“马猴子”的给上了点儿药，说：“干点儿轻活儿吧。”
年三十儿，小哥哥跟着连里去团部拉粮的车，自己来了。当晚，小哥哥赶上了一顿忆苦饭；在连部住了一夜；在没盖好的新宿舍跟我们聊了一会儿天，我就回班学习去了。我不知道大姐有没有告诉他烫手的事。
年初一，一清早，小哥哥走了。大姐没有请假就送他上了团部。连里为此开大姐的批判会，就在那吃忆苦饭的食堂里，指导员蹲在板凳上主持会议。一摞摞土坯上坐着全连青年。我挨着大姐，坐在最前面。
指导员平日思想工作极细。你在小卖部买点儿什么，都得小心，免得给他提供机会在大会上说：某某不好好改造，还想吃点儿白糖儿！这次开会之前，他专门让排长通知我准备发言，足见工作之深入。
我不怕批判会。几年来，我见得最多的就是这大大小小的批判会：爸爸的，妈妈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的，老师的，同学的，还有我自己的。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天放学回家，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写给爸爸，我掏出纸笔，用垫板垫着，记下爸爸“走资派”的错误，想提醒他改正。那天晚上开批判会，人们把我们姐妹几个也叫去受教育。我惊讶地听到有人说爸爸指使女儿抄大字报记变天账。那时我已经好几天没看见爸爸了。
我也不怕发言。什么样的批判会我都得发言，包括我自己的。就在为盖这栋房子备料脱坯时，我还跟全排一起批判过我的单纯军事观点”，因为我干活儿太要强，老是争第一！
批判会按程序进行，人们陆续发言。耳边听到的是无组织无纪律、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乱谈恋爱、扎根思想不牢，不一而足；眼前看到的是蓝垫板、大字报、喷气式、阴阳头，还有那一张张熟悉的陌生面孔。
大姐碰碰我：“你说吧，要不以后怎么办？”
我不动。大姐又碰碰我：“你说吧。不说，会永远也散不了。”
我不知道自己最后说了些什么，只知道这又一次的“划清界限”划得我的心淌血。
又是一年过去了。妈妈来了信，说是要给我们办困退。此时妈妈已经带着四毛到青海去了——战备需要，他们学校全迁大西北。她身体不好，四毛高原反应，家里急需有人照顾。
信寄到六连。
大姐和我攒了两天休，动身去看二姐。二姐这时已不在双山，她调到船队当炊事员去了。船队离六连100多里路。姐妹三人相会在松花江畔。
那天风大，宽阔的江面掀着浪。原本在江里游泳的打算只得作罢，连跟二姐划船到对岸去拣柴禾都不可能，只能吃着二姐用马哈鱼炒成的鱼松，聊着天儿。
“批仨人够呛。我不回去了，你们俩走吧。”
“四五年没回北京了，真想家。”
“不知道青海那里怎么样？反正回到妈妈身边去，怎么也比在这儿强。”
“四毛一定比我高了，两年前她就快跟我一般儿高了。”
“不管怎么说，就是在这里呆60年，我也一定要回北京去。”
吃着，聊着，谁也没提如果只批一个人回去怎么办。团里没批妈妈寄来的困退申请。
秋天，妈妈来了。妈妈来得真不是时候。这年发大水，许多地都淹了，庄稼收不上来。团里决定让六连发扬龙江风格——向六连放水。淹一个六连，保住全局。
妈妈来的时候，我们正在收“水麦子”。田里的水有二尺多深，每天拎把镰刀蹚着水捞麦子。高腰雨靴全没用。早上穿上湿裤子下地，干活儿回来再换上一身干的，其实也就干三两个小时，马上又该睡觉了。
妈妈是医务工作者，看到这情景，连说女孩子不能在水里泡着，要生病的。她找了连长找指导员，极其郑重地到处提意见，不知是不是也给团里提了意见。反正妈妈走的时候，团里答应至少放她的一个女儿回去。妈妈临走时，天放晴了。母女四人靠在屋前的篮球架上，看西边天上的霞。
“你们三个人自己商量吧。”
“我留下。”
“你小，还是你走吧。”
“……”
大姐含着泪。二姐眼睛看着别处。我说不出一句话。第二天，二姐和妈妈一起走了。妈妈回北京，二姐回船队。
冬天，我离开了连队，离开了兵团。二姐没有请假。大姐没送我去车站。连里不准假。
（写于1994年）
（本文摘自《青春方程式：50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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