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丨金弢：顾彬何以重炮猛轰中国作家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4-04-2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摄于北京双榆树

金弢，字有根，1974年杭州外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县分水公社儒桥村，77级考进北外德语系本科，81级北外德语系研究生，1985年1月进文化部，1985年3月借调中国作家协会，后任职于作协外联部，曾多次随作家代表团出访欧洲诸国。80年代末获奖学金赴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著译不辍。

原题

顾彬当年何以

重炮猛轰中国作家

作者：金弢

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

那些年，顾彬连连放炮，让国内文坛非常不爽。之前一个月，我跟国内一位文友通电话，对方说：“你们德国的顾彬是怎么了? 近来频频大放厥词，往我们作家头上倒垃圾。但我们没辙，德国汉学界的马汉茂不在了，顾彬老头现在是一统天下，什么事都由他一人说了算。尽管他迩来表现欠佳，但是中国作家协会还是把‘中华图书贡献奖’ 给他 ......”

时隔不久，在另一次电话里，对方又说：“你们的顾彬越来越离谱了，他口出狂言，称：我以前以为王蒙、莫言能成为伟大的作家，现在看来，他们的问题很大！” 听得我哈哈大笑。

认识顾彬三十年

算起来，我跟顾彬认识也有三十多年了。因工作缘故，初次相识是在1985年3月，而且认识过程也非常有意思。那年1月，我刚从大学出来，被分去了文化部。中国作协因文革后刚恢复工作，急需外事力量，把我借调去作协。同年4月，作家协会将接待文革后来自欧洲的第一个作家团——西德作家代表团，其实那是来自西柏林的作家团，其中就有顾彬。身为汉学家，他为代表团打前站，提前一个月到了北京，而事先也没跟我们通个气。

一天下午，顾彬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那时作协还在北京美术馆西侧、沙滩北街文化部大院的抗震棚里。我因刚接手工作，还未来得及将卷宗彻底过目，只知来访团名单，也没翻见照片，自然不认得顾彬，尤其是想，德国团的来访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顾彬的出现完全出乎意料。

顾彬主动做了自我介绍，我一听蒙了：“你们团不是下个月才来吗，怎么已经到了，你们坐的是哪个航班?” 他指了指停在院子里的那辆旧自行车，他是蹬车来的。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往后的几年中，我们成了朋友，几乎每年都有几回见面的机会。要么他来北京，我们约好了去张洁家包饺子；要么是我们作家团去德国，偶尔也会去他在西柏林或波恩的家“蹭饭吃”。那时他有个七八岁可爱的女儿。

顾彬给人的印象总是非常的好，和蔼、谦逊、少言寡语。张洁老开他的玩笑，称他是“沉默的顾彬”。我搜索旧日的记忆，丝毫想不起顾彬曾有慷慨言辞的一刻。毋庸讳言，顾彬对中文的理解远远超出他用中文的表达。跟他聊天，偶尔也会有词不达意的感觉。联想起他当时的言论，我非常怀疑这未必是他的本意。如换成一位中国作家，用委婉的措辞，含蓄地表达他的意思，效果会截然不同。

顾彬对中国当今文学，这里指的不是当代文学，尤其是对眼下一代新出世的青年作家的作品是有成见的。他总习惯拿老一代作家做比较，认为这些年轻人阅历浅，文化根茎有限，把他们的作品喻为垃圾，这其中有着他本身的因素。

人的性格起着作用

顾彬生性内向，很在意自我感觉。他所推崇的好作家，都是他私交不错、过往甚密的朋友，如北岛、孔捷生、张洁、高行健、张抗抗、舒婷、傅天琳等。如果你跟他本人做不上朋友，他恐怕很难赏识、推举或翻译你的作品。1985年6月的中国作家代表团，王蒙团长一行十六人出席“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前面提到的这些作家，在团员中算是小字辈，三十至四十岁之间，也正是顾彬的年龄段，是他最热衷的作家，都是哥儿们。我们这群青年帮去他家闹腾，彼此间亲密的关系也足以证实这一点。

按我们中国人的说法，顾彬是个有点呆气的书生，为了他心仪的汉学，他可以舍弃一切物质上的追求。我曾试问过他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是否与此有关。我们那次去柏林，上他家玩，他简陋的家舍，只有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让我们大家颇为感慨。那时中国人看一个家庭物质生活水平就看彩电。回国后，张抗抗写了一篇旨在赞誉他的文章，文中提到了顾彬的清贫生活，他当时在北京的中国女友来作协时还抱怨：照这么写，她的家人和朋友会误认为她找的是一个德国穷汉。

顾彬对事业的追求是执着的。我们很早就寄望于他能成为德国的 Franz Kuhn （库恩）第二。库恩花了毕生的精力，译笔不辍六十年，翻译了我国从明清至茅盾的《子夜》——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经典。顾彬自然有他自己的人生哲学。鲁迅先生说过，人都有一杆自己的秤。顾彬拿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近乎苦行僧的人生观去衡量、苛求现在的新潮作家，看不惯眼下文坛上的某些时风，发些牢骚，我很能理解！

相比老一辈，今日二十年后的文坛新秀跟顾彬的个人缘分似乎差了一些。于顾彬而言，中国文学发展到了时下这一步，是一门新课题。身为波恩大学汉学研究院教授，客观上或许他不能跟当年那样有着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去探究、认识这些新作品。他的领域、他的特长，这也是他的专利，只能局限在他四十岁上下时所熟知的那批作家的作品上。

顾彬的文学批评

不免有代沟意识

再者，顾彬对当今文学的评判，也是他思想意识中价值观的反映，这里也不难排除他的代沟意识。在他看来，作为他同代人的那些中国作家，是经历了十年文革，有过生活的颠簸，其作品是那段史实的写照：像从维熙蹲过牢写出了“大墙文学”；北岛经历了西单墙写出了他的《墓志铭》诗；张抗抗的支边，舒婷、傅天琳、王安忆生活中的不尽人意以及张洁《沉重的翅膀》，他们所写的不只是他们本身的个人恩怨，而是一代人的疾苦。在他看来，他们的作品，活生生、有血有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经典。而现在的青年作家，一些特定的群族，衣食无愁，茶余饭后码些文字，不耻涂鸦些湿地文学，释放一下饱和的性情，是一些赶时髦的流行曲罢了。

在话及王蒙和莫言时，对王蒙顾彬一向敬重有加。顾彬是个很具备中国文化传统的汉学家。他顺应中国文化传统，在他眼里，王蒙不仅是一位名作家，而且还是一位长辈，一位领导。1985年4月，中德作家在北京什刹海《文艺之家》举办两国文学座谈会，整个过程，顾彬对王蒙一直毕恭毕敬。王蒙身为资深作家、中方代表团团长，英语也好，又时常出访欧美，谈吐风格自然比较随意。加之德方多为中青年作家，在发言中，王蒙就是摆点年长的老资格，不吝会用长者口吻，对客人略有提醒告诫之辞。就是我们不翻译，顾彬也能句句听懂。尽管如此，顾彬丝毫没有动摇过他对王蒙虔敬的神态。即使后来王蒙当了部长，顾彬来京让我带去王蒙办公室，我想这也不过是一种礼节性的拜访。

然而对莫言不一样。顾彬一开始就非常看好这个当时的青年作家。莫言不光写小说出名，人缘也很不错。出访西德一个月，他为人低调，跟人相处和谐，与世无争。加之我们一直合住一间，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白天大家忙完日程，晚上我们什么都聊，话题多涉及农村，但很少理论文学。那回1987年的中国作家团访德，在波恩大学搞作品朗诵会，当时顾彬就当着我们的面断言：“莫言将来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在场的我们都感到吃惊，多少觉得这是西方人惯有的言词夸张。中国汉字的表述比较含蓄，而德语相对会直白得多。

譬如想起1991年，慕尼黑卡尔—汉泽尔出版社计划出版莫言小说《红高粱》，出版社让我写个评介，并从国内调来《红高粱》英译本。读后，出版社文艺部主任不禁赞誉，莫言真是一位 “Großartiger Erzähler”。如直译的话，可以译成莫言真是一名“伟大的小说家”，但这种译法未免太直接，多少带有翻译腔，似乎缺点传神。如若让我译，我更愿意译成：莫言真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

由此想到顾彬的定义，“伟大的作家”、“问题很大”，其实这些都是中文表达上的不到位，用词夸张，容易引人笑话。本来同样的意思，如果换种表达：“我本以为王蒙、莫言能成为了不起的作家，现在看来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如此说来，语气就比较委婉，也不会有言过其实之嫌，读者看了也会平静得多。然而作为外语，这种语言的感情色彩很难把握，这是众所周知的。

中德文字差异造成误会

我曾在德文报纸上读到，人称赞邓小平是“Chinas kleiner großer Mann”。乍一看似乎修辞存在矛盾，说邓小平又是小，又是大，翻译不当，会出笑话。但译成邓小平是“中国的小个子伟人”，文理就顺了。其实顾彬的中文再好也不是他的母语。老外说中文，难免有差错，我们也就不必过分计较。何况我们自己说外语也会时常词不达意。

说到中国作家“喝酒吃饭”。现在国内谁不在喝酒吃饭？！这又不是作家们搞特殊。眼下的中老年作家大多经历了三年贫困时期、物质匮乏的十年文革，抑或下过乡，抑或去干校，挨过饿。想想自己当年当知青的年头，挨饿是常事。有幸享受国家的“特殊照顾”，知青每人每月发一斤肉票，而全国的农民就没有这份口福。每到买肉的前三天，大队全体知青个个兴奋异常，开心得摩拳擦掌，从精神上早就开始提前消化这一斤肉了。那是一个非常的年代。现在形势变了，物质条件好了，作家们经济上翻了身，补补油水也无可厚非！就算是“君子以酒会友”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李白不也是没有酒就没有诗、斗酒诗百篇吗? 更何况时代不一样了。不过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玩点儿气量，听得起别人说你，谁又能保证不让别人说呢? 所谓真金不怕火炼，是垃圾还是钻石，世人自有公论。

孩提时母亲常训诫：“说话是刀子，会伤人”；到了大学，汉语老师曾教诲：“贵人语迟。” 我如此一口气写来，不顾不忌，但愿不会冒犯了谁。

2022年07月15日

易稿慕尼黑

金弢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