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与金帐汗国：古罗斯历史上的“蒙古冲击”》节译（一）

Original 小安迪可汗蒙古史与元史学术兀鲁思 2023-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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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国内关于金帐汗国的译著太少，为拓宽金帐汗国史，号主决定翻译这本金帐汗国史领域的英文著作《俄罗斯与金帐汗国：古罗斯历史上的“蒙古冲击”》。本期为本书的概述、前言和致谢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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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由于国内关于金帐汗国的译著太少，仅有苏联史学家Б. Д. 格列科夫、А. Ю. 雅库博夫斯基的的《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和В. Т. 帕舒托、К. В. 巴集列维奇等著的《蒙古统治时期的俄国史略》（翁独健先生要求翻译的《苏联史纲》节译，科学出版社）。

《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蒙古统治时期的俄国史略（上）》（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蒙古统治时期的俄国史略（下）》（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为拓宽金帐汗国史，号主决定翻译这本金帐汗国史领域的英文著作《俄罗斯与金帐汗国：古罗斯历史上的“蒙古冲击”》（Russia and The Golden Horde: The Mongol Impact on Medieval Russian History）。

Russia and The Golden Horde: The Mongol Impact on Medieval Russian History

今天号主翻译的是本书的前言和致谢部分，随后也将继续翻译正文的章节，并会尽力将全书翻译完毕。译文中若有不足之处，欢迎各位朋友师生指正！

本书的作者为查尔斯·哈尔佩林（Charles J. Halperin）。在书的开头，他特别写下自己对父亲的纪念——“为了纪念我的父亲，路易斯·哈尔佩林”，本书的第一本米德兰图书版于1987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的莫顿街北601号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媒体评语如下：

“对蒙古征服及其对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后果意义的富有想象力和冷静的重新审视。”——《斯拉夫评论》“在各方面，俄罗斯和金帐汗国给这个主题注入了新的见解和解释。”——《历史》“哈尔佩林将对主要学术发现的严格分析与他自己的研究相结合，已经创造了一个急需综合和重要原创作品。”——《图书馆期刊》“哈尔佩林的新书结合了良好的学术知识和讲故事的天赋，这应该有助于在西方宣传这个太陌生的故事。”——《弗吉尼亚州季刊评论》“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将来将会被反复引用……”——《历史学家》“非常巧妙，而且非常清晰……”——《俄罗斯评论》
本书目录如下：

前言

致谢一、中世纪民族-宗教的边界二、基辅罗斯和草原三、蒙古帝国与金帐汗国四、俄罗斯的蒙古政权五、蒙古在俄罗斯政治中的作用六、俄罗斯的蒙古统治“理论”七、经济和人口的因果关系八、蒙古人与莫斯科专制九、蒙古人与俄罗斯的社会十、文化生活十一、结论注释参考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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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前言

“忽视蒙古统治时期”在俄国史学家中已俨然成为一种无一例外的原则。正如马切尔·切尼亚夫斯基恰如其分地指出，“俄国史学家们似乎普遍存在着一种不可言说的渴望——尽快摆脱和绕过这整个问题。”1 大多数俄罗斯中世纪史专家对蒙古的影响或轻描淡写，或将其描述成百害而无一利的，随后便迅速转向其他学术研究论题。2 俄罗斯“鞑靼桎梏”的历史经历本身也促成了这种在俄罗斯作家中流传已久的偏见。在帝国时代，俄罗斯经常与奥斯曼人、中亚穆斯林和日本人等亚洲人交战，俄罗斯民众往往倾向于蔑视和怀疑穆斯林、游牧民族和亚洲人。彼得大帝发起的西化运动，不仅将“欧洲优等论”引入了18世纪的俄罗斯史学，还将“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引入19世纪的俄罗斯史学著作中。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针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引发了狂热的沙文主义。直到19世纪末期，内亚的学术性学科研究才开始在俄罗斯蓬勃发展，这对俄罗斯卷帙浩瀚的、经典的编年史中“俄罗斯-鞑靼关系”的处理而言为时已晚。3 甚至俄罗斯在早期的东方学研究依旧抱有他们历史上对游牧民族和穆斯林的所有偏见。4

自俄国革命以来，苏联在中古罗斯和蒙古帝国的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不过，它也延续了俄罗斯帝国时代的史学中的一些偏见，还引入了一些新教条。5 在俄罗斯移民学者中，20世纪20年代的“欧亚主义”运动试图重新诠释俄罗斯与草原的关系，但却在形而上学的党派之争中失败了。“欧亚主义”确实鼓舞了乔治·维纳茨基这位公认的美国“俄罗斯-鞑靼关系”专家，但他对这一领域的贡献也有了其独特的局限性。6 西方学术界具有自己的一套偏见，经常在多方面老练精明附和着一句著名却虚伪的讽刺诗——“剥开一个俄罗斯人，里面就藏着一个鞑靼人”（“一个俄罗斯人的外表下藏着一个鞑靼人的内核”）。7 因此，民族主义偏见、文化傲慢和学术无知促使金帐汗国对俄罗斯历史的影响继续被忽视。

近年来，情况开始发生改变。诸多西方和苏联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逐渐揭示并了解了蒙古统治时期。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人试图整合他们的发现，也没有人尝试对蒙古人在俄罗斯历史上的作用提出一个全新的解释。在这本专著中，本人将以中世纪民族-宗教边界的范例作为比较框架来处理这一任务。

【注释】

1 马切尔·切尼亚夫斯基，“可汗或巴塞勒斯：中古罗斯政治理论的一面”，《思想史杂志》，1959年，第20卷，第459页2 关于该主题的俄罗斯历史著作的调查，请参考B. D. 格雷科夫和A. 卢拉库博夫斯基，Zolotaia orda i ee padenie（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年），第247-261页，V. V. 卡尔加洛夫，Vneshnepoliticheskie faktory razvltia feodal‘noi Rusi feodal‘naia Rus’i kochevnik（莫斯科，1967年），第219-255页，N. S. 邦索夫，“Otechestvennaia historiografiia o vliianii tataro-mongol‘s kogo nashestviia na russkuiu kul’turu”，《Problemy istotii SSSR V》（莫斯科，1976年），第129-146页，以及米歇尔·鲁布列夫，《上帝之鞭》，未出版的手稿，第1章，“引言”3 V. V. 巴托尔德，“Obzor deiatel‘nosti fakul‘eta vostochnykh iazykov”和“Istoia izuchenia Vostoka V Evrope i Rossii”，引自V. V. 巴托尔德，Raboy po Istorii vostokovedenia（=Sochineniia，tom IX，莫斯科，1977年），第21-196页和第197-482页4 I. N. 贝雷兹姆，“Ocherk vnutrennogo ustroistva uls Dzhuchieva，”Trudy Vostochnago otdelenia Russkago arkheologicheskago obshchestva ，1864年，第8卷，第387-394页，V. V. 格里戈尔耶夫，“Ob otnoshenia kh mezhdu kochevymi narodami osedlymi gosudarstvami，”Zhurnal Ministerva Narodnago Prosveschenia，ch. 178，1875年，otdel nauk（III），第1-27页5 查尔斯·哈尔佩林，《苏联对俄罗斯和蒙古人的历史学研究》，《俄罗斯评论》，第41卷，第3期（1982年7月），第306-322页6 查尔斯·哈尔佩林，“乔治·维纳茨基：‘欧亚主义’、蒙古人和俄罗斯”，《斯拉夫评论》，1982年秋季，第41卷，第3期，第477-493页；查尔斯·哈尔佩林，“俄罗斯和草原：乔治·维纳茨基与‘欧亚主义’”，《欧洲科学研究中心》，第41卷（1984年），即将出版7《麦克米伦箴言、格言和名言集》，埃德·伯顿·史蒂文森（纽约，1948年），第2019页；伯根·埃文斯，《引文词典》（纽约，1968年）第602页，我在巴特利特找不到讽刺诗。很明显，讽刺诗的原始版本是法语——“Grattez le russe et vous trouverez le tartare！”，它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最有可能出自拿破仑之手。参见维克多·雨果，莱茵河（巴黎，1900年），第3卷，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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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致谢

在撰写这本专著中，我从两位学者的研究和学识中受益匪浅：拉里·W·摩西对我理解内亚史、蒙古帝国和金帐汗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米歇尔·鲁布列夫将他的文章《上帝之鞭》的打字稿提供给我，其中，他分析了“蒙古冲击”对古罗斯经济的影响和蒙古对莫斯科的崛起的作用。尽管鲁布列夫的方法、目标和前提经常与我迥然不同，但我发现他的几个结论非常具有说服力。无论是拉里·W·摩西还是米歇尔·鲁布列夫，他们都不让我对我自己使用他们的研究负责。

1980~1981年期间，当时我无法奔赴苏联参加学术交流，来自国际研究和交流委员会的财政援助使我得以撰写这本书的初稿。1981年秋季的额外财政援助使我能够凭借高级学者（部门）交流的方式，赴苏联继续进行研究。我也诚挚感谢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在1982年春让我成为了高级研究员，并为我提供了财政资助和一间办公室。

我还要对沃尔特·米切纳的编辑协助工作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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